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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后现代和后结构的主体是分裂的。拉康认为，代表社会秩序的语言对个体欲望的整理造成了无意识中能指的流转和所指的流动，从而造成了分裂的自我，语言的实质是隐喻，但隐喻所象征的所欲对象已遗失，因此无意识中只有能指而没有所指，无意识是语言的全部结构，是他者话语。拉康通过将结构主义语言学运用于心理分析，指出了社会意识形态对主体意识的塑造作用，对于理解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语言 无意识 他者 意义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主体是超越现实的，具有相对独立完整思想，而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主体具有不确定性、零散性、非原则性、无我性、无深度性、不可表现性、种类混杂或大杂烩，拉康的无意识理论解释了这种分裂的主体。在拉康看来，无意识不是纯粹的私人的意识，而是“他人”的语言，是语言对人的欲望加以整理的结果。由于代表社会秩序的语言的整理，“自我”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人的本来状态，“自我”的意义是在象征界所获得的主体意识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人类对自身的一种想象关系，是与他者的一种混合物。所以“自我”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分裂的形象，主体与他者构成语言关系中的“主体间性”，它与后现代语境中的消解、互文性、踪迹等规定性是一致的。
一 拉康与弗洛伊德：无意识是能指还是所指
拉康理论中的无意识到底是能指还是所指？有的人认为拉康把能指看作意识语言，把所指看作无意识过程，即能指和所指分别对应于弗洛伊德的意识和无意识。在伊格尔顿看来，拉康认为无意识的内容不是“所指”（signifier），而是不断运动的“能指”（signified），“所指”由于被压抑而成为主体不可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由于具有交际功能和代表社会秩序的语言对无意识进行了整理，即使是在个体内心深处的无意识也是不能直接地反映个体本能的欲望。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本能欲望的渊薮，而拉康认为由于语言是对欲望的整理，无意识也不能反映个体真实的欲求，个体的无意识和语言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无意识是语言的产物。弗洛伊德认为作为无意识的梦通过“凝缩”（condensation）和“替代”（displacement）来表达欲望，“凝缩”指梦中的一个形象是现实中几个事物的杂糅，“替代”指梦中形象指代着现实中的被禁忌的事物，而拉康分别用隐喻和转喻指代弗洛伊德的“凝缩”和“替代”，从而使无意识具有语言结构。可以看出，弗洛伊德是从个体的本能欲望的角度进行心理分析，而拉康是根据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角度进行心理分析，他解构了弗洛伊德的本我，从而克服了弗洛伊德脱离社会语境的孤立的研究方法，使无意识的形成与结构与社会文化秩序联系起来，从而使对无意识的研究进入了广阔的社会空间，他把精神分析的研究和语言学、人类学联系了起来。例如，在弗洛伊德看来，《儿子与情人》中保罗对父亲的疏远和对母亲的亲密是俄狄浦斯情结作用的结果；而在拉康看来，保罗对母亲的爱是因为他的母亲出生于中产阶级并受过良好教育，而他的母亲希望他脱离矿工身份进入上层社会，这些欲望反映了社会秩序对无意识的作用。
二 “自我”的想象界与“他者”的象征界：结合与割裂
拉康通过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对比分析了语言割裂作用。在语言出现前的想象阶段，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可欲对象、能指和所指是完美结合的，婴儿不会用词来代替物体。人类在婴儿时期无法区分自我与外界世界，婴儿与母亲在生物学上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而儿童则把自己想象为母亲的欲望，儿童的自恋现象和“恋母情结”是同一心理感受，他与镜像同化的欲望也是与母亲同化的欲望。精神病人的“转移现象”也属于想象界，其身体和器官与他人和外界处于直接等同的关系，精神病人由于丧失了语言的中介作用，不能区分自我和他人，他们侵犯了别人却说别人侵犯了他，词语成为身体器官的一部分。例如，说出“牙齿”这个词就会感觉牙齿要脱落。父亲的介入使儿童从想象界进入了象征界，父亲夺走了儿童的索欲对象，婴儿与母亲的双边关系成为“俄狄浦斯情结”的三边关系。儿童不得不放弃自己是母亲身上的阳物替代的想法，原先的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关系遭到割裂，儿童产生了“阉割感”，随之进入了语言秩序。语言秩序的到来，使得幼儿进入了差异、区别、驱除和离异的秩序中，将符号的结构置入心灵结构。这个时候语词替换掉了物体，儿童与现实的物体之间不再有直接的联系。