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一部电影叫《曾克林出关》,讲述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进驻沈阳的一段真实但鲜为人知的历史。影片中的主人公原型,就是被刘少奇称为进军东北的“先锋官”、开国将军曾克林。
曾克林1913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连政治指导员、团参谋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平西挺进军司令部作教科科长、冀东军分区参谋长、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沈阳卫戍司令部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司令员、辽南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四军副军长。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部队副司令员、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海军顾问、海军航空兵部队司令员。 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授衔为海军少将,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7年3月12日8时,曾克林将军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曾克林将军的一生联系着我军的许多“第一”和“唯一”:第一个率军挺进东北;第一个战车师师长;组建了空军第一个航空混成旅、海军航空兵第一师、海军第一个歼击师;唯一一位参加过陆、海、空三大军种的“三军少将”;唯一一位驾机上天、跃身跳伞的人……难怪乎有一副挽联写道:“长征有功抗战有功解放有功挺进东北立头功延安汇报建奇功;陆军有您空军有您海军有您建设海航更有您万里海空铭记您。”
兵发东北
1945年初,德国法西斯败局已定,欧战即将结束,为商讨如何处置战败德国和战后欧洲事务以及争取苏联尽早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于2月4日到12日在苏联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举行战时第二次会晤,史称“雅尔塔会议”。此次会议背着四大同盟国之一的中国,进行了一场秘密交易,即把恢复俄国1905年以前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作为苏联对日宣战的条件。
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百万苏军于次日兵分东、北、西三路,突破日本法西斯和伪满的3000公里防线进入我国东北。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10日,朱德代表八路军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发布了第一号大反攻的命令,所有抗日武装部队“依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期投降”……次日,又发布了第二号命令:“现驻河北、辽宁边境的“抗日部队”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以配合苏军作战,接管东北。
接到延安总部的命令后,冀热辽区党委、冀热辽军区党委于8月14日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执行的具体方案,成立了“东北前进委员会”和“前方指挥所”,决定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所属十二团、十八团和一个区队、一个朝鲜义勇支队、军分区直属侦察连、特务连、“前锋”剧社、教导队,共4000余人,组成八路军挺进东北先遣纵队。时任十六军分区司令员的曾克林,担任先遣纵队的党委书记。
而就在同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未告知中共,即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再次从苏联的利益出发,规定国民党有权接管东北,否定了中共对东北的合法接收权。而国民党考虑更多的是,取得控制东北的战略主动权。其实,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战略地位也完全清楚。早在1945年4月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结论和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中,就曾强调:“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和将来的前途来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激战山海关
