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随着中国画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中国绘画史研究也渐成为一门显学。“长安画派”作为20世纪与岭南画派、江苏画派并肩的重要绘画流派之一，自然受到众多美术史研究学者的关注。然而以往学者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赵望云、石鲁身上，尤其是对石鲁的研究成果颇丰，出版了多部著作，发表了上百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我们知道“长安画派”是一个由六人组成的团体，个案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但缺乏从全局角度看“长安画派”的形成、发展、艺术主张、艺术风格、绘画思想、历史地位的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屈健先生前不久出版的学术专著《20世纪“长安画派”及其影响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正好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了有益的补充。
该著作是屈健先生历时多年，在收集了大量关于“长安画派”研究资料的基础上，走访了众多画家亲属和借鉴了多位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完成的一部关于“长安画派”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研究专著。这部专著既是对郎绍君、刘曦林、水天中、王宁宇、程征、叶坚、王非等前辈学者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也能为今后深入展开对“长安画派”的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该书正文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系统阐述了“长安画派”的产生与发展。第二章对被誉为“长安三杰”的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分别做了个案研究。这两章属于该课题的基础研究部分，作者把“长安画派”的产生放在20世纪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分别从美术大众化思潮、延安革命文艺与社会主义新文艺思潮以及西北地区古代的文化遗产、自然地理等视角，对“长安画派”的孕育、形成、发展、“习作展”风貌、展后画家艺术风格的本性回归作了全面的分析，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在第二章又以重墨对“长安三杰”各自的人生成长经历、艺术启蒙、艺术主张、艺术贡献和代表作品作了关联式的解读，用治史的方法理清了“长安三杰”的艺术人生轨迹，可谓翔实而全面。
第三章是“长安画派”的绘画思想与艺术主张研究，这是该书的核心部分。尽管近二十年来，前辈学者对此所下功夫不小，发表的见解诸多，但研究内容大多集中在“长安画派”的艺术口号上，往往仅从某一个角度人手，或是单从口号本身出发，从艺术理论角度进行论证，显得过于哲学化，缺乏艺术方法论的图解。如对石鲁提出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创作方法论，又如“以神写形”的造型理念等等。在肯定这些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一份警惕，毕竟一个画派，哪怕是单就一个画家而言，要想真正深入解读其艺术精神，仅从他最为著名的艺术主张或核心的绘画思想来剖析是远远不够的，必然会因其片面性而对问题的本质产生误读。正如丹纳所言：“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而屈健先生的这本著作恰好将“长安画派”的绘画思想放在其形成的特定时代背景下，既做了纵向的梳理，又做了横向的比较，同时结合作品对艺术主张和绘画思想做了比较性的解读。例如在本章第一节“长安画派”的艺术价值观的形成中，就深刻解读了赵望云提出的“不画不劳动的人”背后所折射出的“忧民心态”和“平民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形成显然与抗战时期人民大众艰苦的生活状况相联系，体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画家的敏锐观察力。在第二节“长安画派”的艺术方法论中，作者从中国画创作规律的高度出发，将石鲁提出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看做一个整体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传统绘画规律是活的规律。继承传统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新的题材需要在艺术规律中挖掘新的表现语言，而不是一味守护旧有之形式的结论。这样一来，“长安画派”所倡导的艺术主张和绘画思想就丰富而立体地呈现了出来，这是该著作研究最为突出的特征。
最后一章是对“长安画派”的贡献与历史地位的研究。一个画派在美术史上能够占有怎样的位置，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它的历史贡献，即为人类的文化事业增添了什么新的内容；二是后继者对它的研究深度和推广范围。前者毋庸置疑，“长安画派”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盛开的一朵奇葩，它是中国画关于西北地域题材创作的拓荒者，尤其是赵望云师徒多次的“西北写生”“农村写生”活动，为“长安画派”绘画题材的开创和艺术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打破了中国画仅在传统文人层面抒怀怡情的“雅文化”局面，以全新的笔墨语言塑造了劳动人民和西北独特的自然风光，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画的功能作用。屈健先生的研究正是从这一角度为切入点来展开的。对此，他在著作中对赵望云作了这样一段评价：“如果将他的艺术纳入整个艺术史来进行评判，赵望云不是那种将某种风格或技能推到极致的技巧性画家，但他无疑属于那种能在前人没有走过的小路上另辟蹊径的开山者。他没有留在书斋因循古人的审美经验，而是以顽强的实践精神，在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中间去寻找‘沉吟的民谣’，而不是恬静优美的田园诗。”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在著作的最后一节客观地指出了“长安画派”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第一，1961年的“习作展”是经过“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的一次“创作突击”，虽艺术风格鲜明，但更多地是在石鲁提出的“首先给人雄伟的感觉，然后再逐渐丰富它”的展览要求下进行创作的，缺乏作品笔墨内涵的挖掘和个人艺术风格的发挥，只能算作“长安画派”画家一次尝试性的艺术探索，并不能概括其画派的全部风貌和最终的艺术成就；第二，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赵望云“不画不劳动的人”和石鲁“美术只有为人民服务才有前途”的艺术价值观，无疑是受时代大背景的影响，过分注重了对“火热的现实生活”进行图解，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中国绘画历史的文脉，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这一历史局限性的提出，无疑对今后“长安画派”的研究者能起到有益的提示作用，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地、客观地、具体地进行“长安画派”的研究。
