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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站在荒草凄凄的元上都遗址，夕阳正把一些盛装蒙古族姑娘的身影，斜斜地投在残垣上，那曾经是忽必烈大汗登基的殿堂。公元1252年他受成吉思汗的孙子、自己的哥哥蒙哥之命，率lO万蒙军到云南，完成了迂回包围中原、灭亡大理国和南宋的战略行动。100多年后，称雄四方的元帝国气数已尽，退回蒙古，唯云南元军由于山高水险，北归路断，没有回到出发地。
看着那些在荒草断壁间游动的影子，我不由想起云南蒙古族乡亲总爱讲的一个故事：传说有个叫阿扎拉的放牛女孩，善于驯龙。她想念故乡和都城了，就扎条草龙，一挥牛鞭，眨眼就到。如今我也到了阿扎拉和她的蒙古乡亲幻游的地方，相隔几百年，数千里。我不知道，阿扎拉飞动的身影曾经抚摸过哪些草地和墙壁，但我能感到，那些在遥远而巨大时空背景下发生的故事，正在悄无声息地连接起来。
从马背跨到牛背的文化转型
大概因为成吉思汗的缘故，在我的印象中，蒙古族人都是骑着烈马，在大漠中纵横驰骋，手执弯弓射大雕的硬汉子。没想到在远离内蒙古的云南，竟还有另一支人口上万，曾被称做“渔夫”的蒙古族遗裔。
他们原是忽必烈派驻滇中军事重镇通海县曲陀关的官兵，元亡后无法北归，被迫滞留在此。他们聚居的地方位于通海坝子西部，凤凰山脚，杞麓湖畔，海拔1800米。杞麓湖和滇池同为滇中五湖之一，云南习惯把湖叫“海子”，民间传说它们是连在一起的，甚至说它通连着南海，所以叫“通海”。
走进云南蒙古族最大的聚居地——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如果你以为在这里会看到蒙古族姑娘放羊、牧马、挤奶、打酥油之类的情景，那就错了。兴蒙乡没有想象中的蒙古包和草原。亚热带低纬度的湿热空气和依山傍水的高原平坝，早使云南蒙古族“生长鞍马间”逐猎游牧的放达生活，被鱼米之乡的定居农耕所代替。
人们很难想象，那些在油菜花边安坐牛背的牧童和在河边洗衣的女人，就是在13世纪跃马闯荡天涯的成吉思汗的遗裔。小桥流水，土墙青瓦，哪里还有我们印象中的蒙古风味!连从内蒙草原来到这里的蒙古族人，也未必能够完全听懂这里的蒙古话，原来，新蒙乡的蒙族所讲的是几百年前的老话，还混杂了附近彝族汉族的口音。难怪虽然同是蒙古族，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沟通了!
这些在湖边落籍的蒙古族人，起初并不晓得怎样在南方的土地上谋生。传说有一天，他们正对着茫茫湖水发愁的时候，湖面上突然漂来一张犀牛皮，上面站着一位老人。老人引他们上犀牛皮，漂至湖中心，指着一条大鱼驮着的一座金色寺庙给他们看。回到岸上后，他们领悟到这是“老仙家”指点他们“鱼抬食”，也就是要到湖中找生活。于是，他们便学会了捕鱼，附近的人也把杞麓湖畔的蒙古族称做“三村渔夫”，叫他们聚居的村子为“渔村”。
到了近300年，随着杞麓湖的水位下降，渔夫们弃舟上岸，以湖为田，开始种稻。