父亲代表着社会秩序的能指，语言秩序是社会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父亲的引导，儿童意识到了自己在家庭内的角色。“菲勒斯”（phallus）的象征意义是自我与母亲之间想象中的融合，同语言一样，这种角色是通过差异（儿童的角色不同于他母亲的情人角色）和缺失（儿童必须放弃与母亲身体的联系）来定义的。在象征界中，儿童在空洞的能指的链条中从一个能指滑到另一个能指，无意识成为语言对欲望整理的结果，其内容是能指的不断流动，个体在替代的替代中、隐喻的隐喻中移动，失去了想象界中的自我身份的纯真和完整，成为语言秩序作用的产物，现实界永远不可能达到，欲望由此而产生，欲望产生于缺失，它不断地力图弥补这种缺失，所以进入语言就是被欲望左右，在那里永远找不到最终的意义，语言使个体与现实界分割开来，话语中的主语与说话的主体是分裂的，我不能在表达意义的过程中成为我自己，我们不能准确地用语言表达出所指，意义只能是近似，说话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口误，“我思处我不在，我不在处我思”。“我思”中的“我”是伪主体，“思”则是能指。
拉康的语言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的模糊抽象性，索绪尔认为所指并不直接对应于事物，而是概念；瑞恰兹的“语义三角”说明了符号是通过概念的中介指代事物的；英伽登认为语言本质上是概括和图式化的勾勒，作品中的不确定点需要读者的参与使之具体化，“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由于语言所指的概念的抽象性，语言与现实之间没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如拉康所说，主体在语言的作用下，永远不可能达到现实界。拉康过于夸大了语言的概括性导致的模糊性，以至于完全否定了语言的意义的相对明确稳定性，否定了语言的指涉功能。 三 他者话语的含义及理论意义
“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在拉康看来，由于语言的强行整理，无意识也不能直接完整地表达真实的个体欲望，而是“他者的话语”，无意识并不是像弗洛伊德认为的那样，是个体内部的私人领域，无意识是个体外部的或个体之间话语，它不是生物的需要，而是某种文化性和社会化的东西，无意识之所以难以说清，并不是因为它埋在我们内心深处，而是因为它是一个纠缠不清的巨大网络，它包围着我们并把我们编织入其中。在拉康那里，“他者”是个独特的概念，他者不仅指他人，而且也指由主体角度体现到的语言秩序，语言秩序既创造了贯通个人的文化，又创造了主体的无意识，一个人学会了“我”、“他”等人称代词，就标志着他进入了语言，进入了文化和社会。人向“他者”屈服，人的每一行为，最终都来自要求被“他者”承认和自我承认的愿望，人有否定作为主体的“我”的倾向。主体在拉康那里不是孤立独立完整的，拉康使主体与“他者”共存，用主体与他者的辩证依存关系颠覆了主体的同一性。
拉康指出了无意识与代表社会秩序的语言的联系，使心理分析走出了孤立的个体，与社会文化实践结合起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提供了理论来源。阿尔杜塞被称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个体作为各种社会因素“过度决定”的产物没有内在的统一性，决定了个体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功能和生产模式中的一个部件，个体并非像他所想象的那样是自由完整的，个体对自我的这种想象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阿尔杜塞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个体自我与实际存在状况之间的一种想象关系，这种想象有助于个体理解世界但却掩盖压抑了个体同世界的真正关系，这种假象与拉康的镜像阶段的婴儿看到的自己的镜像相似。人们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假象的认同，使他们对自身的认识有很大的错觉，人们看到自己在意识形态中的镜像，然后由于担心“被阉割”便担当起父亲的角色。同样，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也借用弗洛伊德的压抑论分析了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压抑。和拉康一样，他认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需要这种进行压抑的政治无意识，这种政治无意识同社会秩序联系起来，可以使他们满足于现状，把这种政治无意识同社会秩序联系起来。
法国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探索语言对女性是如何实施塑造的，她们认为“女性”这个词只是个能指，不代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消除这个能指的歪曲作用，一个真实自然的女性就会浮出水面，因为我们是不可能走出能指的意义化过程的，这正如拉康所认为的个体始终陷身于语言之网中一样。法国女性主义者认为对女性的命名实质就是性别的划分，命名权操纵在男性手中，男性定义了如软弱温柔等女性的含义等，女性这个能指实际上是他者的话语，所以语言是父权制思维的工具，这意味着性别主体性产生于文化建构，妇女的地位不是由先天的两性差异导致的，而主要是一种话语建构的结果。于是，西苏提出“女性写作”的理论，用“身体写作”打破男性话语的逻辑；克里斯蒂娃区分了“符号性的语言”和“象征性的语言”，前者是不遵循语法规范的、开放的、非理性的语言，与女性身体联系，例如许多诗歌语言；后者与父权制联系，克里斯蒂娃的“符号性的语言”和“象征性的语言”的划分近似于拉康的“想象界”与“象征界”。
