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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我们讨论历史文化的时候，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一种观点受到普遍重视，这就是“轴心时代”的概念。轴心时代，是指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人类思想的一个蓬勃发展阶段，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也属于这一时代。毋庸置疑，这一时代的确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形成时期。但是，对于有着连续不断悠久历史传统的华夏民族来说，在轴心时代之前，还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如何从中总结出对我们今天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文化观念？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来看，他虽然承认“各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精神”，但认为“中国只有神话的雏型，数量有限的关于宇宙秩序的先验概念，以及天人合一的生动的自然观。”（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种概括显然不够全面，而且如果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延续性特点，我们必须要关注“前轴心时代”的中国历史，特别是早期的历史，探讨这段历史与后来的联系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之上来思考炎黄文化与中华精神的关系。
在这种思考的背景下，笔者通读了由鲁谆和高强两位先生撰写的《炎黄文化读本》。这部著作对中国五千年文化源头时期的一千年，进行了全面介绍和总结，给人以很大启发。全书以梳理历史为主，也有若干章节专门论述炎黄二帝与中华文化。本文借题发挥，继续就这一命题展开讨论，并对炎黄文化与中华精神加以探讨。
二
中华精神来源于中国历史，但它在历史的发展中并不总是主动地再现，需要有国家的领导者以及广大知识阶层的文化自觉，需要有文化历史的追寻，需要有文化的使命感，需要有中华文化的价值追求。对于这些，可以统称之为“文化关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就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文化自觉和文化关注的一个典范。因为其中不仅包含了“自觉”，还包含了“觉他”，是世界范围的文化关注。
无独有偶的是，就在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思想的同时，一位西方学者也强调了文化关注在理解世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这就是美国学者亨廷顿。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他在分析世界政治格局时，认为文化关注“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他希望唤起政治家和学者对文化因素的注意，他说：“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家指导思想的层面我们对文化的关注有一个过程。从党的十三大（1987年）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三步走”，到十五大（1997年）提出的“新三步走”，基本上是用经济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但是到了党的十六大（2002年），就开始提出“先进文化”的观念。所谓“先进文化”，就是具有统领作用的先进的价值观。到了十七大（2007年），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也就是中国社会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十八大（2012年）之后，中央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近，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个全面”的国家发展战略。四个全面的总体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这一提法的关键词，是“全面”，即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在这个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中央非常强调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习近平同志2013年就指出：“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
文化的关注，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而价值观的认同，必须从历史中获取资源，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这也就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主席在各种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原因。因为文化在价值观方面的统领作用，它关乎到中国社会落实“四个全面”的成效。
三
前面曾经指出，当我们考察中国历史经验的时候，重点关注的是“轴心时代”之后的时代，即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们有文献资料可考。但是，对于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而言，轴心时代之后只是一半，如何认识在此之前的2500年？在中国的轴心时代之前的2500年，又可以分成两部分，前1000年是炎黄时代，后1500年是夏商时代。本文的关注点是炎黄时代的1000年。我们需要思考i个问题：第一，这一时代的历史特点是什么？第二，这一时代和后来时代的联系是什么？第三，中国的轴心时代到来时，怎样继承和总结这一时代的精神？对这些问题要做出科学的回答，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要对传说的和考古的资料进行审慎的分析和评判。其中有些是可以做出判断的，例如，炎黄时代中国的农业已经到达了较发达程度，而人类从渔猎进入到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改变了：人类从适应自然转为利用和改造自然；其次，人类由迁徙的生活方式逐渐转为定居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家庭关系及其重要性愈加凸显，以至影响到人们的思维，从而使伦理越来越受到重视；再次，由于人口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使一部分人开始从事维持基本生存以外的活动，既有发明创造，也有艺术活动，从而产生了新的社会分工和物品交换。炎黄时代，这些情况都出现了。虽然对这些情况的描述文字产生于后来的“轴心时代”，我们仍可以窥视到其中真实的一面。 战国秦汉文献在对炎黄的记载中，都强调他们的“功德”，这些功德都与农业社会的发明有关。近代的人奉黄帝为“人文初祖”，取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意。但是这种化成，还不是道德教化，而是摆脱自然控制的手段，《易传》称之为“崇德广业”，因此有了一系列改造自然的发明，“男耕而食，妇织而衣”，瓦器、陶冶、斤斧，统统都产生出来。在《炎黄文化读本》中，作者将其概括为利民精神、首创精神、崇德精神、奉献精神等，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类从适应自然转为利用和改造自然，在先秦的文献中，称之为“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这是一个十分贴切的概括。
