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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任何时代都要搞清楚的思想问题，而每个时代的人们都认为，自己的想法最正确，自己的解释最明白。今日的人类，正在称自己为拯救环境的救星，而这一责任身份的认同，又是以承认自己是毁坏环境的祸首为前提。但是，没有人类的时候本没有“环境”，是人类创造了、并左右着“生存环境”的概念。人类对环境的说法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这里。
当“人之初”在草木禽兽山川大地日月星辰的环绕之中，站起身来，分开手脚，猎鹿的猎鹿、捉鱼的捉鱼、采集的采集、种地的种地，生活渐渐不错之后，他们吃惊地发现，这世界原来如此美妙，竟早已为自己备下了充足的衣食之源、行住之资。Glacken指出，人类环境概念的起点就是：环境是为了人类的生存而特意布置的。秩序和目的，曾是人类赋予一切被认知事物的特性。环境中万物的生息运行，目的都在养育人类的身体，昭示人类的魂灵。而秩序，从大地枯荣、星移斗转，到“人类吃大鱼，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无不环环相序。
环境的目的与秩序虽然是人类的想象和归纳，功劳却算在了上帝天神的头上。在人类早期地理思想中，环境的起源乃是上帝有目的的创造。我们看到，在埃及、苏美尔、古希腊、古代中国的传说中，在人与环境之上，耸立着衮衮诸神，是他们创造、安排、调整着人与环境的关系。因为几乎所有最古老的上帝天神都曾参与为人类开天辟地的大业，所以，当我们反过来理解那班上帝天神的属性的时候，也总离不开天地人一类的事情。在古代，地理思想与神学宗教思想往往相连紧密，交融一处。人们要说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说出来的却是神与环境的关系。
在古埃及，人们歌颂万能的神灵为动物创造了原野，为人类创造了果树，让鱼鸟虫蝇各得其所，令卵壳内的小东西能够呼吸。在苏美尔，神学家看到人类对自己修造的宫殿庙宇总要妥善管理，对开垦的田园也要细心维护，否则宫殿要坍塌，田园会荒芜。于是他们想到整个宇宙世界，世界的万物也必定有它们更伟大的修造者和管理者，从高山原野，到河沟水汊，从城市村庄，到砖头泥坯，后面，都有大小神灵，既作它们的代表，又是它们的守卫。Glacken指出，这一类群神观念，毫无疑问是从人类社会比拟出来的(theanalogyofhuman society)。
在古希腊社会，能工巧匠的地位很高，在希腊人的传说中，诸神也往往是铸铜打铁的高手。例如《伊利亚特》中格菲斯特的住房，“四壁星光灿烂，仙宇中最是富丽堂皇，这是跛足神自己建造，尽用铜装。”这位有着“两条软弱短腿”的“跛足神”甚至用风箱、火炉、铁砧，随手就在一面盾牌上锻造出一个“有土地，有天空，也有太阳”，有河流、田野、草地、城市、畜群、葡萄园、舞场，并由“大洋河”所环绕的应有尽有的世界。(我们商代也有能工巧匠，铸造过无数青铜饕餮，但他们距离神的地位太遥远了，另外也没有足够现实主义的艺术，让他们去再现人间。)
在古代环境意识中，由于世界的秩序是神的创造，那么平衡、和谐的自然观也就顺理成章地为人们所接受，并日益神圣化。人们相信，在黄金时代的社会，没有坏人，在黄金时代的环境，则没有坏的天气，没有坏风，没有坏雨，毋须辛劳，大地便自发地生出无尽的食物。那时的人类从未怨恨过环境，对“大地—母亲”(earth-mother)，绝不会做“穷山恶水”的辱骂。环境的巨大再生力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人类长期赞美的主题之一。“大地—母亲”这一概念，不仅在古代东方和印地安世界存在，也广泛流行于古代地中海国家，而且老早在希腊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在古代世界，无论人类对环境的想象多么辽远，它总离不开与人类以及和人类最接近的生物的关联性。因此，难免包涵用人(或生物)的机体去对应环境(biologicalana1ogy)的成分。把周围万物与人的身体相对应，甚至所谓的“天人感应”，并不是我们祖先在人类文明史中的独步奇想。巴比伦人曾认为月亮的圆缺预示着地上的事变，包括女人的健康。古希腊人认为，世界万物由四种基本元素组成，它们是土、气、水、火，这四种元素又与人体内的四种体液相对。(我们的金木水火土与人的五脏相对。)他们的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生并声称，外部的四素协调了，会有好的环境(尤其是气候)，内部的四素协调了，就有好的身体(并包括心情)。
