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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蒋介石外，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都在交易所充当过经纪人的角色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前，大家关于股票交易的印象，至多在矛盾的小说《子夜》里见过零星描写。
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地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自此，股票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最“亲近”的词汇之一。
实际上，作为中外商贸中心，清朝末期的上海，就已经成为各类中外企业股票及政府公债等有价证券的重要交易市场。
开交易所以筹措活动经费
早在1904年，外商便在上海租界设立了上海众业公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民国初建，华商亦开始涉足证券股票买卖，主要由各类贸易商之间联合组织。
1914年，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宣告成立，成员一度达六七十家之多，初具证券交易的雏形。同年12月，《证券交易所法》正式公布。1915年又颁布了《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与《证券交易所法施行附属规则》，进一步明确证券交易所的性质、经营范围等法律依据。
1916年，急需革命资金的孙中山在日本友人的建议下，计划开设交易所以筹措活动经费。
多年后，用知名报人金雄白的话来讲就是：“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革命又陷于另一个最低潮的时代，经费异常枯窘，许多党中重要人物，都蛰居在上海，而藉交易所的盈利来为革命经费的挹注之力;陈果夫、孙鹤皋等均曾为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连蒋介石氏也时常出入其间。”于是，这批国民党人便找到当时上海滩最有名的浙江商人虞洽卿合作。
次年，虞洽卿作为发起人正式向农商部提出创建申请，但由于当时北京政局陷入“府院之争”及“张勋复辟”的动荡之中，此事也被迫搁置。
又过一年后，虞洽卿联合上海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皮毛公会会长邹静斋、华业公所董事沈润等人再度推动交易所筹办事宜。
在致北洋政府的电报中，虞洽卿等痛陈利害，指出：“为挽回国权商利，于民国五年暮，发起上海交易所，中途因政局变乱，停止进行。日人乘我停顿期间，先发制人，组织上海取引所，沪上各业各商帮见时会址不容再缓，国权不能轻弃，乃于商业凋敝金融濡滞之时，不避艰苦，于去年一致联合，重行发起。”
由于牵扯利益繁杂，此事仍前后延宕甚久，才有了结果。1919年6月，北洋政府正式批准成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交易品种为证券、棉花、棉纱、布匹、毛皮、金银、粮油七种。
又经过多方筹办，1920年2月各主要发起人在上海总商会召开了证券物品交易所第一次会议，推选虞洽卿为理事长，选出闻兰亭、盛丕华、郭外峰、赵林士等6人为常务理事。交易所资本总额约500万元，分为10万股，运作模式“全照日本取引所，并聘请了日本顾问”。
“信交风潮”始末
1920年7月1日，上海四川路与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路口车水马龙，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在此开幕。
开张之初，交易所生意兴隆，受市场上各类商家的热烈追捧，半年的纯利润便达50万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利润皆用于资助国民党的各类活动。
除蒋介石外，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都在交易所充当过经纪人的角色。而这段插曲也成为蒋介石日后与江浙财团历史渊源的肇始。
当时，世人便传说蒋介石在交易所期间曾利用股票交易获取暴利，以至于二十年后他还要在自己的日记里自辩“清白”，坚称非但没赢什么钱，反倒被张静江输了个精光。
蒋介石在1937年4月24日如此写道：“今日世人以余在交易所投资百万元，所得资金贡献总理作军费之说，其或由此以误传而来乎！其实当时总理与余及季陶、静江四人所有之优先股，最高时亦约值百余万元，其后皆为静江投机输完，总理与余并未有获得毫利，更与革命无关。当静江投机倒账时，余反由粤借汇廿万元之数，以为发起倡导者之报酬而已，此世人传余为在交易所任成员或投机之说所由来也。”
然而，无论蒋介石本人如何解释，短短时间内能前后输掉“百余万元”亦可见当时交易所有多热闹，市场有多狂热。
就在同一年，原先于1914年成立的上海股票商业公会获准改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资本为100万元，经营品种主要以公债为主。开业后，同样获利颇丰，第二年时交易资本便猛增至300万元。其营业规模甚至超过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时《申报》《新闻报》之类沪上大报所刊载每日证券行情也皆以“华商证券交易所”的行情为准。
