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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庆（1973— ），福建人，文学博士、博士后，现任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电影与文化研究，出版《美学的位置：文学与当代中国》等著作。
一级一级，通向没有光的所在
——读恰克·帕拉尼克《肠子》
当然，大家都晓得标题出自中国著名作家张爱玲女士的小说《金锁记》。海归童世舫拜见未来岳母曹七巧，楼梯幽暗漫长，“一级一级通向没有光的所在”——作为一名审慎而机智的疯子，七巧以轻描淡写的一句“二姐儿再抽两筒就下来了”，掐灭了童世舫对于长安幽美娴静的东方想象，也掐灭了女儿长安逃离恐怖之家的可能。最令人发毛的段落还不在此，是七巧与儿子长白在烟榻共享鸦片，烟雾缭绕中七巧盘问儿子性事。隔壁芝寿听到婆婆扁平尖利的笑声，只觉得莽莽乾坤，天上一轮满月像是漆黑的天上一个白太阳；这真是一个疯子的世界——不是他们疯了，就是她疯了。
作为“邪典”的后起之秀，恰克·帕拉尼克不让张爱玲专美于前。恰克也许没有读过后半辈子在美国离群索居的张爱玲女士的小说，两人求恶得恶的艺术追求却是互通声气，异曲同工。《肠子》凡二十三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对人性之阴暗、卑琐、可憎、可怜的打量。恰克的叙述见怪不怪，俨然是个见惯场面的角色（想想他那与小说故事不相伯仲的奇诡身世）。也唯如此，他的不动声色几乎使他像老子。天地不仁，视万物如刍狗，书中的人物或竟连刍狗都不如。
《出亡》写一群警察对人偶娃娃的变态糟蹋。为协助调查儿童性侵犯案件，警局的办公室人员柯拉购置了两个真人模型的小男孩与小女孩。不久，柯拉发现以办案的名义，两个人偶娃娃的出借率不断攀高；两个可怜的人偶娃娃还回时身上总是充满了汗液、精液的残遗和各色被凌虐的痕迹。警察们对于人偶娃娃的性虐比他们审查的罪犯更残暴更阴暗，所有被法律、正义的面目所压抑所隐藏的欲望都毫无保留地发泄在两个漂亮娃娃身上。面对两个伤痕累累，绝对、绝对没有反抗能力的娃娃，柯拉——这位轻柔温顺没人注意就像空气的警局小人物再也无法忍受：“这就是人类会做的事！——把物体化为人，把人化为物体，来来回回……”柯拉决定替这些被欺凌被侮辱的“物”复仇，她把刀片放进娃娃的喉咙、阴户，放进娃娃被挖开来的小屁屁……不久，警局陷入了抓狂的状态。当然，人们会说：柯拉疯了。故事的結尾，柯拉载着这一群破碎的残缺的娃娃——她的家人，亡命天涯。
强者凌辱弱者，弱者凌辱更弱者。恰克的人性天平上没有最恶，只有更恶。《斗垮斗臭》中，一群痛恨男权社会的女人组成了一个姐姐妹妹的诉苦俱乐部。某日，来了一位变性的妹妹“米兰妲”请求加入。然而，这位热切期望加入女性共和国的变身男人并没有得到她想象的热情拥抱。相反，这位有着一对完美人工乳房与脸蛋的“假”女人激起的是这群“真”女人的愤怒——比女人还女人，怎么可能？！怎么可以？！他想干什么？这个物化女人、勾引男人的“婊子”！她们要求检查她作为女人的资格。一群人剥下她的胸罩，揉搓、挤捏、拉长、压扁，这贱货的奶子怎么这么翘这么结实！她们脱下她的裤子，压住她的手，抓住她的脚踝，用汽车钥匙戳那女人的洞，把手电筒伸进去，推进、再推进。“米兰妲”哭了起来：“他所有眼部和脸上的化妆和粉底全由两颊直流到他两边嘴角。他几乎全裸，只有拉开的裤袜缠在两脚的脚踝之间，脚上仍穿着金色的高跟凉鞋。他的罩衫脱掉了，粉红色的蕾丝花边的胸罩敞开，挂在两肩。他那结实、浑圆的乳房随着每次抽泣而抖动。”多么怪诞的强奸场面——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转换如此自如，它再度证明了福柯的著名论断：权力不是单向性的，而是网状的，我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卷入其循环，分享其快感。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尊法西斯。