在对炎黄文化的研究中，对于炎帝与黄帝，中国后来的学者和普通百姓都没有把他们当做“神”，而是把他们当做“人”。从现存的炎黄二帝画像（例如山东武梁祠石刻的黄帝画像）来看，这样的观念或许是上古观念的一种留存。由此倒推，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炎黄的时代，中国人就开始出现与西方不同的“神祗观”？西方的汉学家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例如艾兰（Sarah Allan）曾指出，“除了自然神以外，那些中国的神、祖先及鬼，都被视为死者的神灵——这些死者在世时肯定比别人地位高、权力大，因此他们死后的魂灵也特别具有权威，特别灵验，但他们仍然是那些在一定地点和时间生活过的人。”（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西方的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思想与西方的一个重要不同。例如，希腊的神由其他神而产生，他们的关系也被加以系统化，比方说宙斯（Zeus）是克洛诺斯（Cronos）的儿子等等。虽然他们帮助那些向他们祈祷的人，但他们从不依赖这些人提供的食物。艾兰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神不仅类似于人，而就是人，是业已死去但是仍然以非物质的形式继续存在的人。”
艾兰所指出的中国人古代的这种思想观念，后来在儒家的思想中展现为有系统的“人学”。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在“轴心时代”之后所产生的“人学”观念，和炎黄时代的“神祗观”有某种联系呢？
如果可以按照上述的思路考虑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说，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中形成的“中华精神”，在上古的一千年中是否“与有份焉”呢？
前辈学者张岱年先生曾经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延续了五千余年的大民族，必定有一个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就是这个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是维系中华民族统一、独立、自主的“精神支柱、精神力量”（张岱年：《中华文化的历史传统及其更新》）。张岱年先生非常重视和强调中华文化五千余年的延续，这里就包含了不能将炎黄时代与后来的“轴心时代”相分割。他甚至提出，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体来看，认为炎黄二帝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可能更适当些。他借用《礼记·乐记》中的“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的判断，认为孔子自谓“述而不作”，而炎黄二帝是中国上古时代伟大的“作者”，是中国文化的奠基人。张岱年先生的这个看法，非常值得重视。
四
对于什么是“中华精神”或者“中华民族精神”的问题，学界有很多讨论，也有各种意见。张岱年先生有一个非常简洁经典的概括，就是《周易大传》中的两句话：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坚持自己的主体性，努力上进，决不休止；厚德载物则是一种博大宽容的精神。但是这种概括，似乎更加对应于“轴心时代”之后的中国思想史。如果考虑把炎黄时代中国农业社会的后世影响以及炎黄时代的开创精神和实践精神囊括在内，同时对当今社会更具针对性，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中华精神加以总结：
第一，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道德主体自觉。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主体自觉。例如基督宗教的文明，就是在以上帝为本体的基础上建立的一套道德主体自觉。而中华精神的主体自觉，是建立在以伦理为本位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在炎黄时代就开始了。这种建立在伦理本位基础之上的“崇德”精神，轴心时代的儒家，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概括，但是它的来源是从炎黄时代开始的，并且在第二个2500年的轴心时代被诸子百家所总结。
第二，着眼于现实社会的“利用、厚生”的创新与奉献精神。炎黄时代注重实践，炎黄二帝发明和改进技术，使百姓的生活更加丰足。到了春秋时期，很多诸侯国的卿大夫都主张“六府三事”，所谓“六府”，指水火金木土谷，所谓“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这些主张的来源和古代的观念流传似乎有关。张岱年先生认为，炎黄传说有一个特点，即表现了三事并重。其根据之一是《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晋国邵缺引用《夏书》中的“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上古时代发生的事，民间用诗歌的方式流传下来，一直到夏朝，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张岱年先生认为炎黄的传说“三事并重”，其中“正德”这一事可以商量，因为“正德”似乎应是后起的概念。
第三，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按照中国古代的图像记载，炎黄二帝都是劳动实践的形象，这和我们今天各地的炎黄塑像都不大一样。今天的塑像突出了炎黄“王者”的形象，而对“劳动者”的形象似乎有所忽略。炎黄时代，王者都是关心稼穑的劳动者，这点对于我们今天继承炎黄的精神来说，似乎有现实借鉴意义。张岱年先生在比较了炎黄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观念的差别之后说，儒家是教育家，特别重视“正德”，对于“利用”有所忽视。道家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更不论“利用”的问题。墨家重视百工之事，可以说是将“正德”与“利用”结合起来，但是提倡苦行，又偏离了“厚生”。这些情况表现了文化发展中的曲折现象。
总而言之，在当今社会我们思考炎黄文化与中华精神的关系时，现实社会的需要应该是我们考量的重要因素。
