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年正花甲，早已退居二线了。在过去的岁月里，主要是在编辑的生涯中度过的，积几十年的办刊心得和体会，我深深感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对一个办刊人来说，就是最高的奖赏。
当然，要办好一个刊物，不仅要有一个团结而又精悍的班底，还要有一个比较稳定而又有一定影响的作者队伍，但更为重要的，我认为还必须要有一个比较稳定而又能给刊物以巨大支持的读者群。这是一个刊物赖以生存的土壤，这种土壤越是深厚，刊物的生命力就越加旺盛。编辑人员也可以从中不断吸取营养，吸取新鲜空气，从而增强勇气和智慧。我深感读者、作者、编者这三者是办好一个刊物不可缺一的。在读者和作者之间，我认为应首先着眼于读者。《青春》从创刊起就举起了“为无名者铺路”的旗帜，提出了“青年写，青年看，青年评”，着重反映青年生活的编辑方针。可全社会的青年又是多层次的，青年中有学生、工人、解放军、教师、机关干部等等，究竟是办给哪一层次的青年人看。围绕这个对象问题，编辑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著名作家陆文夫比喻说：《青春》就是“儿童乐园”，上中小学在这里，上大学另请高门。一句话，《青春》就是培养“准作家”。
经过反复研究，终于确定《青春》就是培养文学新人，甘做第一阶梯的工作，把刊物办成培养青年的苗圃，陶冶一代新人的园地。为此，在编排上封面到栏目的设置以至作品的内容都是为这个读者层服务的。为了对文学新人扶掖，我们设了“作家谈创作”“作品欣赏与剖析”专栏，还展开了“怎样走上文学之路”的讨论。在作者的年龄上明确规定只发35岁以下青年人的作品。我们对“处女作”特别重视，刊物上设了“处女作”专栏，每年逢10月创刊号发一期“处女作”专号，“青春文学奖”又特设了“处女作”奖。几年来不少文学青年就是从《青春》起步走上文坛的。
为加强编辑部对读者的了解和研究，密切刊物和读者的关系，使刊物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我们采取了以下一些做法：第一，经常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听取读者对刊物的意见，了解读者对本刊作品的反应，掌握读者的思想脉搏和欣赏要求。第二，在全国各地建立若干读者小组，保持经常的联系，这样既能经常听到读者的声音，又可以使编辑部的工作得到读者的有益支持，并有助于读者群的稳定和逐渐扩大。第三，重视读者来信的处理工作，改刊初期编辑部每天平均收到各种内容的读者来信400件左右，我们对待来信和来稿一样，每封信都登记附笺，签署意见和处理结果，有些还要复信解答。自然来稿我看得较少，但读者来信我要尽可能抽出时间来阅，从读者来信中我不仅汲取了力量，坚定了办刊方针，也尝到了编辑的乐趣。1983年，在一大堆读者来信中，我翻到了一封来信，这是部队驻江苏某部一位年青的解放军同志利用休假时间，给刊物作的一份读者调查。当我读着这封热情、坦率、诚意的来信时，感动极了，立即就签署在当期刊物上发表。来信这样写着：
《青春》编辑部：
我用半个多月的时间，调查、了解了我们83067部队的34名订户以及家乡徐州市的同学、朋友中的76名订户，从而看出《青春》的读者主要是：
文化程度：中学水平的人数居于首位，大学、小学次之。
就业类型：《青春》的读者中青年工人最多，其次是部队青年、在校中学生、青年老师、在校大学生、失足青年，农民未接触，不甚清楚。
年龄区：19-25岁最多，达70%；26-36岁次之，达21%；14-18岁再次之，占9%。
我想，进一步弄清服务对象对坚定办刊方针是有好处的。另外我还建议：
1.努力提高编辑人员的自身水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选出、编出好稿子奉献给读者；
