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历史研究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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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总是难以脱离社会思潮和社会科学前沿发展的影响。但是重视文献考订和史实的细节,重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通过寻求事实来寻找真理,这样一种小心和实证的史学方法是否就是缺乏理论深度?考据一个具体的(甚至是琐碎的)历史问题是否就没有理论的意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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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标题看上去似乎有些耸人听闻,在人们的记忆中,“政治史”曾经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叙述系谱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了社会经济史因论题内容与之相呼应,可以配合其某些讨论而拥有较为显赫的位置外,“历史学”几乎完全可以和“政治史”划等号。但进入20世纪80
《历史研究》创办50周年,没有搞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也没有营造热热闹闹的场面,而是召开这样一个小型的、实实在在的学术座谈会,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我很赞同。
历史研究,首重求真。从古至今,中国史学研究的这一精神一以贯之。但随着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引入,影响到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学用来求真的方法,早已是五花八门,各有各的路数。这种情况难免会使重视中国史学传统的学者慨叹人心不古,担心中国的史学会失了自
从理论与方法上看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一个经常被历史学者津津乐道而往往为社会科学家所忽略不顾的问题!它反映了历史学界对自身发展前途的关切,也流露出沉寂持重的史界对热闹欢腾的社会科学界的向往。
这些天来,我在看黎澍先生的《集外集》。其中有一篇文章,也是他的一篇宣言,名为《我的主要学术观点》,开宗明义般地写道:
傅斯年在20世纪20年代讨论解读往昔的作品当注重其时代背景和社会情状时,附带提出了学术作品的“对手方”(即接受者)对学术的影响问题,他说:“《论语》对手方是有限的人,他的环境是窄的;《诗经》的对手方是人人,他的环境是个个的。所以《诗经》虽然为是韵文的缘
《历史研究》自1954年第1期发刊,到2004年第1期的50年来,共发表有关世界历史和中外关系史文章数百篇,从最初重点介绍和研究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运、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到今天已经发展到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各国各地区的、从古至今的、涉及中外历
20世纪中国史学所赢得的进步中含有社会科学的推动。郭沫若、侯外庐等学者基于唯物史观,给了中国历史一个全新的系统解释,从而与传统史学形成了巨大反差。可以想像在几百年后,对学术史上这个变革的意义,人们将会看得更为真切。一位台湾学者也承认:“那批史学门外汉无意中给历史研究灌注新鲜的生命,而后蔚为大国,恐怕是正统史学家始料不及的吧。”
近年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联手逐渐取得较大影响,这种联手似乎因为有“历史人类学”这个国际上已经认可的冠名(无论是在人类学界还是在历史学界)而迅速变得名正言顺。同时,这种冠以历史人类学之名的学科合作,产生了除理论之外的一些重要的具体研究成果,在这方
自从中西学乾坤颠倒,失其本位以来,中国的学问一直在求变的努力中变动不居。变的动因和标的大抵有二。其一,所谓西学,今日众口一词地瞄准国际学术前沿或与国际接轨,无非是其变种。而西学这一概念,事实上只存在于东方人的观念之中。至少在“西方人”看来,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