也有的时候，连恶都谈不上，就是人类可笑复可怜的命运。恰克的笑话是最尴尬、最悲惨的笑话。就像你为了尝尝后庭的快感，弄了根胡萝卜坐上去，然后——什么也没有，“没有高潮，除了很痛之外，什么也没有”。然后，你妈叫你去吃饭，你赶紧把胡萝卜一拔，包在床底下的脏衣服里。可怕的事情出现了，你妈把你房间的衣服全收去洗了，她不可能没有发现那根闪亮着润滑油而且还有股臭味的胡萝卜。你等着父母来骂你，几天、几个月，可是始终没有动静，一点也没有。“即使现在他已经长大成人了，那根看不见的胡萝卜还悬在半空中，度过每次圣诞大餐，每次生日派对，每次和他的孩子们，也就是他父母的孙儿孙女一起在复活节找彩蛋的时候，那根鬼魂似的胡萝卜还悬在他们所有人的头上”。人类那些层出不穷的、低级的欲望多么像那根臭烘烘的胡萝卜。为了一点点快感的满足，人们付出了多么不成比例的代价！更可怕的是，谁也不会提它，谁都心照不宣！《肠子》里的“我”爱上了在水里打手枪，接着他发现了更大的乐趣——光着身子坐在游泳池过滤和循环马达的进水口上享受吮吸的快感。爽，很爽，为了更爽，他坐得越来越久，越来越往下。然后，他的屁股卡住了。他拼命挣脱，奋力向上挣扎，最后，魔鬼马达放过了他，留下了他的肠子作为这一场性爱游戏的馈赠。“漂浮在我四周的是由血、玉米、粪便、精液和花生混在一起的汤。即使我的肠子给拖出了我的屁股，而我紧留住剩下的部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第一件想要做的事却是想办法把我的泳裤穿回去”。全美每年有一百五十人死于游泳池循环马达的致命吸引力。只是，大家都不谈这件事。当然，“我”的父母也不谈。他们清理了游泳池，搬了家，“我父母始终没再提这件事。从来不说。那是我们家的那根看不见的胡萝卜。”这就是人生，多么猥琐，多么令人绝望。
这是恰克小说的最特出之处。他写那些不上台面之事。他极尽低俗与低级。现代主义作家写恶，波特莱尔、戈尔丁、格拉斯……他们凝视都市的黑暗，针砭人性内在的恶魔，但他们不会写一截从屁眼扯出的肠子。肠子非关恶，非关善，它就是一截肠子——缺了它你还能存活，可是，你再也不可能吃下任何好东西了。因为一个小小的快乐我们丢失了所有的快乐。上帝惩罚我们，要我们向我们的欲望忏悔。肠子是人类可笑可怪可怜可鄙的命运。
身为晚期资本主义——或曰“后现代”的作家，恰克跟现代主义作家的另一个区别是对大众传播媒介的高度自觉。《肠子》的结构是一个套式结构：超叙述层是一群人参加作家研习营的故事，由这些人所讲述的二十三个小故事则构成了小说的主叙述层。超叙述层的构成使得这部小说多了一层“自反”的意味。讲述者的夸张、造作、自虐和虐人使得这个“作家研习营”就像是一个真人电视秀，人们争相展览着自己的斑斑血泪、痛苦与不幸，以期赢得观众的眼球，攫获收视率所带来的利润。恰克借此在小说中涂抹了一层自我反讽的色彩。作为一名“邪典”作家，他的恐怖、阴惨的魅惑力又有几分来自大众图书市场的分类需求？风格的定位与塑形，既包含了恰克独特的艺术追求，也包含了市场的营销策略。对于这一点，恰克的反讽显示了他的自嘲嘲人与无可奈何的讪笑。 后发国家的魔幻现实
——读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很多读者初读这本书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书中那些让人头疼的人名，不断出现的似曾相识的名字，只是在前缀或后缀作了些许变化，使人经常混淆错乱。这些重复或缠绕的人名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类似一个家族的族徽，它们不断的出现提醒你这是一个有着相同血缘相似命运的家族，他们走不出的循环命运包含着作者某些重要的启示。
对付这第一个阅读障碍的办法，很简单但也很实用：就是画出一个世系表，当你把书中六代的婚姻、子嗣延续状况画出来，仔细推敲，兴许能发现一些奥妙。
小说中两个反复出现的人名是阿卡迪奥和奥雷良诺。经过研读我们可以发现：在小说叙述中，凡是以阿卡迪奥的名字形式出现的家族成员，承担的基本是向“内”的使命，生育、繁衍；奥雷良诺们则是这个家族“外”的一面，与外来的国家机器、殖民经济之间的交道、纠葛，从自然状态到历史状态的界面。从这个家族的第一代来到马贡多开拓垦殖，到第六代产下带尾巴的婴儿、马贡多被一阵飓风卷走，这个家族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走完了命定的孤独旅程。
