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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无论在理论领域,还是在创作实践中,文艺民族化都一直是文学史上一个众所瞩目的复杂课题。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奠基人的鲁迅,在他的一生中,自始至终都在研究着中国民族性格和民族灵魂,关注着中国文艺的民族化,并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建树。
鲁迅文艺民族化思想散论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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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无论在理论领域,还是在创作实践中,文艺民族化都一直是文学史上一个众所瞩目的复杂课题。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奠基人的鲁迅,在他的一生中,自始至终都在研究着中国民族性格和民族灵魂,关注着中国文艺的民族化,并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建树。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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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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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2期
其他文献
<正> 《蒙古秘史》(亦称《元朝秘史》,以下简称《秘史》)是描写蒙古黄金家族历史的著作。全书共12章,282节(学术分节)。从书末所记“大聚会,鼠儿年七月,写毕于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刺勒地方的朵罗安孛勒答合和失勒斤扯克之间的行宫”的文字来看,大约于公元1240年已基本形成,并长期存放在皇室档案库里,是鲜为人知的“内部读物”。实则《秘史》是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蒙古史书,它的丰富内容大大超出家族史的
<正> 侗族歌谣的母体,是侗族先民的原始劳动。侗族先民在围山打猎、围渊驱鱼、伐木拉山的生产劳动中,创造了最初的艺术——耶歌。至今流传在湘、黔、桂毗邻地区的原始耶歌,有《捕鱼耶》、《围猎耶》、《拉山耶》等。耶歌内容大都极为简单,如《拉山耶》:“(领)呀罗号/(众)嘿确/(领)拉大木罗/(众)嘿确/(领)脚跟脚罗/(众)嘿确呜/嘿确耶/嘿确/嘿确/嘿确/……”一首耶歌其实就是一句话:“拉大木,脚跟脚”。反复出现的是没有确切含义的纯属鼓动情绪的词句:“嘿确!嘿确……”。用今
<正> 关于《江格尔》的产生时代,一百多年来众说纷纭。苏联学者斯·尤·涅克留多夫曾系统地介绍过苏联和西方学者的观点。尽管那些学者的看法有差异,但他们把《江格尔》产生时代的上限划在十三世纪以后,下限在十八世纪以前。近年来,我国一些研究者把这部史诗的时代往前追到公元六世纪,甚至公元一世纪左右。于是研究者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了。
<正> 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的母体。古今中外不计其数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是一条真理。公元十三至十五世纪产生和流布于我国北部大草原的巴拉根仓故事,以它出类拔萃的思想性和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对于在它之后诞生的蒙古族作家,潜移默化地产生巨大影响并起着促其走向成熟的催化作用。《巴拉根仓的故事》是蒙古族民间文学中一朵绚丽多姿的奇葩,是与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藏族的《阿古顿巴的故事》等相媲美的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故事的精髓,有着作家文学不可企及的光彩。
<正> 如果说,《民族文学》小说十年,是中国少数民族小说十年的缩影,大约并不言过其实。作为唯一专门发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国家级刊物,十年来它发表了各少数民族作家的大量作品,比较集中的显示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实力,无论将来谁来写这段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都不能不以《民族文学》发表的作品作为佐证。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小说创作在自己的道路上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足迹,而《民族文学》小说十年正是这段发展历程的
<正> “阿洪”(阿訇)一词,是波斯语Arkhun的音译,原意是教书先生、教师、伊斯兰经学教员。有关阿訇这一称呼在回族群众中的广泛流行和见诸文字,是在明末,用指伊斯兰经学教师,其地位在教长、伊玛目等之后。阿訇作为清真寺掌教和一方回族穆斯林群众的领袖,是在清代后期。这一方面是回族伊斯兰教发展变革的必然结果,由教民选举或由清真寺自由聘请品学兼优的阿訇作为掌教,以取代伊玛目职位的世袭制,使回族
<正> 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漫长的文学发展道路上,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是一个姗姗来迟的概念。这个概念的迟到,究其原因,大概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虽然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少数民族,出现过自己的作家创作活动,却向来难以获得汉民族雄踞的中原正统文坛的充分的正视和认定;二是,在那相当久远的历史跨度之间,我国现有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又的确不曾有过自己民族的书面创作。于是,人们在谈起少数民族文学的时候,常常只是提到一些民族的民间文学成就,却习惯性地忽略了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
<正> 在壮族当代文学的河流中,小说是浪头,始终在追赶社会变化的新潮;散文则是潜流,不喧哗声闹却穿岩绕嶂,将激情深埋于平和的水面,又时有惊世之涛。要是再从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去审视,就会发现:“文革”前就初露端倪的壮族当代散文,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发展迅速,成就辉煌。因此,研究壮族当代散文创作,有益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壮族当代文学发展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