四 结语
后现代文论的语言观体现了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目标，他们所批判的是作为理性载体的语言，这种语言体现了社会文化秩序，压抑了人的创造力和个性（如尼采的语言的噪音和隐喻的僵化），或使人丧失个性（如海德格尔的“闲谈”）或堕落为理性工具（如技术语言），或压抑割裂个体（如拉康的“他者的话语”），总之，它们都认为语言是欺骗的、不可信的、不能反映和表达本真的东西。
解构主义指出结构主义假定的中心并不存在，解构了西方思想中的本质、形式、目的等概念。从现代物理学和数学的观点来看，解构主义是有一定正确性的，广义相对论认为有形的固定的物体只是人看到的假象，其背后是弥散无形的无限可分的场，高等数学的极限和微分概念说明了事物的无限可分性。解构主义者运用类似数学分析的方法，使人看到了传统理性概念的内在矛盾和自我消解的性质。正如广义相对论使人意识到有形物体（tangible object）背后的无形的场一样（intangible field），解构主义者揭示了在场（presence）的形而上学概念背后的不在场（absence）。不妨说，解构主义批判的在场相当于牛顿机械论中的脱离时空的物体，不在场相当于爱因斯坦的由于不同物质分布而具有不同时空特性的场，解构主义的不在场是对在场的解构，正如物理学中场的概念解构了经典牛顿力学中的绝对时空。
参考文献：
[1] 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 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 Eagleton，Terry，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
[4] Harland，Richard，Literary from Plato to Barthes An introductory History[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
[5] 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 Selden，Raman，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张咏梅，女，1968—，江苏新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言与文化，工作单位：湖北科技学院咸安校区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语言 无意识 他者 意义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主体是超越现实的，具有相对独立完整思想，而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主体具有不确定性、零散性、非原则性、无我性、无深度性、不可表现性、种类混杂或大杂烩，拉康的无意识理论解释了这种分裂的主体。在拉康看来，无意识不是纯粹的私人的意识，而是“他人”的语言，是语言对人的欲望加以整理的结果。由于代表社会秩序的语言的整理，“自我”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人的本来状态，“自我”的意义是在象征界所获得的主体意识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人类对自身的一种想象关系，是与他者的一种混合物。所以“自我”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分裂的形象，主体与他者构成语言关系中的“主体间性”，它与后现代语境中的消解、互文性、踪迹等规定性是一致的。
一 拉康与弗洛伊德：无意识是能指还是所指
拉康理论中的无意识到底是能指还是所指？有的人认为拉康把能指看作意识语言，把所指看作无意识过程，即能指和所指分别对应于弗洛伊德的意识和无意识。在伊格尔顿看来，拉康认为无意识的内容不是“所指”（signifier），而是不断运动的“能指”（signified），“所指”由于被压抑而成为主体不可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由于具有交际功能和代表社会秩序的语言对无意识进行了整理，即使是在个体内心深处的无意识也是不能直接地反映个体本能的欲望。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本能欲望的渊薮，而拉康认为由于语言是对欲望的整理，无意识也不能反映个体真实的欲求，个体的无意识和语言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无意识是语言的产物。弗洛伊德认为作为无意识的梦通过“凝缩”（condensation）和“替代”（displacement）来表达欲望，“凝缩”指梦中的一个形象是现实中几个事物的杂糅，“替代”指梦中形象指代着现实中的被禁忌的事物，而拉康分别用隐喻和转喻指代弗洛伊德的“凝缩”和“替代”，从而使无意识具有语言结构。可以看出，弗洛伊德是从个体的本能欲望的角度进行心理分析，而拉康是根据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角度进行心理分析，他解构了弗洛伊德的本我，从而克服了弗洛伊德脱离社会语境的孤立的研究方法，使无意识的形成与结构与社会文化秩序联系起来，从而使对无意识的研究进入了广阔的社会空间，他把精神分析的研究和语言学、人类学联系了起来。例如，在弗洛伊德看来，《儿子与情人》中保罗对父亲的疏远和对母亲的亲密是俄狄浦斯情结作用的结果；而在拉康看来，保罗对母亲的爱是因为他的母亲出生于中产阶级并受过良好教育，而他的母亲希望他脱离矿工身份进入上层社会，这些欲望反映了社会秩序对无意识的作用。