2.把每一期都当作创刊号来办，力求新，新，新。
江都83067部队艾岩
从这封读者来信中可看出，广大青年是多么关心这本刊物，他们都把《青春》当作自己的园地。我常说《青春》是广大青年朋友同我们共同办的。我深深感到只要编辑心中有读者，读者心中就会有刊物。
从发行数上看，几年来《青春》已逐渐形成了较稳定的读者群，《青春》发行量由1979年试刊时的2万份猛增到32万份，1981年扶摇直上，曾达到52万份之多。1983年以来，在大部分期刊发行量较大幅度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均保持在30万至40万份之间。这几年的基本订户，始终占整个发行数的60%-70%，最多达80%，直至目前期刊不景气，在猛跌的情况下，《青春》的基本订户仍在60%。
在前几年文学热的浪潮中，不少读者由于对《青春》的爱好和关怀，而自发的结合在一起，有的农村读者成立了以《青春》命名的文学社，每人订阅一份《青春》，經常座谈阅读《青春》作品的心得和体会；有的工厂读者，以阅览为中心，经常举行《青春》作品讨论会，有的团支部把座谈《青春》的作品，作为团的活动内容之一，他们还经常把讨论的记录寄来给我们。广大读者们这样热爱着《青春》，《青春》的编辑们也曾倾注了全部心血关心着读者和作者们，相互在来往信件和接触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些事例是较动人的。如北京有一位女文学青年，在文革期间被坏人迫害致残，长期坎坷生活的折磨，使她一度对生活丧失信心。她在给编辑部的一封来信中倾诉了内心的苦痛，流露出轻生的念头。一位老编辑拆阅了来信给几位青年编辑传阅后，商议由一位女编辑执笔，给她寄了回信，晓之以人生之义，动之以姐妹深情。这位女青年读信后深受感动，打消自毁的念头，鼓起了迎着困难前进的勇气，终于又拾起了丢下的笔，写出了一些较好的诗歌和散文，发表在各报刊上，并积极参加北京市文联主办的诗歌创作活动。
后来，她忍着肢残之苦，千里迢迢来到南京面谢编辑部的同志们。从此，她和编辑部的同志不断书信来往，几个编辑轮流给她写信，她情绪稍有波动，编辑们就给她写信安慰鼓励。一位老编辑从未间断过，整整和她通了6年信。虽一度她在婚姻上遇到一点波折，这位老编辑趁组稿之际专程看望她，并从中劝说、调解，终于她和爱人和好了。如今，这个女青年已有了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儿，今年春天又调到一家科技杂志当编辑。她又来信报喜了，信中这样述说着： “清晨，当我骑着车（小三轮），加入那个长龙似的车队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甜、酸、悲、喜，说不清，只觉得这一刻我跟别人一样了！”
我含着泪花读完了这封来信，作为一位编辑看到一位曾对生活绝望过的青年获得了新生，是这样自豪和幸福！是多么的高兴啊。这就是编辑的乐趣吧。当我写这篇短文时，我已不是《青春》的主编了，因此，我越发珍惜这种精神，越发有这种深切的感受。1986年6月写于南京《青春》楼
一九四三年春，日军大举扫荡巢无根据地。经过一场激烈的反扫荡后，师政治部决定暂时解散我们文工团。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下连队当文化教员，女同志和小同志到师直机关和地方政府工作。我们副团长因有肺病就带我和两个小同志去无为东区抗联（抗日联合会）搞民运工作。
下乡不久，又遇上了日伪军扫荡。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房东大娘冲到我床边大喊着：“鬼子来了，姑娘同志，快，快，快快……”我来不及问个究竟，披着夹袄就朝外跑。老百姓哭喊着，像快要干的塘中小鱼到处乱窜。刘保长又不在家，我们又刚到这边缘地区，人生地疏，不知如何疏散。汪团长和大家商量了一下，只好到青纱帐似的麦田里躲一躲。大约一袋烟的工夫，刘保长回来了，他要我们立即疏散，指着我们说：“陈同志人小个头不高，脸又黑去做小放牛；张同志瘦长又是光头到张公庙去做小和尚；汪组长白白生生，斯斯文文的，去做私塾老师；斯同志就到李大爷家去做大女儿。”