由于这两家交易所的巨大成功，此后上海商界便群起而效仿，出现所谓“信交风潮”。1921年9月时，上海各类交易所多达70家;两个月更达到110余家之多，其中约半数经营证券交易业务。
然而，这股风潮并仅仅持续了一个冬天，交易所中几乎只见“投机”而无“交易”。
1922年，市场泡沫开始破灭，大量新兴的交易所便随之纷纷破产、倒闭，各类证券信誉亦开始贬值。一度红火的证券交易，几乎在一夜之间陷入困境。投机热潮破灭后，上海地区剩下的交易所仅有6家，信托公司也仅有2家尚能支撑。直至北伐战争前夕，证券交易行业的萧条情况一直未见改观。
尽管如此，上海在全国乃至远东证券交易中心的地位已得以确立。
上海作为证券交易监管的重中之重
有鉴于股票证券市场纷乱，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对证券交易的监管，继而推进行业整顿并以上海作为治理的重中之重。
1927年11月，当局便率先成立了财政部金融监管局，而其事务所理所当然地设在当时全国金融证券交易的中心——上海。 1929年10月后，南京政府将各类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监管职权交由工商部具体负责。次年，工商部与农矿部合并为实业部，此后便由实业部对各类交易行使监管之权。
1931年4月后，为了协调实业部与财政部在证券交易上的权限，最终决定两部共同在上海设立交易所监理员办事处。而监理员由两部各自派遣，负责随时检查交易所及经纪人的营业状况与相关票据。监理员主要职责是监督交易所的纳税情况，根据1929年颁布的暂行税率，当时交易所采取累进税制，盈利满1万元便课征2.5%的交易税，以此一直递增至30万元课征17.5%的交易税。
除了监督征税外，监管员也依据先颁布的《交易所法》来执行各类稳定市场权责，例如制止交易所职员、雇员的内部交易、在证券交易价格涨跌过大时采取应急措施，等等。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将《证券交易所法》和《物品交易所条例》合并为《交易所法》，1932年正式施行。
相较而言，该法较之北洋时代相关法规更为严格、完善，例如其明确规定每一个区域的每一个交易所均以经营一种业务为限，继而希望借此降低信用交易市场的风险。于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不得不将除证券以外的其他物品分别归入其他交易所，如华商纱布交易所、金业交易所等。
该法还规定“本法施行时，现存之交易所如在同一区域内有同种营业者二所以上时，应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三年以内合并”。由于都涉及证券交易业务，所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两者中只能保留一家。
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市场
1933年5月3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停止经营，并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后者因此成为全上海唯一经营证券业务的交易所。
此次归并很大程度是由于华商交易所素以经营公债交易为主业，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便一直通过该交易所来举发公债。所以，在交易所整合过程中，自然倾向于支持华商证券交易所来主导大局。
实际上，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36年间，国民政府累计发行的各类公债、库券高达26亿元。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额也随之水涨船高。1931年时，其成交额为29.2亿元，1934年时便猛增至47.7亿元。然而，在各类交易中，90%以上皆是公债项目，真正的行业股票交易则非常稀少。
值得注意一提的是，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在当时国内规模最大、交易额最高的证券交易所之一，但仍只是区域性的交易市场。
民国以来，由于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程度差异过大、战乱频繁等原因，中国实际上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贸易市场，而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更是无从谈起。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债券几乎都是江浙沪的企业机构或是南京政府之公债，而北方相关交易则多在北平证券交易所或天津证券交易所进行。
抗战爆发后，战乱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各行业发展停滞。上海沦陷后，华商证券交易所随之停业。
1941年前，上海市面仅余上海众业公所和中国股票推进会尚能维持，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亦告倒闭。
