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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如何在大学生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社会和学界的焦点问题。目前仍有部分学生存在着价值观功利化、实用化的问题。美国和新加坡的教育实践证明，互动式、一体化的教育模式对于在大学生中普及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结合中国实际，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坚持“三全”育人的教育理念，推进内隐式互动教育策略，倡导对话式互动教学，开展分层次、分阶段教育活动。
关键词：互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5002404
近年来，在大学生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简称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性、必要性和紧迫性逐步引起学界的重视和广泛关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爱，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对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提出了明确要求。大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其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关系到他们个人的成长成才，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领学生思想阵地、凝聚广泛共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现状及其成因
（一）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认同现状
为深入了解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认同和践行情况，笔者进行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专项访谈。访谈结果显示，多数大学生热爱自己的祖国，对中央提出的“三个倡导”表示高度赞同，愿意为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并自觉在生活和学习中弘扬爱国、敬业、诚信、友爱等精神，对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比较认同的。同时，数据统计结果表明，多数大学生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愿意互帮互助，更愿意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对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高度赞同。
但仍有不少学生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高尚，但好像离自己比较远。主要表现在：在学习和践行过程中，对其内容和内涵认识不够，情感认同偏弱。多数学生仍存在注重实际追求，理想意志不够坚定，知行脱节比较严重，没有结合实际边学边用，停留在理论学习层面而较少用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升华提高等情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道德建设具有双向互动效应。但是，在当今社会，受个别不正常社会现象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对“老人摔倒不敢扶”“孩子落水不敢救”等现象仍旧存在着“困惑”。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急切需要引导和互动培育，需要更多正能量的传递。
（二）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问题成因
在专项访谈和日常调研中发现，大部分大学生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行为表现方面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但仍有部分学生存在着价值观功利化、实用化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当前大学生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以及当前的培育理念、方式、内容等不无关系。具体来说，其问题成因有以下几点：
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型期，传统观念受到严峻挑战，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集中凸显，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网络、影视作品等途径对中国进行的文化渗透和侵略，导致许多社会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价值观念出现混乱，理想信念受到冲击，而当前中国高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舆论宣传力度不够，方式方法有待改进，效果不理想。
另一方面，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过于偏重教“理”，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充实，加上培育方式比较单一，因此不能很好地与实际相结合。在教学课堂上缺乏师生之间的互动，这使得大学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思想政治课上的普通知识来学习，没有真正意识到其落实到实践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认识模糊和知行脱节现象。而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活动是符号相互作用的过程。基于此，用该理论分析培育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具有适切性，在课堂教学中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对培育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10月第32卷第5期谢晓默，等：互动论视角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二、国外核心价值观教育中互动经验借鉴
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界把观察社会的视角从宏观领域拉回到微观领域，注重分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相互作用，随即兴起了一种理论，即“符号互动论”。该理论认为，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更是符号的动物，人们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是通过符号在互动过程中实现的，良好的互动有助于信任基础的建构和认同过程的完成。[1]325
而古往今来，不同国家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与本国传统文化、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等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并积累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和做法，比如互动式的教育比单向式的传输具有更明显的教育效果。
（一）美国：对话式、间接式价值观互动教育模式
欧美国家关于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层出不穷。以美国为例，二战后吸毒、暴力、犯罪等充斥美国社会，而美国以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活化互动方式价值观教育体系成功解决了多民族国家团结和多元文化融合的难题，赢得了“民族熔炉”的美誉。美国的教育设置中，十分重视青少年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其理论原点源于1766年的《独立宣言》，其核心思想是个人主义，并以自由、平等、博爱等形式表现出来。它以品格教育为切入点，着眼于青少年学生价值观的养成教育，将美国所主导的核心价值观融入青少年的品格教育中，润物细无声地让青少年学生接触、学习、认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明显，实效性强。虽然，美国的大学没有开设专门针对价值观教育的课程，也没有像中国有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但其通过文学作品、专业教育中的 “道德两难”问题、职业伦理问题思考和对话，以一种自然而然的参与式互动方式展开，让大学生在思辨过程中毫无察觉地认同并接受其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志愿服务、社区参与等实践活动也是其培育和引导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通过非营利性组织、教会、社会服务中心等机构，吸引青年学生参与慈善募捐、义务劳动、社区环保服务，让学生在服务社会的互动实践活动中锻炼意志，增强团结互助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等，开展潜移默化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同时，它还通过《美国教育法》等规章制度明确要求，全校教职工无论校长、教授，还是校车司机、食堂工作人员等，都要学习核心价值观，以使其在与学生的日常交往和互动中共同承担起学生的行为品德教育责任。 （二）新加坡：体验式、榜样式价值观互动教育模式
