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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文佳作。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文中反复谈论人们敏感的生死问题，也毫不隐晦地表达了自己消极的生死观。这些内容对该文的主题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兰亭集序》在前半部分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作者与当时的“群贤”们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修禊日里，相约来到风景优美的山阴兰亭，一起“流觞曲水”、饮酒赋诗的盛况，描绘了一幅“游目骋怀”、“畅叙幽情”的欢乐图景。然而，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却笔锋一转，在欢乐的沉醉中宕开笔触，将话题引申开来，伤感人生苦短和欢乐不永，抒发了对生与死的无限感慨。
作者首先感叹韶华易逝，人生易老。文中云：“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面对良辰美景，作者伤感人生苦短，不及自然万物那样永恒、持久。这是正常的心理状态，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关键是能否正视这个问题，以何种心态对待这个问题。令人遗憾的是，作者的态度显然是消极的、悲观的。作者又认为人生无常、寿天由天、生命终归幻灭和消失，因而更加为之无限伤感，甚至不敢正视死亡的必然性。作者慨叹道：“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表现了在生死面前只能听天由命、无能为力的悲伤。他还借“古人”之口感叹“死生亦大矣”，并直接对人生的最终结局发出悲叹：“岂不痛哉”。如此等等。这种感伤情调占据了该文的后半部分篇幅，其悲伤情绪如浓重的阴霾一般挥之不去，笼罩着半篇文章，令人产生沉重的压抑感。所以，概言之，王羲之对生死问题的态度可谓“叹生悲死”、“谈死色变”。
那么，作为东晋时期的知名士大夫和文化巨匠，王羲之的生死观为什么会如此消沉呢？其叹生悲死究竟又是为哪般？换言之，王羲之在对待人的生死问题上为何不像其“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书法艺术那般洒脱、飘逸，而是竟然如此“想不开”、“看不透”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来探究。基于此，我们认为王羲之如此生死观的形成，应该与其个人身份、时代背景、生活环境等诸多因素有关。
王羲之出身于晋代名门望族，身世显赫。当时位高权重的士族大官僚王导正是其堂伯父，唐诗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提及的显赫王家即指其家族。然而，一代名门才子王羲之“生不逢时”，偏偏生于天下乱离、南北分裂和朝廷暗弱的时代。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劲攻击下，晋朝王室和贵族被迫狼狈撤离北土，渡江南迁，结果残存半壁江山，只能偏安一隅。其后，东晋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十分严重：一方面，对外无力有效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在苟延残喘之中，仍受对方虎视威胁，时有北顾之忧；几次发起的北伐皆大败而还，导致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如349年褚裒北伐，353年殷浩北伐），做了几次“亏本生意”，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之间在国难关头，不仅严重缺乏精诚团结、共御外侮的精神，反而不断上演争权夺利、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的“窝里斗”惨剧，结果导致内乱频仍（如322年王敦之乱，326年苏峻之乱），两败俱伤，生灵涂炭。如此等等，可谓“惨不忍睹”，不能不令统治阶级中如王羲之之类的爱国恤民之士忧心忡忡，心情沉痛；同时，也一定会对生命在战争中的极端脆弱感触良深，倍感痛惜。
另外，王羲之所隶属的门阀士族阶级因为享有世袭的特权而普遍不思进取，腐朽没落，颓废消极，暮气沉沉，仿佛得了集体“抑郁症”一般。与这类人为伍，怎能不深受“感染”而使人心情压抑？怎能不让人情绪消沉？王羲之个人虽然出类拔萃，不同凡俗，并积极进取，执着追求，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就，但他毕竟生活在如此残酷和沉沦的社会环境里，难免不受周围大批士大夫的庸俗没落、空虚消沉、贪生怕死等不良思想的影响。