当人类形成大范围环境观念的时候，世界的人文分布已然相当广泛。地理与文化的界线将那时的全人类分割得零零碎碎。对每一个人类群体来说，他们模糊地意识到，在遥远的地方既有莫名其妙的山海，也有莫名其妙的人群，这也是古代世界环境的“事实与想象”。柏拉图纵谈天下的时候说过，地中海世界就像蛤蟆围着一块沼泽，周围的世界还很大，天外有天、地外有地。在我们中国，渤海曾被中原的人们想作神仙出没的别一圣境，引秦皇汉武尽折腰。在尼罗河哺育的埃及，人们看到周围有不见大河却富于雨水的地方，以为上帝在那里把尼罗河挂在了天上。而中国汉代西域的人则以为，罗布泊(当时叫蒲昌海，也称盐泽)之水向东，“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不须读《山海经》我们就已经看到，古代人们对世界环境竟有如此任意的想象。几乎每个古老文明都曾有过“海外经”、“大荒经”一类的东西，古人对世界环境的万千想象是人类十分重要的思想遗产。“All Possible Worlds”(“万千世界”)，美国地理学家詹姆斯曾用这个词作为他的关于世界地理思想史的书名(李旭先生翻译此书时，为简明，删去此名，仅取原副标题，作《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出版)。虽然“万千世界”之间的差别并非如古人想的那么大，但研究古代地理学思想史或历史地理时处理好这类问题是很重要的。它们既是想象，又是事实。就想象来说，它们不是故意的捏造，而是的的确确影响古人行为的观念意识。比如汉武帝，为找到海上仙人，声称“去妻子如脱履尔”，硬要入海。就事实来说，则点到了人们在不同环境中互不相干、各自行事的主题。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大禹随山刊木，更制九州，也听说古代地中海的航海家们依星辰确定航程，但还不甚知道亚洲东部大漠之北的人们是如何划分、确认、记忆草原上的人文区域。
大地表面人文现象的繁荣，终于被某些人看做上帝创造的神圣环境的破坏者。有人把黄金时代环境的丧失，归咎于人类发明的嘈杂社会和奇技淫巧。在当时最激进的批评者看来，人造的城市拉大了人与自然的距离，并滋生罪恶。只有乡村的人仍享受神的礼物——自然。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人文现象在大地上的扩展，人类创立景观、改变自然的能力亦开始被察觉。在古希腊，早在柏拉图的著述中已然有这方面的言论，譬如森林的砍伐改变了景观并加剧了土壤向大海的搬运。希腊化时代(大约323—30 B.C.)，是地中海世界文化地理大发展的时期，留下大量关于人造景观的生动描述。不过，正如Glacken指出的，“在整个古代世界，并不是没有环境变化的证据，但关于它们的解释则太少了。”解释，在权威的思想家那里，依然出自上帝创世的理念(Logos)。人的伟大意义不被理睬，而神又被请了出来。他们说，人在大地上做出的一切，是神的事先安排，是神赏给他们机会和本事，神创造了第一个自然，留给人去创造“第二个自然”，第二个自然是指城市、沟渠、农田、家畜，它们还是“自然”。在那样的“旧社会”、老时代，无论是对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仍然是哲(神)学控制着它们的解释权。Glacken感慨地说，柏拉图关于森林砍伐的话直到十七、八世纪才有影响，如果这位思想巨人当时能强调改变环境是人类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历史上对人与环境的认识过程将是另一个样子。
不难看出，环境概念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有实际观察，更有哲学构想。因为古典地理学一般有两个支点，一个是哲(神)学想象，另一个是实际观察。前者说的是看不到或看不过来的宇宙世界天地(World)，后者说的则是周围可见可去的山川实物(surrounding)。谈古代地理学史，应当两个方面都顾及，如果只谈实际观察史，是不够的，不能揭示古代的全部地理概念。(法国人保罗·佩迪什写的《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只注重了实际考察、探险发现，不能代表整个希腊古典地理学。)在古典时代，“环境”的概念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与世界观甚至宇宙观混为一谈，Glacken称之为cosmicenviromentalism(宇宙环境观)。不少人都发现，最早的地理学家往往是哲学家，或者反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议论过环境世界起源、结构一类的问题。柏拉图的神匠造世的思想结合后来基督教的创世说，一直影响着《物种起源》以前的欧洲。现代科学兴起以后，在地理思想中，逐渐把哲学压了下去，而把观察一派上升到科学。在此之前，观察一派在人们对环境世界的认识理解中，很难形成思想流派。在我国也是同样，在现代科学兴起以前，实际经验无法升到思想理论层面，例如终生野外考察的徐霞客，本来影响不大，只是个“奇人”，直到本世纪初得到“最科学的”丁文江的推举，才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
