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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上影演员剧团成立六十周年搞了一次庆祝活动，我曾让梁波罗问一下崔杰团长，为什么很多老演员剧团的演员都不发邀请函。崔团长自有一番苦衷：六十年了，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进进出出实在是太多了，请了谁又落了谁，这就说不清楚了，怕造成不必要的误会，让人不开心，所以按编制，编制外的一概不邀请。崔团说，我深知很多演员跟剧团的感情很深厚，请大家谅解！当然，我心里明白，也有个经济问题，崔杰这几年当团长也实在不容易。每年春节前，总想让剧团的老人们在一起聚聚，吃个年夜饭，很多次都是靠他的朋友、哥儿们资助的，这些都是实情。
我1963年进演员剧团，文革后调译制片厂工作，在剧团也呆了近十年，和很多老演员相处很好，尽管不在一处工作，可都在上海一直保持着联系，很多老演员都是我崇敬的前辈，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和从艺的经验。如今古稀之年的我，常常会怀念过去的那些岁月，想起很多往事。今天我在这里想说我心目中一位为人正直的倔老头——白穆。
白穆老师在上影厂也算得上是拍戏较多的老演员，是亿万电影观众心目中极富艺术感染力的老演员。他1920年出生于天津，祖籍是浙江宁波人，后来在东北长大，17岁就开始喜欢上演戏，1941年进中国旅行团当演员。真正让他艺术上有长进是得益于1943年参加了上海“苦干”剧团，得到黄佐临先生、演员石挥的指导，加上自己刻苦努力，在几十个话剧中摸打滚爬磨练出来了，出演了《梁上君子》《钗头凤》《芳草天涯》等；1947年又参加了影片的拍摄，在《子孙万代》《风流宝鉴》中出演角色。1949年解放后进入上影演员剧团任演员、导演，后来还担任副团长，参加拍摄的影片有近百部，在银幕上塑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形象。他也是一个老戏骨，上影厂的硬里子演员，他不轻易接戏，但不论角色大小，经他一演就有戏，给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他曾在《农家乐》中饰演破落地主杜天成、在《南征北战》中饰演敌军参谋长、在《春满人间》中饰范纪泰、在《春苗》中饰院长杜文杰、在《难忘的战斗》中饰潜伏特务陈福堂、在《苦恼人的笑》中饰老教授、在《药》中饰夏三爷、在《妻子的信》中饰陈副书记、在《张家少奶奶》中饰公公、在《绑架》中饰钱宣武……要列举的影片太多了。由于他几十年的出色表演，曾荣获文化部1949年—1955年优秀影片个人创作奖，荣获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学会奖”。
“搞艺术要有苦干精神”
我1963年进上影演员剧团有幸参加大型话剧《南海长城》的演出，执行导演就是白穆老师。这个戏在上影剧团算是演出较长的话剧，我们还搞过一个“百场演出”庆祝活动。参加这个戏的好多事情至今还历历在目。为演好这个戏，在孙道临领队的带领下，我们特地去南汇和渔民一起出海打渔，体验生活，实际上是经历了一次在海上的大吐大呕的演习。当时知道渔民一早就出海，我们提前在早上5点钟就到渔船上呆在船舱里，那一股股浓烈的鱼腥味早已把我们熏得要吐了。一出海在海浪上一颠簸，全吐开了。反正出尽了洋相，我吐到最后都吐黄水了，躺在甲板上一点劲儿也没有。渔民怕我掉下大海，用一根绳子绑在我的腰上。演员几乎人人手上都抱着一个小木桶作呕吐用。所有的人都吐得十分狼狈，只有道临老师在船上彬彬有礼，还十分有礼貌地对申怀琪说：“老申，请把木桶让我用一下。”柳杰、张瑛吐得披头散发，鞋袜也掉了，柳杰在船尾抱着个大木桩子问船老大厕所在哪里，船老大说你抱着的这个就是大小便用的……打魚回来一上岸，我们这些人如同打了败仗的队伍，女演员个个披头散发，男的没一个衣冠整齐的，一个个脸发青发白，上岸后过了很久才慢慢缓过来。我反正还晕了两天，我们还拍了一张集体照片。
回上海后跟白穆老师讲了我们出海打渔体验生活的狼狈样，他笑了，笑得很乐。不管怎样，大家还是体会到渔民的艰辛，以及他们终年和海浪搏斗，锻炼出的他们那种顽强的性格，这正是我们这个戏要表现的人物性格，有没有这个体验大不一样。
后来排戏过程很顺利，白穆老师要求很严格，大家也极其认真，舞台布景、道具各部门也十分认真，进度很快，所以这个戏很快就公演了，反响也挺好，很多区县都请我们去演出，上海周边几个县城都去了。每次装台、拆台，我们这些年轻演员都和置景工人、电工一起干，这点白穆老师都看在眼里，很赞赏我们，时时叮嘱我们注意安全。