进军东北,首先必须经过山海关。当时山海关驻有日伪军1600多人,并有警察大队及宪兵、特务等防守,附近还有19个旅、27个讨伐队、两个骑兵团和华北伪“治安军”3个团,共有10万人。虽然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并没有放下武器,仍保持着完整的建制和指挥,且日伪军按蒋介石的命令固守据点,拒绝向中共投降。加之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城高池深,易守难攻,没有重型火力支援,很难攻克。8月25日,为避免纠缠,曾克林决定避开山海关,绕道九门口,率部直奔锦州、沈阳而去。曾克林率军一路占领了柳江、石门寨煤矿,使驻守秦皇岛、山海关的敌人失去了两个燃料基地。 29日,曾克林接到报告,有一支苏联红军侦察小分队从林西、赤峰方向经柏寿、前所而来,他立即决定以隆重的方式欢迎苏军。
可是由于语言不通,分乘五辆汽车的苏军一见面便将我欢迎部队团团围住,并要缴械。后经苏军蒙籍翻译官翻译才解除误会。
由于山海关卡在了曾克林所部与后续部队之间,为避免孤军深入,也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两军会师后,曾克林决定杀一个回马枪,请求苏军一起攻打山海关。不料苏军却拒绝了,理由是他们的任务是到东北作战,而山海关属于华北。
曾克林争辩说:“我们是受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来的,任务是配合你们作战,收复东北失地,接管东北主权。而山海关是我军通往东北的要道,还有日军的战斗部队没有缴械投降,不打败他们,怎么谈得上配合?”苏军最终答应由曾克林所部担任主攻,苏军配合。
曾克林率领部队急行军40里来到山海关后,各团按照指定位置,从东、南、北三面把山海关包围起来。
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曾克林决定以中苏两国军队的名义前往山海关日军守备司令部,命令他们立即放下武器,听候处理。日军却借口山海关不属所谓的“满洲国”管辖,拒绝投降。
8月30日下午5时,曾克林下达了总攻命令。十八团以城楼为主攻目标,十二团以火车站、桥梁厂为主攻目标,两面夹击敌人。由于敌人的炮弹给冲锋部队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曾克林马上调整了火力,十八团的战士通过软梯,边爬边投手榴弹。在苏军四门火炮的轰击下,城门最终被撕开缺口。经过4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歼灭日军200多人、伪军1000多人,残敌逃向了秦皇岛,胜利地收复了山海关。
对于此次战斗,曾克林将军86岁时曾回忆道:“这是我军与苏联红军在抗日战场上的第一次合作,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与外军的并肩战斗,非常成功,为我军进驻东北打开了大门。”
据理力争
9月3日,曾克林率领两个主力团乘坐由闷罐、平板和客车车厢组成的40节“混合列车”直指沈阳,沿路接管了绥中、兴城、锦西、锦州。9月5日晨,部队来到沈阳市郊。
沈阳是8月21日由苏军解放的。驻沈阳的苏军对曾克林这支八路军部队,由于事先没有接到照会,因而感到非常突然。遂迅速将火车团团包围,不准曾克林部下车。
由于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无所知,且早在部队过了锦州后,因携带的电台功率小,曾克林已与上级失去了联系,根本无法知道党中央已于8月29日发出电报,要求八路军部队只以地方军及义勇军的名义,非正式进入东北,“不要声张”,“不要坐火车进入大城市”,“不要勉强与红军接洽与联络”。而曾克林却不但早已主动与苏军会合,共同攻下山海关,接收锦州等地,还插红旗、贴标语、敲锣打鼓,根本没有隐瞒八路军的身份,坐着火车浩浩荡荡来到沈阳。此刻,曾克林等只能从实际出发,相机行事,遂迅速决定: 前往苏军驻沈阳城防司令部交涉,一定要争取留下来。曾克林根本不知道,他的这一行动,同样违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曾克林也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误打误撞,使他成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第一个接触苏联参战部队、第一个进驻东北、第一个接收大城市的高级军官。
“你们是什么部队?从哪里来?是谁叫你们来的?”苏军城防司令卡夫通少将一见面便傲慢地质问曾克林。
曾克林心平气和地回答道:我们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遵照延安总部的命令挺进东北,配合苏军共同作战,解放东北,收复失地,接管东北,维持东北秩序的。
苏军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坚持要把沈阳等大中城市交给国民党,拒绝曾克林部进入沈阳。第一次交涉失败。
第二次交涉时,曾克林开门见山地指出,八路军是国民党承认的合法军队,是抗日武装,而且是在执行中共中央二号命令,有权进驻沈阳,接管东北。 并抗议:“你们是苏联共产党、斯大林领导的部队;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部队,我们中苏两党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什么对我们发脾气?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沈阳?”但卡夫通少将固执己见,不予理睬。
曾克林并没有放弃。下午三点,曾克林等第三次找卡夫通少将,态度强硬地与其交涉:“我们是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来配合你们共同作战的,我们在山海关已经与你们共同战斗过了,又在锦州与你们会师,冀热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长期在这里抗日,你们不要我们来,让谁来?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问莫斯科!”