二 “自我”的想象界与“他者”的象征界：结合与割裂
拉康通过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对比分析了语言割裂作用。在语言出现前的想象阶段，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可欲对象、能指和所指是完美结合的，婴儿不会用词来代替物体。人类在婴儿时期无法区分自我与外界世界，婴儿与母亲在生物学上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而儿童则把自己想象为母亲的欲望，儿童的自恋现象和“恋母情结”是同一心理感受，他与镜像同化的欲望也是与母亲同化的欲望。精神病人的“转移现象”也属于想象界，其身体和器官与他人和外界处于直接等同的关系，精神病人由于丧失了语言的中介作用，不能区分自我和他人，他们侵犯了别人却说别人侵犯了他，词语成为身体器官的一部分。例如，说出“牙齿”这个词就会感觉牙齿要脱落。父亲的介入使儿童从想象界进入了象征界，父亲夺走了儿童的索欲对象，婴儿与母亲的双边关系成为“俄狄浦斯情结”的三边关系。儿童不得不放弃自己是母亲身上的阳物替代的想法，原先的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关系遭到割裂，儿童产生了“阉割感”，随之进入了语言秩序。语言秩序的到来，使得幼儿进入了差异、区别、驱除和离异的秩序中，将符号的结构置入心灵结构。这个时候语词替换掉了物体，儿童与现实的物体之间不再有直接的联系。父亲代表着社会秩序的能指，语言秩序是社会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父亲的引导，儿童意识到了自己在家庭内的角色。“菲勒斯”（phallus）的象征意义是自我与母亲之间想象中的融合，同语言一样，这种角色是通过差异（儿童的角色不同于他母亲的情人角色）和缺失（儿童必须放弃与母亲身体的联系）来定义的。在象征界中，儿童在空洞的能指的链条中从一个能指滑到另一个能指，无意识成为语言对欲望整理的结果，其内容是能指的不断流动，个体在替代的替代中、隐喻的隐喻中移动，失去了想象界中的自我身份的纯真和完整，成为语言秩序作用的产物，现实界永远不可能达到，欲望由此而产生，欲望产生于缺失，它不断地力图弥补这种缺失，所以进入语言就是被欲望左右，在那里永远找不到最终的意义，语言使个体与现实界分割开来，话语中的主语与说话的主体是分裂的，我不能在表达意义的过程中成为我自己，我们不能准确地用语言表达出所指，意义只能是近似，说话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口误，“我思处我不在，我不在处我思”。“我思”中的“我”是伪主体，“思”则是能指。
拉康的语言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的模糊抽象性，索绪尔认为所指并不直接对应于事物，而是概念；瑞恰兹的“语义三角”说明了符号是通过概念的中介指代事物的；英伽登认为语言本质上是概括和图式化的勾勒，作品中的不确定点需要读者的参与使之具体化，“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由于语言所指的概念的抽象性，语言与现实之间没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如拉康所说，主体在语言的作用下，永远不可能达到现实界。拉康过于夸大了语言的概括性导致的模糊性，以至于完全否定了语言的意义的相对明确稳定性，否定了语言的指涉功能。 三 他者话语的含义及理论意义
“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在拉康看来，由于语言的强行整理，无意识也不能直接完整地表达真实的个体欲望，而是“他者的话语”，无意识并不是像弗洛伊德认为的那样，是个体内部的私人领域，无意识是个体外部的或个体之间话语，它不是生物的需要，而是某种文化性和社会化的东西，无意识之所以难以说清，并不是因为它埋在我们内心深处，而是因为它是一个纠缠不清的巨大网络，它包围着我们并把我们编织入其中。在拉康那里，“他者”是个独特的概念，他者不仅指他人，而且也指由主体角度体现到的语言秩序，语言秩序既创造了贯通个人的文化，又创造了主体的无意识，一个人学会了“我”、“他”等人称代词，就标志着他进入了语言，进入了文化和社会。人向“他者”屈服，人的每一行为，最终都来自要求被“他者”承认和自我承认的愿望，人有否定作为主体的“我”的倾向。主体在拉康那里不是孤立独立完整的，拉康使主体与“他者”共存，用主体与他者的辩证依存关系颠覆了主体的同一性。