演员剧团的演员是为电影厂拍戏服务的，白穆深知这一点，为了保证这个话剧能顺利地演下去，所以当我们去闵行区为周边很多工厂的工人们演出时，他决定一些重要角色都安排B组演员，万一其中有演员被厂里挑中去参加拍电影，这个话剧还能继续演下去。我当时演一个解放军战士虎仔，戏不是太重，白穆老师让我排B组演史文峰扮演的角色钟好，这个戏比较重。
在闵行剧院演出正好是七月底，气温已高达30多度，那时候剧场没有空调，只有几个吊扇，我们去那儿演出都是周边工厂包场的。当时文艺生活并不丰富，这次又是电影演员来演话剧，很多演员只在银幕上见到过，如今在舞台上演出，所以工人们也不顾天热，看戏的热情很高，场场满座，谢幕时间也特别长。每天演出完服装组特别忙，演员的衣服全湿透了，每天都得洗，为减轻她们的负担，我们年轻演员的服装都自己处理。晚上太热了，我们都睡到剧场的房顶上，吃过晚饭先上房顶去泼水，这样晚上凉快多啦。每天上午9点到11点半排戏，下午我们基本上都在澡堂里休息。白穆老师那些天排戏很认真，给B组演员提更多要求，把戏排得更紧凑更好看。天气太热了，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肩上搭一条大毛巾擦汗用，越出汗越口干，所以每天他都会抱一个大茶缸。B组演员的戏排得比较顺利，每天看戏台词已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按白穆老师的要求，加很多新的内容进去，所以在闵行演出的几天把B组的戏全排了出来。当时柳杰比较累，她演钟妈妈，可柳婆整天乐哈哈和张瑛一起拿白穆开玩笑，说白穆是一头乌克兰大白猪，逗大家直乐。那时候演戏条件很差，大家很累很辛苦，可是有一股干劲，觉得能为工人、农民、战士演戏，做了一个演员应该做的事，同志间的关系也十分融洽，没有那么多的计较，所以我常常会怀念当时的人际关系，有一种亲情感。 白穆老师后来在总结会上说了一番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说：“实际上搞艺术是挺累人的，我在‘苦干’剧团呆过，黄先生一直对我们说，搞艺术要有一种苦干精神，不然是搞不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来的。当年我们年轻，什么都干，装台、拆台、拉幕、搬道具，还在侧幕两边看台上老演员演戏，偷着学艺。电影学校毕业的几位年轻人真不错，除了自己演戏，什么都干，这种好风气要发扬。中国有句老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这个比喻不一定确切，我说的‘人上人’是指我们的艺术才会有长进。”
为什么我会记住这段话，就因为他后面这个比喻“人上人”的解释很有意思，所以至今也没有忘记。
四十多年过去了。2009年3月北影厂来上海拍电影《建国大业》，请影协组织一批上海的老演员参加拍一场戏，我按时到达集合地点，外滩白渡路桥边上的浦江饭店。来的人还真不少，白穆老师拄着拐杖也来了，陈奇老师、仲星火老师、袁岳、张先衡、徐阜、曹雷、刘广宁……都来了。影协主席张建亚热情地接待大家，嘴里不停地说着：“辛苦了，辛苦了。”他告诉大家，请你们来是协助北影拍一场戏，请各位扮演抗战时毛主席到重庆和蒋介石会谈时，重庆各界人士欢迎毛主席到来的一个大群众场面，各位扮演当时社会上的头面人物。白穆老师是我们这群人中间年龄最高的演员，刚吃过90大寿的寿面就赶来参加这个超级龙套戏。大家都十分认真，很快就各自穿上长袍马褂，或是中山装，女士一律旗袍，十点整我们化好妆，做好拍戏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由于要照顾一些跨组演员赶飞机，先拍他们的戏，所以我们这场戏一直拖到下午三点钟才拍上，导演韩三平、黄建新几次来我们休息间打招呼：“对不起，对不起各位，让你们久等了。”白穆很实在地对他们说：“你们别忙着来照顾我们，等拍戏，我们这些老家伙早已习惯了。”整整等了五个多小时才拍上这场戏，白穆老师身穿长袍马褂，一个十足的乡绅，和扮演毛主席的唐国强拉手致意说了一句台词：“欢迎毛主席莅临重庆。”90岁的白穆老师几十年就这样一贯保持他的认真、敬业的好作风。
