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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刻地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这规定着美国的南海政策与政治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的政治文化是南海政策形成与发展的精神动力，规定了其南海政策手段的实用性，掩盖了美国南海政策的目标。所以，美国政治文化在更深层次上决定着美国南海政策的实质，从而对美国的南海政策具有更为深刻和长远的影响。
[关键词] 南海政策； 政治文化； 实用主义；美国例外论
[中图分类号]D870（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3-0034-06
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具有浓厚的美国式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对体现美国政治行为方式的外交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能动性作用。因此，对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中政治文化传统的考察必然在外交政策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深刻认识美国南海政策本质的一条有效途径，而且只有通过对美国南海政策中的政治文化的分析，才能理解美国南海政策形成的思想文化根源。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形成不仅有利益因素，而且有政治文化因素的考量。但人们往往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在一定意义上说，政治文化在更深层次上制约着美国的南海政策。
一、美国政治文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一种分析框架
某一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塑造某一民族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1]一些学者强调政治文化是意识的组织体（the organization of meaning）；另外一些人视政治文化首先为价值偏好（value preferences）；第三类学者将政治文化规定为人类战略的模板（templates of human strategy）。[2] 一般而言，政治文化由世界观、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构成。政治文化中的世界观指的是人们对政治世界及其与政治世界的关系的看法；价值观是人们对政治世界具有何种价值理念的看法；行为准则建立在世界观与价值观之上，是价值观与世界观社会实践的外在表现形式。
美国的政治文化源于欧洲，又不同于欧洲。美国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是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长期社会化的结果。美国清教徒在美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他们的新教信仰以及对欧洲政治文化强烈的人为选择，经过长时间的灌输，成为美国社会思想文化意识的核心观念。作为美国社会的信念体系和思想基础，美国政治文化的结构组成大体上包括“美国例外论”、自然权利思想和实用主义三个方面。“美国例外论”在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已经积淀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成为美国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念的依据。实用主义原则是对“美国例外论”和自然权利思想在美国社会实践中的一种总结，代表着美国政治文化的实践形式。自然权利原则是在美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然主义理性和启蒙主义思想融合的结果。它所发展的民主和平等思想代表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
（一）美国政治文化的结构
随着政治文化中的价值、理念与准则的加工、凝固和融化，政治文化会形成自己的结构，一旦形成，短期内难以改变，会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
1.“美国例外论”
“美国例外论”在美国具有深刻的历史和宗教根源，[3]表现为“上帝选民”和“天赋使命”。美国认为自己生活在“山巅之城”，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有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使命。美国存在的根据就是完成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这成为了美国的根深蒂固的大众信仰。有学者总结了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的共性，将之归结为以下几点：美国人应该敬畏上帝；美国人应该推动世界自由、民主与和平；美国是世界的楷模；美国人应该团结一致；总统对人们的智慧有信心；尊崇开国元勋。这是对美国天命意识、使命意识和优越感的总体概括。[4]
2.自然权利思想
美国建国之初的自然权利思想是以新教信仰为核心基础的美国政治文化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发展形成的产物，也是新教信仰与科学精神及理性主义思想的融合。推动三者结合的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弗逊。美国的《独立宣言》中的“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美国政治文化中自然权利思想的集中体现。当代美国的自然权利思想集中体现为：人人平等、保护人权和维护稳定。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6月第29卷 第3期 李国选：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3.实用主义
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发源地。其主要核心是重实践的结果而轻原则。“实用主义哲学立足于社会现实，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效果当作最高目标”。[5]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的行动原则是美国政治文化在清教主义道德和自然权利原则基础上对社会实践行动的进一步强调。富兰克林从学习知识的角度阐明了实用主义的精神实质。他认为：如果能学习既实用又能装饰的知识，当然是最理想的选择。可是人生有涯，人们只能先学习实用的知识，然后把它在充满多种机会的美国充分实践。
（二）美国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外交政策