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许多共通之处。新加坡政府于1991年1月15日通过了其特有的核心价值观——“共同价值观”，可以说，其“共同价值观”的提出是对本土既存的东方文化的扬弃和对西方文明成果的借鉴。而在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中，其最主要的特点是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学生的体验。其教学大多采用“活动教学”或“情境教学”，即通过体验式教学法，在生动活泼的场景中，开展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深层互动，促进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探究，然后在互动交流中逐渐反思、修正、升华，进而达到认知过程和情感体验过程的有机结合，由此深切体悟核心价值观背后的真正意义。
其次，家庭参与也是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渠道。虽然学校是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但家长却是培育下一代、潜移默化影响下一代价值观的关键人员，因此，新加坡成立了专门机构——“家庭教育民众委员会”，负责培训或指导家长更好地与孩子沟通交流，其目的在于通过家庭成员间的有效互动向年轻人传输积极的家庭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2]
另外，重视公务人员的道德教育也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新加坡政府希望通过公务人员的廉洁自律以及高素质、高修养的榜样示范作用来带动青少年乃至整个社会的文明风气和道德提升，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互动论视角下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路径
美国和新加坡的教育实践证明，互动式、一体化的教育模式对于在大学生中普及核心价值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当代大学生培养过程中，虽然有关部门也不断强调要让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教育的全过程，让其真正入脑、入心，但在实际操作中，其往往只停留在文件上，并未能真正有效地扭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孤军奋战的局面。因此，从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来看，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针对当前大学生的实际采取新的思路和对策。
（一）坚持“三全”育人的教育理念
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米德在其重要著作《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人的精神、心理和思想是人作为有机体同他的生存环境特别是社会生活环境进行互动的结果。”[3]在教育过程中借鉴美国和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的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理念，并将其落实到制度层面加以保障，才能真正提升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一方面，全员育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专业教师、机关后勤人员、家长、社会精英和学生骨干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对大学生群体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示范和导向作用；另一方面，“三全”育人理念的实践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形成合力，重视在课堂学习和日常生活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化自信和道德自觉，通过身边优秀的师生楷模和丰富的校园活动来增强大学生的认同，并在家庭环境中得到强化，在社会环境中得到肯定。
此外，在某种意义上，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相结合的，教育成效的落实还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作基础和保障。课堂教学、榜样示范、环境熏陶固然重要，但并不能确保其有效培育和践行。只有将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制度化，并尽可能将其变成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具体做法，才能从制度层面明确国家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要求，让学生在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二）推进内隐式互动教育策略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互动式的价值观教育是美国、新加坡使大学生容易认同并接受其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略。较之中国高校系统核心价值观理论教育，美国和新加坡的教育模式显得更加生活化，也更具深入性。而中国的价值观教育教学虽也形成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但仍存在着重理论宣讲、轻思想互动和实践互动等问题。
核心价值观来源于生活，因此，应当将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教学、管理、服务、科研的各个方面，融入为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之中，使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更接地气，更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真正把大学校园建设成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坚强阵地。在教育过程中，还应不断创新教育形式，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使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成为进一步阐释、验证、强化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提升教育效果。同时结合“中国梦”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鼓励大学生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深入农村、工厂、革命教育基地、先烈故居等，并开展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体验榜样人物的实际生活，在实践中增强切身体验，使大学生形成强烈的爱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三）倡导对话式互动教学模式
对话理论源远流长，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和古希腊时期，就有思想家、哲学家把 “对话”作为探求知识和智慧的重要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显著的教育成效。如孔子与弟子们以道德、伦理等为主要内容的“对曰”式对话，苏格拉底“助产婆式”对话，佛教中通过静心坐禅达到内心与自我的互动及佛理的领悟等。但古代先哲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把学生仅仅看作教育的客体。被称为现代“对话”概念之父的马丁·布伯认为，对话双方不应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应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强调了“对话”主体间的平等性。而将对话从哲学理论向教育和教育观转变的，当属有“拉丁美洲的杜威”之称的巴西著名教育家保罗·弗莱雷。他倡导对话式教学，认为“教育具有对话性，教学应是对话式的，对话是一种创造活动。”[4]对话式互动教育，即利用语言符号的一种互动，包括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言语互动、个体自身内心深处冲突的互动，是一种超越主体的关系型学习方式。