今年四月在纪念杜宣一百岁诞辰纪念活动中，我们在上海儿童艺术剧院马兰花剧场演了一场杜老作品朗读会，焦晃、娄际成、曹雷、俞洛生、蔡金萍、刘安古、我等都朗读了杜老的作品。刘安古是这个活动的导演，休息时，他告诉我一件白穆老师的趣事：1997年香港回归这件大事让全国人民都十分高兴，杜老也十分激动，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写出了话剧剧本《沧海还珠》，上海话剧界五代演员同台参演这个话剧，代表上海人民庆贺香港回归，上影厂张瑞芳、秦怡、林之浩、莎莉、白穆等都被邀请参加演出，他们都是第一代的话剧演员。由于大家情绪高涨，又都十分认真，所以戏排得很顺利，舞台布景也特别美。白穆在序幕中扮演一位一百多年前的白发苍苍的老爷爷。那天下午连排，晚上彩排，准备公演。排练很顺利，晚饭时白穆想换换口味，在乌鲁木齐路一家小店吃了生煎包子，回来后带上头套，请化妆师修好妆，换好衣服做好晚上彩排的一切准备工作。可就在即将开演前不久，白穆老师突然肚子疼拉肚子，不停地上厕所，无法上台了。这把大家急坏了，当时只有刘安古对整个戏熟悉，他是导演，幸好白穆老师只有序幕那一场戏，临时决定由刘安古顶白穆上场，赶紧戴白发头套换服装，准时开场演出，序幕一下来大家忙着帮他抢装，再上台演白穆的孙子。这样，爷爷、孙子两个角色都由刘安古一个人兼了。白穆嘴里一直不停地抱歉，拉肚子臉都发青了，只好派人送去医院，患的是急性肠炎，没想到拉了好几天才止住。白穆老师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成了他一生演艺生活中的大憾事。后来见到刘安古就一直“抱歉”“对不起”，那认真劲儿真让人肃然起敬。
直率的倔老头
我知道白穆老师和我们译制厂老厂长陈叙一是好朋友，他们俩是一起从“苦干”剧团摸爬滚打出来的铁哥儿们。演员剧团这么多演员都被邀请来译制厂参加配音工作，怎么却唯独没有白穆？我脑海里这个谜终于在纪念老厂长逝世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揭开了。原来，早在五十年代白穆就来厂参加配一部苏联影片，这也是他仅有的一次，当白穆听完自己的配音后，失声大叫：“我的妈啊，这是什么声音，不像人在说话！天哪！”让陈叙一赶快抹掉，重新换人重配。从那以后，“打死我也绝对不参加配音工作，除非自己演的戏。”白穆在会上动情地说：“每个人都要有自知之明，这不是我干的活，绝对不能强求。从那以后我只欣赏译制片，为很多配音演员叫好。我也由衷地佩服老朋友陈叙一在中国译制事业上作出这么巨大的贡献。”
文革中白穆老师也没有少受罪，造反派称他是文艺黑线的黑干将，拍了那么多大毒草，在影片里尽演坏人，能是个好人吗？他心中很坦然，怎么批都行，低头认罪但绝不说违心的话。后来电影厂所有的人都去奉贤五七干校搞大批判，劳动改造。演员剧团的人事关系分两拨，有在海燕厂领工资的，有在天马厂领工资的，演员全回自己厂里去参加大批判。到了干校虽然只有一河之隔，可演员之间老死不相往来，怕被工军宣队说“串供”，这个罪名可不小，谁也不敢冒这个险。一直到很后来才放松些，晚饭后大家常在河边散散步，也互相打个招呼聊上几句。有一天我和高博、康泰在河边遛弯，正好碰上白穆老师。高博问他，我在食堂听说你们演员组今天开了一天批判会，批谁啊？白穆老师告诉我们：于冲（也是老演员）这小子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早上起来见工宣队张师傅坐在河边读毛选，就鲜嘎嘎地说了一句：“张师傅你真用功，这么早就起来读毛选，好有一比‘关公读春秋’啊！”八点钟工军宣队有例会研究工作，张师傅把早上的事儿说了，“关公读春秋”这句话越研究越有问题，这是一种新动向，右倾翻案风，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仍在用封建思想腐蚀我们工人阶级。十点钟就召集演员组开批判会：封建社会的代表人物关公能和我们先进的无产阶级相比较吗？宣扬封建思想的《春秋》能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宝书相比吗？演员组每个人都要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深刻的反省。于冲要猛触灵魂写出深刻检查，要老老实实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白穆老师最后无限感叹地说：“人啊人，一定要实实在在地做人，千万别干蠢事。” 我又想起一件事，在上海影协组织的一次怀念白杨的座谈会上，白穆老师有一个发言，说得很中肯：今天我们怀念白杨同志，她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她主演的很多影片，给我们留下一份宝贵的财富。白杨同志是全国知名人士，参加全国人大、政协、妇联很多工作，由于高层活动繁忙，所以来剧团的机会越来越少，和大家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这应该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如果能像瑞芳同志那样多多关心剧团的工作那该多好啊！倔老头白穆就是这样，心里有话总要表达出来。