“哪阵子我们学会种田打谷子(指稻谷)呢?这恐怕还得从放牛娃阿扎拉说起……”
蒙古族女神阿扎拉的传说，在兴蒙乡流传很广，你可以在不同人那里听到关于她的不同系列的故事，但最多的还是降龙治水。“阿扎拉”在通海蒙古语中意为“勤劳”或“勇敢”，在北方蒙古语中则有“劳作”“毛发蓬松的大法师”等含义。她原是个放牛娃，得道后随身带的牛鞭和葫芦成了降龙法宝。通海这地方，水多龙多，龙占了坝子，人只能在山上种苦荞。后来阿扎拉和吕洞宾、铁拐李一起，在杞麓湖边戳了个落水洞，把多余的水“落”到南海去，露出黑油油的土地。当地百姓纷纷跑下山来，插上草标，开沟垒埂造田，不用再拿鱼换米、打短工度日了。阿扎拉又用牛鞭降服了许多龙，把它们带到山上，放在缺水的地方，让穷山沟里有许多“龙潭”，好开田放水。由于她能降龙治水，本地蒙古族曾在河西大村的后山上为她建了一座庙，叫“阿扎拉卡卓玛日”，意为“阿扎拉蒙古女神庙”。她的塑像是赤着脚的，身穿蒙古族妇女服装，一手拿牛鞭，一手拿着装有龙的葫芦，背上背个箩筐，脚下踏条游龙。遇天旱无雨，当地蒙古族即前往求雨；其他有的民族要求雨，据说还得通过蒙古族，否则不灵。
住屋汉化蒙古包成为遥远的记忆
蒙古族大汉竟然会改行当渔夫、当木匠，如此“改变形象”，在我来到兴蒙乡之前，是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如今，他们再也不像
他们的祖先那样过着逐水草而居，走到哪里是哪里的日子；漫步兴蒙乡，见到的是青瓦泥墙的宅院，大概蒙古包与大草原，早已成为他们遥远的记忆了。
仔细看看那些房子，大体上与云南汉族村庄的房子差不多，他们所说的建筑，主要是土木结构的传统民居，屋基石砌，外墙用土坯或干打垒夯筑，一般在外表抹一层混有碎稻草的泥，条件好的再加抹一道白灰浆。门窗用青砖砌，讲究的有雕花，飘出飞檐，上履青瓦，是滇中一带典型的建筑式样。不过，在山墙和门楼上画出的花纹，却明显地有着蒙古族的特色。
如今兴蒙乡木匠和泥瓦匠的手艺，在整个滇中地区都很有名气。他们也像中原的建筑工人一样，尊崇一代工匠鲁班。为了让鲁班蒙古化，他们传说他和旃檀大元帅同姓，原名“旃班”，曾经教导蒙古族人学习土木工艺。通海县内的一所观音寺，除了供奉观音、蒙古祖先成吉思汗等人外，还有一尊鲁班像，牌位上书“旃班先师鲁国名贤”，可见鲁班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这里的蒙古族汉子仍然保持走南闯北的性格，如今大多数人都到外地去当建筑工，即使如此，每年农历四月初二乡里举行大型的“鲁班会”祭祀活动时，他们都会纷纷赶回来烧香祭献，清一色都是男人，求鲁班保佑他们来年兴旺。
今日服装由蒙古袍演变而来
兴蒙乡女人的服装，是汉化程度最少的服装之一，而且，平时她们穿的，无论劳动还是节日，基本都是自己民族传统的服装。当然，说到民族传统服装，千万不要去联想漠北那种大襟长袍的式样。兴蒙乡女人们现在穿的，都是短衣，她们叫“三件衬”式，即长长短短三件衣服间衬起来穿，三件都不同程度地露一点出来。
“现在通海蒙古族的服饰，与北方老家的有什么差别呢?”