于是，我被领进李大爷家，跨进堂屋，李大爷就拉着我的双手，老奶奶赶忙拿出一套破旧衣服，边换边说：“姑娘，鬼子来了不要慌，我们拼老命也要保住你的。”穿好了衣服，又叫小翠英捧来一小撮锅底灰往我脸上擦。李大爷又抓把碎稻草往我头上撒。他们给我这样化装，我心想，又上台演戏了。这次一定要假戏真唱，演砸了就完了。想着想着，李大爷的小儿子冲进来，上句不接下句地说：“不好了，鬼子进村了，枪杆子上还插了把雪亮的刺刀……”话未说完，大爷顺手就把我推到堂屋右边破板床上，盖上破棉被，要我装成不能起床的病人。
鬼子进屋了，李大爷皮笑肉不笑地直点头：“太君好，太君好。”老奶奶吓得头都不敢抬。
“你的马虎子（游击队）有的。”刺刀指向李大爷的胸前。
“没有的，没有的，太君。”
鬼子猛看到我歪在床上，一阵狞笑：“花姑娘大大的有……”
这时我半眯着眼睛，不停地喘大气，猛咳几声，牙一咬，嘴唇破了，流出了鲜血。老奶奶将我一把抱住哭喊着：“乖乖，我苦命的儿啊！”
一旁的小翠英也边哭边喊：“姐姐，好姐姐！”
“太君，她是我大女儿，生痨病好几个年头了……”李大爷边说边给我擦擦嘴边的血。
“太君，这病要过人的。”刘保长贴着鬼子的耳边咕噜着。
边缘地区的保长，是两面政权的保长，他的话鬼子是信的，吓得两个鬼子直往后退。突然，瘦鬼子一把抓住李大爷的衣领向外拖：“苦力，苦力的。”
这时全家人跪在地上哭喊求饶，我正要爬下床为老大爷求情，老奶奶一把拦住，狠狠地骂了我一句：“你不要命啊。”李大爷也发火：“我也不是去送死，哭嚎着什么，苦几天就回家。”眼看着李大爷被拖走了，李大爷是为我去受罪的，我越想越难受，趴在床上哭得呜呜的。老奶奶一个劲地劝慰我：“姑娘，不要哭，大爷天把两天就会回来的，这些鬼东西就是来敲竹杠的。”当晚老奶奶从木箱中找出出嫁时压箱子的两块大洋，第二天就托人去求情。
李大爷回来了，回家的第二天就到抗联看我，可我回部队去了。从此再也没见上大爷一面。五十多年来，我常常会想起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大爷。
责任编辑：张元
斯群，1926年生，原名王绪言，安徽无为人。1941年参加新四军，1979年任《青春》主编。历任文工团团员、创作员，新华社中原总分社、江西分社、《江西日报》社记者，《江西文艺》编辑部主任、《星火》副主编、南京市文联副主席。
当然，要办好一个刊物，不仅要有一个团结而又精悍的班底，还要有一个比较稳定而又有一定影响的作者队伍，但更为重要的，我认为还必须要有一个比较稳定而又能给刊物以巨大支持的读者群。这是一个刊物赖以生存的土壤，这种土壤越是深厚，刊物的生命力就越加旺盛。编辑人员也可以从中不断吸取营养，吸取新鲜空气，从而增强勇气和智慧。我深感读者、作者、编者这三者是办好一个刊物不可缺一的。在读者和作者之间，我认为应首先着眼于读者。《青春》从创刊起就举起了“为无名者铺路”的旗帜，提出了“青年写，青年看，青年评”，着重反映青年生活的编辑方针。可全社会的青年又是多层次的，青年中有学生、工人、解放军、教师、机关干部等等，究竟是办给哪一层次的青年人看。围绕这个对象问题，编辑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著名作家陆文夫比喻说：《青春》就是“儿童乐园”，上中小学在这里，上大学另请高门。一句话，《青春》就是培养“准作家”。
经过反复研究，终于确定《青春》就是培养文学新人，甘做第一阶梯的工作，把刊物办成培养青年的苗圃，陶冶一代新人的园地。为此，在编排上封面到栏目的设置以至作品的内容都是为这个读者层服务的。为了对文学新人扶掖，我们设了“作家谈创作”“作品欣赏与剖析”专栏，还展开了“怎样走上文学之路”的讨论。在作者的年龄上明确规定只发35岁以下青年人的作品。我们对“处女作”特别重视，刊物上设了“处女作”专栏，每年逢10月创刊号发一期“处女作”专号，“青春文学奖”又特设了“处女作”奖。几年来不少文学青年就是从《青春》起步走上文坛的。