年轻人是希望
白穆老师对年轻人的关心爱护是真诚的。他常常说：“年轻人是希望。”他总期望着年轻演员能快点成长，早日能独当一面。
在话剧《南海长城》组时，道临老师在戏中扮演书记，在消灭武装匪徒后，有一大段讲话很动人。可演出不久，电影厂里就让道临老师接戏，马上去报到，怎么办，谁来顶这个角色呢？当时我同学吴文伦可以抽出来，可他个头矮小，人也不魁梧，很多人说他压不住场。白穆觉得吴文伦语言不错，又是电影学校毕业的新人，因此力排众议，让吴文伦来顶道临老师的戏，他准备给年轻人压担子。他跟大家说，在现实生活中，我接触过很多领导干部，有的个头不高，貌不惊人，可很有魄力，当然作为艺术，在舞台上要考虑人物的演出效果，让吴文伦在语言上多下功夫，我们在排戏时也要注意众星捧月。就这样硬是把吴文伦推上去了，一直演到这个戏结束。
文革后有一个阶段，瑞芳老师担任剧团团长，白穆老师做她的副手。他们下决心要培养年轻演员，亲自去工厂、农场挑好苗子，在剧团办培训班，组织学员们演小品、小话剧，后来又拍电视剧《上海屋檐下》，尽快把一批年轻演员推上第一线。当时有的年轻演员怕没有戏拍，白穆老师总语重心长地和他们谈心：“作为一个电影演员，首先把自己的表演功底打扎实，机会往往满天飞，但它一定是寻找那些做好准备的人。”在剧团的老演员关心下，后来很多年轻人成了电影厂的骨干力量，如戴兆安、王伟平、陈红梅、谭增卫……有的年轻人成了制片、副导演。
1992年白穆的老朋友、我们译制厂的老厂长陈叙一因患病过早地离开人世。临终前白穆多次去看这位老朋友，当时陈叙一声带开刀，早已不能说话了，在病床旁陈叙一看看身边的女儿小鱼和外孙女儿倩妮，又深情地看着老朋友白穆，白穆很快就领会老友的心意：“放心吧！我会关心她们的。”陈叙一脸上露出宽慰的笑容。
白穆老师有三个孩子，女儿在美国，一个儿子在澳大利亚，老二因病过早地离开人世。老朋友陈叙一走后，他和夫人把小鱼、小倩妮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小鱼一家子每年总和白叔叔、婶婶一块儿吃年夜饭。白穆也一直关心着小鱼的工作、倩妮的学习。小倩妮很努力，高中毕业后考进上海戏剧学院主持人班，白穆經常了解她的学习情况，给予鼓励。很快小倩妮毕业了，成绩优秀，她表示想进电视台工作，白穆对她说：我可以托朋友了解上海电视台进不进新人，也可以推荐你去应试，仅仅是推荐，能不能通过，一切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小倩妮很努力，最后被电视台录取了，白穆对此感到十分欣慰，今后去天堂也好对老朋友有一个交待。
我和白穆老师在剧团接触最多的是演出《南海长城》，虎仔的戏不算多，他是从部队回来探亲，正好遇上匪徒来骚扰。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在和匪徒搏斗中，我设计一个从高台上滚下来、从侧面击毙匪徒的动作，白穆很赞赏我这个动作，可看到我手臂、膝盖常常发红发紫，为了安全他让我放弃这个动作，可为了表现解放军战士的勇猛，我坚持保留这一个大动作，后来他为我买了一副护膝、一副护臂肘。他跟我说：“演戏角色不在戏多少，主要在于动脑子，让你演的人物有出彩的地方。”总之，在排戏和演出过程中我受益颇多。
演完这个话剧，我去安徽搞社教，1965年回上海后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我是海燕厂的人，他在天马厂的，没有在一起。再后来，我调译制片厂工作了，只有影协开会或是文艺界有一些大活动时见见面，可我一直尊敬这位前辈。每年我都会给他寄贺卡，他也从陈小鱼那里知道我的地址，每年给我回贺卡，贺卡上还常常有他的打油诗，十分风趣。开会见面我们也总会聊上一会儿，他会告诉我最近看了我译制的哪部影片，说点观后感，总之给我鼓励。有一年影协活动，我在会上朗诵了一首诗“不要说自己老”。在下一次见面时，焦晃也在一旁，他对我说：“小孙，我记住了你的朗诵，不要说自己老，一个人只要积极向上，心态平衡，多想着别人，就永远不会老。有道理！”我说：“这是黄宗英老师写的诗，我只是念念而已。”“谁写的我不管，我是听你朗诵记住了。”倔老头很认真。当时我们三个人还留了个影。
