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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上海的历史就在这些建筑里演绎、发生。同样,上海参加世博会的历史也离不开这些老建筑。
江海关大楼的世博缘
在上海众多优秀建筑中,与世博联系最多、联系最早的,当数位于外滩13号的江海关大楼。这与江海关的历史密切相关。江海关的历史可追溯到1846年。1846年上海道(其官职的正式名称是“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在北门外头坝南面浦建立了洋关(又称新关、江海关)专门负责征收西洋商船税收。1857年上海道主持在今江海关大楼所在地修建了古庙式江海关关署。此后,江海关的建筑形制虽有过变化,但江海关办公的位置一直在今江海关大楼所在地。
今天的江海关大楼是在1857年江海关大楼原址兴建的,因而从中国参加世博会起,江海关就与世博会结缘了。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资料表明,1867-1905年中国参加世博会基本是由海关负责的。从1867年到1905年,中国共参加了29次世博会。地处江海通津之处的江海关,不仅要负责江海关管辖区域内展品的征集工作,而且根据海关总税务司的部署,其他海关辖区的展品最后都要汇总到江海关。因此,江海关还需承担全国展品的包装、运输、登记等工作。可以说,江海关大楼这一地块是见证中国参加世博会展品最早、最多的地方。晚清时期,中国参加世博会的展品基本上是通过江海关走向各个世博会的。江海关是中国通向世博会的重要关口,这一角色直到20世纪30年代依然没有改变。资料表明,30年代为世博会展品出口之事而奔波的筹展人士还在频繁出入江海关;坐在江海关大楼里的工作人员,依旧在为赴国外参加世博会的中国展品做着例行的检验、登记等工作。正因为江海关与世博会有这样的历史渊源,今天江海关档案室里还能找到1876-1905年中国参加世博会的几乎所有的展品目录册。这样完整的“中国与世博”的历史记录在中国、在世界都属罕见。
当年为中国参加世博会而忙碌的江海关工作人员肯定很多,但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名字的并不多见。史料记载: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江海关大楼里的最高领导赫政、贺璧礼、裴式楷、雷乐石、邓德等都有奉总税务司之令负责指挥、策划、管理、安排和协调中国参加世博的经历。其中贺璧礼曾代表中国出任过1878年巴黎博览会、1884年伦敦博览会和1900年巴黎博览会的委员。20世纪初江海关署的副税务司邓德则是一位中国艺术品爱好者。他收藏的中国瓷器等艺术品,在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和1905年列日世博会上,分别获得银牌、荣誉证书和金牌。邓德在世博会获奖曾经是20世纪初上海滩津津乐道的话题。斯人已逝,江海关税务司们当年的世博经历为江海关大楼留下的是一笔珍贵的世博遗产。
今天,上海各界正为明年世博会在上海的召开积极筹备,江海关内的海关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也为世博会的顺利召开而努力奋斗。江海关大楼与世博的历史情缘将通过他们续写。
上海总商会大楼的世博记忆
北苏州路470号今天俗称上海总商会。这里原是前清出使行辕。1912年由上海军政府拨给上海总商会使用。1912年起上海总商会的会所一直就在这里。现存南大楼、北大楼及门楼三幢建筑。这群大楼及所在地块作为中国第一商会——上海总商会的主要活动场所,同总商会一起经历了近代上海经济的起伏与发展,见证过20世纪上半叶上海商人的辉煌与豪迈。1905年海关不再组织世博会后,组织商人们参加世博会的主要是各地商会。而在全国商界举足轻重的上海总商会则是组织上海、乃至全国走出国门,参与世博会的幕后功臣。正是这些功臣们,为北苏州路470号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世博记忆。
1913年5月16日,江苏省省长为“美国旧金山开万国博览会事”给上海总商会的信来到这里,上海总商会为巴拿马赛会的筹备工作即刻展开。接下来的两年中,由于上海知县职务繁忙,巴拿马赛会上海县出品协会分会实际在上海总商会总协理周晋镳的领导下进行。在北苏州路470号,总商会的领导们决定为巴拿马赛会遴选征集展品的劝导员并由上海总商会发函聘请。在这里,总商会领导们为上海参与巴拿马博览会的经费问题殚精竭虑;在这里,上海总商会讨论了“巴拿马赛会出品赔偿损失案”、“江苏省合同同盟组织法案”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在这里,上海总商会决定派议董叶明斋、刘松甫参加农商部组织的巴拿马赛会参观团,举定聂云台为游美实业团上海总商会代表;在这里,总商会领导人向筹办巴拿马赛会的中国负责人之一陈兰薰发函,推荐上海水木业公所的赵桂林修筑巴拿马赛会场华馆;在这里,曾经赴比利时和意大利参加过世博会的议董沈联芳向商会其他人介绍了他的世博经验和教训。
巴拿马赛会的经历,只是总商会大楼众多世博记忆的一小部分。1913年“大正博览会日华参考馆主旨书”发到上海总商会。1914年催请上海参展人从速预备参加日本大正博览会的广告,从上海总商会大楼抄送报刊发表。1914年底,东京博览会的纪念状,从总商会发到各位出品人手中。就连意大利都郎万国博览会的奖牌,上海出品人也是到上海总商会领取的。
1924年驻法国使署及江苏省实业厅、华侨相继给上海总商会的信来到北苏州路470号,信函请上海总商会“通知各业人员自由参加来年将在巴黎举行的万国美术工艺品博览会”。