霍塞·阿卡迪奥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是第一代开拓者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与乌苏拉·伊瓜朗产下的两兄弟，两人从出生伊始就呈现出不同的生命特征：阿卡迪奥身形魁梧、壮实，情欲旺盛，像一只盲动的动物，奥雷良诺从娘胎落地时则不哭不闹安安静静，两只眼睛炯炯凝视着周围世界，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如果说前者象征着这一家族“本能”的一面，后者则表现出对外部现实的探究欲望。然而无论是“内”，还是“外”，在小说中，这两者都呈现出不断衰退与败落的轨迹。阿卡迪奥受着情欲盲动力量的驱使，以婚姻或通奸的关系承担着传宗的使命，但两代以后这一生育的力量就日渐衰退，到了第五代霍塞·阿卡迪奥已经丧失生命的本能冲动，不再有子嗣承传。奥雷良诺则通过与镇长的联姻卷入了外部世界的争斗。马贡多原是类似上帝创世纪时的蛮荒之地：“世界很新，许多东西尚未命名，提起它们时还须用手指指点点。”在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与乌苏拉·伊瓜朗胼手胝足的劳作下，它成为村民安居的乐土。随着国家机器的进驻，马贡多开始卷入复杂的政治角斗。奥雷良诺参战原本只是因为看不惯某些政客行为的本性正直，然而随着权力的增长，他也开始享受权力、追逐权力，从而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完全迷失了方向，在权力的诱惑中成为又一位独裁的暴君，权力的俘虏。而后在战争结束的短暂平静中，马贡多又开始承受另一种殖民经济体系的剥夺。奥雷良诺第二参与组织的工人罢工被与跨国公司相互勾结的军政府无情镇压，有关这一事件的历史记忆也被彻底消音。如果说阿卡迪奥这一系意味着这个家族生命力的日益衰退，奥雷良诺这一系所代表的，则是在外界的历史强力面前自主命运逐渐丧失的过程。
从这个家族的第一代来到马贡多开拓垦殖，到第六代产下带尾巴的婴儿、马贡多被一阵飓风卷走，这个家族走完了它命定的孤独旅程。这一孤独包括了权力的孤独、爱情的孤独。他们在情欲与权力中打转，最终沉沦于人类的罪恶与历史的暴力，从而没能走出毁灭的命运。
马尔克斯的这本小说经常被誉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那么，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呢？魔幻现实主义并不是西方文学中常见的神幻、玄幻类型小说。在西方此类小说中，现实与神幻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神幻是人为的想象或杜撰。而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拉丁美洲是如此神奇的一块土地——广阔的大量未开垦的地貌、炎热的淫雨不断的气候、繁茂幽深奇异繁多的森林、印第安人与黑人万物有灵论的“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对于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魔幻根本就是现实，只不过是在受过现代“科学”洗礼的人来说显得“魔幻”罢了。
另一方面，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现实，同样呈现出未经充分“理性化”的后发现代的特征。独裁政府与跨国资本的联合盘剥，与一般民众的忍耐、顺从，使得戕害人性的怪诞现实一再发生，这同样构成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现实”条件：前民主时代的国度，事件总是在重重迷雾中变得扑朔迷离，人们在架空的现实中宛如身处镜城，一面又一面相互反射的镜中之镜，终于使人们彻底迷失在现实之中。这是“魔幻現实主义”更具政治性的另一层含义。
马尔克斯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4年译本随即登陆中国。对于彼时的中国文学界来说，马尔克斯几乎起到了为中国作家的写作指明方向的示范作用。《百年孤独》的成功，对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样的口号正是在这一时期提出。