白穆老师2012年4月离开了我们，享年92岁。一个正直的倔老头在我心中永远抹不去。在上影演员剧团中同他一样的德艺双馨、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的倔老头还有很多很多，如：老张翼、张伐、魏鹤龄、穆宏、齐衡、中叔皇、温锡莹、茂路……一大批值得我们深深怀念的前辈！
我1963年进演员剧团，文革后调译制片厂工作，在剧团也呆了近十年，和很多老演员相处很好，尽管不在一处工作，可都在上海一直保持着联系，很多老演员都是我崇敬的前辈，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和从艺的经验。如今古稀之年的我，常常会怀念过去的那些岁月，想起很多往事。今天我在这里想说我心目中一位为人正直的倔老头——白穆。
白穆老师在上影厂也算得上是拍戏较多的老演员，是亿万电影观众心目中极富艺术感染力的老演员。他1920年出生于天津，祖籍是浙江宁波人，后来在东北长大，17岁就开始喜欢上演戏，1941年进中国旅行团当演员。真正让他艺术上有长进是得益于1943年参加了上海“苦干”剧团，得到黄佐临先生、演员石挥的指导，加上自己刻苦努力，在几十个话剧中摸打滚爬磨练出来了，出演了《梁上君子》《钗头凤》《芳草天涯》等；1947年又参加了影片的拍摄，在《子孙万代》《风流宝鉴》中出演角色。1949年解放后进入上影演员剧团任演员、导演，后来还担任副团长，参加拍摄的影片有近百部，在银幕上塑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形象。他也是一个老戏骨，上影厂的硬里子演员，他不轻易接戏，但不论角色大小，经他一演就有戏，给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他曾在《农家乐》中饰演破落地主杜天成、在《南征北战》中饰演敌军参谋长、在《春满人间》中饰范纪泰、在《春苗》中饰院长杜文杰、在《难忘的战斗》中饰潜伏特务陈福堂、在《苦恼人的笑》中饰老教授、在《药》中饰夏三爷、在《妻子的信》中饰陈副书记、在《张家少奶奶》中饰公公、在《绑架》中饰钱宣武……要列举的影片太多了。由于他几十年的出色表演，曾荣获文化部1949年—1955年优秀影片个人创作奖，荣获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学会奖”。
“搞艺术要有苦干精神”
我1963年进上影演员剧团有幸参加大型话剧《南海长城》的演出，执行导演就是白穆老师。这个戏在上影剧团算是演出较长的话剧，我们还搞过一个“百场演出”庆祝活动。参加这个戏的好多事情至今还历历在目。为演好这个戏，在孙道临领队的带领下，我们特地去南汇和渔民一起出海打渔，体验生活，实际上是经历了一次在海上的大吐大呕的演习。当时知道渔民一早就出海，我们提前在早上5点钟就到渔船上呆在船舱里，那一股股浓烈的鱼腥味早已把我们熏得要吐了。一出海在海浪上一颠簸，全吐开了。反正出尽了洋相，我吐到最后都吐黄水了，躺在甲板上一点劲儿也没有。渔民怕我掉下大海，用一根绳子绑在我的腰上。演员几乎人人手上都抱着一个小木桶作呕吐用。所有的人都吐得十分狼狈，只有道临老师在船上彬彬有礼，还十分有礼貌地对申怀琪说：“老申，请把木桶让我用一下。”柳杰、张瑛吐得披头散发，鞋袜也掉了，柳杰在船尾抱着个大木桩子问船老大厕所在哪里，船老大说你抱着的这个就是大小便用的……打魚回来一上岸，我们这些人如同打了败仗的队伍，女演员个个披头散发，男的没一个衣冠整齐的，一个个脸发青发白，上岸后过了很久才慢慢缓过来。我反正还晕了两天，我们还拍了一张集体照片。
回上海后跟白穆老师讲了我们出海打渔体验生活的狼狈样，他笑了，笑得很乐。不管怎样，大家还是体会到渔民的艰辛，以及他们终年和海浪搏斗，锻炼出的他们那种顽强的性格，这正是我们这个戏要表现的人物性格，有没有这个体验大不一样。
后来排戏过程很顺利，白穆老师要求很严格，大家也极其认真，舞台布景、道具各部门也十分认真，进度很快，所以这个戏很快就公演了，反响也挺好，很多区县都请我们去演出，上海周边几个县城都去了。每次装台、拆台，我们这些年轻演员都和置景工人、电工一起干，这点白穆老师都看在眼里，很赞赏我们，时时叮嘱我们注意安全。
演员剧团的演员是为电影厂拍戏服务的，白穆深知这一点，为了保证这个话剧能顺利地演下去，所以当我们去闵行区为周边很多工厂的工人们演出时，他决定一些重要角色都安排B组演员，万一其中有演员被厂里挑中去参加拍电影，这个话剧还能继续演下去。我当时演一个解放军战士虎仔，戏不是太重，白穆老师让我排B组演史文峰扮演的角色钟好，这个戏比较重。