1926年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召开时,北苏州路470号不仅是赛会展品征集地之一,它还见证了中国参加费城万国博览会赛的许多重要决策。在这里,上海总商会决定为中国参赛物品进出美国海关提供担保;在这里,上海总商会决定1926年5月20日中国参赛品从上海运出时,由上海商会代表陆伯鸿会同中国派赴费城展览会委员一行四人,一起护送参赛品从上海赴美。赛会结束后,费城赛会的获奖名单最先在上海总商会发布,出品人怀着喜悦的心情到总商会大楼领取奖品。一年后,因参赛物品没能及时运回国,外地商会的一封封询问函到达上海总商会大楼。本着对出品人负责的态度,上海总商会在这里经过讨论决定,由上海总商会垫资将参赛物品运送回国,将展品发还给出品人。
1929年8-9月,上海总商会在这里,为“参加具有700年历史的德国莱城万国博览会”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决定向实业部发电,希望参加莱城博览会。1939年美国世博会召开前,上海总商会领导指定为“中华民国参加美国世界博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商会再次被指定展品征集单位。
为了迎接世博会,上海民间收藏家们正筹备在总商会大楼内,举办一个“近代上海与世博回顾展”。这一展览将为这座大楼的世博记忆,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上海长宁路865号,1933年中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风波
上海长宁路865号有两幢近代优秀建筑——“杏佛楼”和“元培楼”,原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理工实验室(当时也称白利南路947号中央研究院)。该建筑1933年刚刚建好,就有幸成为“中华民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征品展览会”的场地。
为了庆祝芝加哥建市100周年,美国决定1933年在芝加哥举办世界博览会。1930年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邀请。1931年3月国民政府同意参加这次展览会。1932年6月15日中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蔡元培任该委员会征品处处长。
也许是蔡元培的关系(蔡元培1928年起就是中央研究院院长),当筹备委员会决定举办征品展览会,以挑选出最能体现百年来中国的进步展品时,刚刚建好的“中央研究院理工实验室”,被选为“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征品展览会展览”场地。
1933年2月18日下午2时,白利南路中央研究院门口的彩排楼上,“中华民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征品展览会”几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国民政府行政院代表褚民谊、中央委员王正廷、柳亚子、蔡元培夫妇、美国商务参赞安乐德、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市商会主席王晓籁、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杨杏佛、全国商会主席林康侯、警备司令戴戟、公安局长文鸿恩、教育局长潘公展等各界人士500多人,聚集在中央研究院第六宴客室。在市公安局军乐队演奏的乐曲声中,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宣布,“中华民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征品展览会”开幕。8000多件珍贵展品,在今长宁路865号接受来宾和观众的观赏。展览从2月18日开始,到3月5日正式落幕。
虽然1906年上海就曾为赴意大利米兰参加(渔业)博览会展品举行过预展,1914年总商会也为巴拿马赛会举行过预展,但1933年在长宁路865号举办的这次展览,是以“全国”名义在上海举办的。这次展览的时间、规模、影响,都远远超过上两次预展。展览不仅受到南京政府中央及上海党、政、军、商各界领导的支持,还受到上海普通百姓的欢迎,仅展览结束前两天的观众就有15000余人。
长宁路865号不仅是“中华民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征品展览会”的预展地,也是决定中国参加1933年世博会的一个关键地。当南京政府突然决定不参加芝加哥世博会时,出品人毅然决定自组协会参加芝加哥世博会。3月5日,出品人就是在中央研究院的展览场地内,召开“出品协会”正式成立大会,选举并推定蔡元培、王晓籁等15人为理事。出品协会在这里讨论了协会章程,并决定设立经济委员会,负责筹划保管参加芝加哥世博会的费用等。如果没有3月5日中央研究院的这次会议,也许中国出席1933年世博会的历史将会重写。
江海关、字林西报大楼、总商会、中央研究院与世博故事的背后,是近代上海人、乃至中国人走出国门、接轨世界的种种艰辛和努力!今天,当年在这些建筑内为参加世博会而努力的人们已经走远,但他们的故事仍然同这些建筑联系在一起。他们留在这些建筑里的世博往事,对2010年将要举办世博会的上海而言,何尝不是一笔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
