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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中外文化交流中，重视讲述中国人的故事。其实百岁老人于友在漫长的新闻生涯中，不仅讲述中国人的故事，而且讲述了许多外国人热爱中国的故事——
2016年，新闻界前辈于友先生101虚岁。4月6日下午，北京蓝天白云。我叩开了于老的家门。“欢迎、欢迎！”于老笑容满面，精神矍铄，站在门口迎接我。
进门坐下，于老给我沏茶，我连连道谢。于老的女儿递给我一册《走过百年的老爸》。这是早两个月春节期间，于老的子女为父亲一百周岁做的纪念影集，收有百余幅照片，展示了于老的新闻人生。
于老的一生经历了战争、动荡、变革、和平发展年代，多在著名的新闻单位工作，发表过难以计数的作品，这些作品已汇入历史长河，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中外交流的宝贵史料！
记者生涯起步
1916年2月16日，于友出生在浙江吴兴（今湖州）菱湖镇，家境算是小康。由于父亲重视教育，子女都受过中等教育。于友在吴兴的东吴大学附属第三中学读高中，毕业后参加浙江省会考，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但由于家境日渐衰落，只得放弃上大学的机会。
1935年初夏的一天，于友从报纸上看到上海新创办的《立报》要招练习生的广告，学历要求是高中毕业，他决定去应试。数百人应试，只录取三名练习生。主考人是恽逸群。恽逸群一眼相中于友读的是教会学校，英语学得好，便录取了于友，安排在编辑部工作。
《立报》创办者是成舍吾，首任总编是张友鸾，次任总编是萨空了，副刊负责人是谢六逸和张恨水，国际版负责人是恽逸群，他们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风云人物。
在《立报》，于友从文字校对开始做起，之后从事采访和编辑工作。由于对新闻的热爱，他很快从门外汉成为入行者。原本练习生转为记者需要两年，但于友不到一年就被破格提拔。
《立报》从创办起就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于友在如此环境里受到莫大感染，爱国热情高涨，毅然决然走进抗日救亡行列。1936年初，上海成立各界救国联合会。于友参加了救国会组织的上海各界群众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四周年和鲁迅葬礼、孙中山诞辰七十周年三次重要的爱国活动。
报道抗日新闻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立报》迁移香港。于友投身抗日，去恽逸群和郭沫若组织的由共产党领导的东战场战地服务团工作。服务团辗转常州、武汉，于友利用自己的新闻专长，一路写下不少通讯。1938年10月武汉濒危，于友经《立报》同事介绍，到长沙参加范长江、胡愈之等创办的国际新闻社工作，任记者。次年，他随社长范长江和总编黄药眠到了桂林。其时，桂林《救亡日报》正为夏衍新写的剧本《一年间》义演筹款，于友应召参加筹款服务工作。是年秋天，于友被调往国新社重庆办事处。期间，他参与过同总社和香港分社互换稿件、向四川以及西北各地报纸发送稿件的事宜，参加过周恩来的记者招待会和对叶剑英的单独采访。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新社重庆办事处人员疏散，于友被转移去香港分社，又由恽逸群安排到新加坡《南洋商报》香港办事处工作。
《南洋商报》由胡愈之主持编辑。胡愈之是国新社创办人之一，于友加入该报行列，有格外的亲切感。与此同时，于友还兼任《星岛日报》记者。当时，他主要采访在港内地同胞支援抗日的爱国活动，也报道香港进步人士的政治活动和文娱活动。于老现在已记不清为《南洋商报》《星岛日报》写过多少通讯报道，但迄今还记得，“我写过有关张学良和马寅初被国民党政府连年关押的报道。另外我只记得给报社写的通讯用过‘丁一’和‘小鱼’的笔名”。
主持新闻翻译
1942年1月香港沦陷，于友离开香港到湖南衡阳《大刚报》工作，被聘为评论员，协助主笔严问天撰写国际评论。于友常用英语翻译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其中他把从重庆收到的关于陈纳德航空队的材料，译编成一种小册子《飞虎传》，发行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于友还利用自己在香港《星岛日报》认识名记者羊枣的关系，为《大刚报》完成了聘任羊枣为总编的任务。羊枣出任总编，使《大刚报》面目一新。