卡夫通少将被逼得哑口无言,虽知道曾克林言之有理,但碍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非常为难。为两全其美,卡夫通少将最终决定:一、八路军可以下车;二、八路军先在城外30里的苏家屯驻扎。
曾克林虽不满意,但当时也只能如此。部队遂下车集合,准备穿过沈阳城,徙步前往苏家屯去。消息很快传开,沈阳城沸腾了,几十万群众纷纷自发涌上街头,高呼“八路军万岁!”“抗日战争胜利万岁!”“欢迎八路军进驻沈阳!”甚至数万人挡在部队前面,不让部队离开市区,导致苏军只好派两辆装甲车开路。
从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的卡夫通少将非常震惊和感动,当即改变决定,让曾克林所部不再去苏家屯而在沈阳故宫小河沿一带驻扎。
次日,苏联驻沈阳最高长官、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琴科上将约见了曾克林。克拉夫琴科上将提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只有国民党军才能接管东北。但该条约中同样规定,苏军进入中国东北三省后,需要与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合作之精神,建议曾克林将八路军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 变通成为东北地区的地方性部队,主要任务是与苏军合作,肃清日伪残余势力,消灭土匪,维持社会秩序,从而使苏军不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指责。还让曾克林立即派部队接管了原伪满沈阳市政府大楼和日本宪兵司令部。
讲求实际,不在乎名份的曾克林欣然同意。并自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司令部司令,全面接管沈阳城的防务。
稳定一方
虽然当时苏军宣称解放了东北全境,其实他们的兵力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交通线上。其余大部分地区,仍为相当数量的日伪残余势力和庞大的土匪势力所控制。国民政府虽在抗战期间没有往东北派过一兵一卒,但抗战胜利后,为能够接收东北,既派遣了大批特务,还大规模收编日伪残余势力和地方土匪势力,组成“先遣军”、“地下军”,委以国民党军番号,以充当争夺东北的别动队。1945年底,东北全境土匪总数达10万之多,其中被国民党收编并任命为正副“总司令”的有33名、“军长”32名、“师长”158名。这些土匪和日伪残余,常常煽动破坏,造谣生事,企图阻止曾克林部接管沈阳等地。以至于打黑枪、刺杀、抢劫、放火、奸淫、抢掠,甚至攻城夺地等,破坏或制造混乱的事件此起彼伏,局面非常复杂。
为控制和稳定局势,安定人心,9月9日,曾克林将沈阳的社会名流请来开会,确定了四项要求:市民服从军事管制,协助维持治安;工厂恢复生产,商店开门营业,严禁囤积居奇;检举汉奸特务,制止一切非法政治活动;安分守己,不得藏匿武器和敌伪分子。之后,经与苏军协商,正式成立了沈阳市人民政府。
为打击汉奸特务等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曾克林对民愤大、罪恶重的反动分子进行了三次镇压,并迫使一些由日伪残余编成的保安队、警备队等,纷纷交出武器,接受改编。仅三天时间,曾克林便全部解除了沈阳市1.5万多名伪军、宪兵、国民党地下军的武装。曾克林还分兵5路接管辽宁、吉林各地,向南接管到营口、大石桥、瓦房店、安东(今丹东)一带;向北接管到铁岭、四平、郑家屯一带;向东北接管到梅河口、辉南、盘石以及通化等地。
曾克林特别注重对群众的宣传发动,将我军的政策、纪律、宗旨等作为宣传重点,并以不扰民,为民除害,为民谋幸福等具体行动,赢得信任与信誉,扩大政治影响。群众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不仅政治热情高涨,而且踊跃报名参军。到10月上旬,曾克林率领的4000人的出关部队,已扩大到9个旅、7个独立团,共6万人。
部队的武器装备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在曾克林的力争下,仅1945年9月下旬以前,苏军就已将沈阳兵工厂及沈阳、抚顺、辽阳、本溪等地的军火库、军需被服仓库等交给了曾克林部,甚至包括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9月下旬后,苏军态度虽有转变,但曾克林部还是运出步枪2万支,轻、重机枪1000挺,156门各种炮,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将一部分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此后,曾克林部仍陆续从没有交回的仓库中取运武器,包括拉出一批军火于10月前后发给三五九旅和山东鲁中部队、胶东部队和延安来的教一旅等部队,还用船向山东龙口送去一批武器、弹药,其中有500万发子弹、炮弹,甚至还完整接收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与此同时,进入承德、滦平、叶柏寿、朝阳和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锦县、北镇、黑山、新民等地的中共军队也得到了大量武器。仅进驻锦州担任卫戍任务的500余人,就在苏军的协助下,通过解除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5000余人的武装,获得火炮28门,轻、重机枪216挺,步枪 3200余支,手枪1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500多万发,汽车20辆。另外,苏军还从缴获的日伪武器仓库中,交给卫戍司令部大批武器弹药,计有各种火炮50余门,轻、重机枪480余挺,步枪1万支,手枪200余支,各种子弹500多万发。
功载史册
由于欧美一些不明真相的通讯社和国民党报刊电台,制造舆论,大肆指责和攻击苏联政府非法允许中共正规军进入沈阳,甚至美、英等国还向苏联政府施加压力,苏军只好再次要求曾克林离开沈阳,再把沈阳、长春、哈尔滨、锦州、热河等城市都交给国民党政府。
面对此种情况,曾克林既感到经验不足,也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考虑再三,仍无法定夺,遂决定“到延安去,找毛主席朱总司令去”。鉴于苏军也急于想联系中共中央,9月14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了一架飞机和两名代表作为全权代表与曾克林一起前往延安。