屈健先生在完成这部著作后，又着手开始进行《“长安画派”口述史》的整理研究工作，在《20世纪“长安画派”及其影响研究》的基础上，未来的《“长安画派”口述史》研究将会份量更重，呈现给大家的将是一个更加生动鲜活、更加精彩的“长安画派”。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艺术学院美术专业硕士研究生，邮编710069）
该著作是屈健先生历时多年，在收集了大量关于“长安画派”研究资料的基础上，走访了众多画家亲属和借鉴了多位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完成的一部关于“长安画派”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研究专著。这部专著既是对郎绍君、刘曦林、水天中、王宁宇、程征、叶坚、王非等前辈学者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也能为今后深入展开对“长安画派”的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该书正文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系统阐述了“长安画派”的产生与发展。第二章对被誉为“长安三杰”的赵望云、石鲁、何海霞分别做了个案研究。这两章属于该课题的基础研究部分，作者把“长安画派”的产生放在20世纪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分别从美术大众化思潮、延安革命文艺与社会主义新文艺思潮以及西北地区古代的文化遗产、自然地理等视角，对“长安画派”的孕育、形成、发展、“习作展”风貌、展后画家艺术风格的本性回归作了全面的分析，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在第二章又以重墨对“长安三杰”各自的人生成长经历、艺术启蒙、艺术主张、艺术贡献和代表作品作了关联式的解读，用治史的方法理清了“长安三杰”的艺术人生轨迹，可谓翔实而全面。
第三章是“长安画派”的绘画思想与艺术主张研究，这是该书的核心部分。尽管近二十年来，前辈学者对此所下功夫不小，发表的见解诸多，但研究内容大多集中在“长安画派”的艺术口号上，往往仅从某一个角度人手，或是单从口号本身出发，从艺术理论角度进行论证，显得过于哲学化，缺乏艺术方法论的图解。如对石鲁提出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创作方法论，又如“以神写形”的造型理念等等。在肯定这些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一份警惕，毕竟一个画派，哪怕是单就一个画家而言，要想真正深入解读其艺术精神，仅从他最为著名的艺术主张或核心的绘画思想来剖析是远远不够的，必然会因其片面性而对问题的本质产生误读。正如丹纳所言：“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而屈健先生的这本著作恰好将“长安画派”的绘画思想放在其形成的特定时代背景下，既做了纵向的梳理，又做了横向的比较，同时结合作品对艺术主张和绘画思想做了比较性的解读。例如在本章第一节“长安画派”的艺术价值观的形成中，就深刻解读了赵望云提出的“不画不劳动的人”背后所折射出的“忧民心态”和“平民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形成显然与抗战时期人民大众艰苦的生活状况相联系，体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画家的敏锐观察力。在第二节“长安画派”的艺术方法论中，作者从中国画创作规律的高度出发，将石鲁提出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看做一个整体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传统绘画规律是活的规律。继承传统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新的题材需要在艺术规律中挖掘新的表现语言，而不是一味守护旧有之形式的结论。这样一来，“长安画派”所倡导的艺术主张和绘画思想就丰富而立体地呈现了出来，这是该著作研究最为突出的特征。
最后一章是对“长安画派”的贡献与历史地位的研究。一个画派在美术史上能够占有怎样的位置，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它的历史贡献，即为人类的文化事业增添了什么新的内容；二是后继者对它的研究深度和推广范围。前者毋庸置疑，“长安画派”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盛开的一朵奇葩，它是中国画关于西北地域题材创作的拓荒者，尤其是赵望云师徒多次的“西北写生”“农村写生”活动，为“长安画派”绘画题材的开创和艺术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打破了中国画仅在传统文人层面抒怀怡情的“雅文化”局面，以全新的笔墨语言塑造了劳动人民和西北独特的自然风光，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画的功能作用。屈健先生的研究正是从这一角度为切入点来展开的。对此，他在著作中对赵望云作了这样一段评价：“如果将他的艺术纳入整个艺术史来进行评判，赵望云不是那种将某种风格或技能推到极致的技巧性画家，但他无疑属于那种能在前人没有走过的小路上另辟蹊径的开山者。他没有留在书斋因循古人的审美经验，而是以顽强的实践精神，在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中间去寻找‘沉吟的民谣’，而不是恬静优美的田园诗。”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在著作的最后一节客观地指出了“长安画派”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第一，1961年的“习作展”是经过“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的一次“创作突击”，虽艺术风格鲜明，但更多地是在石鲁提出的“首先给人雄伟的感觉，然后再逐渐丰富它”的展览要求下进行创作的，缺乏作品笔墨内涵的挖掘和个人艺术风格的发挥，只能算作“长安画派”画家一次尝试性的艺术探索，并不能概括其画派的全部风貌和最终的艺术成就；第二，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赵望云“不画不劳动的人”和石鲁“美术只有为人民服务才有前途”的艺术价值观，无疑是受时代大背景的影响，过分注重了对“火热的现实生活”进行图解，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中国绘画历史的文脉，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这一历史局限性的提出，无疑对今后“长安画派”的研究者能起到有益的提示作用，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地、客观地、具体地进行“长安画派”的研究。
屈健先生在完成这部著作后，又着手开始进行《“长安画派”口述史》的整理研究工作，在《20世纪“长安画派”及其影响研究》的基础上，未来的《“长安画派”口述史》研究将会份量更重，呈现给大家的将是一个更加生动鲜活、更加精彩的“长安画派”。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艺术学院美术专业硕士研究生，邮编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