回头看20世纪80年代，我们可把彼时文学文化界的“寻根”热潮视为再度向西方开放、中国重新汇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产生的身份认同焦虑。拉美文学的成功，背书了传统、本土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在马尔克斯的影响下，中国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开始在文坛出现，莫言、韩少功、扎西达娃等人的作品，打破了旧有的现实主义叙事，自由往返于神奇的自然、万物有灵、民间巫术与中国的现实之间，开启了一个新的叙事空间。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中国作家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但吊诡的是，由于马尔克斯们的成功经由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中介，因此，这个想象性的“乡土”一开始就具备了某种面向西方的“东方主义”要素。一方面，中国本土的特殊现实促使中国作家们寻找适合于表现本土的文学工具——魔幻现实主义的引进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方法论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文化市场多元化的需求，神秘的、魅幻的东方主义情调也恰为全球化的文化市场提供了一味新的选择。在好的作家笔下，魔幻现实主义是为了更真实地逼近中国的现实，等而下之的，则成了张艺谋式的“自我东方化”的奇观渲染。在“民族寓言”的追求下，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有时也呈现出模式化、本质化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历史的复杂以及对个人幽微内心的洞察。
责任编辑 林 芝
一级一级，通向没有光的所在
——读恰克·帕拉尼克《肠子》
当然，大家都晓得标题出自中国著名作家张爱玲女士的小说《金锁记》。海归童世舫拜见未来岳母曹七巧，楼梯幽暗漫长，“一级一级通向没有光的所在”——作为一名审慎而机智的疯子，七巧以轻描淡写的一句“二姐儿再抽两筒就下来了”，掐灭了童世舫对于长安幽美娴静的东方想象，也掐灭了女儿长安逃离恐怖之家的可能。最令人发毛的段落还不在此，是七巧与儿子长白在烟榻共享鸦片，烟雾缭绕中七巧盘问儿子性事。隔壁芝寿听到婆婆扁平尖利的笑声，只觉得莽莽乾坤，天上一轮满月像是漆黑的天上一个白太阳；这真是一个疯子的世界——不是他们疯了，就是她疯了。
作为“邪典”的后起之秀，恰克·帕拉尼克不让张爱玲专美于前。恰克也许没有读过后半辈子在美国离群索居的张爱玲女士的小说，两人求恶得恶的艺术追求却是互通声气，异曲同工。《肠子》凡二十三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对人性之阴暗、卑琐、可憎、可怜的打量。恰克的叙述见怪不怪，俨然是个见惯场面的角色（想想他那与小说故事不相伯仲的奇诡身世）。也唯如此，他的不动声色几乎使他像老子。天地不仁，视万物如刍狗，书中的人物或竟连刍狗都不如。
《出亡》写一群警察对人偶娃娃的变态糟蹋。为协助调查儿童性侵犯案件，警局的办公室人员柯拉购置了两个真人模型的小男孩与小女孩。不久，柯拉发现以办案的名义，两个人偶娃娃的出借率不断攀高；两个可怜的人偶娃娃还回时身上总是充满了汗液、精液的残遗和各色被凌虐的痕迹。警察们对于人偶娃娃的性虐比他们审查的罪犯更残暴更阴暗，所有被法律、正义的面目所压抑所隐藏的欲望都毫无保留地发泄在两个漂亮娃娃身上。面对两个伤痕累累，绝对、绝对没有反抗能力的娃娃，柯拉——这位轻柔温顺没人注意就像空气的警局小人物再也无法忍受：“这就是人类会做的事！——把物体化为人，把人化为物体，来来回回……”柯拉决定替这些被欺凌被侮辱的“物”复仇，她把刀片放进娃娃的喉咙、阴户，放进娃娃被挖开来的小屁屁……不久，警局陷入了抓狂的状态。当然，人们会说：柯拉疯了。故事的結尾，柯拉载着这一群破碎的残缺的娃娃——她的家人，亡命天涯。