曾克林万万不会料到,此次延安之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而非同寻常的影响。因为此时中共中央正在酝酿是否将原定“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整个战略方针,改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迫切希望得知苏军的态度和东北的情况。正如刘少奇当时对曾克林所言:“我们很想了解东北的情况,你来得正好。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派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向东北开进。但是,我们对东北问题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具体情况,下不了决心。”正是曾克林提供的重要情报,在这个关键时刻坚定了中央的信心和决心。
9月15日,刘少奇在杨家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曾克林汇报,甚至要求曾克林不要担心会议时间的长短,越详细越具体越好。听完汇报,刘少奇高兴地说:“东北是战略要地,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成为我们革命的重要战略地区。现在人民斗争胜利了,国民党一定会抢占东北。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能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庆谈判创造有利地位。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曾克林同志,你们执行朱总司令的命令坚决,行动快,发展迅速,值得表扬。”
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将情况报告给了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而后中共中央及时改变战略方针,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改变南下意图,将原来计划从延安等地派到中南和华东的部队和干部一律改派东北;并准备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主力部队和2万干部到东北;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东北中央局。9月16日,曾克林陪同彭真、陈云、伍修权等,乘飞机到山海关,转乘火车,9月18日回到沈阳。中共中央还电令在途中的林彪不再去山东,转赴东北,统一领导军事工作。八路军、新四军10万大军同时海陆兼程,抢在了国民党军队前面,提前进入东北,完成了与国民党争夺东北战略要地的关键性一步。
历史证明,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转变,是正确的。正是曾克林将军的出关,使得中共中央将原定“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重大战略方针最终改变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从而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
(责编郭秀翔)
曾克林1913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连政治指导员、团参谋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平西挺进军司令部作教科科长、冀东军分区参谋长、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沈阳卫戍司令部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司令员、辽南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四军副军长。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部队副司令员、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海军顾问、海军航空兵部队司令员。 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授衔为海军少将,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7年3月12日8时,曾克林将军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曾克林将军的一生联系着我军的许多“第一”和“唯一”:第一个率军挺进东北;第一个战车师师长;组建了空军第一个航空混成旅、海军航空兵第一师、海军第一个歼击师;唯一一位参加过陆、海、空三大军种的“三军少将”;唯一一位驾机上天、跃身跳伞的人……难怪乎有一副挽联写道:“长征有功抗战有功解放有功挺进东北立头功延安汇报建奇功;陆军有您空军有您海军有您建设海航更有您万里海空铭记您。”
兵发东北
1945年初,德国法西斯败局已定,欧战即将结束,为商讨如何处置战败德国和战后欧洲事务以及争取苏联尽早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于2月4日到12日在苏联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举行战时第二次会晤,史称“雅尔塔会议”。此次会议背着四大同盟国之一的中国,进行了一场秘密交易,即把恢复俄国1905年以前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作为苏联对日宣战的条件。
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百万苏军于次日兵分东、北、西三路,突破日本法西斯和伪满的3000公里防线进入我国东北。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10日,朱德代表八路军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发布了第一号大反攻的命令,所有抗日武装部队“依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期投降”……次日,又发布了第二号命令:“现驻河北、辽宁边境的“抗日部队”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以配合苏军作战,接管东北。
接到延安总部的命令后,冀热辽区党委、冀热辽军区党委于8月14日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执行的具体方案,成立了“东北前进委员会”和“前方指挥所”,决定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所属十二团、十八团和一个区队、一个朝鲜义勇支队、军分区直属侦察连、特务连、“前锋”剧社、教导队,共4000余人,组成八路军挺进东北先遣纵队。时任十六军分区司令员的曾克林,担任先遣纵队的党委书记。