“短了。”女主人指着自己的衣服说，“我们的先人从蒙古来的时候，穿的是长袍皮靴，跟祖祠里成吉思汗的塑像一样，很雄式呢!后来要自己谋生活，下海捕鱼，下田栽秧，上房盖瓦，长袍子穿着拖泥带水的，着实不利索，就剪短了。南方太热，皮袍子穿不住，早就变成布的了。那马靴吗?没马骑了，还穿什么马靴!这才叫改了武装换红妆呢。”
“不过，千变万变，也有不变的。你仔细看，这绣花高领，就是北方老家流行几千年的式样，这没变；袖口的图案和形状，老家来的人说跟她们过去的一模一样；这坎肩，据说跟鄂尔多斯妇女穿的很相似。还有汗褡，可以说是半截子的蒙古袍，当年把长襟割短了，藏在里面，贴身穿，一是表示不忘祖，二来为躲过当年‘杀鞑子’的祸。 听老人说，元朝亡时，蒙古人东躲西藏，不敢明着穿自己民族的服装，就学了彝族褂褂的式样，穿在外面遮人耳目。不过，彝族褂褂没有铜圆扣和银花牌，传说那是护身的，像盔甲一样。有一年，外族人来杀我们，杀得只剩下50人，逃到海子里。互相一看，身上的银片钢片有许多刀痕，是它们救了这50个人的命。为了纪念这件事，人家就把银牌铜扣钉在胸前，慢慢成了一种装饰。”
“变食从俗”：蒙古大嫂的南方口味
在农家吃饭，最惬意的是吃个新鲜。蔬菜都是从屋后的菜园子里现摘的。房东大嫂善做一手好饭菜，每日花样翻新，令人胃口大开。到老乡家闲聊，必要留你吃饭，如有推辞，主妇便一脸不高兴，好像是你小瞧了她的手艺。
饭很香，那是用木甑子蒸的，颗是颗，粒是粒，油亮亮软润爽口。蔬菜有大白菜、京白菜(瓢儿白)、青菜(俗称苦菜，清水煮了，烧几个干辣椒做蘸水，甚是爽口)、青笋、茨菇等10余种，依时而变。
最让人难忘的是老南瓜煮蚕豆米，色橙黄，配上大嫂亲手做的咸菜，吃到肚儿圆还觉得馋。兴蒙乡的蒙古族女人很会做咸菜，每家厨房里都排了一长串坛坛罐罐。每餐饭，必打开一两个罐子，用专备的长竹筷掏出几碟。有翠绿的水腌菜、鲜红的萝卜、蚱，咬一口，脆生生很有口感。有清香的腌韭菜花、腌萝f、丝，冷吃也可，蒸肉亦佳；还有卤腐、腌姜、菖头、豆豉、茄子蚱等等，风味各异，是下饭佐菜的好东西。大嫂看我们馋，每餐都要多掏几碟咸菜，笑眯眯地看我们吃：“现在油荤大了，大人娃娃都爱吃咸菜，做的人多，花样也多。做得好的，掏一碗给邻居尝尝，一来一往，女人们就比上了。谁的手巧心灵又肯做，看她的坛坛罐罐，也能看出几分来的。”
往常我们只在馆子里吃过烤鸭，没想到在老乡家里也能吃到现烤的烤鸭，而且，皮脆色黄，味道特佳。后来一打听，才如道蒙古族在百余年前就积累了独具一格的烤鸭技术，至今仍有盛誉。还有一道兴蒙乡名菜叫“太极黄鳝”，做法是：将活鳝鱼放人热锅中约2分钟取出，洗净锅加葱、蒜、姜、盐、油黄焖，焖后的鳝鱼卷曲似太极图。吃时撕去肠子和苦胆，佐以花椒盐和油辣子，又鲜又香，吃得我们全无雅相。
腌鱼和腌肉，也是这儿的一绝。与风干式的腌法不同，这儿喜用腌渍式。例如，腌猪肉是将猪肉切成小薄片，用炒过的米面、酒、盐、辣椒、八角腌渍起来，装罐密封，吃时取出蒸熟；腌酸鱼味道很奇特，也用盐、辣椒、生糯米粉等腌渍，吃时用油煎，酸辣适中，味道鲜美。房东大嫂告诉我们，过去靠打渔为生，女人负责卖鱼，有时一时卖不出去，又逢天阴下雨，无法风干，只好腌渍起来，没想到弄成一道名特风味食品。
我这次再访兴蒙乡时是雨季。梅雨一过，女人们纷纷上山找菌(蘑菇)。等带了满鞋的泥回来，多多少少都有收获。较多的是各种牛肝菌(黑牛肝、白牛肝、黄牛肝)、青头菌、见手青、北风菌等，运气好的，可以采到干巴菌和鸡枞，加青辣椒炒了，美味无比。她们也会顺带采些山茅野菜回来，如毛叶菜、水芹菜、海菜、黑蚂根等。说是让我们换换口味。这类野菜，几十年前她们还经常吃，那是因为粮不够。现在顿顿白米饭，吃腻了才找杂粮野菜换口味。
看着她们那么熟练地从厨房里端出一道道“南方口味”，我忽然记起，她们本是来自漠北的蒙古族，奶茶、酥油、馍馍加全羊席，才应该是她们的“正宗”风味呀!