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驻重庆的大使馆设立了美国新闻处，曾任国新社社长的刘尊棋主持该处中文部，为国内各大报纸提供时事评论和通讯。1943年2月，刘尊棋写信邀约于友去美新处工作。抗战胜利后，于友到上海美新处继续主持新闻翻译。当时的上海集中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大家十分支持秋江主持的进步刊物《文萃》。于友常参与该刊内容策划，并积极为之译写有关时政的文稿。他的文稿采用频率很高，几乎三期之中有两期会有刊登。于友供给的文稿有一些是正义的外国朋友所写，其中一篇由于友翻译自1947年4月号《美亚》杂志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毛泽东论纸老虎》，受到国统区广大读者的珍视。在上海美新处，刘尊棋翻译过美国政治活动家温德尔·威尔基的名著《天下一家》，最后一章由于友帮助译完。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于友翻译出版了《反苏大阴谋》《一千个美国人》《美国内幕》等著作。
担纲对外报道
1949年4月，于友受胡愈之邀请，从香港到北京参加《光明日报》的创办，担任编委兼国际新闻部主任。于老说：“当时的采访任务比较繁重，我作为国际部负责人，也多次外出采访。”
抗美援朝期间，于友两次去朝鲜采访。第一次采访在战场，于友等三位记者和两位专家，作为细菌战的见证人，被摄入新闻纪录片。另一次采访在板门店，于友是中国少数进入签订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现场的记者之一，写下通讯《人民的胜利》，报道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和场面。1955年，于友参与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的报道。
于友擅长英文，又自学了俄文。他曾提供前苏联俄文报纸第一版发表社论的经验，被《光明日报》编委会采纳，于是自己也成了撰写社论的作者之一。在工作之余，他翻译出版了多种外国新闻记者的纪实著作，有英文的也有俄文的。
1956年，于友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同年又被选为中国记者代表，去芬兰出席国际新闻记者联合会会议。
1958年，于友离开光明日报社，在北大荒度过了18年生活。1979年，他重返北京，参加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
1980年，于友参加《中国日报》的筹备工作。筹备阶段，编辑部派员分别到美国、澳大利亚学习，于友等三人被派往泰国英文报纸《曼谷邮报》取经。
《中国日报》创刊初始，于友被任命为副总编，并担纲夜间新闻版发稿的主编，同时挑起创办特刊等担子，还风尘仆仆奔赴上海设立驻沪办事处，开办子报。
耄耋之年笔耕不辍
于老告诉我，他在中国日报社工作了五年，于1985年离休。已经70虚岁的他，又应邀创办《群言》杂志，出任主编。
从1989年起，于老在家整理自己的记者生涯。多年来，他一共出版了《名记者的脚印》《胡愈之传》《刘尊棋》《记者生涯缤纷录》《不服老的报告》《解读范长江》《见贤集》《报人往事》等10本著作。期间，他还翻译出版了《华盛顿丑闻》《摩托罗拉的创业》等书。
眼前的百岁于老，虽然满头白发，但发硬浓密，脸上和手背上少见老年斑，指甲红润，呈现出一位百岁老人的健康体态。女儿于虹告诉我：“前几天我陪爸爸去医院检查，心血管等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平日里吃得香、睡得好。”
于老的长寿和他的心态及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为人谦和，从不倚老卖老。我每次打电话称他为“于老”，他都要纠正为“于友”。于老喜欢接受新事物，84岁开始电脑写作，和朋友互通电子邮件，现在又玩起了智能手机。说起当下流行的“微信”，于老也表示喜欢。
于老之家是一个新闻之家，已故妻子施亚娟和次子、三子曾分别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工作。于老告诉我，现在每天都有子女轮流陪伴身旁，包括长子和女儿女婿在内，大家都喜欢聊聊新闻那些事。