我们今天科学的地理学，由实地观察的传统发扬光大，并建立了一套与古典哲学概念极不相同的地理学概念体系，虽然沿用了一些古代的词汇，比如说“自然”，其内在涵义已经大不相同。这个问题在中西都是一样。所以，当我们回过头去，欲研究议论自己古代地理思想的时候，不要忽略哲学想象与实际观察的区别以及古今的变化。以研究儒家地理思想为例，我们不反对从哲学的角度讨论儒家的形而上学的环境(世界)观，但不赞成“从生态学层面来看儒家的环境意识”、认为儒家对“保护环境”、对“生物离不开环境、生物的群居性、生物之间的关系等生态学问题都有深刻的认识。”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儒家所大讲特讲的那个不能触动的自然界，并非是我们今天说的环境。那是一个由哲(神)学杜撰的形而上的世界，在那个形而上的世界里，他们要“保护”的生物，在本质上说，只是麒麟凤凰灵芝仙草，他们所要“保护”的山川则是昆仑北海瀛洲方丈，而他们认为最有效的“保护”方法却是望祭封禅。应该意识到，就我们今天所谓的生态平衡的意义来讲，那些满腹经纶的儒生并不十分懂事，谈不上“都有深刻的认识”。如果问他们深山老林里有什么关于“自然”的学问，他们会说那里面隐着“天下之大道”，而决说不出里面有植被、土壤、腐殖质、生物链。在他们的言论里，虽然有过“草木荣华滋硕之时，斧斤不入山林”一类的话，但俗话说“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要看他们骨子里要表达的是什么。曹操曾青梅煮酒论英雄，还说过“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话，我们焉能抓住这些话，把他无限上纲为品酒专家？
C.J.Glacken：Tracesonthe RhodianShore：NatureandCulturein WesternthoughtfromAncientTimestotheEndoftheEighteenth Centu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7.
当“人之初”在草木禽兽山川大地日月星辰的环绕之中，站起身来，分开手脚，猎鹿的猎鹿、捉鱼的捉鱼、采集的采集、种地的种地，生活渐渐不错之后，他们吃惊地发现，这世界原来如此美妙，竟早已为自己备下了充足的衣食之源、行住之资。Glacken指出，人类环境概念的起点就是：环境是为了人类的生存而特意布置的。秩序和目的，曾是人类赋予一切被认知事物的特性。环境中万物的生息运行，目的都在养育人类的身体，昭示人类的魂灵。而秩序，从大地枯荣、星移斗转，到“人类吃大鱼，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无不环环相序。
环境的目的与秩序虽然是人类的想象和归纳，功劳却算在了上帝天神的头上。在人类早期地理思想中，环境的起源乃是上帝有目的的创造。我们看到，在埃及、苏美尔、古希腊、古代中国的传说中，在人与环境之上，耸立着衮衮诸神，是他们创造、安排、调整着人与环境的关系。因为几乎所有最古老的上帝天神都曾参与为人类开天辟地的大业，所以，当我们反过来理解那班上帝天神的属性的时候，也总离不开天地人一类的事情。在古代，地理思想与神学宗教思想往往相连紧密，交融一处。人们要说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说出来的却是神与环境的关系。
在古埃及，人们歌颂万能的神灵为动物创造了原野，为人类创造了果树，让鱼鸟虫蝇各得其所，令卵壳内的小东西能够呼吸。在苏美尔，神学家看到人类对自己修造的宫殿庙宇总要妥善管理，对开垦的田园也要细心维护，否则宫殿要坍塌，田园会荒芜。于是他们想到整个宇宙世界，世界的万物也必定有它们更伟大的修造者和管理者，从高山原野，到河沟水汊，从城市村庄，到砖头泥坯，后面，都有大小神灵，既作它们的代表，又是它们的守卫。Glacken指出，这一类群神观念，毫无疑问是从人类社会比拟出来的(theanalogyofhuman society)。