（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
当我们讨论历史文化的时候，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一种观点受到普遍重视，这就是“轴心时代”的概念。轴心时代，是指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人类思想的一个蓬勃发展阶段，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也属于这一时代。毋庸置疑，这一时代的确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形成时期。但是，对于有着连续不断悠久历史传统的华夏民族来说，在轴心时代之前，还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如何从中总结出对我们今天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文化观念？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来看，他虽然承认“各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精神”，但认为“中国只有神话的雏型，数量有限的关于宇宙秩序的先验概念，以及天人合一的生动的自然观。”（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种概括显然不够全面，而且如果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延续性特点，我们必须要关注“前轴心时代”的中国历史，特别是早期的历史，探讨这段历史与后来的联系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之上来思考炎黄文化与中华精神的关系。
在这种思考的背景下，笔者通读了由鲁谆和高强两位先生撰写的《炎黄文化读本》。这部著作对中国五千年文化源头时期的一千年，进行了全面介绍和总结，给人以很大启发。全书以梳理历史为主，也有若干章节专门论述炎黄二帝与中华文化。本文借题发挥，继续就这一命题展开讨论，并对炎黄文化与中华精神加以探讨。
二
中华精神来源于中国历史，但它在历史的发展中并不总是主动地再现，需要有国家的领导者以及广大知识阶层的文化自觉，需要有文化历史的追寻，需要有文化的使命感，需要有中华文化的价值追求。对于这些，可以统称之为“文化关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就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文化自觉和文化关注的一个典范。因为其中不仅包含了“自觉”，还包含了“觉他”，是世界范围的文化关注。
无独有偶的是，就在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思想的同时，一位西方学者也强调了文化关注在理解世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这就是美国学者亨廷顿。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他在分析世界政治格局时，认为文化关注“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他希望唤起政治家和学者对文化因素的注意，他说：“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家指导思想的层面我们对文化的关注有一个过程。从党的十三大（1987年）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三步走”，到十五大（1997年）提出的“新三步走”，基本上是用经济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但是到了党的十六大（2002年），就开始提出“先进文化”的观念。所谓“先进文化”，就是具有统领作用的先进的价值观。到了十七大（2007年），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也就是中国社会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十八大（2012年）之后，中央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近，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个全面”的国家发展战略。四个全面的总体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这一提法的关键词，是“全面”，即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在这个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中央非常强调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习近平同志2013年就指出：“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
文化的关注，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而价值观的认同，必须从历史中获取资源，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这也就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主席在各种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原因。因为文化在价值观方面的统领作用，它关乎到中国社会落实“四个全面”的成效。
三
前面曾经指出，当我们考察中国历史经验的时候，重点关注的是“轴心时代”之后的时代，即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们有文献资料可考。但是，对于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而言，轴心时代之后只是一半，如何认识在此之前的2500年？在中国的轴心时代之前的2500年，又可以分成两部分，前1000年是炎黄时代，后1500年是夏商时代。本文的关注点是炎黄时代的1000年。我们需要思考i个问题：第一，这一时代的历史特点是什么？第二，这一时代和后来时代的联系是什么？第三，中国的轴心时代到来时，怎样继承和总结这一时代的精神？对这些问题要做出科学的回答，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要对传说的和考古的资料进行审慎的分析和评判。其中有些是可以做出判断的，例如，炎黄时代中国的农业已经到达了较发达程度，而人类从渔猎进入到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改变了：人类从适应自然转为利用和改造自然；其次，人类由迁徙的生活方式逐渐转为定居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家庭关系及其重要性愈加凸显，以至影响到人们的思维，从而使伦理越来越受到重视；再次，由于人口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使一部分人开始从事维持基本生存以外的活动，既有发明创造，也有艺术活动，从而产生了新的社会分工和物品交换。炎黄时代，这些情况都出现了。虽然对这些情况的描述文字产生于后来的“轴心时代”，我们仍可以窥视到其中真实的一面。 战国秦汉文献在对炎黄的记载中，都强调他们的“功德”，这些功德都与农业社会的发明有关。近代的人奉黄帝为“人文初祖”，取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意。但是这种化成，还不是道德教化，而是摆脱自然控制的手段，《易传》称之为“崇德广业”，因此有了一系列改造自然的发明，“男耕而食，妇织而衣”，瓦器、陶冶、斤斧，统统都产生出来。在《炎黄文化读本》中，作者将其概括为利民精神、首创精神、崇德精神、奉献精神等，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类从适应自然转为利用和改造自然，在先秦的文献中，称之为“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这是一个十分贴切的概括。