在闵行剧院演出正好是七月底，气温已高达30多度，那时候剧场没有空调，只有几个吊扇，我们去那儿演出都是周边工厂包场的。当时文艺生活并不丰富，这次又是电影演员来演话剧，很多演员只在银幕上见到过，如今在舞台上演出，所以工人们也不顾天热，看戏的热情很高，场场满座，谢幕时间也特别长。每天演出完服装组特别忙，演员的衣服全湿透了，每天都得洗，为减轻她们的负担，我们年轻演员的服装都自己处理。晚上太热了，我们都睡到剧场的房顶上，吃过晚饭先上房顶去泼水，这样晚上凉快多啦。每天上午9点到11点半排戏，下午我们基本上都在澡堂里休息。白穆老师那些天排戏很认真，给B组演员提更多要求，把戏排得更紧凑更好看。天气太热了，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肩上搭一条大毛巾擦汗用，越出汗越口干，所以每天他都会抱一个大茶缸。B组演员的戏排得比较顺利，每天看戏台词已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按白穆老师的要求，加很多新的内容进去，所以在闵行演出的几天把B组的戏全排了出来。当时柳杰比较累，她演钟妈妈，可柳婆整天乐哈哈和张瑛一起拿白穆开玩笑，说白穆是一头乌克兰大白猪，逗大家直乐。那时候演戏条件很差，大家很累很辛苦，可是有一股干劲，觉得能为工人、农民、战士演戏，做了一个演员应该做的事，同志间的关系也十分融洽，没有那么多的计较，所以我常常会怀念当时的人际关系，有一种亲情感。 白穆老师后来在总结会上说了一番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说：“实际上搞艺术是挺累人的，我在‘苦干’剧团呆过，黄先生一直对我们说，搞艺术要有一种苦干精神，不然是搞不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来的。当年我们年轻，什么都干，装台、拆台、拉幕、搬道具，还在侧幕两边看台上老演员演戏，偷着学艺。电影学校毕业的几位年轻人真不错，除了自己演戏，什么都干，这种好风气要发扬。中国有句老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这个比喻不一定确切，我说的‘人上人’是指我们的艺术才会有长进。”
为什么我会记住这段话，就因为他后面这个比喻“人上人”的解释很有意思，所以至今也没有忘记。
四十多年过去了。2009年3月北影厂来上海拍电影《建国大业》，请影协组织一批上海的老演员参加拍一场戏，我按时到达集合地点，外滩白渡路桥边上的浦江饭店。来的人还真不少，白穆老师拄着拐杖也来了，陈奇老师、仲星火老师、袁岳、张先衡、徐阜、曹雷、刘广宁……都来了。影协主席张建亚热情地接待大家，嘴里不停地说着：“辛苦了，辛苦了。”他告诉大家，请你们来是协助北影拍一场戏，请各位扮演抗战时毛主席到重庆和蒋介石会谈时，重庆各界人士欢迎毛主席到来的一个大群众场面，各位扮演当时社会上的头面人物。白穆老师是我们这群人中间年龄最高的演员，刚吃过90大寿的寿面就赶来参加这个超级龙套戏。大家都十分认真，很快就各自穿上长袍马褂，或是中山装，女士一律旗袍，十点整我们化好妆，做好拍戏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由于要照顾一些跨组演员赶飞机，先拍他们的戏，所以我们这场戏一直拖到下午三点钟才拍上，导演韩三平、黄建新几次来我们休息间打招呼：“对不起，对不起各位，让你们久等了。”白穆很实在地对他们说：“你们别忙着来照顾我们，等拍戏，我们这些老家伙早已习惯了。”整整等了五个多小时才拍上这场戏，白穆老师身穿长袍马褂，一个十足的乡绅，和扮演毛主席的唐国强拉手致意说了一句台词：“欢迎毛主席莅临重庆。”90岁的白穆老师几十年就这样一贯保持他的认真、敬业的好作风。
今年四月在纪念杜宣一百岁诞辰纪念活动中，我们在上海儿童艺术剧院马兰花剧场演了一场杜老作品朗读会，焦晃、娄际成、曹雷、俞洛生、蔡金萍、刘安古、我等都朗读了杜老的作品。刘安古是这个活动的导演，休息时，他告诉我一件白穆老师的趣事：1997年香港回归这件大事让全国人民都十分高兴，杜老也十分激动，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写出了话剧剧本《沧海还珠》，上海话剧界五代演员同台参演这个话剧，代表上海人民庆贺香港回归，上影厂张瑞芳、秦怡、林之浩、莎莉、白穆等都被邀请参加演出，他们都是第一代的话剧演员。由于大家情绪高涨，又都十分认真，所以戏排得很顺利，舞台布景也特别美。白穆在序幕中扮演一位一百多年前的白发苍苍的老爷爷。