而就在同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未告知中共,即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再次从苏联的利益出发,规定国民党有权接管东北,否定了中共对东北的合法接收权。而国民党考虑更多的是,取得控制东北的战略主动权。其实,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战略地位也完全清楚。早在1945年4月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结论和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中,就曾强调:“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和将来的前途来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激战山海关
进军东北,首先必须经过山海关。当时山海关驻有日伪军1600多人,并有警察大队及宪兵、特务等防守,附近还有19个旅、27个讨伐队、两个骑兵团和华北伪“治安军”3个团,共有10万人。虽然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并没有放下武器,仍保持着完整的建制和指挥,且日伪军按蒋介石的命令固守据点,拒绝向中共投降。加之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城高池深,易守难攻,没有重型火力支援,很难攻克。8月25日,为避免纠缠,曾克林决定避开山海关,绕道九门口,率部直奔锦州、沈阳而去。曾克林率军一路占领了柳江、石门寨煤矿,使驻守秦皇岛、山海关的敌人失去了两个燃料基地。 29日,曾克林接到报告,有一支苏联红军侦察小分队从林西、赤峰方向经柏寿、前所而来,他立即决定以隆重的方式欢迎苏军。
可是由于语言不通,分乘五辆汽车的苏军一见面便将我欢迎部队团团围住,并要缴械。后经苏军蒙籍翻译官翻译才解除误会。
由于山海关卡在了曾克林所部与后续部队之间,为避免孤军深入,也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两军会师后,曾克林决定杀一个回马枪,请求苏军一起攻打山海关。不料苏军却拒绝了,理由是他们的任务是到东北作战,而山海关属于华北。
曾克林争辩说:“我们是受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来的,任务是配合你们作战,收复东北失地,接管东北主权。而山海关是我军通往东北的要道,还有日军的战斗部队没有缴械投降,不打败他们,怎么谈得上配合?”苏军最终答应由曾克林所部担任主攻,苏军配合。
曾克林率领部队急行军40里来到山海关后,各团按照指定位置,从东、南、北三面把山海关包围起来。
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曾克林决定以中苏两国军队的名义前往山海关日军守备司令部,命令他们立即放下武器,听候处理。日军却借口山海关不属所谓的“满洲国”管辖,拒绝投降。
8月30日下午5时,曾克林下达了总攻命令。十八团以城楼为主攻目标,十二团以火车站、桥梁厂为主攻目标,两面夹击敌人。由于敌人的炮弹给冲锋部队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曾克林马上调整了火力,十八团的战士通过软梯,边爬边投手榴弹。在苏军四门火炮的轰击下,城门最终被撕开缺口。经过4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歼灭日军200多人、伪军1000多人,残敌逃向了秦皇岛,胜利地收复了山海关。
对于此次战斗,曾克林将军86岁时曾回忆道:“这是我军与苏联红军在抗日战场上的第一次合作,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与外军的并肩战斗,非常成功,为我军进驻东北打开了大门。”
据理力争
9月3日,曾克林率领两个主力团乘坐由闷罐、平板和客车车厢组成的40节“混合列车”直指沈阳,沿路接管了绥中、兴城、锦西、锦州。9月5日晨,部队来到沈阳市郊。
沈阳是8月21日由苏军解放的。驻沈阳的苏军对曾克林这支八路军部队,由于事先没有接到照会,因而感到非常突然。遂迅速将火车团团包围,不准曾克林部下车。
由于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无所知,且早在部队过了锦州后,因携带的电台功率小,曾克林已与上级失去了联系,根本无法知道党中央已于8月29日发出电报,要求八路军部队只以地方军及义勇军的名义,非正式进入东北,“不要声张”,“不要坐火车进入大城市”,“不要勉强与红军接洽与联络”。而曾克林却不但早已主动与苏军会合,共同攻下山海关,接收锦州等地,还插红旗、贴标语、敲锣打鼓,根本没有隐瞒八路军的身份,坐着火车浩浩荡荡来到沈阳。此刻,曾克林等只能从实际出发,相机行事,遂迅速决定: 前往苏军驻沈阳城防司令部交涉,一定要争取留下来。曾克林根本不知道,他的这一行动,同样违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曾克林也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误打误撞,使他成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第一个接触苏联参战部队、第一个进驻东北、第一个接收大城市的高级军官。
“你们是什么部队?从哪里来?是谁叫你们来的?”苏军城防司令卡夫通少将一见面便傲慢地质问曾克林。
曾克林心平气和地回答道:我们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遵照延安总部的命令挺进东北,配合苏军共同作战,解放东北,收复失地,接管东北,维持东北秩序的。
苏军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坚持要把沈阳等大中城市交给国民党,拒绝曾克林部进入沈阳。第一次交涉失败。
第二次交涉时,曾克林开门见山地指出,八路军是国民党承认的合法军队,是抗日武装,而且是在执行中共中央二号命令,有权进驻沈阳,接管东北。 并抗议:“你们是苏联共产党、斯大林领导的部队;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部队,我们中苏两党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什么对我们发脾气?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沈阳?”但卡夫通少将固执己见,不予理睬。
曾克林并没有放弃。下午三点,曾克林等第三次找卡夫通少将,态度强硬地与其交涉:“我们是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来配合你们共同作战的,我们在山海关已经与你们共同战斗过了,又在锦州与你们会师,冀热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长期在这里抗日,你们不要我们来,让谁来?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问莫斯科!”