（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
2016年，新闻界前辈于友先生101虚岁。4月6日下午，北京蓝天白云。我叩开了于老的家门。“欢迎、欢迎！”于老笑容满面，精神矍铄，站在门口迎接我。
进门坐下，于老给我沏茶，我连连道谢。于老的女儿递给我一册《走过百年的老爸》。这是早两个月春节期间，于老的子女为父亲一百周岁做的纪念影集，收有百余幅照片，展示了于老的新闻人生。
于老的一生经历了战争、动荡、变革、和平发展年代，多在著名的新闻单位工作，发表过难以计数的作品，这些作品已汇入历史长河，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中外交流的宝贵史料！
记者生涯起步
1916年2月16日，于友出生在浙江吴兴（今湖州）菱湖镇，家境算是小康。由于父亲重视教育，子女都受过中等教育。于友在吴兴的东吴大学附属第三中学读高中，毕业后参加浙江省会考，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但由于家境日渐衰落，只得放弃上大学的机会。
1935年初夏的一天，于友从报纸上看到上海新创办的《立报》要招练习生的广告，学历要求是高中毕业，他决定去应试。数百人应试，只录取三名练习生。主考人是恽逸群。恽逸群一眼相中于友读的是教会学校，英语学得好，便录取了于友，安排在编辑部工作。
《立报》创办者是成舍吾，首任总编是张友鸾，次任总编是萨空了，副刊负责人是谢六逸和张恨水，国际版负责人是恽逸群，他们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风云人物。
在《立报》，于友从文字校对开始做起，之后从事采访和编辑工作。由于对新闻的热爱，他很快从门外汉成为入行者。原本练习生转为记者需要两年，但于友不到一年就被破格提拔。
《立报》从创办起就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于友在如此环境里受到莫大感染，爱国热情高涨，毅然决然走进抗日救亡行列。1936年初，上海成立各界救国联合会。于友参加了救国会组织的上海各界群众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四周年和鲁迅葬礼、孙中山诞辰七十周年三次重要的爱国活动。
报道抗日新闻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立报》迁移香港。于友投身抗日，去恽逸群和郭沫若组织的由共产党领导的东战场战地服务团工作。服务团辗转常州、武汉，于友利用自己的新闻专长，一路写下不少通讯。1938年10月武汉濒危，于友经《立报》同事介绍，到长沙参加范长江、胡愈之等创办的国际新闻社工作，任记者。次年，他随社长范长江和总编黄药眠到了桂林。其时，桂林《救亡日报》正为夏衍新写的剧本《一年间》义演筹款，于友应召参加筹款服务工作。是年秋天，于友被调往国新社重庆办事处。期间，他参与过同总社和香港分社互换稿件、向四川以及西北各地报纸发送稿件的事宜，参加过周恩来的记者招待会和对叶剑英的单独采访。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新社重庆办事处人员疏散，于友被转移去香港分社，又由恽逸群安排到新加坡《南洋商报》香港办事处工作。
《南洋商报》由胡愈之主持编辑。胡愈之是国新社创办人之一，于友加入该报行列，有格外的亲切感。与此同时，于友还兼任《星岛日报》记者。当时，他主要采访在港内地同胞支援抗日的爱国活动，也报道香港进步人士的政治活动和文娱活动。于老现在已记不清为《南洋商报》《星岛日报》写过多少通讯报道，但迄今还记得，“我写过有关张学良和马寅初被国民党政府连年关押的报道。另外我只记得给报社写的通讯用过‘丁一’和‘小鱼’的笔名”。
主持新闻翻译
1942年1月香港沦陷，于友离开香港到湖南衡阳《大刚报》工作，被聘为评论员，协助主笔严问天撰写国际评论。于友常用英语翻译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其中他把从重庆收到的关于陈纳德航空队的材料，译编成一种小册子《飞虎传》，发行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于友还利用自己在香港《星岛日报》认识名记者羊枣的关系，为《大刚报》完成了聘任羊枣为总编的任务。羊枣出任总编，使《大刚报》面目一新。