在古希腊社会，能工巧匠的地位很高，在希腊人的传说中，诸神也往往是铸铜打铁的高手。例如《伊利亚特》中格菲斯特的住房，“四壁星光灿烂，仙宇中最是富丽堂皇，这是跛足神自己建造，尽用铜装。”这位有着“两条软弱短腿”的“跛足神”甚至用风箱、火炉、铁砧，随手就在一面盾牌上锻造出一个“有土地，有天空，也有太阳”，有河流、田野、草地、城市、畜群、葡萄园、舞场，并由“大洋河”所环绕的应有尽有的世界。(我们商代也有能工巧匠，铸造过无数青铜饕餮，但他们距离神的地位太遥远了，另外也没有足够现实主义的艺术，让他们去再现人间。)
在古代环境意识中，由于世界的秩序是神的创造，那么平衡、和谐的自然观也就顺理成章地为人们所接受，并日益神圣化。人们相信，在黄金时代的社会，没有坏人，在黄金时代的环境，则没有坏的天气，没有坏风，没有坏雨，毋须辛劳，大地便自发地生出无尽的食物。那时的人类从未怨恨过环境，对“大地—母亲”(earth-mother)，绝不会做“穷山恶水”的辱骂。环境的巨大再生力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人类长期赞美的主题之一。“大地—母亲”这一概念，不仅在古代东方和印地安世界存在，也广泛流行于古代地中海国家，而且老早在希腊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在古代世界，无论人类对环境的想象多么辽远，它总离不开与人类以及和人类最接近的生物的关联性。因此，难免包涵用人(或生物)的机体去对应环境(biologicalana1ogy)的成分。把周围万物与人的身体相对应，甚至所谓的“天人感应”，并不是我们祖先在人类文明史中的独步奇想。巴比伦人曾认为月亮的圆缺预示着地上的事变，包括女人的健康。古希腊人认为，世界万物由四种基本元素组成，它们是土、气、水、火，这四种元素又与人体内的四种体液相对。(我们的金木水火土与人的五脏相对。)他们的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生并声称，外部的四素协调了，会有好的环境(尤其是气候)，内部的四素协调了，就有好的身体(并包括心情)。
当人类形成大范围环境观念的时候，世界的人文分布已然相当广泛。地理与文化的界线将那时的全人类分割得零零碎碎。对每一个人类群体来说，他们模糊地意识到，在遥远的地方既有莫名其妙的山海，也有莫名其妙的人群，这也是古代世界环境的“事实与想象”。柏拉图纵谈天下的时候说过，地中海世界就像蛤蟆围着一块沼泽，周围的世界还很大，天外有天、地外有地。在我们中国，渤海曾被中原的人们想作神仙出没的别一圣境，引秦皇汉武尽折腰。在尼罗河哺育的埃及，人们看到周围有不见大河却富于雨水的地方，以为上帝在那里把尼罗河挂在了天上。而中国汉代西域的人则以为，罗布泊(当时叫蒲昌海，也称盐泽)之水向东，“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不须读《山海经》我们就已经看到，古代人们对世界环境竟有如此任意的想象。几乎每个古老文明都曾有过“海外经”、“大荒经”一类的东西，古人对世界环境的万千想象是人类十分重要的思想遗产。“All Possible Worlds”(“万千世界”)，美国地理学家詹姆斯曾用这个词作为他的关于世界地理思想史的书名(李旭先生翻译此书时，为简明，删去此名，仅取原副标题，作《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出版)。虽然“万千世界”之间的差别并非如古人想的那么大，但研究古代地理学思想史或历史地理时处理好这类问题是很重要的。它们既是想象，又是事实。就想象来说，它们不是故意的捏造，而是的的确确影响古人行为的观念意识。比如汉武帝，为找到海上仙人，声称“去妻子如脱履尔”，硬要入海。就事实来说，则点到了人们在不同环境中互不相干、各自行事的主题。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大禹随山刊木，更制九州，也听说古代地中海的航海家们依星辰确定航程，但还不甚知道亚洲东部大漠之北的人们是如何划分、确认、记忆草原上的人文区域。
大地表面人文现象的繁荣，终于被某些人看做上帝创造的神圣环境的破坏者。有人把黄金时代环境的丧失，归咎于人类发明的嘈杂社会和奇技淫巧。在当时最激进的批评者看来，人造的城市拉大了人与自然的距离，并滋生罪恶。只有乡村的人仍享受神的礼物——自然。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人文现象在大地上的扩展，人类创立景观、改变自然的能力亦开始被察觉。在古希腊，早在柏拉图的著述中已然有这方面的言论，譬如森林的砍伐改变了景观并加剧了土壤向大海的搬运。希腊化时代(大约323—30 B.C.)，是地中海世界文化地理大发展的时期，留下大量关于人造景观的生动描述。不过，正如Glacken指出的，“在整个古代世界，并不是没有环境变化的证据，但关于它们的解释则太少了。”