提到漠北风味，她们眼中也有些茫然。那个记忆太遥远，哪怕去过老家的人，也已经吃不惯那种奶味膻味很浓的伙食了。看得出来，她们不仅习惯了现在的“南方口味”，而且喜欢上了汉、彝杂糅的饮食文化。尝了她们的饭菜，我还想再加句——她们不仅“变食从俗”适应了新的饮食文化，而且也“创食改俗”，为“南方口味”增加了新的内容。
习俗虽变但仍视己为成吉思汗后裔
成吉思汗的遗裔从草原到高原、从战士到渔夫到泥水匠再到农民，经历了几次跨越式飞跃。
第一次跨越是跨革囊，金沙江跨革囊强渡，摆平大理国。“革囊”是那次著名军事行动和那段历史的关键词。
第二次跨越是跨犀牛皮，以一个传说作为象征：蒙古族落籍云南后，在茫然无路时，受神人指点跨犀牛皮进入杞麓湖，学会打渔。
第三次跨越，从马背跨到牛背，从游牧的毡房跨到定居的农合，学会了农业和盖房子做木匠这类手工业。
但无论如何地演变，这里的蒙古族人，依然不曾忘却自己的“身份”。就拿祠庙来说，村里的祖祠至今仍然供奉成吉思汗的塑像。正在烧香叩头的蒙古族老人，见到我走来，还郑重地对我说：“这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啊!”
第一次带我们去听蒙古族讲故事的老师是白族，正宗的大理人，700多年前，是蒙古族的祖先攻下了他祖先的大理国；700多年后，大理国的后裔去采访蒙古人，追寻他们失落在田野里的历史。大理和通海，空间上有古道相连，时间上有历史相连，我们因此而有缘在这样的时空间穿梭。
看着那些在荒草断壁间游动的影子，我不由想起云南蒙古族乡亲总爱讲的一个故事：传说有个叫阿扎拉的放牛女孩，善于驯龙。她想念故乡和都城了，就扎条草龙，一挥牛鞭，眨眼就到。如今我也到了阿扎拉和她的蒙古乡亲幻游的地方，相隔几百年，数千里。我不知道，阿扎拉飞动的身影曾经抚摸过哪些草地和墙壁，但我能感到，那些在遥远而巨大时空背景下发生的故事，正在悄无声息地连接起来。
从马背跨到牛背的文化转型
大概因为成吉思汗的缘故，在我的印象中，蒙古族人都是骑着烈马，在大漠中纵横驰骋，手执弯弓射大雕的硬汉子。没想到在远离内蒙古的云南，竟还有另一支人口上万，曾被称做“渔夫”的蒙古族遗裔。
他们原是忽必烈派驻滇中军事重镇通海县曲陀关的官兵，元亡后无法北归，被迫滞留在此。他们聚居的地方位于通海坝子西部，凤凰山脚，杞麓湖畔，海拔1800米。杞麓湖和滇池同为滇中五湖之一，云南习惯把湖叫“海子”，民间传说它们是连在一起的，甚至说它通连着南海，所以叫“通海”。
走进云南蒙古族最大的聚居地——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如果你以为在这里会看到蒙古族姑娘放羊、牧马、挤奶、打酥油之类的情景，那就错了。兴蒙乡没有想象中的蒙古包和草原。亚热带低纬度的湿热空气和依山傍水的高原平坝，早使云南蒙古族“生长鞍马间”逐猎游牧的放达生活，被鱼米之乡的定居农耕所代替。
人们很难想象，那些在油菜花边安坐牛背的牧童和在河边洗衣的女人，就是在13世纪跃马闯荡天涯的成吉思汗的遗裔。小桥流水，土墙青瓦，哪里还有我们印象中的蒙古风味!连从内蒙草原来到这里的蒙古族人，也未必能够完全听懂这里的蒙古话，原来，新蒙乡的蒙族所讲的是几百年前的老话，还混杂了附近彝族汉族的口音。难怪虽然同是蒙古族，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沟通了!