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驻重庆的大使馆设立了美国新闻处，曾任国新社社长的刘尊棋主持该处中文部，为国内各大报纸提供时事评论和通讯。1943年2月，刘尊棋写信邀约于友去美新处工作。抗战胜利后，于友到上海美新处继续主持新闻翻译。当时的上海集中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大家十分支持秋江主持的进步刊物《文萃》。于友常参与该刊内容策划，并积极为之译写有关时政的文稿。他的文稿采用频率很高，几乎三期之中有两期会有刊登。于友供给的文稿有一些是正义的外国朋友所写，其中一篇由于友翻译自1947年4月号《美亚》杂志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毛泽东论纸老虎》，受到国统区广大读者的珍视。在上海美新处，刘尊棋翻译过美国政治活动家温德尔·威尔基的名著《天下一家》，最后一章由于友帮助译完。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于友翻译出版了《反苏大阴谋》《一千个美国人》《美国内幕》等著作。
担纲对外报道
1949年4月，于友受胡愈之邀请，从香港到北京参加《光明日报》的创办，担任编委兼国际新闻部主任。于老说：“当时的采访任务比较繁重，我作为国际部负责人，也多次外出采访。”
抗美援朝期间，于友两次去朝鲜采访。第一次采访在战场，于友等三位记者和两位专家，作为细菌战的见证人，被摄入新闻纪录片。另一次采访在板门店，于友是中国少数进入签订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现场的记者之一，写下通讯《人民的胜利》，报道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和场面。1955年，于友参与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的报道。
于友擅长英文，又自学了俄文。他曾提供前苏联俄文报纸第一版发表社论的经验，被《光明日报》编委会采纳，于是自己也成了撰写社论的作者之一。在工作之余，他翻译出版了多种外国新闻记者的纪实著作，有英文的也有俄文的。
1956年，于友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同年又被选为中国记者代表，去芬兰出席国际新闻记者联合会会议。
1958年，于友离开光明日报社，在北大荒度过了18年生活。1979年，他重返北京，参加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
1980年，于友参加《中国日报》的筹备工作。筹备阶段，编辑部派员分别到美国、澳大利亚学习，于友等三人被派往泰国英文报纸《曼谷邮报》取经。
《中国日报》创刊初始，于友被任命为副总编，并担纲夜间新闻版发稿的主编，同时挑起创办特刊等担子，还风尘仆仆奔赴上海设立驻沪办事处，开办子报。
耄耋之年笔耕不辍
于老告诉我，他在中国日报社工作了五年，于1985年离休。已经70虚岁的他，又应邀创办《群言》杂志，出任主编。
从1989年起，于老在家整理自己的记者生涯。多年来，他一共出版了《名记者的脚印》《胡愈之传》《刘尊棋》《记者生涯缤纷录》《不服老的报告》《解读范长江》《见贤集》《报人往事》等10本著作。期间，他还翻译出版了《华盛顿丑闻》《摩托罗拉的创业》等书。
眼前的百岁于老，虽然满头白发，但发硬浓密，脸上和手背上少见老年斑，指甲红润，呈现出一位百岁老人的健康体态。女儿于虹告诉我：“前几天我陪爸爸去医院检查，心血管等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平日里吃得香、睡得好。”
于老的长寿和他的心态及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为人谦和，从不倚老卖老。我每次打电话称他为“于老”，他都要纠正为“于友”。于老喜欢接受新事物，84岁开始电脑写作，和朋友互通电子邮件，现在又玩起了智能手机。说起当下流行的“微信”，于老也表示喜欢。
于老之家是一个新闻之家，已故妻子施亚娟和次子、三子曾分别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工作。于老告诉我，现在每天都有子女轮流陪伴身旁，包括长子和女儿女婿在内，大家都喜欢聊聊新闻那些事。
（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