美国政治学家罗塞蒂先生对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对外政策做了研究。他认为，政治文化不是以立即的或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渲染人们对自己的国家及其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的看法来影响国内政治和政策制定的过程。[6]
朱迪斯·戈尔茨坦和罗伯特·基欧汉在《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把观念具体区分为世界观、原则性信念和因果信念三种形态，论证了观念影响外交政策的三种途径：在对自己的利益不明确时，观念起着路线图的作用；当存在着多种选择或存在着多种观念的竞争时，占主流的观念能够起到聚焦或粘合剂的作用；使持不同选择倾向的各方形成合作共识和联盟，观念可以植根于制度当中，形成长久性的影响。[7]以此为基础，政治文化为外交政策提供三种动力：一是引导动力；二是聚集动力；三是制度化动力。 美国政治文化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美国政治文化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根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冷战后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美国的政治文化“被美国决策者有意识地作为实现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筹码”，亦即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输出美国文化”成了目标之一。[8]
政治文化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一种政治文化一旦形成， 就会贯穿于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体现在政治活动的每一个具体的行为中， 并稳定地发挥作用， 它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都是很难改变的，即使希望限制和排除它的影响都是非常困难的，甚至要作出长时期的、不懈的努力。”[9]
政治文化的能动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稳定地构建行为体的身份，影响行为体的价值偏好，从而决定其对外政策的行为模式；二是政治文化为行为体提供一种认识外界事物的模式。 政治文化使行为体的行为按照一定的方式运行，塑造了其对外行为的价值观念。政治文化能动性地赋予行为体力量与方向，使得行为体的活动方式具有整体性和延续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策的制定首先解决“我者”与“他者”的身份问题。美国政治文化的功能在于它不仅已经渗透到了美国的各项制度中，而且能够帮助美国回答“我是谁？”这样根本性的认同问题。而回答“我是谁？”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实质上就是对自身身份的认定。[10]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美国确定了国家的身份就能有效地建构美国国家利益，界定了美国国家利益就为美国制定外交政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一般而言，美国外交政策包括外交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两个基本的核心要素。美国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确定外交政策目标以及框定手段选择的范围。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把自己界定为乐善好施和替天行道的“仁慈”国家，而以是否信仰基督教、是否实行市场经济和是否是民主国家的标准来定义别国的身份。不符合其标准的国家就是“邪恶”的，就是美国拯救或打击的对象。自然权利思想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强大的“道义”性。美国认为其外交政策是为了让对象国实现自己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美国例外论”与自然权利思想为美国外交政策赋予了强烈的“道义”色彩。
实用主义贯穿美国外交政策实施的始终。实用主义规定了美国外交政策既坚持目标追求的“道义”性，同时在政策实施手段的选择上非常注重实效，为了实现外交政策的“道义”目标，美国会灵活选择外交手段。实力不足时，美国不直接参与国际权势的斗争，经常在国际事务中充当仲裁者，或以民主灯塔的景象为别国树立“榜样”；一旦实力大增，美国就会直接出面干预，并且十分注意干预的实效。
美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必须通过其政治文化的棱镜的折射，美国的政治文化为其提供了独特的道德诉求、伦理取向和价值观念，强烈地影响它们认识世界的模式，也体现出了美国式思维的特点。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以其政治文化作为它们的选择坐标。美国外交政策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国家利益，但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促使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目标时，必须考虑道义。用道义来掩盖真实的目标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时一贯采用的手法。美国政治文化对美国外交的某种控制机理，确保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严格遵循美国的核心政治文化，使美国的外交有了某种轨迹和确定不移的基本走向。
美国政治文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集中表现在美国在实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把理想与道义巧妙地结合起来，并且比其他国家更加注意对道义的追求。这就使美国外交政策呈现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错杂糅的特色，也时常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与含混性。基辛格曾经感叹道，美国的对外政策最具矛盾性，“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有理想主义的国家”。[11]
美国政治文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如图1所示。
图1 美国政治文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示意图二、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政治文化考察