强者凌辱弱者，弱者凌辱更弱者。恰克的人性天平上没有最恶，只有更恶。《斗垮斗臭》中，一群痛恨男权社会的女人组成了一个姐姐妹妹的诉苦俱乐部。某日，来了一位变性的妹妹“米兰妲”请求加入。然而，这位热切期望加入女性共和国的变身男人并没有得到她想象的热情拥抱。相反，这位有着一对完美人工乳房与脸蛋的“假”女人激起的是这群“真”女人的愤怒——比女人还女人，怎么可能？！怎么可以？！他想干什么？这个物化女人、勾引男人的“婊子”！她们要求检查她作为女人的资格。一群人剥下她的胸罩，揉搓、挤捏、拉长、压扁，这贱货的奶子怎么这么翘这么结实！她们脱下她的裤子，压住她的手，抓住她的脚踝，用汽车钥匙戳那女人的洞，把手电筒伸进去，推进、再推进。“米兰妲”哭了起来：“他所有眼部和脸上的化妆和粉底全由两颊直流到他两边嘴角。他几乎全裸，只有拉开的裤袜缠在两脚的脚踝之间，脚上仍穿着金色的高跟凉鞋。他的罩衫脱掉了，粉红色的蕾丝花边的胸罩敞开，挂在两肩。他那结实、浑圆的乳房随着每次抽泣而抖动。”多么怪诞的强奸场面——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转换如此自如，它再度证明了福柯的著名论断：权力不是单向性的，而是网状的，我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卷入其循环，分享其快感。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尊法西斯。
也有的时候，连恶都谈不上，就是人类可笑复可怜的命运。恰克的笑话是最尴尬、最悲惨的笑话。就像你为了尝尝后庭的快感，弄了根胡萝卜坐上去，然后——什么也没有，“没有高潮，除了很痛之外，什么也没有”。然后，你妈叫你去吃饭，你赶紧把胡萝卜一拔，包在床底下的脏衣服里。可怕的事情出现了，你妈把你房间的衣服全收去洗了，她不可能没有发现那根闪亮着润滑油而且还有股臭味的胡萝卜。你等着父母来骂你，几天、几个月，可是始终没有动静，一点也没有。“即使现在他已经长大成人了，那根看不见的胡萝卜还悬在半空中，度过每次圣诞大餐，每次生日派对，每次和他的孩子们，也就是他父母的孙儿孙女一起在复活节找彩蛋的时候，那根鬼魂似的胡萝卜还悬在他们所有人的头上”。人类那些层出不穷的、低级的欲望多么像那根臭烘烘的胡萝卜。为了一点点快感的满足，人们付出了多么不成比例的代价！更可怕的是，谁也不会提它，谁都心照不宣！《肠子》里的“我”爱上了在水里打手枪，接着他发现了更大的乐趣——光着身子坐在游泳池过滤和循环马达的进水口上享受吮吸的快感。爽，很爽，为了更爽，他坐得越来越久，越来越往下。然后，他的屁股卡住了。他拼命挣脱，奋力向上挣扎，最后，魔鬼马达放过了他，留下了他的肠子作为这一场性爱游戏的馈赠。“漂浮在我四周的是由血、玉米、粪便、精液和花生混在一起的汤。即使我的肠子给拖出了我的屁股，而我紧留住剩下的部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第一件想要做的事却是想办法把我的泳裤穿回去”。全美每年有一百五十人死于游泳池循环马达的致命吸引力。只是，大家都不谈这件事。当然，“我”的父母也不谈。他们清理了游泳池，搬了家，“我父母始终没再提这件事。从来不说。那是我们家的那根看不见的胡萝卜。”这就是人生，多么猥琐，多么令人绝望。
这是恰克小说的最特出之处。他写那些不上台面之事。他极尽低俗与低级。现代主义作家写恶，波特莱尔、戈尔丁、格拉斯……他们凝视都市的黑暗，针砭人性内在的恶魔，但他们不会写一截从屁眼扯出的肠子。肠子非关恶，非关善，它就是一截肠子——缺了它你还能存活，可是，你再也不可能吃下任何好东西了。因为一个小小的快乐我们丢失了所有的快乐。上帝惩罚我们，要我们向我们的欲望忏悔。肠子是人类可笑可怪可怜可鄙的命运。
身为晚期资本主义——或曰“后现代”的作家，恰克跟现代主义作家的另一个区别是对大众传播媒介的高度自觉。《肠子》的结构是一个套式结构：超叙述层是一群人参加作家研习营的故事，由这些人所讲述的二十三个小故事则构成了小说的主叙述层。超叙述层的构成使得这部小说多了一层“自反”的意味。讲述者的夸张、造作、自虐和虐人使得这个“作家研习营”就像是一个真人电视秀，人们争相展览着自己的斑斑血泪、痛苦与不幸，以期赢得观众的眼球，攫获收视率所带来的利润。恰克借此在小说中涂抹了一层自我反讽的色彩。作为一名“邪典”作家，他的恐怖、阴惨的魅惑力又有几分来自大众图书市场的分类需求？风格的定位与塑形，既包含了恰克独特的艺术追求，也包含了市场的营销策略。对于这一点，恰克的反讽显示了他的自嘲嘲人与无可奈何的讪笑。 后发国家的魔幻现实