卡夫通少将被逼得哑口无言,虽知道曾克林言之有理,但碍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非常为难。为两全其美,卡夫通少将最终决定:一、八路军可以下车;二、八路军先在城外30里的苏家屯驻扎。
曾克林虽不满意,但当时也只能如此。部队遂下车集合,准备穿过沈阳城,徙步前往苏家屯去。消息很快传开,沈阳城沸腾了,几十万群众纷纷自发涌上街头,高呼“八路军万岁!”“抗日战争胜利万岁!”“欢迎八路军进驻沈阳!”甚至数万人挡在部队前面,不让部队离开市区,导致苏军只好派两辆装甲车开路。
从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的卡夫通少将非常震惊和感动,当即改变决定,让曾克林所部不再去苏家屯而在沈阳故宫小河沿一带驻扎。
次日,苏联驻沈阳最高长官、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琴科上将约见了曾克林。克拉夫琴科上将提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只有国民党军才能接管东北。但该条约中同样规定,苏军进入中国东北三省后,需要与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合作之精神,建议曾克林将八路军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 变通成为东北地区的地方性部队,主要任务是与苏军合作,肃清日伪残余势力,消灭土匪,维持社会秩序,从而使苏军不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指责。还让曾克林立即派部队接管了原伪满沈阳市政府大楼和日本宪兵司令部。
讲求实际,不在乎名份的曾克林欣然同意。并自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司令部司令,全面接管沈阳城的防务。
稳定一方
虽然当时苏军宣称解放了东北全境,其实他们的兵力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交通线上。其余大部分地区,仍为相当数量的日伪残余势力和庞大的土匪势力所控制。国民政府虽在抗战期间没有往东北派过一兵一卒,但抗战胜利后,为能够接收东北,既派遣了大批特务,还大规模收编日伪残余势力和地方土匪势力,组成“先遣军”、“地下军”,委以国民党军番号,以充当争夺东北的别动队。1945年底,东北全境土匪总数达10万之多,其中被国民党收编并任命为正副“总司令”的有33名、“军长”32名、“师长”158名。这些土匪和日伪残余,常常煽动破坏,造谣生事,企图阻止曾克林部接管沈阳等地。以至于打黑枪、刺杀、抢劫、放火、奸淫、抢掠,甚至攻城夺地等,破坏或制造混乱的事件此起彼伏,局面非常复杂。
为控制和稳定局势,安定人心,9月9日,曾克林将沈阳的社会名流请来开会,确定了四项要求:市民服从军事管制,协助维持治安;工厂恢复生产,商店开门营业,严禁囤积居奇;检举汉奸特务,制止一切非法政治活动;安分守己,不得藏匿武器和敌伪分子。之后,经与苏军协商,正式成立了沈阳市人民政府。
为打击汉奸特务等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曾克林对民愤大、罪恶重的反动分子进行了三次镇压,并迫使一些由日伪残余编成的保安队、警备队等,纷纷交出武器,接受改编。仅三天时间,曾克林便全部解除了沈阳市1.5万多名伪军、宪兵、国民党地下军的武装。曾克林还分兵5路接管辽宁、吉林各地,向南接管到营口、大石桥、瓦房店、安东(今丹东)一带;向北接管到铁岭、四平、郑家屯一带;向东北接管到梅河口、辉南、盘石以及通化等地。
曾克林特别注重对群众的宣传发动,将我军的政策、纪律、宗旨等作为宣传重点,并以不扰民,为民除害,为民谋幸福等具体行动,赢得信任与信誉,扩大政治影响。群众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不仅政治热情高涨,而且踊跃报名参军。到10月上旬,曾克林率领的4000人的出关部队,已扩大到9个旅、7个独立团,共6万人。
部队的武器装备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在曾克林的力争下,仅1945年9月下旬以前,苏军就已将沈阳兵工厂及沈阳、抚顺、辽阳、本溪等地的军火库、军需被服仓库等交给了曾克林部,甚至包括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9月下旬后,苏军态度虽有转变,但曾克林部还是运出步枪2万支,轻、重机枪1000挺,156门各种炮,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将一部分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此后,曾克林部仍陆续从没有交回的仓库中取运武器,包括拉出一批军火于10月前后发给三五九旅和山东鲁中部队、胶东部队和延安来的教一旅等部队,还用船向山东龙口送去一批武器、弹药,其中有500万发子弹、炮弹,甚至还完整接收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与此同时,进入承德、滦平、叶柏寿、朝阳和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锦县、北镇、黑山、新民等地的中共军队也得到了大量武器。仅进驻锦州担任卫戍任务的500余人,就在苏军的协助下,通过解除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5000余人的武装,获得火炮28门,轻、重机枪216挺,步枪 3200余支,手枪1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500多万发,汽车20辆。另外,苏军还从缴获的日伪武器仓库中,交给卫戍司令部大批武器弹药,计有各种火炮50余门,轻、重机枪480余挺,步枪1万支,手枪200余支,各种子弹500多万发。