两年后，在汪伪政府的主持下曾组织华商证券交易所复业，但由于时局动荡等原因，经营状况时好时坏，1944年后更是日趋惨淡。抗战胜利后，该所便告解散了。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前，大家关于股票交易的印象，至多在矛盾的小说《子夜》里见过零星描写。
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地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自此，股票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最“亲近”的词汇之一。
实际上，作为中外商贸中心，清朝末期的上海，就已经成为各类中外企业股票及政府公债等有价证券的重要交易市场。
开交易所以筹措活动经费
早在1904年，外商便在上海租界设立了上海众业公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民国初建，华商亦开始涉足证券股票买卖，主要由各类贸易商之间联合组织。
1914年，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宣告成立，成员一度达六七十家之多，初具证券交易的雏形。同年12月，《证券交易所法》正式公布。1915年又颁布了《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与《证券交易所法施行附属规则》，进一步明确证券交易所的性质、经营范围等法律依据。
1916年，急需革命资金的孙中山在日本友人的建议下，计划开设交易所以筹措活动经费。
多年后，用知名报人金雄白的话来讲就是：“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革命又陷于另一个最低潮的时代，经费异常枯窘，许多党中重要人物，都蛰居在上海，而藉交易所的盈利来为革命经费的挹注之力;陈果夫、孙鹤皋等均曾为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连蒋介石氏也时常出入其间。”于是，这批国民党人便找到当时上海滩最有名的浙江商人虞洽卿合作。
次年，虞洽卿作为发起人正式向农商部提出创建申请，但由于当时北京政局陷入“府院之争”及“张勋复辟”的动荡之中，此事也被迫搁置。
又过一年后，虞洽卿联合上海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皮毛公会会长邹静斋、华业公所董事沈润等人再度推动交易所筹办事宜。
在致北洋政府的电报中，虞洽卿等痛陈利害，指出：“为挽回国权商利，于民国五年暮，发起上海交易所，中途因政局变乱，停止进行。日人乘我停顿期间，先发制人，组织上海取引所，沪上各业各商帮见时会址不容再缓，国权不能轻弃，乃于商业凋敝金融濡滞之时，不避艰苦，于去年一致联合，重行发起。”
由于牵扯利益繁杂，此事仍前后延宕甚久，才有了结果。1919年6月，北洋政府正式批准成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交易品种为证券、棉花、棉纱、布匹、毛皮、金银、粮油七种。
又经过多方筹办，1920年2月各主要发起人在上海总商会召开了证券物品交易所第一次会议，推选虞洽卿为理事长，选出闻兰亭、盛丕华、郭外峰、赵林士等6人为常务理事。交易所资本总额约500万元，分为10万股，运作模式“全照日本取引所，并聘请了日本顾问”。
“信交风潮”始末
1920年7月1日，上海四川路与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路口车水马龙，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在此开幕。
开张之初，交易所生意兴隆，受市场上各类商家的热烈追捧，半年的纯利润便达50万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利润皆用于资助国民党的各类活动。
除蒋介石外，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都在交易所充当过经纪人的角色。而这段插曲也成为蒋介石日后与江浙财团历史渊源的肇始。
当时，世人便传说蒋介石在交易所期间曾利用股票交易获取暴利，以至于二十年后他还要在自己的日记里自辩“清白”，坚称非但没赢什么钱，反倒被张静江输了个精光。
蒋介石在1937年4月24日如此写道：“今日世人以余在交易所投资百万元，所得资金贡献总理作军费之说，其或由此以误传而来乎！其实当时总理与余及季陶、静江四人所有之优先股，最高时亦约值百余万元，其后皆为静江投机输完，总理与余并未有获得毫利，更与革命无关。当静江投机倒账时，余反由粤借汇廿万元之数，以为发起倡导者之报酬而已，此世人传余为在交易所任成员或投机之说所由来也。”
然而，无论蒋介石本人如何解释，短短时间内能前后输掉“百余万元”亦可见当时交易所有多热闹，市场有多狂热。
就在同一年，原先于1914年成立的上海股票商业公会获准改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资本为100万元，经营品种主要以公债为主。开业后，同样获利颇丰，第二年时交易资本便猛增至300万元。其营业规模甚至超过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时《申报》《新闻报》之类沪上大报所刊载每日证券行情也皆以“华商证券交易所”的行情为准。