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克林顿政府时期发表的《关于南沙群岛和南中国海的政策声明》规定了美国南海政策的基本内容：第一，解决方式。应当和平解决斯普拉特利问题（南沙问题），反对用武力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第二，岛礁主权归属。在有争议的领土主权要求问题上美国不表示任何立场。第三，航行安全与自由。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都不应影响在整个南海上的航行自由。[12] 2011年7月2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了南中国海问题的声明[13]，完整地阐明了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奥巴马政府继承和发展了克林顿政府的南海政策：继承的是和平解决、航行自由与不选边站三项基本内容；发展的是南海地区利益主体与内容的多元化，特别强调尊重国际法。
（一）“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南海政策形成的精神动力
如果说美国利益是其南海政策形成的表层原因的话，那么根植于美利坚民族的血液之中的政治文化则是其深层次的原因。美国南海政策的思想基础就是“美国例外论”，其中，作为美国政治文化核心的“美国例外论”所包含的“选民”和“使命”意识构成了美国南海政策形成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动力。
美国政治文化中， “美国例外论”是其对外部世界的怀疑和猜忌的认识论根源。美国坚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国家，代表着进步和未来世界最好的社会模式，美国优于他国，应该成为他国的楷模；美国人是具有特殊使命的特殊人民，具有拯救其他受苦受难的人民的神圣使命。这种以自信、乐观和浓厚的宗教情结为特征的国民特性和政治文化，长期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
南海地区在自然条件、民族文化、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南海地区既没有成熟的安全合作机制，也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因而导致各方之间矛盾重重。美国南海政策的深层次的根源在于美国政治文化的使命意识，其主要功能为其在该地区的扩张提供强烈的道义上的支持。在美国的眼中，南海地区各国的巨大差异以及各方因领土争端而缺乏相互信任，使这一地区成为潜在的冲突地区，给美国在南海地区推广民主自由价值观、拯救南海地区各国于“苦海”提供了机会。南海地区各国是美国拯救的对象。 美国与众不同的政治文化浸润的美国的南海政策造成了美国对南海地区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偏见。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深受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存在着认识上的严重偏见。这种偏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美国和南海地区国家政治文化有重大的差异，因而存在无法克服的敌意和本质的冲突；另一方面，它从美国政治文化的“选民”和“使命”意识出发，确定美国和南海地区各国是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关系。美国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的，异己者是错误的，存在着明显的思维对立。“美国不能容忍差异，当它常常是不情愿地卷入世界事务时便会试图把其他国家变成自己的形象。”[14]
在美国看来，南海地区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差别很大以及双方因领土纠纷而缺乏相互信任，所以南海地区有极不稳定的预期，南海地区需要在美国的“拯救”下才能稳定。美国把建立南海地区新秩序、主导南海问题解决的进程作为考验其世界领导地位、检验其外交哲学和优化其霸权战略的试金石。美国由此认为：拯救南海地区的国家是受到上帝的重托，有责任将文明带到南海地区，以消弭那里的罪恶。美国的这种“使命感”带有强烈的宗教和伦理色彩，为其南海政策提供了“道义”上的合法性，是其南海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思想根源。
（二）自然权利原则掩盖了美国南海政策的真实目标
美国的自然权利原则源于洛克的“天赋人权”思想。其核心是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洛克认为：生命权、自由权和私有财产权是人的天然权利，任何人都不得侵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杰弗逊以“天赋人权”作为旗帜，号召美国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他在《独立宣言》中把自然权利原则具体化为：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自然权利原则经过美国《独立宣言》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权利原则内化到美国的南海政策，主要表现为：为尊重国际社会的利益， 美国要求争端各方采取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南海争议岛屿的领土主权、主权权利以及管辖权等问题， 协助创造解决争议的条件， 并缓解南海地区的紧张形势。由于不受阻碍的商业活动符合南海权益声索各方与广大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因此， 美国愿意协助推动与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一致的倡议和信心建立机制。美国要求各国依据国际法相关原则提出对南海海域空间的合法主张。[15]所以，美国的南海政策站在所谓“道德”的制高点上，试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与多边化，谋取美国在南海的战略利益。
美国巧妙地利用自然权利原则来掩盖其南海政策的真实目标。美国南海政策的意图在于通过南海争端，压缩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空间；以实际存在谋求占领南海地区的战略制高点；拉拢有关争端国，挑拨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确保其亚太战略的实施。这些实质目标在美国自然权利原则的宣传下而得以掩盖。美国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保护南海地区的各国权利为名，行干涉南海争端之实。冷战时期，南海成为美苏两国相互对峙、争霸的海域。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现行南海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不介入的“中立主义”。但2011年以来，美国“重返”东南亚，加大了在南海海域的军事活动，美国国内在南海政策中的干涉主义思潮日益强烈。在南海地区，防范、制约和平衡中国是美、日、印和东盟的共同目标。在这一目标下，美国欲建立对付中国的“统一战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被共同防范的对象。
