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卫制度之下，四大特务组织都直接对皇帝负责，可以不经过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三个司法机关批准，随意缉拿臣民，这一特权无疑使“厂卫”横行霸道、肆无忌惮。尤其是锦衣卫指挥使和厂公们，更是气焰嚣张，在历史上留下赫赫大名：毛骧、蒋瓛（huan）、魏忠贤……

“鹰犬”为何而生朱元璋的“控制欲”和“疑心病”

　　锦衣卫的前身，是明初时用于管领校尉的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太祖朱元璋裁撤亲军都尉府与其下设的仪鸾司，改称“锦衣卫”，下设南、北镇抚司，专理皇帝钦定案件。
　　因承袭亲军都尉府的职能，锦衣卫首先是作为皇帝的侍卫亲军和仪仗队而存在，由将军、校尉和力士组成。其人员选拔并非像电影《锦衣卫》中演绎的那样，经过“炼蛊”似的残酷厮杀来择出，而是要先进行“政审”，拣选没有前科、身世清白、身体健康的男子充任校尉、力士，再选取“有勇力者”充任将军。作为皇家仪仗队，锦衣卫不仅本人形貌端正，服饰也华美异常：明代古籍《长安客话》中称校尉的穿着为“鹅帽锦衣”，也就是用鹅毛作饰的帽子和色彩亮丽的衣服。明官修书《大明会典》中也写道：“锦衣卫官登大堂者，拜命日，即赐绣春刀、鸾带大红蟒衣飞鱼服，以便护大驾行大祀诸礼。”飞鱼服是仅次于蟒袍的隆重礼服，官员到了一定品级才能穿着；绣春刀轻巧短小，除非御赐，否则不能擅自佩戴。景泰年间，锦衣卫指挥使和当值侍卫又获准穿着麒麟服，这是公、侯、伯、驸马才有资格穿的礼服，由此可见当时的锦衣卫在朝中地位之高、权力之大。
　　除护卫和管理皇帝出入仪仗外，锦衣卫还兼管刑狱，由皇帝直接控制，从事重大案件的侦察缉捕和审讯判刑，可以逮捕包括皇亲国戚在内的任何人，并进行秘密审讯。朱元璋设立锦衣卫，发端于丞相胡惟庸营党谋逆之案。此案后，又有借口凉国公蓝玉欲图谋反，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名将的“蓝玉案”。《明史·刑法志》有载：“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且四万。”朱元璋为何要利用锦衣卫如此大开杀戒？有学者认为，一是出于他的“控制欲”和“疑心病”，他要罢黜相权、巩固君权，还要驾驭“意欲谋反”的不法臣子；二则开国勋臣个个都深谙带兵打仗、兴师造反之道，在朱元璋看来，他们对软弱的朱姓子孙来说实在是一种威胁。锦衣卫作为皇帝的“鹰犬”，在这两大血案中侦缉“罪臣”、捏造“证据”，可谓“功不可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棣与其父亲朱元璋一样，在推翻了本存的政权后才稳坐江山。登基成为明成祖后，朝野对朱棣篡位夺权的异议纷起，许多大臣对新政权也并不支持。因此，朱棣除恢复锦衣卫权力外，还新设了由亲信宦官担任首领的“东缉事厂”，即东厂。此举，首先是因为宦官们在朱棣起兵攻打南京、推翻建文帝政权的过程中扮演了“通信告密”的重要角色，深受皇帝信任；其次，在朱棣心中锦衣卫始终是外臣，居于宫外，沟通不便，难以放心，所以设立东厂除了铲除异己，也意在监视锦衣卫。
　　东厂自设立以来一直存在到明朝灭亡，在此期间，又有西厂、内行厂相继出现。据《明史》记载，西厂的设立源于颇具灵异色彩的“妖狐夜出案”，即妖道李子龙深入内宫弑君未遂，此次事件使明宪宗朱见深大为紧张、疑神疑鬼。为了避免同类事件发生，他令宦官汪直从锦衣卫中选人乔装成平民，出宫伺察。汪直趁此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宪宗对他的表现甚为满意，更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组织了由汪直领导的新内廷机构——西厂。西厂官员主要从锦衣卫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人员快速扩充，盛极一时。这些负责侦察、缉捕的锦衣卫官校，被称为“缇骑”，由于权力缺乏限制，他们为了邀功请赏而罗织罪名，不择手段地扩大牵连范围，制造的冤假错案不胜枚举。后来西厂虽因内阁大学士的谏阻而被迫撤销，但至宪宗的孙子明武宗朱厚照继位时，大宦官刘瑾掌权，西厂复设，又形成东西两厂对峙的局面，二者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變这种情况，刘瑾自建内行厂，亲自统领，其职能与两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一时间，厂权、卫权更迭变换，四大特务机构共存，“缇骑四出，天下骚然”，整个明朝社会都笼罩在“厂卫”的高压之下。

　　“厂卫”服众的“法宝”有二：一曰廷杖，二曰诏狱。廷杖，即在朝廷上行杖打人。锦衣卫校尉负责行刑，监刑的是司礼监太监，前者以后者的表情动作为下杖轻重的依据：若太监两脚成外八字张开，受刑之人尚能留下一条性命；若太监两脚尖靠拢，受刑之人就要毙命杖下，朝臣的生命全在这二者合计之中。诏狱，就是由皇帝直接掌管的监狱，因其罪犯都是由皇帝亲自下诏定罪而得名。锦衣卫北镇抚司拥有自己的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后期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诏狱的刑罚极其残酷，有梳洗、夹棍、油煎等十八种，《明史·刑法志》亦有云：“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明末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六君子”就因揭发宦官魏忠贤作恶，冤死于诏狱中。

权倾天下，位极人臣难得善终的指挥使

　　作为“鹰犬”头头的锦衣卫指挥使，虽权力御赐、地位甚高，但在短暂的光鲜之后，他们的下场通常是凄惨的：明初指挥使毛骧制造了胡惟庸死后所牵连的大案，最后被朱元璋以平息众怒为由而杀头；秘密禀告蓝玉谋反的蒋瓛，在蓝玉案后也被朱元璋赐死；明成祖时的纪纲权焰熏天，曾将《永乐大典》总裁官解缙置于雪地冻死，后亦被成祖以“谋大逆”的罪名凌迟处死……
　　众人耳熟能详的“九千岁”魏忠贤，专权时秉笔批红，掌握朝政，从首辅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迁削夺；他握有军权，可随意任免督、抚大臣；他也握有经济大权，派亲信太监总督京师和通州仓库、提督漕运河道，派税监四处搜括民财；出门车仗形同皇帝，所过之处，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九千岁”，以致百姓“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这一时期，厂卫勾结，大兴冤狱，残害异己官吏，勒索钱财，压榨百姓。《明史·魏忠贤传》中有记录道：“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崇祯帝朱由检继位后，打击惩治阉党，治魏忠贤十大罪，命逮捕法办。魏忠贤风光一时，最终也只能在惊惧之下自缢而亡。
　　最令人扼腕的，还是笼罩在厂卫制度阴影中由盛转衰的大明王朝。厂卫制度虽在建立初期对巩固新生政权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它破坏了国家正常的法治秩序，后期“厂卫”打击朝臣、倾轧百姓、压榨官兵，由此积患成祸，已预兆了明王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