那天下午连排，晚上彩排，准备公演。排练很顺利，晚饭时白穆想换换口味，在乌鲁木齐路一家小店吃了生煎包子，回来后带上头套，请化妆师修好妆，换好衣服做好晚上彩排的一切准备工作。可就在即将开演前不久，白穆老师突然肚子疼拉肚子，不停地上厕所，无法上台了。这把大家急坏了，当时只有刘安古对整个戏熟悉，他是导演，幸好白穆老师只有序幕那一场戏，临时决定由刘安古顶白穆上场，赶紧戴白发头套换服装，准时开场演出，序幕一下来大家忙着帮他抢装，再上台演白穆的孙子。这样，爷爷、孙子两个角色都由刘安古一个人兼了。白穆嘴里一直不停地抱歉，拉肚子臉都发青了，只好派人送去医院，患的是急性肠炎，没想到拉了好几天才止住。白穆老师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成了他一生演艺生活中的大憾事。后来见到刘安古就一直“抱歉”“对不起”，那认真劲儿真让人肃然起敬。
直率的倔老头
我知道白穆老师和我们译制厂老厂长陈叙一是好朋友，他们俩是一起从“苦干”剧团摸爬滚打出来的铁哥儿们。演员剧团这么多演员都被邀请来译制厂参加配音工作，怎么却唯独没有白穆？我脑海里这个谜终于在纪念老厂长逝世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揭开了。原来，早在五十年代白穆就来厂参加配一部苏联影片，这也是他仅有的一次，当白穆听完自己的配音后，失声大叫：“我的妈啊，这是什么声音，不像人在说话！天哪！”让陈叙一赶快抹掉，重新换人重配。从那以后，“打死我也绝对不参加配音工作，除非自己演的戏。”白穆在会上动情地说：“每个人都要有自知之明，这不是我干的活，绝对不能强求。从那以后我只欣赏译制片，为很多配音演员叫好。我也由衷地佩服老朋友陈叙一在中国译制事业上作出这么巨大的贡献。”
文革中白穆老师也没有少受罪，造反派称他是文艺黑线的黑干将，拍了那么多大毒草，在影片里尽演坏人，能是个好人吗？他心中很坦然，怎么批都行，低头认罪但绝不说违心的话。后来电影厂所有的人都去奉贤五七干校搞大批判，劳动改造。演员剧团的人事关系分两拨，有在海燕厂领工资的，有在天马厂领工资的，演员全回自己厂里去参加大批判。到了干校虽然只有一河之隔，可演员之间老死不相往来，怕被工军宣队说“串供”，这个罪名可不小，谁也不敢冒这个险。一直到很后来才放松些，晚饭后大家常在河边散散步，也互相打个招呼聊上几句。有一天我和高博、康泰在河边遛弯，正好碰上白穆老师。高博问他，我在食堂听说你们演员组今天开了一天批判会，批谁啊？白穆老师告诉我们：于冲（也是老演员）这小子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早上起来见工宣队张师傅坐在河边读毛选，就鲜嘎嘎地说了一句：“张师傅你真用功，这么早就起来读毛选，好有一比‘关公读春秋’啊！”八点钟工军宣队有例会研究工作，张师傅把早上的事儿说了，“关公读春秋”这句话越研究越有问题，这是一种新动向，右倾翻案风，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仍在用封建思想腐蚀我们工人阶级。十点钟就召集演员组开批判会：封建社会的代表人物关公能和我们先进的无产阶级相比较吗？宣扬封建思想的《春秋》能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宝书相比吗？演员组每个人都要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深刻的反省。于冲要猛触灵魂写出深刻检查，要老老实实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白穆老师最后无限感叹地说：“人啊人，一定要实实在在地做人，千万别干蠢事。” 我又想起一件事，在上海影协组织的一次怀念白杨的座谈会上，白穆老师有一个发言，说得很中肯：今天我们怀念白杨同志，她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她主演的很多影片，给我们留下一份宝贵的财富。白杨同志是全国知名人士，参加全国人大、政协、妇联很多工作，由于高层活动繁忙，所以来剧团的机会越来越少，和大家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这应该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如果能像瑞芳同志那样多多关心剧团的工作那该多好啊！倔老头白穆就是这样，心里有话总要表达出来。
年轻人是希望