编辑:陈畅鸣charmingchin@163.com
江海关大楼的世博缘
在上海众多优秀建筑中,与世博联系最多、联系最早的,当数位于外滩13号的江海关大楼。这与江海关的历史密切相关。江海关的历史可追溯到1846年。1846年上海道(其官职的正式名称是“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在北门外头坝南面浦建立了洋关(又称新关、江海关)专门负责征收西洋商船税收。1857年上海道主持在今江海关大楼所在地修建了古庙式江海关关署。此后,江海关的建筑形制虽有过变化,但江海关办公的位置一直在今江海关大楼所在地。
今天的江海关大楼是在1857年江海关大楼原址兴建的,因而从中国参加世博会起,江海关就与世博会结缘了。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资料表明,1867-1905年中国参加世博会基本是由海关负责的。从1867年到1905年,中国共参加了29次世博会。地处江海通津之处的江海关,不仅要负责江海关管辖区域内展品的征集工作,而且根据海关总税务司的部署,其他海关辖区的展品最后都要汇总到江海关。因此,江海关还需承担全国展品的包装、运输、登记等工作。可以说,江海关大楼这一地块是见证中国参加世博会展品最早、最多的地方。晚清时期,中国参加世博会的展品基本上是通过江海关走向各个世博会的。江海关是中国通向世博会的重要关口,这一角色直到20世纪30年代依然没有改变。资料表明,30年代为世博会展品出口之事而奔波的筹展人士还在频繁出入江海关;坐在江海关大楼里的工作人员,依旧在为赴国外参加世博会的中国展品做着例行的检验、登记等工作。正因为江海关与世博会有这样的历史渊源,今天江海关档案室里还能找到1876-1905年中国参加世博会的几乎所有的展品目录册。这样完整的“中国与世博”的历史记录在中国、在世界都属罕见。
当年为中国参加世博会而忙碌的江海关工作人员肯定很多,但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名字的并不多见。史料记载: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江海关大楼里的最高领导赫政、贺璧礼、裴式楷、雷乐石、邓德等都有奉总税务司之令负责指挥、策划、管理、安排和协调中国参加世博的经历。其中贺璧礼曾代表中国出任过1878年巴黎博览会、1884年伦敦博览会和1900年巴黎博览会的委员。20世纪初江海关署的副税务司邓德则是一位中国艺术品爱好者。他收藏的中国瓷器等艺术品,在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和1905年列日世博会上,分别获得银牌、荣誉证书和金牌。邓德在世博会获奖曾经是20世纪初上海滩津津乐道的话题。斯人已逝,江海关税务司们当年的世博经历为江海关大楼留下的是一笔珍贵的世博遗产。
今天,上海各界正为明年世博会在上海的召开积极筹备,江海关内的海关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也为世博会的顺利召开而努力奋斗。江海关大楼与世博的历史情缘将通过他们续写。
上海总商会大楼的世博记忆
北苏州路470号今天俗称上海总商会。这里原是前清出使行辕。1912年由上海军政府拨给上海总商会使用。1912年起上海总商会的会所一直就在这里。现存南大楼、北大楼及门楼三幢建筑。这群大楼及所在地块作为中国第一商会——上海总商会的主要活动场所,同总商会一起经历了近代上海经济的起伏与发展,见证过20世纪上半叶上海商人的辉煌与豪迈。1905年海关不再组织世博会后,组织商人们参加世博会的主要是各地商会。而在全国商界举足轻重的上海总商会则是组织上海、乃至全国走出国门,参与世博会的幕后功臣。正是这些功臣们,为北苏州路470号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世博记忆。
1913年5月16日,江苏省省长为“美国旧金山开万国博览会事”给上海总商会的信来到这里,上海总商会为巴拿马赛会的筹备工作即刻展开。接下来的两年中,由于上海知县职务繁忙,巴拿马赛会上海县出品协会分会实际在上海总商会总协理周晋镳的领导下进行。在北苏州路470号,总商会的领导们决定为巴拿马赛会遴选征集展品的劝导员并由上海总商会发函聘请。在这里,总商会领导们为上海参与巴拿马博览会的经费问题殚精竭虑;在这里,上海总商会讨论了“巴拿马赛会出品赔偿损失案”、“江苏省合同同盟组织法案”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在这里,上海总商会决定派议董叶明斋、刘松甫参加农商部组织的巴拿马赛会参观团,举定聂云台为游美实业团上海总商会代表;在这里,总商会领导人向筹办巴拿马赛会的中国负责人之一陈兰薰发函,推荐上海水木业公所的赵桂林修筑巴拿马赛会场华馆;在这里,曾经赴比利时和意大利参加过世博会的议董沈联芳向商会其他人介绍了他的世博经验和教训。
巴拿马赛会的经历,只是总商会大楼众多世博记忆的一小部分。1913年“大正博览会日华参考馆主旨书”发到上海总商会。1914年催请上海参展人从速预备参加日本大正博览会的广告,从上海总商会大楼抄送报刊发表。1914年底,东京博览会的纪念状,从总商会发到各位出品人手中。就连意大利都郎万国博览会的奖牌,上海出品人也是到上海总商会领取的。
1924年驻法国使署及江苏省实业厅、华侨相继给上海总商会的信来到北苏州路470号,信函请上海总商会“通知各业人员自由参加来年将在巴黎举行的万国美术工艺品博览会”。