可以说，不论是美国的“道德两难”问题教育，还是新加坡体验式教学，其教育者都是以“对话精神”“对话态度”，在具体情境中与学生的精神世界 “相遇”。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教师、学生以及知识都不再是一个个独立、封闭的主体，三者在开放又宽松的氛围中进行着对话、沟通和交往，教学活动成为以一种民主平等的精神相互敞开、相互理解、相互合作，共同创造新意识的过程。因此，在培育过程中，教师应当学会在对话中与学生互动，捕捉学生的情感需要，并根据问题情境设计问题，让学生通过与老师、与同学、与自我的对话，恰当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并在探索和质疑的基础上逐渐内化核心价值观，使得自我不再是外在于核心价值观而存在着，而是内在于其中，并与其融为一体。 （四）开展分层次、分阶段教育活动
符号互动论的另一主要代表布鲁默强调，互动的双方由于身份、情境等因素的差别不一定能对同一符号或行动形成相同的认识，这基本上是互动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尴尬。[1]330而大学教育的“生命在于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颖的、符合自身境遇的思想来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5]。这也是美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多民族、多文化国家核心价值观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手段。因此，鉴于中国当代大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的规律及特点和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和践行的现状，分层次、分阶段、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显得尤其重要。
一方面，针对大学生的不同理解程度和实际表现进行分层次教育。一是针对优秀党员、学生骨干，开展较为深入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调研，引导他们成为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和传播者。二是针对普通的大学生团员的理想信念教育，推行案例剖析型引导教育和舞台直观化观摩学习方式。三是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全面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注重引导其关注社会的发展、增加对国家历史的了解，提高其明辨是非的能力，培养其维护民族团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另一方面，针对大学生社会化程度的差异进行分阶段教育。比如考虑到大部分大一新生刚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社会化程度较低，主要开展 “学雷锋”、义务支教、社区服务等道德实践活动，让他们学会以成年人的角色参与社会生活并在其中体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真谛，培养社会责任感。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参与度的大二、大三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道德讲坛”、暑期走访革命根据地、关爱弱势群体等形式加深他们对社会公德和理想信念涵义的理解和认识，引导其将爱国意识与爱国实际行动结合起来，提升认同感。对于大四学生，则在其前面两三年的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基础上，着重对其进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教育，促使其内化核心价值观，增强行动感。
参考文献：
[1] 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 霍利婷.新加坡“学校家庭教育计划”[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8（7）：5760.
[3]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7172.
[4] 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的教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
[5]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39.
责任编辑：赵玲
关键词：互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5002404
近年来，在大学生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简称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性、必要性和紧迫性逐步引起学界的重视和广泛关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爱，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对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提出了明确要求。大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其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关系到他们个人的成长成才，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领学生思想阵地、凝聚广泛共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现状及其成因
（一）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认同现状
为深入了解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认同和践行情况，笔者进行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专项访谈。访谈结果显示，多数大学生热爱自己的祖国，对中央提出的“三个倡导”表示高度赞同，愿意为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并自觉在生活和学习中弘扬爱国、敬业、诚信、友爱等精神，对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比较认同的。同时，数据统计结果表明，多数大学生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愿意互帮互助，更愿意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对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高度赞同。
但仍有不少学生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高尚，但好像离自己比较远。主要表现在：在学习和践行过程中，对其内容和内涵认识不够，情感认同偏弱。多数学生仍存在注重实际追求，理想意志不够坚定，知行脱节比较严重，没有结合实际边学边用，停留在理论学习层面而较少用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升华提高等情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道德建设具有双向互动效应。但是，在当今社会，受个别不正常社会现象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对“老人摔倒不敢扶”“孩子落水不敢救”等现象仍旧存在着“困惑”。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急切需要引导和互动培育，需要更多正能量的传递。
（二）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问题成因
在专项访谈和日常调研中发现，大部分大学生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行为表现方面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但仍有部分学生存在着价值观功利化、实用化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当前大学生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以及当前的培育理念、方式、内容等不无关系。具体来说，其问题成因有以下几点：