——读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很多读者初读这本书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书中那些让人头疼的人名，不断出现的似曾相识的名字，只是在前缀或后缀作了些许变化，使人经常混淆错乱。这些重复或缠绕的人名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类似一个家族的族徽，它们不断的出现提醒你这是一个有着相同血缘相似命运的家族，他们走不出的循环命运包含着作者某些重要的启示。
对付这第一个阅读障碍的办法，很简单但也很实用：就是画出一个世系表，当你把书中六代的婚姻、子嗣延续状况画出来，仔细推敲，兴许能发现一些奥妙。
小说中两个反复出现的人名是阿卡迪奥和奥雷良诺。经过研读我们可以发现：在小说叙述中，凡是以阿卡迪奥的名字形式出现的家族成员，承担的基本是向“内”的使命，生育、繁衍；奥雷良诺们则是这个家族“外”的一面，与外来的国家机器、殖民经济之间的交道、纠葛，从自然状态到历史状态的界面。从这个家族的第一代来到马贡多开拓垦殖，到第六代产下带尾巴的婴儿、马贡多被一阵飓风卷走，这个家族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走完了命定的孤独旅程。
霍塞·阿卡迪奥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是第一代开拓者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与乌苏拉·伊瓜朗产下的两兄弟，两人从出生伊始就呈现出不同的生命特征：阿卡迪奥身形魁梧、壮实，情欲旺盛，像一只盲动的动物，奥雷良诺从娘胎落地时则不哭不闹安安静静，两只眼睛炯炯凝视着周围世界，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如果说前者象征着这一家族“本能”的一面，后者则表现出对外部现实的探究欲望。然而无论是“内”，还是“外”，在小说中，这两者都呈现出不断衰退与败落的轨迹。阿卡迪奥受着情欲盲动力量的驱使，以婚姻或通奸的关系承担着传宗的使命，但两代以后这一生育的力量就日渐衰退，到了第五代霍塞·阿卡迪奥已经丧失生命的本能冲动，不再有子嗣承传。奥雷良诺则通过与镇长的联姻卷入了外部世界的争斗。马贡多原是类似上帝创世纪时的蛮荒之地：“世界很新，许多东西尚未命名，提起它们时还须用手指指点点。”在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与乌苏拉·伊瓜朗胼手胝足的劳作下，它成为村民安居的乐土。随着国家机器的进驻，马贡多开始卷入复杂的政治角斗。奥雷良诺参战原本只是因为看不惯某些政客行为的本性正直，然而随着权力的增长，他也开始享受权力、追逐权力，从而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完全迷失了方向，在权力的诱惑中成为又一位独裁的暴君，权力的俘虏。而后在战争结束的短暂平静中，马贡多又开始承受另一种殖民经济体系的剥夺。奥雷良诺第二参与组织的工人罢工被与跨国公司相互勾结的军政府无情镇压，有关这一事件的历史记忆也被彻底消音。如果说阿卡迪奥这一系意味着这个家族生命力的日益衰退，奥雷良诺这一系所代表的，则是在外界的历史强力面前自主命运逐渐丧失的过程。
从这个家族的第一代来到马贡多开拓垦殖，到第六代产下带尾巴的婴儿、马贡多被一阵飓风卷走，这个家族走完了它命定的孤独旅程。这一孤独包括了权力的孤独、爱情的孤独。他们在情欲与权力中打转，最终沉沦于人类的罪恶与历史的暴力，从而没能走出毁灭的命运。