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是在其自然权利原则指导下实施的。自然权利原则是制约美国南海政策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现了美国的理想主义，突出了民主与人权等自然权利原则。美国以在南海地区推广其自然权利为名义，为其南海政策的扩张抹上了道义的色彩——表面上是为了帮助南海地区各国享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实质上是在这种表象下追求美国真实的国家利益。南海地区许多国家除中国外对美国的介入均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欢迎，这就昭示了美国南海政策的运行环境在自然权利原则的掩盖下得以持续改善。
（三）实用主义精神原则规定了美国南海政策实施手段的实用性
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中也体现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实用主义的精神原则。实用主义的主要奠基人威廉·詹姆斯在其代表作《实用主义》一书中说：“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16]实际上，“实用主义主要包括两种基本前提：首先，它相信人们采取行动的原因远不如行动本身重要，因而宁可为错误或不明确的原因采取好的行动，而不认为深思熟虑一定能产生最有效的行动；其次，它相信新颖而多变的实践必须不受限制地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去。”[17]20世纪以来，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深深地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成为美国制定南海政策的思想基础，并且深刻地决定了其南海政策实施手段的实用性。
冷战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上升，显示了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优越性，中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分量加重。美国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可能会成为美国对外政策实施的主要障碍，中国可能取代原苏联成为威胁美国安全的主要国家。中国与美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方面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集中反映在中美两国对未来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诉求存在分歧，甚至直接冲突。而且，美国担心中国有破坏这一秩序的便利条件与潜力。中国现已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甚至在东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认为在该地区中国最有可能取代美国的优势地位。布热津斯基认为：到2020年，中国不大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具有竞争力，更可能成为在东亚占有优势的地区大国。美国认为中国在两个问题上对美国的亚太利益构成威胁：一是台湾问题；二是中国将可能谋求削弱美国的东亚地区的影响与存在。[18]
南海地区为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提供了便利条件，成为防范和制约中国的理想之地：一是仅次于地中海的南海是重要的战略要道，是中国的“海上生命线”，美国在南海驻军可以监控中国的能源与外贸运输；二是南海地区许多国家与中国有领海争端，在这个地区防范和制约中国会得到支持；三是美国在南海地区的驻军历史为再次驻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南海问题上，有关争端国和中国在南海争端上的矛盾、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以及“中国威胁论”的传播，使得它们有求于美国。美国利用东盟加强自己的力量，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崛起，维持美国的信誉，阻止任何一方（主要是指中国）使用武力单方面解决南海问题。[19]美国在南海地区起到了战略平衡手的作用。美国的南海政策既有防范和制约中国崛起的意图，又有防止有关争端国因提出过分要求而破坏南海秩序的考量，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如果能在南海地区确立主导地位，向东可穿越台湾海峡，深入日本海；向南可覆盖南太平洋地区，强化美澳、美新南太平洋同盟体系；向西可穿越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影响波斯湾地区；向北可以直接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向南拓展，呼应台湾海峡与日本海防线，更加有效地围堵中国。[20] 所以，实用主义手段支撑的美国南海政策的真实目标是美国通过营造一种紧张但又不至于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地区局势，达到其维持和扩大南海地区军事存在以及主导地区安全格局的目的。[21]
三、结论
总之，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美国例外论”是南海政策形成的精神动力；实用主义精神原则与自然权利原则确定了美国南海政策手段与目标的运行机理。其手段的实用性保证了美国南海政策的高效用，自然权利原则减少了美国南海政策目标达成的阻力。
冷战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进程加快。美国在南海地区把美国的理想和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为美国在南海地区的扩张提供了“道义”上的合法依据。这显示出美国在南海地区既关注理想，又关注利益，但更关注的是美国的利益。浸润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之中的南海政策也日渐成熟。所以，单用利益模式解释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是不充分的，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南海政策蕴含的政治文化的因素。
美国的南海政策蕴含的美国的政治文化把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包裹起来，给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外交行动蒙上了很浓厚的理想色彩。[22]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充分地把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和美国式的理想结合在一起，从而使美国的南海政策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支持。值得重视的是，美国的南海政策的根本目标是追求美国在南海的战略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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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南海政策； 政治文化； 实用主义；美国例外论