还有，包括王羲之在内的东晋士大夫们当时身处和面对的，是江南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江南的地貌十分秀丽而又相对封闭和狭隘，不似北方那样粗犷、平旷和广袤。北方的地貌往往使人豪爽、侠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江南的情形却正好相反。一方面，江南的奇山异水、秀美风光在给予士大夫们愉悦的“极视听之娱”享受的同时，也更会让其产生对生的留恋、对死的畏惧以及对人生苦短的深深遗憾。另一方面，江南相对狭小、封闭的区域空间，崎岖的地形、地貌，也容易让士大夫们的视野和心胸都变得较为狭隘、封闭，进而使其形成情感细腻、多愁善感、郁郁寡欢的性格。
所以，王羲之虽为成就非凡、名闻天下的大书法家，但其在文章中表达的消极生死观、流露消沉甚至悲观的人生情调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即为唯物史观之“环境造就人”。只不过，王羲之比同时代同阶层的普通士大夫们要清醒、理智一些而已，在有生之年不仅不曾醉生梦死、苟且偷生，而且还能奋发进取，追求卓越。这也正是这位大书法家的难能可贵和不同流俗之处。但是，无论如何，消沉、颓唐、萎靡、堕落，毕竟是当时士族阶层的精神常态，是无法从根本上消弭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兰亭集序》在生死问题上出现消极、悲观的论调，不仅仅是作者王羲之个人思想情绪的体现，更是他当时所处的没落士族阶级的思想倾向的整体体现，也不啻为那个腐朽颓废的统治阶级在政权日薄西山、风雨飘摇之时发出的集体悲鸣与哀号。
综上所述，由于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王羲之这位文化巨人和风流雅士，在生死观的问题上并不够明智、豁达，更不似其书法艺术那样超凡脱俗、潇洒豪放。我们还可以推断，王羲之和其他东晋士大夫的此次兰亭之会，虽然表面上是“畅叙幽情”、“信可乐也”，但其实只是强颜欢笑而已，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深深的伤感；他们的“游目骋怀”、“一觞一咏”，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游春赏景、怡情养性，而是这个没落阶级因穷极无聊而寻欢作乐的表现。这个现象的出现当然是耐人寻味的，而探析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则应该更能发人深思。
（作者：河南省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邮编461000；河南省固始县教师进修学校，邮编465200）
《兰亭集序》在前半部分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作者与当时的“群贤”们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修禊日里，相约来到风景优美的山阴兰亭，一起“流觞曲水”、饮酒赋诗的盛况，描绘了一幅“游目骋怀”、“畅叙幽情”的欢乐图景。然而，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却笔锋一转，在欢乐的沉醉中宕开笔触，将话题引申开来，伤感人生苦短和欢乐不永，抒发了对生与死的无限感慨。
作者首先感叹韶华易逝，人生易老。文中云：“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面对良辰美景，作者伤感人生苦短，不及自然万物那样永恒、持久。这是正常的心理状态，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关键是能否正视这个问题，以何种心态对待这个问题。令人遗憾的是，作者的态度显然是消极的、悲观的。作者又认为人生无常、寿天由天、生命终归幻灭和消失，因而更加为之无限伤感，甚至不敢正视死亡的必然性。作者慨叹道：“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表现了在生死面前只能听天由命、无能为力的悲伤。他还借“古人”之口感叹“死生亦大矣”，并直接对人生的最终结局发出悲叹：“岂不痛哉”。如此等等。这种感伤情调占据了该文的后半部分篇幅，其悲伤情绪如浓重的阴霾一般挥之不去，笼罩着半篇文章，令人产生沉重的压抑感。所以，概言之，王羲之对生死问题的态度可谓“叹生悲死”、“谈死色变”。
那么，作为东晋时期的知名士大夫和文化巨匠，王羲之的生死观为什么会如此消沉呢？其叹生悲死究竟又是为哪般？换言之，王羲之在对待人的生死问题上为何不像其“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书法艺术那般洒脱、飘逸，而是竟然如此“想不开”、“看不透”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来探究。基于此，我们认为王羲之如此生死观的形成，应该与其个人身份、时代背景、生活环境等诸多因素有关。