解释，在权威的思想家那里，依然出自上帝创世的理念(Logos)。人的伟大意义不被理睬，而神又被请了出来。他们说，人在大地上做出的一切，是神的事先安排，是神赏给他们机会和本事，神创造了第一个自然，留给人去创造“第二个自然”，第二个自然是指城市、沟渠、农田、家畜，它们还是“自然”。在那样的“旧社会”、老时代，无论是对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仍然是哲(神)学控制着它们的解释权。Glacken感慨地说，柏拉图关于森林砍伐的话直到十七、八世纪才有影响，如果这位思想巨人当时能强调改变环境是人类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历史上对人与环境的认识过程将是另一个样子。
不难看出，环境概念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有实际观察，更有哲学构想。因为古典地理学一般有两个支点，一个是哲(神)学想象，另一个是实际观察。前者说的是看不到或看不过来的宇宙世界天地(World)，后者说的则是周围可见可去的山川实物(surrounding)。谈古代地理学史，应当两个方面都顾及，如果只谈实际观察史，是不够的，不能揭示古代的全部地理概念。(法国人保罗·佩迪什写的《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只注重了实际考察、探险发现，不能代表整个希腊古典地理学。)在古典时代，“环境”的概念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与世界观甚至宇宙观混为一谈，Glacken称之为cosmicenviromentalism(宇宙环境观)。不少人都发现，最早的地理学家往往是哲学家，或者反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议论过环境世界起源、结构一类的问题。柏拉图的神匠造世的思想结合后来基督教的创世说，一直影响着《物种起源》以前的欧洲。现代科学兴起以后，在地理思想中，逐渐把哲学压了下去，而把观察一派上升到科学。在此之前，观察一派在人们对环境世界的认识理解中，很难形成思想流派。在我国也是同样，在现代科学兴起以前，实际经验无法升到思想理论层面，例如终生野外考察的徐霞客，本来影响不大，只是个“奇人”，直到本世纪初得到“最科学的”丁文江的推举，才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
我们今天科学的地理学，由实地观察的传统发扬光大，并建立了一套与古典哲学概念极不相同的地理学概念体系，虽然沿用了一些古代的词汇，比如说“自然”，其内在涵义已经大不相同。这个问题在中西都是一样。所以，当我们回过头去，欲研究议论自己古代地理思想的时候，不要忽略哲学想象与实际观察的区别以及古今的变化。以研究儒家地理思想为例，我们不反对从哲学的角度讨论儒家的形而上学的环境(世界)观，但不赞成“从生态学层面来看儒家的环境意识”、认为儒家对“保护环境”、对“生物离不开环境、生物的群居性、生物之间的关系等生态学问题都有深刻的认识。”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儒家所大讲特讲的那个不能触动的自然界，并非是我们今天说的环境。那是一个由哲(神)学杜撰的形而上的世界，在那个形而上的世界里，他们要“保护”的生物，在本质上说，只是麒麟凤凰灵芝仙草，他们所要“保护”的山川则是昆仑北海瀛洲方丈，而他们认为最有效的“保护”方法却是望祭封禅。应该意识到，就我们今天所谓的生态平衡的意义来讲，那些满腹经纶的儒生并不十分懂事，谈不上“都有深刻的认识”。如果问他们深山老林里有什么关于“自然”的学问，他们会说那里面隐着“天下之大道”，而决说不出里面有植被、土壤、腐殖质、生物链。在他们的言论里，虽然有过“草木荣华滋硕之时，斧斤不入山林”一类的话，但俗话说“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要看他们骨子里要表达的是什么。曹操曾青梅煮酒论英雄，还说过“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话，我们焉能抓住这些话，把他无限上纲为品酒专家？
C.J.Glacken：Tracesonthe RhodianShore：NatureandCulturein WesternthoughtfromAncientTimestotheEndoftheEighteenth Centu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