[中图分类号]D870（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3-0034-06
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具有浓厚的美国式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对体现美国政治行为方式的外交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能动性作用。因此，对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中政治文化传统的考察必然在外交政策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深刻认识美国南海政策本质的一条有效途径，而且只有通过对美国南海政策中的政治文化的分析，才能理解美国南海政策形成的思想文化根源。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形成不仅有利益因素，而且有政治文化因素的考量。但人们往往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在一定意义上说，政治文化在更深层次上制约着美国的南海政策。
一、美国政治文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一种分析框架
某一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塑造某一民族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1]一些学者强调政治文化是意识的组织体（the organization of meaning）；另外一些人视政治文化首先为价值偏好（value preferences）；第三类学者将政治文化规定为人类战略的模板（templates of human strategy）。[2] 一般而言，政治文化由世界观、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构成。政治文化中的世界观指的是人们对政治世界及其与政治世界的关系的看法；价值观是人们对政治世界具有何种价值理念的看法；行为准则建立在世界观与价值观之上，是价值观与世界观社会实践的外在表现形式。
美国的政治文化源于欧洲，又不同于欧洲。美国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是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长期社会化的结果。美国清教徒在美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他们的新教信仰以及对欧洲政治文化强烈的人为选择，经过长时间的灌输，成为美国社会思想文化意识的核心观念。作为美国社会的信念体系和思想基础，美国政治文化的结构组成大体上包括“美国例外论”、自然权利思想和实用主义三个方面。“美国例外论”在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已经积淀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成为美国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念的依据。实用主义原则是对“美国例外论”和自然权利思想在美国社会实践中的一种总结，代表着美国政治文化的实践形式。自然权利原则是在美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然主义理性和启蒙主义思想融合的结果。它所发展的民主和平等思想代表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
（一）美国政治文化的结构
随着政治文化中的价值、理念与准则的加工、凝固和融化，政治文化会形成自己的结构，一旦形成，短期内难以改变，会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
1.“美国例外论”
“美国例外论”在美国具有深刻的历史和宗教根源，[3]表现为“上帝选民”和“天赋使命”。美国认为自己生活在“山巅之城”，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有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使命。美国存在的根据就是完成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这成为了美国的根深蒂固的大众信仰。有学者总结了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的共性，将之归结为以下几点：美国人应该敬畏上帝；美国人应该推动世界自由、民主与和平；美国是世界的楷模；美国人应该团结一致；总统对人们的智慧有信心；尊崇开国元勋。这是对美国天命意识、使命意识和优越感的总体概括。[4]
2.自然权利思想
美国建国之初的自然权利思想是以新教信仰为核心基础的美国政治文化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发展形成的产物，也是新教信仰与科学精神及理性主义思想的融合。推动三者结合的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弗逊。美国的《独立宣言》中的“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美国政治文化中自然权利思想的集中体现。当代美国的自然权利思想集中体现为：人人平等、保护人权和维护稳定。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6月第29卷 第3期 李国选：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3.实用主义
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发源地。其主要核心是重实践的结果而轻原则。“实用主义哲学立足于社会现实，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效果当作最高目标”。[5]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的行动原则是美国政治文化在清教主义道德和自然权利原则基础上对社会实践行动的进一步强调。富兰克林从学习知识的角度阐明了实用主义的精神实质。他认为：如果能学习既实用又能装饰的知识，当然是最理想的选择。可是人生有涯，人们只能先学习实用的知识，然后把它在充满多种机会的美国充分实践。
（二）美国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外交政策
美国政治学家罗塞蒂先生对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对外政策做了研究。他认为，政治文化不是以立即的或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渲染人们对自己的国家及其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的看法来影响国内政治和政策制定的过程。[6]