白穆老师对年轻人的关心爱护是真诚的。他常常说：“年轻人是希望。”他总期望着年轻演员能快点成长，早日能独当一面。
在话剧《南海长城》组时，道临老师在戏中扮演书记，在消灭武装匪徒后，有一大段讲话很动人。可演出不久，电影厂里就让道临老师接戏，马上去报到，怎么办，谁来顶这个角色呢？当时我同学吴文伦可以抽出来，可他个头矮小，人也不魁梧，很多人说他压不住场。白穆觉得吴文伦语言不错，又是电影学校毕业的新人，因此力排众议，让吴文伦来顶道临老师的戏，他准备给年轻人压担子。他跟大家说，在现实生活中，我接触过很多领导干部，有的个头不高，貌不惊人，可很有魄力，当然作为艺术，在舞台上要考虑人物的演出效果，让吴文伦在语言上多下功夫，我们在排戏时也要注意众星捧月。就这样硬是把吴文伦推上去了，一直演到这个戏结束。
文革后有一个阶段，瑞芳老师担任剧团团长，白穆老师做她的副手。他们下决心要培养年轻演员，亲自去工厂、农场挑好苗子，在剧团办培训班，组织学员们演小品、小话剧，后来又拍电视剧《上海屋檐下》，尽快把一批年轻演员推上第一线。当时有的年轻演员怕没有戏拍，白穆老师总语重心长地和他们谈心：“作为一个电影演员，首先把自己的表演功底打扎实，机会往往满天飞，但它一定是寻找那些做好准备的人。”在剧团的老演员关心下，后来很多年轻人成了电影厂的骨干力量，如戴兆安、王伟平、陈红梅、谭增卫……有的年轻人成了制片、副导演。
1992年白穆的老朋友、我们译制厂的老厂长陈叙一因患病过早地离开人世。临终前白穆多次去看这位老朋友，当时陈叙一声带开刀，早已不能说话了，在病床旁陈叙一看看身边的女儿小鱼和外孙女儿倩妮，又深情地看着老朋友白穆，白穆很快就领会老友的心意：“放心吧！我会关心她们的。”陈叙一脸上露出宽慰的笑容。
白穆老师有三个孩子，女儿在美国，一个儿子在澳大利亚，老二因病过早地离开人世。老朋友陈叙一走后，他和夫人把小鱼、小倩妮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小鱼一家子每年总和白叔叔、婶婶一块儿吃年夜饭。白穆也一直关心着小鱼的工作、倩妮的学习。小倩妮很努力，高中毕业后考进上海戏剧学院主持人班，白穆經常了解她的学习情况，给予鼓励。很快小倩妮毕业了，成绩优秀，她表示想进电视台工作，白穆对她说：我可以托朋友了解上海电视台进不进新人，也可以推荐你去应试，仅仅是推荐，能不能通过，一切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小倩妮很努力，最后被电视台录取了，白穆对此感到十分欣慰，今后去天堂也好对老朋友有一个交待。
我和白穆老师在剧团接触最多的是演出《南海长城》，虎仔的戏不算多，他是从部队回来探亲，正好遇上匪徒来骚扰。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在和匪徒搏斗中，我设计一个从高台上滚下来、从侧面击毙匪徒的动作，白穆很赞赏我这个动作，可看到我手臂、膝盖常常发红发紫，为了安全他让我放弃这个动作，可为了表现解放军战士的勇猛，我坚持保留这一个大动作，后来他为我买了一副护膝、一副护臂肘。他跟我说：“演戏角色不在戏多少，主要在于动脑子，让你演的人物有出彩的地方。”总之，在排戏和演出过程中我受益颇多。
演完这个话剧，我去安徽搞社教，1965年回上海后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我是海燕厂的人，他在天马厂的，没有在一起。再后来，我调译制片厂工作了，只有影协开会或是文艺界有一些大活动时见见面，可我一直尊敬这位前辈。每年我都会给他寄贺卡，他也从陈小鱼那里知道我的地址，每年给我回贺卡，贺卡上还常常有他的打油诗，十分风趣。开会见面我们也总会聊上一会儿，他会告诉我最近看了我译制的哪部影片，说点观后感，总之给我鼓励。有一年影协活动，我在会上朗诵了一首诗“不要说自己老”。在下一次见面时，焦晃也在一旁，他对我说：“小孙，我记住了你的朗诵，不要说自己老，一个人只要积极向上，心态平衡，多想着别人，就永远不会老。有道理！”我说：“这是黄宗英老师写的诗，我只是念念而已。”“谁写的我不管，我是听你朗诵记住了。”倔老头很认真。当时我们三个人还留了个影。
白穆老师2012年4月离开了我们，享年92岁。一个正直的倔老头在我心中永远抹不去。在上影演员剧团中同他一样的德艺双馨、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的倔老头还有很多很多，如：老张翼、张伐、魏鹤龄、穆宏、齐衡、中叔皇、温锡莹、茂路……一大批值得我们深深怀念的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