在对炎黄文化的研究中，对于炎帝与黄帝，中国后来的学者和普通百姓都没有把他们当做“神”，而是把他们当做“人”。从现存的炎黄二帝画像（例如山东武梁祠石刻的黄帝画像）来看，这样的观念或许是上古观念的一种留存。由此倒推，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炎黄的时代，中国人就开始出现与西方不同的“神祗观”？西方的汉学家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例如艾兰（Sarah Allan）曾指出，“除了自然神以外，那些中国的神、祖先及鬼，都被视为死者的神灵——这些死者在世时肯定比别人地位高、权力大，因此他们死后的魂灵也特别具有权威，特别灵验，但他们仍然是那些在一定地点和时间生活过的人。”（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西方的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思想与西方的一个重要不同。例如，希腊的神由其他神而产生，他们的关系也被加以系统化，比方说宙斯（Zeus）是克洛诺斯（Cronos）的儿子等等。虽然他们帮助那些向他们祈祷的人，但他们从不依赖这些人提供的食物。艾兰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神不仅类似于人，而就是人，是业已死去但是仍然以非物质的形式继续存在的人。”
艾兰所指出的中国人古代的这种思想观念，后来在儒家的思想中展现为有系统的“人学”。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在“轴心时代”之后所产生的“人学”观念，和炎黄时代的“神祗观”有某种联系呢？
如果可以按照上述的思路考虑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说，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中形成的“中华精神”，在上古的一千年中是否“与有份焉”呢？
前辈学者张岱年先生曾经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延续了五千余年的大民族，必定有一个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就是这个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是维系中华民族统一、独立、自主的“精神支柱、精神力量”（张岱年：《中华文化的历史传统及其更新》）。张岱年先生非常重视和强调中华文化五千余年的延续，这里就包含了不能将炎黄时代与后来的“轴心时代”相分割。他甚至提出，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体来看，认为炎黄二帝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可能更适当些。他借用《礼记·乐记》中的“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的判断，认为孔子自谓“述而不作”，而炎黄二帝是中国上古时代伟大的“作者”，是中国文化的奠基人。张岱年先生的这个看法，非常值得重视。
四
对于什么是“中华精神”或者“中华民族精神”的问题，学界有很多讨论，也有各种意见。张岱年先生有一个非常简洁经典的概括，就是《周易大传》中的两句话：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坚持自己的主体性，努力上进，决不休止；厚德载物则是一种博大宽容的精神。但是这种概括，似乎更加对应于“轴心时代”之后的中国思想史。如果考虑把炎黄时代中国农业社会的后世影响以及炎黄时代的开创精神和实践精神囊括在内，同时对当今社会更具针对性，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中华精神加以总结：
第一，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道德主体自觉。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主体自觉。例如基督宗教的文明，就是在以上帝为本体的基础上建立的一套道德主体自觉。而中华精神的主体自觉，是建立在以伦理为本位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在炎黄时代就开始了。这种建立在伦理本位基础之上的“崇德”精神，轴心时代的儒家，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概括，但是它的来源是从炎黄时代开始的，并且在第二个2500年的轴心时代被诸子百家所总结。
第二，着眼于现实社会的“利用、厚生”的创新与奉献精神。炎黄时代注重实践，炎黄二帝发明和改进技术，使百姓的生活更加丰足。到了春秋时期，很多诸侯国的卿大夫都主张“六府三事”，所谓“六府”，指水火金木土谷，所谓“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这些主张的来源和古代的观念流传似乎有关。张岱年先生认为，炎黄传说有一个特点，即表现了三事并重。其根据之一是《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晋国邵缺引用《夏书》中的“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上古时代发生的事，民间用诗歌的方式流传下来，一直到夏朝，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张岱年先生认为炎黄的传说“三事并重”，其中“正德”这一事可以商量，因为“正德”似乎应是后起的概念。
第三，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按照中国古代的图像记载，炎黄二帝都是劳动实践的形象，这和我们今天各地的炎黄塑像都不大一样。今天的塑像突出了炎黄“王者”的形象，而对“劳动者”的形象似乎有所忽略。炎黄时代，王者都是关心稼穑的劳动者，这点对于我们今天继承炎黄的精神来说，似乎有现实借鉴意义。张岱年先生在比较了炎黄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观念的差别之后说，儒家是教育家，特别重视“正德”，对于“利用”有所忽视。道家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更不论“利用”的问题。墨家重视百工之事，可以说是将“正德”与“利用”结合起来，但是提倡苦行，又偏离了“厚生”。这些情况表现了文化发展中的曲折现象。
总而言之，在当今社会我们思考炎黄文化与中华精神的关系时，现实社会的需要应该是我们考量的重要因素。
（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