朱迪斯·戈尔茨坦和罗伯特·基欧汉在《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把观念具体区分为世界观、原则性信念和因果信念三种形态，论证了观念影响外交政策的三种途径：在对自己的利益不明确时，观念起着路线图的作用；当存在着多种选择或存在着多种观念的竞争时，占主流的观念能够起到聚焦或粘合剂的作用；使持不同选择倾向的各方形成合作共识和联盟，观念可以植根于制度当中，形成长久性的影响。[7]以此为基础，政治文化为外交政策提供三种动力：一是引导动力；二是聚集动力；三是制度化动力。 美国政治文化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美国政治文化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根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冷战后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美国的政治文化“被美国决策者有意识地作为实现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筹码”，亦即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输出美国文化”成了目标之一。[8]
政治文化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一种政治文化一旦形成， 就会贯穿于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体现在政治活动的每一个具体的行为中， 并稳定地发挥作用， 它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都是很难改变的，即使希望限制和排除它的影响都是非常困难的，甚至要作出长时期的、不懈的努力。”[9]
政治文化的能动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稳定地构建行为体的身份，影响行为体的价值偏好，从而决定其对外政策的行为模式；二是政治文化为行为体提供一种认识外界事物的模式。 政治文化使行为体的行为按照一定的方式运行，塑造了其对外行为的价值观念。政治文化能动性地赋予行为体力量与方向，使得行为体的活动方式具有整体性和延续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策的制定首先解决“我者”与“他者”的身份问题。美国政治文化的功能在于它不仅已经渗透到了美国的各项制度中，而且能够帮助美国回答“我是谁？”这样根本性的认同问题。而回答“我是谁？”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实质上就是对自身身份的认定。[10]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美国确定了国家的身份就能有效地建构美国国家利益，界定了美国国家利益就为美国制定外交政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一般而言，美国外交政策包括外交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两个基本的核心要素。美国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确定外交政策目标以及框定手段选择的范围。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把自己界定为乐善好施和替天行道的“仁慈”国家，而以是否信仰基督教、是否实行市场经济和是否是民主国家的标准来定义别国的身份。不符合其标准的国家就是“邪恶”的，就是美国拯救或打击的对象。自然权利思想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强大的“道义”性。美国认为其外交政策是为了让对象国实现自己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美国例外论”与自然权利思想为美国外交政策赋予了强烈的“道义”色彩。
实用主义贯穿美国外交政策实施的始终。实用主义规定了美国外交政策既坚持目标追求的“道义”性，同时在政策实施手段的选择上非常注重实效，为了实现外交政策的“道义”目标，美国会灵活选择外交手段。实力不足时，美国不直接参与国际权势的斗争，经常在国际事务中充当仲裁者，或以民主灯塔的景象为别国树立“榜样”；一旦实力大增，美国就会直接出面干预，并且十分注意干预的实效。
美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必须通过其政治文化的棱镜的折射，美国的政治文化为其提供了独特的道德诉求、伦理取向和价值观念，强烈地影响它们认识世界的模式，也体现出了美国式思维的特点。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以其政治文化作为它们的选择坐标。美国外交政策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国家利益，但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促使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目标时，必须考虑道义。用道义来掩盖真实的目标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时一贯采用的手法。美国政治文化对美国外交的某种控制机理，确保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严格遵循美国的核心政治文化，使美国的外交有了某种轨迹和确定不移的基本走向。
美国政治文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集中表现在美国在实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把理想与道义巧妙地结合起来，并且比其他国家更加注意对道义的追求。这就使美国外交政策呈现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错杂糅的特色，也时常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与含混性。基辛格曾经感叹道，美国的对外政策最具矛盾性，“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有理想主义的国家”。[11]
美国政治文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如图1所示。
图1 美国政治文化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示意图二、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政治文化考察