由于这两家交易所的巨大成功，此后上海商界便群起而效仿，出现所谓“信交风潮”。1921年9月时，上海各类交易所多达70家;两个月更达到110余家之多，其中约半数经营证券交易业务。
然而，这股风潮并仅仅持续了一个冬天，交易所中几乎只见“投机”而无“交易”。
1922年，市场泡沫开始破灭，大量新兴的交易所便随之纷纷破产、倒闭，各类证券信誉亦开始贬值。一度红火的证券交易，几乎在一夜之间陷入困境。投机热潮破灭后，上海地区剩下的交易所仅有6家，信托公司也仅有2家尚能支撑。直至北伐战争前夕，证券交易行业的萧条情况一直未见改观。
尽管如此，上海在全国乃至远东证券交易中心的地位已得以确立。
上海作为证券交易监管的重中之重
有鉴于股票证券市场纷乱，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对证券交易的监管，继而推进行业整顿并以上海作为治理的重中之重。
1927年11月，当局便率先成立了财政部金融监管局，而其事务所理所当然地设在当时全国金融证券交易的中心——上海。 1929年10月后，南京政府将各类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监管职权交由工商部具体负责。次年，工商部与农矿部合并为实业部，此后便由实业部对各类交易行使监管之权。
1931年4月后，为了协调实业部与财政部在证券交易上的权限，最终决定两部共同在上海设立交易所监理员办事处。而监理员由两部各自派遣，负责随时检查交易所及经纪人的营业状况与相关票据。监理员主要职责是监督交易所的纳税情况，根据1929年颁布的暂行税率，当时交易所采取累进税制，盈利满1万元便课征2.5%的交易税，以此一直递增至30万元课征17.5%的交易税。
除了监督征税外，监管员也依据先颁布的《交易所法》来执行各类稳定市场权责，例如制止交易所职员、雇员的内部交易、在证券交易价格涨跌过大时采取应急措施，等等。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将《证券交易所法》和《物品交易所条例》合并为《交易所法》，1932年正式施行。
相较而言，该法较之北洋时代相关法规更为严格、完善，例如其明确规定每一个区域的每一个交易所均以经营一种业务为限，继而希望借此降低信用交易市场的风险。于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不得不将除证券以外的其他物品分别归入其他交易所，如华商纱布交易所、金业交易所等。
该法还规定“本法施行时，现存之交易所如在同一区域内有同种营业者二所以上时，应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三年以内合并”。由于都涉及证券交易业务，所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两者中只能保留一家。
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市场
1933年5月3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停止经营，并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后者因此成为全上海唯一经营证券业务的交易所。
此次归并很大程度是由于华商交易所素以经营公债交易为主业，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便一直通过该交易所来举发公债。所以，在交易所整合过程中，自然倾向于支持华商证券交易所来主导大局。
实际上，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36年间，国民政府累计发行的各类公债、库券高达26亿元。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额也随之水涨船高。1931年时，其成交额为29.2亿元，1934年时便猛增至47.7亿元。然而，在各类交易中，90%以上皆是公债项目，真正的行业股票交易则非常稀少。
值得注意一提的是，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在当时国内规模最大、交易额最高的证券交易所之一，但仍只是区域性的交易市场。
民国以来，由于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程度差异过大、战乱频繁等原因，中国实际上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贸易市场，而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更是无从谈起。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债券几乎都是江浙沪的企业机构或是南京政府之公债，而北方相关交易则多在北平证券交易所或天津证券交易所进行。
抗战爆发后，战乱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各行业发展停滞。上海沦陷后，华商证券交易所随之停业。
1941年前，上海市面仅余上海众业公所和中国股票推进会尚能维持，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亦告倒闭。
两年后，在汪伪政府的主持下曾组织华商证券交易所复业，但由于时局动荡等原因，经营状况时好时坏，1944年后更是日趋惨淡。抗战胜利后，该所便告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