这些在湖边落籍的蒙古族人，起初并不晓得怎样在南方的土地上谋生。传说有一天，他们正对着茫茫湖水发愁的时候，湖面上突然漂来一张犀牛皮，上面站着一位老人。老人引他们上犀牛皮，漂至湖中心，指着一条大鱼驮着的一座金色寺庙给他们看。回到岸上后，他们领悟到这是“老仙家”指点他们“鱼抬食”，也就是要到湖中找生活。于是，他们便学会了捕鱼，附近的人也把杞麓湖畔的蒙古族称做“三村渔夫”，叫他们聚居的村子为“渔村”。
到了近300年，随着杞麓湖的水位下降，渔夫们弃舟上岸，以湖为田，开始种稻。
“哪阵子我们学会种田打谷子(指稻谷)呢?这恐怕还得从放牛娃阿扎拉说起……”
蒙古族女神阿扎拉的传说，在兴蒙乡流传很广，你可以在不同人那里听到关于她的不同系列的故事，但最多的还是降龙治水。“阿扎拉”在通海蒙古语中意为“勤劳”或“勇敢”，在北方蒙古语中则有“劳作”“毛发蓬松的大法师”等含义。她原是个放牛娃，得道后随身带的牛鞭和葫芦成了降龙法宝。通海这地方，水多龙多，龙占了坝子，人只能在山上种苦荞。后来阿扎拉和吕洞宾、铁拐李一起，在杞麓湖边戳了个落水洞，把多余的水“落”到南海去，露出黑油油的土地。当地百姓纷纷跑下山来，插上草标，开沟垒埂造田，不用再拿鱼换米、打短工度日了。阿扎拉又用牛鞭降服了许多龙，把它们带到山上，放在缺水的地方，让穷山沟里有许多“龙潭”，好开田放水。由于她能降龙治水，本地蒙古族曾在河西大村的后山上为她建了一座庙，叫“阿扎拉卡卓玛日”，意为“阿扎拉蒙古女神庙”。她的塑像是赤着脚的，身穿蒙古族妇女服装，一手拿牛鞭，一手拿着装有龙的葫芦，背上背个箩筐，脚下踏条游龙。遇天旱无雨，当地蒙古族即前往求雨；其他有的民族要求雨，据说还得通过蒙古族，否则不灵。
住屋汉化蒙古包成为遥远的记忆
蒙古族大汉竟然会改行当渔夫、当木匠，如此“改变形象”，在我来到兴蒙乡之前，是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如今，他们再也不像
他们的祖先那样过着逐水草而居，走到哪里是哪里的日子；漫步兴蒙乡，见到的是青瓦泥墙的宅院，大概蒙古包与大草原，早已成为他们遥远的记忆了。
仔细看看那些房子，大体上与云南汉族村庄的房子差不多，他们所说的建筑，主要是土木结构的传统民居，屋基石砌，外墙用土坯或干打垒夯筑，一般在外表抹一层混有碎稻草的泥，条件好的再加抹一道白灰浆。门窗用青砖砌，讲究的有雕花，飘出飞檐，上履青瓦，是滇中一带典型的建筑式样。不过，在山墙和门楼上画出的花纹，却明显地有着蒙古族的特色。
如今兴蒙乡木匠和泥瓦匠的手艺，在整个滇中地区都很有名气。他们也像中原的建筑工人一样，尊崇一代工匠鲁班。为了让鲁班蒙古化，他们传说他和旃檀大元帅同姓，原名“旃班”，曾经教导蒙古族人学习土木工艺。通海县内的一所观音寺，除了供奉观音、蒙古祖先成吉思汗等人外，还有一尊鲁班像，牌位上书“旃班先师鲁国名贤”，可见鲁班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这里的蒙古族汉子仍然保持走南闯北的性格，如今大多数人都到外地去当建筑工，即使如此，每年农历四月初二乡里举行大型的“鲁班会”祭祀活动时，他们都会纷纷赶回来烧香祭献，清一色都是男人，求鲁班保佑他们来年兴旺。
今日服装由蒙古袍演变而来
兴蒙乡女人的服装，是汉化程度最少的服装之一，而且，平时她们穿的，无论劳动还是节日，基本都是自己民族传统的服装。当然，说到民族传统服装，千万不要去联想漠北那种大襟长袍的式样。兴蒙乡女人们现在穿的，都是短衣，她们叫“三件衬”式，即长长短短三件衣服间衬起来穿，三件都不同程度地露一点出来。
“现在通海蒙古族的服饰，与北方老家的有什么差别呢?”