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克林顿政府时期发表的《关于南沙群岛和南中国海的政策声明》规定了美国南海政策的基本内容：第一，解决方式。应当和平解决斯普拉特利问题（南沙问题），反对用武力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第二，岛礁主权归属。在有争议的领土主权要求问题上美国不表示任何立场。第三，航行安全与自由。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都不应影响在整个南海上的航行自由。[12] 2011年7月2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了南中国海问题的声明[13]，完整地阐明了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奥巴马政府继承和发展了克林顿政府的南海政策：继承的是和平解决、航行自由与不选边站三项基本内容；发展的是南海地区利益主体与内容的多元化，特别强调尊重国际法。
（一）“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南海政策形成的精神动力
如果说美国利益是其南海政策形成的表层原因的话，那么根植于美利坚民族的血液之中的政治文化则是其深层次的原因。美国南海政策的思想基础就是“美国例外论”，其中，作为美国政治文化核心的“美国例外论”所包含的“选民”和“使命”意识构成了美国南海政策形成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动力。
美国政治文化中， “美国例外论”是其对外部世界的怀疑和猜忌的认识论根源。美国坚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国家，代表着进步和未来世界最好的社会模式，美国优于他国，应该成为他国的楷模；美国人是具有特殊使命的特殊人民，具有拯救其他受苦受难的人民的神圣使命。这种以自信、乐观和浓厚的宗教情结为特征的国民特性和政治文化，长期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
南海地区在自然条件、民族文化、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南海地区既没有成熟的安全合作机制，也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因而导致各方之间矛盾重重。美国南海政策的深层次的根源在于美国政治文化的使命意识，其主要功能为其在该地区的扩张提供强烈的道义上的支持。在美国的眼中，南海地区各国的巨大差异以及各方因领土争端而缺乏相互信任，使这一地区成为潜在的冲突地区，给美国在南海地区推广民主自由价值观、拯救南海地区各国于“苦海”提供了机会。南海地区各国是美国拯救的对象。 美国与众不同的政治文化浸润的美国的南海政策造成了美国对南海地区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偏见。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深受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存在着认识上的严重偏见。这种偏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美国和南海地区国家政治文化有重大的差异，因而存在无法克服的敌意和本质的冲突；另一方面，它从美国政治文化的“选民”和“使命”意识出发，确定美国和南海地区各国是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关系。美国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的，异己者是错误的，存在着明显的思维对立。“美国不能容忍差异，当它常常是不情愿地卷入世界事务时便会试图把其他国家变成自己的形象。”[14]
在美国看来，南海地区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差别很大以及双方因领土纠纷而缺乏相互信任，所以南海地区有极不稳定的预期，南海地区需要在美国的“拯救”下才能稳定。美国把建立南海地区新秩序、主导南海问题解决的进程作为考验其世界领导地位、检验其外交哲学和优化其霸权战略的试金石。美国由此认为：拯救南海地区的国家是受到上帝的重托，有责任将文明带到南海地区，以消弭那里的罪恶。美国的这种“使命感”带有强烈的宗教和伦理色彩，为其南海政策提供了“道义”上的合法性，是其南海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思想根源。
（二）自然权利原则掩盖了美国南海政策的真实目标
美国的自然权利原则源于洛克的“天赋人权”思想。其核心是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洛克认为：生命权、自由权和私有财产权是人的天然权利，任何人都不得侵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杰弗逊以“天赋人权”作为旗帜，号召美国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他在《独立宣言》中把自然权利原则具体化为：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自然权利原则经过美国《独立宣言》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权利原则内化到美国的南海政策，主要表现为：为尊重国际社会的利益， 美国要求争端各方采取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南海争议岛屿的领土主权、主权权利以及管辖权等问题， 协助创造解决争议的条件， 并缓解南海地区的紧张形势。由于不受阻碍的商业活动符合南海权益声索各方与广大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 因此， 美国愿意协助推动与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一致的倡议和信心建立机制。美国要求各国依据国际法相关原则提出对南海海域空间的合法主张。[15]所以，美国的南海政策站在所谓“道德”的制高点上，试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与多边化，谋取美国在南海的战略利益。
美国巧妙地利用自然权利原则来掩盖其南海政策的真实目标。美国南海政策的意图在于通过南海争端，压缩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空间；以实际存在谋求占领南海地区的战略制高点；拉拢有关争端国，挑拨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确保其亚太战略的实施。这些实质目标在美国自然权利原则的宣传下而得以掩盖。美国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保护南海地区的各国权利为名，行干涉南海争端之实。冷战时期，南海成为美苏两国相互对峙、争霸的海域。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现行南海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不介入的“中立主义”。但2011年以来，美国“重返”东南亚，加大了在南海海域的军事活动，美国国内在南海政策中的干涉主义思潮日益强烈。在南海地区，防范、制约和平衡中国是美、日、印和东盟的共同目标。在这一目标下，美国欲建立对付中国的“统一战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被共同防范的对象。