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型期，传统观念受到严峻挑战，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集中凸显，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网络、影视作品等途径对中国进行的文化渗透和侵略，导致许多社会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价值观念出现混乱，理想信念受到冲击，而当前中国高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舆论宣传力度不够，方式方法有待改进，效果不理想。
另一方面，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过于偏重教“理”，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充实，加上培育方式比较单一，因此不能很好地与实际相结合。在教学课堂上缺乏师生之间的互动，这使得大学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思想政治课上的普通知识来学习，没有真正意识到其落实到实践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认识模糊和知行脱节现象。而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活动是符号相互作用的过程。基于此，用该理论分析培育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具有适切性，在课堂教学中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对培育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10月第32卷第5期谢晓默，等：互动论视角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二、国外核心价值观教育中互动经验借鉴
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界把观察社会的视角从宏观领域拉回到微观领域，注重分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相互作用，随即兴起了一种理论，即“符号互动论”。该理论认为，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更是符号的动物，人们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是通过符号在互动过程中实现的，良好的互动有助于信任基础的建构和认同过程的完成。[1]325
而古往今来，不同国家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与本国传统文化、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等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并积累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和做法，比如互动式的教育比单向式的传输具有更明显的教育效果。
（一）美国：对话式、间接式价值观互动教育模式
欧美国家关于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层出不穷。以美国为例，二战后吸毒、暴力、犯罪等充斥美国社会，而美国以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活化互动方式价值观教育体系成功解决了多民族国家团结和多元文化融合的难题，赢得了“民族熔炉”的美誉。美国的教育设置中，十分重视青少年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其理论原点源于1766年的《独立宣言》，其核心思想是个人主义，并以自由、平等、博爱等形式表现出来。它以品格教育为切入点，着眼于青少年学生价值观的养成教育，将美国所主导的核心价值观融入青少年的品格教育中，润物细无声地让青少年学生接触、学习、认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明显，实效性强。虽然，美国的大学没有开设专门针对价值观教育的课程，也没有像中国有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但其通过文学作品、专业教育中的 “道德两难”问题、职业伦理问题思考和对话，以一种自然而然的参与式互动方式展开，让大学生在思辨过程中毫无察觉地认同并接受其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志愿服务、社区参与等实践活动也是其培育和引导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通过非营利性组织、教会、社会服务中心等机构，吸引青年学生参与慈善募捐、义务劳动、社区环保服务，让学生在服务社会的互动实践活动中锻炼意志，增强团结互助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等，开展潜移默化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同时，它还通过《美国教育法》等规章制度明确要求，全校教职工无论校长、教授，还是校车司机、食堂工作人员等，都要学习核心价值观，以使其在与学生的日常交往和互动中共同承担起学生的行为品德教育责任。 （二）新加坡：体验式、榜样式价值观互动教育模式
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许多共通之处。新加坡政府于1991年1月15日通过了其特有的核心价值观——“共同价值观”，可以说，其“共同价值观”的提出是对本土既存的东方文化的扬弃和对西方文明成果的借鉴。而在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中，其最主要的特点是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学生的体验。其教学大多采用“活动教学”或“情境教学”，即通过体验式教学法，在生动活泼的场景中，开展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深层互动，促进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探究，然后在互动交流中逐渐反思、修正、升华，进而达到认知过程和情感体验过程的有机结合，由此深切体悟核心价值观背后的真正意义。
其次，家庭参与也是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渠道。虽然学校是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但家长却是培育下一代、潜移默化影响下一代价值观的关键人员，因此，新加坡成立了专门机构——“家庭教育民众委员会”，负责培训或指导家长更好地与孩子沟通交流，其目的在于通过家庭成员间的有效互动向年轻人传输积极的家庭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2]
另外，重视公务人员的道德教育也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新加坡政府希望通过公务人员的廉洁自律以及高素质、高修养的榜样示范作用来带动青少年乃至整个社会的文明风气和道德提升，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互动论视角下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路径
美国和新加坡的教育实践证明，互动式、一体化的教育模式对于在大学生中普及核心价值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当代大学生培养过程中，虽然有关部门也不断强调要让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教育的全过程，让其真正入脑、入心，但在实际操作中，其往往只停留在文件上，并未能真正有效地扭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孤军奋战的局面。因此，从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来看，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针对当前大学生的实际采取新的思路和对策。
（一）坚持“三全”育人的教育理念
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米德在其重要著作《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人的精神、心理和思想是人作为有机体同他的生存环境特别是社会生活环境进行互动的结果。”[3]在教育过程中借鉴美国和新加坡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的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理念，并将其落实到制度层面加以保障，才能真正提升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一方面，全员育人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专业教师、机关后勤人员、家长、社会精英和学生骨干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对大学生群体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示范和导向作用；另一方面，“三全”育人理念的实践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形成合力，重视在课堂学习和日常生活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化自信和道德自觉，通过身边优秀的师生楷模和丰富的校园活动来增强大学生的认同，并在家庭环境中得到强化，在社会环境中得到肯定。