1926年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召开时,北苏州路470号不仅是赛会展品征集地之一,它还见证了中国参加费城万国博览会赛的许多重要决策。在这里,上海总商会决定为中国参赛物品进出美国海关提供担保;在这里,上海总商会决定1926年5月20日中国参赛品从上海运出时,由上海商会代表陆伯鸿会同中国派赴费城展览会委员一行四人,一起护送参赛品从上海赴美。赛会结束后,费城赛会的获奖名单最先在上海总商会发布,出品人怀着喜悦的心情到总商会大楼领取奖品。一年后,因参赛物品没能及时运回国,外地商会的一封封询问函到达上海总商会大楼。本着对出品人负责的态度,上海总商会在这里经过讨论决定,由上海总商会垫资将参赛物品运送回国,将展品发还给出品人。
1929年8-9月,上海总商会在这里,为“参加具有700年历史的德国莱城万国博览会”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决定向实业部发电,希望参加莱城博览会。1939年美国世博会召开前,上海总商会领导指定为“中华民国参加美国世界博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商会再次被指定展品征集单位。
为了迎接世博会,上海民间收藏家们正筹备在总商会大楼内,举办一个“近代上海与世博回顾展”。这一展览将为这座大楼的世博记忆,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上海长宁路865号,1933年中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风波
上海长宁路865号有两幢近代优秀建筑——“杏佛楼”和“元培楼”,原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理工实验室(当时也称白利南路947号中央研究院)。该建筑1933年刚刚建好,就有幸成为“中华民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征品展览会”的场地。
为了庆祝芝加哥建市100周年,美国决定1933年在芝加哥举办世界博览会。1930年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邀请。1931年3月国民政府同意参加这次展览会。1932年6月15日中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蔡元培任该委员会征品处处长。
也许是蔡元培的关系(蔡元培1928年起就是中央研究院院长),当筹备委员会决定举办征品展览会,以挑选出最能体现百年来中国的进步展品时,刚刚建好的“中央研究院理工实验室”,被选为“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征品展览会展览”场地。
1933年2月18日下午2时,白利南路中央研究院门口的彩排楼上,“中华民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征品展览会”几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国民政府行政院代表褚民谊、中央委员王正廷、柳亚子、蔡元培夫妇、美国商务参赞安乐德、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市商会主席王晓籁、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杨杏佛、全国商会主席林康侯、警备司令戴戟、公安局长文鸿恩、教育局长潘公展等各界人士500多人,聚集在中央研究院第六宴客室。在市公安局军乐队演奏的乐曲声中,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宣布,“中华民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征品展览会”开幕。8000多件珍贵展品,在今长宁路865号接受来宾和观众的观赏。展览从2月18日开始,到3月5日正式落幕。
虽然1906年上海就曾为赴意大利米兰参加(渔业)博览会展品举行过预展,1914年总商会也为巴拿马赛会举行过预展,但1933年在长宁路865号举办的这次展览,是以“全国”名义在上海举办的。这次展览的时间、规模、影响,都远远超过上两次预展。展览不仅受到南京政府中央及上海党、政、军、商各界领导的支持,还受到上海普通百姓的欢迎,仅展览结束前两天的观众就有15000余人。
长宁路865号不仅是“中华民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征品展览会”的预展地,也是决定中国参加1933年世博会的一个关键地。当南京政府突然决定不参加芝加哥世博会时,出品人毅然决定自组协会参加芝加哥世博会。3月5日,出品人就是在中央研究院的展览场地内,召开“出品协会”正式成立大会,选举并推定蔡元培、王晓籁等15人为理事。出品协会在这里讨论了协会章程,并决定设立经济委员会,负责筹划保管参加芝加哥世博会的费用等。如果没有3月5日中央研究院的这次会议,也许中国出席1933年世博会的历史将会重写。
江海关、字林西报大楼、总商会、中央研究院与世博故事的背后,是近代上海人、乃至中国人走出国门、接轨世界的种种艰辛和努力!今天,当年在这些建筑内为参加世博会而努力的人们已经走远,但他们的故事仍然同这些建筑联系在一起。他们留在这些建筑里的世博往事,对2010年将要举办世博会的上海而言,何尝不是一笔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
编辑:陈畅鸣charmingch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