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是在其自然权利原则指导下实施的。自然权利原则是制约美国南海政策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现了美国的理想主义，突出了民主与人权等自然权利原则。美国以在南海地区推广其自然权利为名义，为其南海政策的扩张抹上了道义的色彩——表面上是为了帮助南海地区各国享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实质上是在这种表象下追求美国真实的国家利益。南海地区许多国家除中国外对美国的介入均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欢迎，这就昭示了美国南海政策的运行环境在自然权利原则的掩盖下得以持续改善。
（三）实用主义精神原则规定了美国南海政策实施手段的实用性
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中也体现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实用主义的精神原则。实用主义的主要奠基人威廉·詹姆斯在其代表作《实用主义》一书中说：“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16]实际上，“实用主义主要包括两种基本前提：首先，它相信人们采取行动的原因远不如行动本身重要，因而宁可为错误或不明确的原因采取好的行动，而不认为深思熟虑一定能产生最有效的行动；其次，它相信新颖而多变的实践必须不受限制地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去。”[17]20世纪以来，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深深地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成为美国制定南海政策的思想基础，并且深刻地决定了其南海政策实施手段的实用性。
冷战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上升，显示了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优越性，中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分量加重。美国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可能会成为美国对外政策实施的主要障碍，中国可能取代原苏联成为威胁美国安全的主要国家。中国与美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方面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集中反映在中美两国对未来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诉求存在分歧，甚至直接冲突。而且，美国担心中国有破坏这一秩序的便利条件与潜力。中国现已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甚至在东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认为在该地区中国最有可能取代美国的优势地位。布热津斯基认为：到2020年，中国不大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具有竞争力，更可能成为在东亚占有优势的地区大国。美国认为中国在两个问题上对美国的亚太利益构成威胁：一是台湾问题；二是中国将可能谋求削弱美国的东亚地区的影响与存在。[18]
南海地区为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提供了便利条件，成为防范和制约中国的理想之地：一是仅次于地中海的南海是重要的战略要道，是中国的“海上生命线”，美国在南海驻军可以监控中国的能源与外贸运输；二是南海地区许多国家与中国有领海争端，在这个地区防范和制约中国会得到支持；三是美国在南海地区的驻军历史为再次驻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南海问题上，有关争端国和中国在南海争端上的矛盾、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以及“中国威胁论”的传播，使得它们有求于美国。美国利用东盟加强自己的力量，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崛起，维持美国的信誉，阻止任何一方（主要是指中国）使用武力单方面解决南海问题。[19]美国在南海地区起到了战略平衡手的作用。美国的南海政策既有防范和制约中国崛起的意图，又有防止有关争端国因提出过分要求而破坏南海秩序的考量，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如果能在南海地区确立主导地位，向东可穿越台湾海峡，深入日本海；向南可覆盖南太平洋地区，强化美澳、美新南太平洋同盟体系；向西可穿越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影响波斯湾地区；向北可以直接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向南拓展，呼应台湾海峡与日本海防线，更加有效地围堵中国。[20] 所以，实用主义手段支撑的美国南海政策的真实目标是美国通过营造一种紧张但又不至于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地区局势，达到其维持和扩大南海地区军事存在以及主导地区安全格局的目的。[21]
三、结论
总之，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美国例外论”是南海政策形成的精神动力；实用主义精神原则与自然权利原则确定了美国南海政策手段与目标的运行机理。其手段的实用性保证了美国南海政策的高效用，自然权利原则减少了美国南海政策目标达成的阻力。
冷战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进程加快。美国在南海地区把美国的理想和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为美国在南海地区的扩张提供了“道义”上的合法依据。这显示出美国在南海地区既关注理想，又关注利益，但更关注的是美国的利益。浸润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之中的南海政策也日渐成熟。所以，单用利益模式解释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是不充分的，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南海政策蕴含的政治文化的因素。
美国的南海政策蕴含的美国的政治文化把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包裹起来，给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外交行动蒙上了很浓厚的理想色彩。[22]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充分地把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和美国式的理想结合在一起，从而使美国的南海政策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支持。值得重视的是，美国的南海政策的根本目标是追求美国在南海的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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