此外，在某种意义上，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相结合的，教育成效的落实还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作基础和保障。课堂教学、榜样示范、环境熏陶固然重要，但并不能确保其有效培育和践行。只有将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制度化，并尽可能将其变成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具体做法，才能从制度层面明确国家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要求，让学生在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二）推进内隐式互动教育策略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互动式的价值观教育是美国、新加坡使大学生容易认同并接受其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略。较之中国高校系统核心价值观理论教育，美国和新加坡的教育模式显得更加生活化，也更具深入性。而中国的价值观教育教学虽也形成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但仍存在着重理论宣讲、轻思想互动和实践互动等问题。
核心价值观来源于生活，因此，应当将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教学、管理、服务、科研的各个方面，融入为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之中，使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更接地气，更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真正把大学校园建设成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坚强阵地。在教育过程中，还应不断创新教育形式，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使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成为进一步阐释、验证、强化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提升教育效果。同时结合“中国梦”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鼓励大学生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深入农村、工厂、革命教育基地、先烈故居等，并开展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体验榜样人物的实际生活，在实践中增强切身体验，使大学生形成强烈的爱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三）倡导对话式互动教学模式
对话理论源远流长，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和古希腊时期，就有思想家、哲学家把 “对话”作为探求知识和智慧的重要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显著的教育成效。如孔子与弟子们以道德、伦理等为主要内容的“对曰”式对话，苏格拉底“助产婆式”对话，佛教中通过静心坐禅达到内心与自我的互动及佛理的领悟等。但古代先哲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把学生仅仅看作教育的客体。被称为现代“对话”概念之父的马丁·布伯认为，对话双方不应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应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强调了“对话”主体间的平等性。而将对话从哲学理论向教育和教育观转变的，当属有“拉丁美洲的杜威”之称的巴西著名教育家保罗·弗莱雷。他倡导对话式教学，认为“教育具有对话性，教学应是对话式的，对话是一种创造活动。”[4]对话式互动教育，即利用语言符号的一种互动，包括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言语互动、个体自身内心深处冲突的互动，是一种超越主体的关系型学习方式。
可以说，不论是美国的“道德两难”问题教育，还是新加坡体验式教学，其教育者都是以“对话精神”“对话态度”，在具体情境中与学生的精神世界 “相遇”。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教师、学生以及知识都不再是一个个独立、封闭的主体，三者在开放又宽松的氛围中进行着对话、沟通和交往，教学活动成为以一种民主平等的精神相互敞开、相互理解、相互合作，共同创造新意识的过程。因此，在培育过程中，教师应当学会在对话中与学生互动，捕捉学生的情感需要，并根据问题情境设计问题，让学生通过与老师、与同学、与自我的对话，恰当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并在探索和质疑的基础上逐渐内化核心价值观，使得自我不再是外在于核心价值观而存在着，而是内在于其中，并与其融为一体。 （四）开展分层次、分阶段教育活动
符号互动论的另一主要代表布鲁默强调，互动的双方由于身份、情境等因素的差别不一定能对同一符号或行动形成相同的认识，这基本上是互动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尴尬。[1]330而大学教育的“生命在于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颖的、符合自身境遇的思想来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5]。这也是美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多民族、多文化国家核心价值观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手段。因此，鉴于中国当代大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的规律及特点和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和践行的现状，分层次、分阶段、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显得尤其重要。
一方面，针对大学生的不同理解程度和实际表现进行分层次教育。一是针对优秀党员、学生骨干，开展较为深入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调研，引导他们成为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和传播者。二是针对普通的大学生团员的理想信念教育，推行案例剖析型引导教育和舞台直观化观摩学习方式。三是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全面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注重引导其关注社会的发展、增加对国家历史的了解，提高其明辨是非的能力，培养其维护民族团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另一方面，针对大学生社会化程度的差异进行分阶段教育。比如考虑到大部分大一新生刚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社会化程度较低，主要开展 “学雷锋”、义务支教、社区服务等道德实践活动，让他们学会以成年人的角色参与社会生活并在其中体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真谛，培养社会责任感。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参与度的大二、大三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道德讲坛”、暑期走访革命根据地、关爱弱势群体等形式加深他们对社会公德和理想信念涵义的理解和认识，引导其将爱国意识与爱国实际行动结合起来，提升认同感。对于大四学生，则在其前面两三年的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基础上，着重对其进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教育，促使其内化核心价值观，增强行动感。
参考文献：
[1] 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 霍利婷.新加坡“学校家庭教育计划”[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8（7）：5760.
[3]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7172.
[4] 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的教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
[5]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39.
责任编辑：赵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