拉康指出了无意识与代表社会秩序的语言的联系，使心理分析走出了孤立的个体，与社会文化实践结合起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提供了理论来源。阿尔杜塞被称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个体作为各种社会因素“过度决定”的产物没有内在的统一性，决定了个体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功能和生产模式中的一个部件，个体并非像他所想象的那样是自由完整的，个体对自我的这种想象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阿尔杜塞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个体自我与实际存在状况之间的一种想象关系，这种想象有助于个体理解世界但却掩盖压抑了个体同世界的真正关系，这种假象与拉康的镜像阶段的婴儿看到的自己的镜像相似。人们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假象的认同，使他们对自身的认识有很大的错觉，人们看到自己在意识形态中的镜像，然后由于担心“被阉割”便担当起父亲的角色。同样，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也借用弗洛伊德的压抑论分析了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压抑。和拉康一样，他认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需要这种进行压抑的政治无意识，这种政治无意识同社会秩序联系起来，可以使他们满足于现状，把这种政治无意识同社会秩序联系起来。
法国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探索语言对女性是如何实施塑造的，她们认为“女性”这个词只是个能指，不代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消除这个能指的歪曲作用，一个真实自然的女性就会浮出水面，因为我们是不可能走出能指的意义化过程的，这正如拉康所认为的个体始终陷身于语言之网中一样。法国女性主义者认为对女性的命名实质就是性别的划分，命名权操纵在男性手中，男性定义了如软弱温柔等女性的含义等，女性这个能指实际上是他者的话语，所以语言是父权制思维的工具，这意味着性别主体性产生于文化建构，妇女的地位不是由先天的两性差异导致的，而主要是一种话语建构的结果。于是，西苏提出“女性写作”的理论，用“身体写作”打破男性话语的逻辑；克里斯蒂娃区分了“符号性的语言”和“象征性的语言”，前者是不遵循语法规范的、开放的、非理性的语言，与女性身体联系，例如许多诗歌语言；后者与父权制联系，克里斯蒂娃的“符号性的语言”和“象征性的语言”的划分近似于拉康的“想象界”与“象征界”。
四 结语
后现代文论的语言观体现了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目标，他们所批判的是作为理性载体的语言，这种语言体现了社会文化秩序，压抑了人的创造力和个性（如尼采的语言的噪音和隐喻的僵化），或使人丧失个性（如海德格尔的“闲谈”）或堕落为理性工具（如技术语言），或压抑割裂个体（如拉康的“他者的话语”），总之，它们都认为语言是欺骗的、不可信的、不能反映和表达本真的东西。
解构主义指出结构主义假定的中心并不存在，解构了西方思想中的本质、形式、目的等概念。从现代物理学和数学的观点来看，解构主义是有一定正确性的，广义相对论认为有形的固定的物体只是人看到的假象，其背后是弥散无形的无限可分的场，高等数学的极限和微分概念说明了事物的无限可分性。解构主义者运用类似数学分析的方法，使人看到了传统理性概念的内在矛盾和自我消解的性质。正如广义相对论使人意识到有形物体（tangible object）背后的无形的场一样（intangible field），解构主义者揭示了在场（presence）的形而上学概念背后的不在场（absence）。不妨说，解构主义批判的在场相当于牛顿机械论中的脱离时空的物体，不在场相当于爱因斯坦的由于不同物质分布而具有不同时空特性的场，解构主义的不在场是对在场的解构，正如物理学中场的概念解构了经典牛顿力学中的绝对时空。
参考文献：
[1] 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 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 Eagleton，Terry，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
[4] Harland，Richard，Literary from Plato to Barthes An introductory History[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
[5] 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 Selden，Raman，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张咏梅，女，1968—，江苏新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言与文化，工作单位：湖北科技学院咸安校区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