“短了。”女主人指着自己的衣服说，“我们的先人从蒙古来的时候，穿的是长袍皮靴，跟祖祠里成吉思汗的塑像一样，很雄式呢!后来要自己谋生活，下海捕鱼，下田栽秧，上房盖瓦，长袍子穿着拖泥带水的，着实不利索，就剪短了。南方太热，皮袍子穿不住，早就变成布的了。那马靴吗?没马骑了，还穿什么马靴!这才叫改了武装换红妆呢。”
“不过，千变万变，也有不变的。你仔细看，这绣花高领，就是北方老家流行几千年的式样，这没变；袖口的图案和形状，老家来的人说跟她们过去的一模一样；这坎肩，据说跟鄂尔多斯妇女穿的很相似。还有汗褡，可以说是半截子的蒙古袍，当年把长襟割短了，藏在里面，贴身穿，一是表示不忘祖，二来为躲过当年‘杀鞑子’的祸。 听老人说，元朝亡时，蒙古人东躲西藏，不敢明着穿自己民族的服装，就学了彝族褂褂的式样，穿在外面遮人耳目。不过，彝族褂褂没有铜圆扣和银花牌，传说那是护身的，像盔甲一样。有一年，外族人来杀我们，杀得只剩下50人，逃到海子里。互相一看，身上的银片钢片有许多刀痕，是它们救了这50个人的命。为了纪念这件事，人家就把银牌铜扣钉在胸前，慢慢成了一种装饰。”
“变食从俗”：蒙古大嫂的南方口味
在农家吃饭，最惬意的是吃个新鲜。蔬菜都是从屋后的菜园子里现摘的。房东大嫂善做一手好饭菜，每日花样翻新，令人胃口大开。到老乡家闲聊，必要留你吃饭，如有推辞，主妇便一脸不高兴，好像是你小瞧了她的手艺。
饭很香，那是用木甑子蒸的，颗是颗，粒是粒，油亮亮软润爽口。蔬菜有大白菜、京白菜(瓢儿白)、青菜(俗称苦菜，清水煮了，烧几个干辣椒做蘸水，甚是爽口)、青笋、茨菇等10余种，依时而变。
最让人难忘的是老南瓜煮蚕豆米，色橙黄，配上大嫂亲手做的咸菜，吃到肚儿圆还觉得馋。兴蒙乡的蒙古族女人很会做咸菜，每家厨房里都排了一长串坛坛罐罐。每餐饭，必打开一两个罐子，用专备的长竹筷掏出几碟。有翠绿的水腌菜、鲜红的萝卜、蚱，咬一口，脆生生很有口感。有清香的腌韭菜花、腌萝f、丝，冷吃也可，蒸肉亦佳；还有卤腐、腌姜、菖头、豆豉、茄子蚱等等，风味各异，是下饭佐菜的好东西。大嫂看我们馋，每餐都要多掏几碟咸菜，笑眯眯地看我们吃：“现在油荤大了，大人娃娃都爱吃咸菜，做的人多，花样也多。做得好的，掏一碗给邻居尝尝，一来一往，女人们就比上了。谁的手巧心灵又肯做，看她的坛坛罐罐，也能看出几分来的。”
往常我们只在馆子里吃过烤鸭，没想到在老乡家里也能吃到现烤的烤鸭，而且，皮脆色黄，味道特佳。后来一打听，才如道蒙古族在百余年前就积累了独具一格的烤鸭技术，至今仍有盛誉。还有一道兴蒙乡名菜叫“太极黄鳝”，做法是：将活鳝鱼放人热锅中约2分钟取出，洗净锅加葱、蒜、姜、盐、油黄焖，焖后的鳝鱼卷曲似太极图。吃时撕去肠子和苦胆，佐以花椒盐和油辣子，又鲜又香，吃得我们全无雅相。