功载史册
由于欧美一些不明真相的通讯社和国民党报刊电台,制造舆论,大肆指责和攻击苏联政府非法允许中共正规军进入沈阳,甚至美、英等国还向苏联政府施加压力,苏军只好再次要求曾克林离开沈阳,再把沈阳、长春、哈尔滨、锦州、热河等城市都交给国民党政府。
面对此种情况,曾克林既感到经验不足,也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考虑再三,仍无法定夺,遂决定“到延安去,找毛主席朱总司令去”。鉴于苏军也急于想联系中共中央,9月14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了一架飞机和两名代表作为全权代表与曾克林一起前往延安。
曾克林万万不会料到,此次延安之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而非同寻常的影响。因为此时中共中央正在酝酿是否将原定“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整个战略方针,改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迫切希望得知苏军的态度和东北的情况。正如刘少奇当时对曾克林所言:“我们很想了解东北的情况,你来得正好。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派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向东北开进。但是,我们对东北问题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具体情况,下不了决心。”正是曾克林提供的重要情报,在这个关键时刻坚定了中央的信心和决心。
9月15日,刘少奇在杨家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曾克林汇报,甚至要求曾克林不要担心会议时间的长短,越详细越具体越好。听完汇报,刘少奇高兴地说:“东北是战略要地,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成为我们革命的重要战略地区。现在人民斗争胜利了,国民党一定会抢占东北。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能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庆谈判创造有利地位。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曾克林同志,你们执行朱总司令的命令坚决,行动快,发展迅速,值得表扬。”
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将情况报告给了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而后中共中央及时改变战略方针,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改变南下意图,将原来计划从延安等地派到中南和华东的部队和干部一律改派东北;并准备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主力部队和2万干部到东北;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东北中央局。9月16日,曾克林陪同彭真、陈云、伍修权等,乘飞机到山海关,转乘火车,9月18日回到沈阳。中共中央还电令在途中的林彪不再去山东,转赴东北,统一领导军事工作。八路军、新四军10万大军同时海陆兼程,抢在了国民党军队前面,提前进入东北,完成了与国民党争夺东北战略要地的关键性一步。
历史证明,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转变,是正确的。正是曾克林将军的出关,使得中共中央将原定“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重大战略方针最终改变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从而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
(责编郭秀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