马尔克斯的这本小说经常被誉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那么，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呢？魔幻现实主义并不是西方文学中常见的神幻、玄幻类型小说。在西方此类小说中，现实与神幻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神幻是人为的想象或杜撰。而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拉丁美洲是如此神奇的一块土地——广阔的大量未开垦的地貌、炎热的淫雨不断的气候、繁茂幽深奇异繁多的森林、印第安人与黑人万物有灵论的“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对于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魔幻根本就是现实，只不过是在受过现代“科学”洗礼的人来说显得“魔幻”罢了。
另一方面，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现实，同样呈现出未经充分“理性化”的后发现代的特征。独裁政府与跨国资本的联合盘剥，与一般民众的忍耐、顺从，使得戕害人性的怪诞现实一再发生，这同样构成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现实”条件：前民主时代的国度，事件总是在重重迷雾中变得扑朔迷离，人们在架空的现实中宛如身处镜城，一面又一面相互反射的镜中之镜，终于使人们彻底迷失在现实之中。这是“魔幻現实主义”更具政治性的另一层含义。
马尔克斯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4年译本随即登陆中国。对于彼时的中国文学界来说，马尔克斯几乎起到了为中国作家的写作指明方向的示范作用。《百年孤独》的成功，对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样的口号正是在这一时期提出。
回头看20世纪80年代，我们可把彼时文学文化界的“寻根”热潮视为再度向西方开放、中国重新汇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产生的身份认同焦虑。拉美文学的成功，背书了传统、本土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在马尔克斯的影响下，中国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开始在文坛出现，莫言、韩少功、扎西达娃等人的作品，打破了旧有的现实主义叙事，自由往返于神奇的自然、万物有灵、民间巫术与中国的现实之间，开启了一个新的叙事空间。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中国作家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但吊诡的是，由于马尔克斯们的成功经由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中介，因此，这个想象性的“乡土”一开始就具备了某种面向西方的“东方主义”要素。一方面，中国本土的特殊现实促使中国作家们寻找适合于表现本土的文学工具——魔幻现实主义的引进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方法论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文化市场多元化的需求，神秘的、魅幻的东方主义情调也恰为全球化的文化市场提供了一味新的选择。在好的作家笔下，魔幻现实主义是为了更真实地逼近中国的现实，等而下之的，则成了张艺谋式的“自我东方化”的奇观渲染。在“民族寓言”的追求下，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有时也呈现出模式化、本质化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历史的复杂以及对个人幽微内心的洞察。
责任编辑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