腌鱼和腌肉，也是这儿的一绝。与风干式的腌法不同，这儿喜用腌渍式。例如，腌猪肉是将猪肉切成小薄片，用炒过的米面、酒、盐、辣椒、八角腌渍起来，装罐密封，吃时取出蒸熟；腌酸鱼味道很奇特，也用盐、辣椒、生糯米粉等腌渍，吃时用油煎，酸辣适中，味道鲜美。房东大嫂告诉我们，过去靠打渔为生，女人负责卖鱼，有时一时卖不出去，又逢天阴下雨，无法风干，只好腌渍起来，没想到弄成一道名特风味食品。
我这次再访兴蒙乡时是雨季。梅雨一过，女人们纷纷上山找菌(蘑菇)。等带了满鞋的泥回来，多多少少都有收获。较多的是各种牛肝菌(黑牛肝、白牛肝、黄牛肝)、青头菌、见手青、北风菌等，运气好的，可以采到干巴菌和鸡枞，加青辣椒炒了，美味无比。她们也会顺带采些山茅野菜回来，如毛叶菜、水芹菜、海菜、黑蚂根等。说是让我们换换口味。这类野菜，几十年前她们还经常吃，那是因为粮不够。现在顿顿白米饭，吃腻了才找杂粮野菜换口味。
看着她们那么熟练地从厨房里端出一道道“南方口味”，我忽然记起，她们本是来自漠北的蒙古族，奶茶、酥油、馍馍加全羊席，才应该是她们的“正宗”风味呀!
提到漠北风味，她们眼中也有些茫然。那个记忆太遥远，哪怕去过老家的人，也已经吃不惯那种奶味膻味很浓的伙食了。看得出来，她们不仅习惯了现在的“南方口味”，而且喜欢上了汉、彝杂糅的饮食文化。尝了她们的饭菜，我还想再加句——她们不仅“变食从俗”适应了新的饮食文化，而且也“创食改俗”，为“南方口味”增加了新的内容。
习俗虽变但仍视己为成吉思汗后裔
成吉思汗的遗裔从草原到高原、从战士到渔夫到泥水匠再到农民，经历了几次跨越式飞跃。
第一次跨越是跨革囊，金沙江跨革囊强渡，摆平大理国。“革囊”是那次著名军事行动和那段历史的关键词。
第二次跨越是跨犀牛皮，以一个传说作为象征：蒙古族落籍云南后，在茫然无路时，受神人指点跨犀牛皮进入杞麓湖，学会打渔。
第三次跨越，从马背跨到牛背，从游牧的毡房跨到定居的农合，学会了农业和盖房子做木匠这类手工业。
但无论如何地演变，这里的蒙古族人，依然不曾忘却自己的“身份”。就拿祠庙来说，村里的祖祠至今仍然供奉成吉思汗的塑像。正在烧香叩头的蒙古族老人，见到我走来，还郑重地对我说：“这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啊!”
第一次带我们去听蒙古族讲故事的老师是白族，正宗的大理人，700多年前，是蒙古族的祖先攻下了他祖先的大理国；700多年后，大理国的后裔去采访蒙古人，追寻他们失落在田野里的历史。大理和通海，空间上有古道相连，时间上有历史相连，我们因此而有缘在这样的时空间穿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