王羲之出身于晋代名门望族，身世显赫。当时位高权重的士族大官僚王导正是其堂伯父，唐诗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提及的显赫王家即指其家族。然而，一代名门才子王羲之“生不逢时”，偏偏生于天下乱离、南北分裂和朝廷暗弱的时代。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劲攻击下，晋朝王室和贵族被迫狼狈撤离北土，渡江南迁，结果残存半壁江山，只能偏安一隅。其后，东晋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十分严重：一方面，对外无力有效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在苟延残喘之中，仍受对方虎视威胁，时有北顾之忧；几次发起的北伐皆大败而还，导致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如349年褚裒北伐，353年殷浩北伐），做了几次“亏本生意”，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之间在国难关头，不仅严重缺乏精诚团结、共御外侮的精神，反而不断上演争权夺利、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的“窝里斗”惨剧，结果导致内乱频仍（如322年王敦之乱，326年苏峻之乱），两败俱伤，生灵涂炭。如此等等，可谓“惨不忍睹”，不能不令统治阶级中如王羲之之类的爱国恤民之士忧心忡忡，心情沉痛；同时，也一定会对生命在战争中的极端脆弱感触良深，倍感痛惜。
另外，王羲之所隶属的门阀士族阶级因为享有世袭的特权而普遍不思进取，腐朽没落，颓废消极，暮气沉沉，仿佛得了集体“抑郁症”一般。与这类人为伍，怎能不深受“感染”而使人心情压抑？怎能不让人情绪消沉？王羲之个人虽然出类拔萃，不同凡俗，并积极进取，执着追求，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就，但他毕竟生活在如此残酷和沉沦的社会环境里，难免不受周围大批士大夫的庸俗没落、空虚消沉、贪生怕死等不良思想的影响。
还有，包括王羲之在内的东晋士大夫们当时身处和面对的，是江南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江南的地貌十分秀丽而又相对封闭和狭隘，不似北方那样粗犷、平旷和广袤。北方的地貌往往使人豪爽、侠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江南的情形却正好相反。一方面，江南的奇山异水、秀美风光在给予士大夫们愉悦的“极视听之娱”享受的同时，也更会让其产生对生的留恋、对死的畏惧以及对人生苦短的深深遗憾。另一方面，江南相对狭小、封闭的区域空间，崎岖的地形、地貌，也容易让士大夫们的视野和心胸都变得较为狭隘、封闭，进而使其形成情感细腻、多愁善感、郁郁寡欢的性格。
所以，王羲之虽为成就非凡、名闻天下的大书法家，但其在文章中表达的消极生死观、流露消沉甚至悲观的人生情调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即为唯物史观之“环境造就人”。只不过，王羲之比同时代同阶层的普通士大夫们要清醒、理智一些而已，在有生之年不仅不曾醉生梦死、苟且偷生，而且还能奋发进取，追求卓越。这也正是这位大书法家的难能可贵和不同流俗之处。但是，无论如何，消沉、颓唐、萎靡、堕落，毕竟是当时士族阶层的精神常态，是无法从根本上消弭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兰亭集序》在生死问题上出现消极、悲观的论调，不仅仅是作者王羲之个人思想情绪的体现，更是他当时所处的没落士族阶级的思想倾向的整体体现，也不啻为那个腐朽颓废的统治阶级在政权日薄西山、风雨飘摇之时发出的集体悲鸣与哀号。
综上所述，由于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王羲之这位文化巨人和风流雅士，在生死观的问题上并不够明智、豁达，更不似其书法艺术那样超凡脱俗、潇洒豪放。我们还可以推断，王羲之和其他东晋士大夫的此次兰亭之会，虽然表面上是“畅叙幽情”、“信可乐也”，但其实只是强颜欢笑而已，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深深的伤感；他们的“游目骋怀”、“一觞一咏”，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游春赏景、怡情养性，而是这个没落阶级因穷极无聊而寻欢作乐的表现。这个现象的出现当然是耐人寻味的，而探析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则应该更能发人深思。
（作者：河南省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邮编461000；河南省固始县教师进修学校，邮编46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