为加强编辑部对读者的了解和研究，密切刊物和读者的关系，使刊物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我们采取了以下一些做法：第一，经常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听取读者对刊物的意见，了解读者对本刊作品的反应，掌握读者的思想脉搏和欣赏要求。第二，在全国各地建立若干读者小组，保持经常的联系，这样既能经常听到读者的声音，又可以使编辑部的工作得到读者的有益支持，并有助于读者群的稳定和逐渐扩大。第三，重视读者来信的处理工作，改刊初期编辑部每天平均收到各种内容的读者来信400件左右，我们对待来信和来稿一样，每封信都登记附笺，签署意见和处理结果，有些还要复信解答。自然来稿我看得较少，但读者来信我要尽可能抽出时间来阅，从读者来信中我不仅汲取了力量，坚定了办刊方针，也尝到了编辑的乐趣。1983年，在一大堆读者来信中，我翻到了一封来信，这是部队驻江苏某部一位年青的解放军同志利用休假时间，给刊物作的一份读者调查。当我读着这封热情、坦率、诚意的来信时，感动极了，立即就签署在当期刊物上发表。来信这样写着：
《青春》编辑部：
我用半个多月的时间，调查、了解了我们83067部队的34名订户以及家乡徐州市的同学、朋友中的76名订户，从而看出《青春》的读者主要是：
文化程度：中学水平的人数居于首位，大学、小学次之。
就业类型：《青春》的读者中青年工人最多，其次是部队青年、在校中学生、青年老师、在校大学生、失足青年，农民未接触，不甚清楚。
年龄区：19-25岁最多，达70%；26-36岁次之，达21%；14-18岁再次之，占9%。
我想，进一步弄清服务对象对坚定办刊方针是有好处的。另外我还建议：
1.努力提高编辑人员的自身水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选出、编出好稿子奉献给读者；
2.把每一期都当作创刊号来办，力求新，新，新。
江都83067部队艾岩
从这封读者来信中可看出，广大青年是多么关心这本刊物，他们都把《青春》当作自己的园地。我常说《青春》是广大青年朋友同我们共同办的。我深深感到只要编辑心中有读者，读者心中就会有刊物。
从发行数上看，几年来《青春》已逐渐形成了较稳定的读者群，《青春》发行量由1979年试刊时的2万份猛增到32万份，1981年扶摇直上，曾达到52万份之多。1983年以来，在大部分期刊发行量较大幅度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均保持在30万至40万份之间。这几年的基本订户，始终占整个发行数的60%-70%，最多达80%，直至目前期刊不景气，在猛跌的情况下，《青春》的基本订户仍在60%。
在前几年文学热的浪潮中，不少读者由于对《青春》的爱好和关怀，而自发的结合在一起，有的农村读者成立了以《青春》命名的文学社，每人订阅一份《青春》，經常座谈阅读《青春》作品的心得和体会；有的工厂读者，以阅览为中心，经常举行《青春》作品讨论会，有的团支部把座谈《青春》的作品，作为团的活动内容之一，他们还经常把讨论的记录寄来给我们。广大读者们这样热爱着《青春》，《青春》的编辑们也曾倾注了全部心血关心着读者和作者们，相互在来往信件和接触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些事例是较动人的。如北京有一位女文学青年，在文革期间被坏人迫害致残，长期坎坷生活的折磨，使她一度对生活丧失信心。她在给编辑部的一封来信中倾诉了内心的苦痛，流露出轻生的念头。一位老编辑拆阅了来信给几位青年编辑传阅后，商议由一位女编辑执笔，给她寄了回信，晓之以人生之义，动之以姐妹深情。这位女青年读信后深受感动，打消自毁的念头，鼓起了迎着困难前进的勇气，终于又拾起了丢下的笔，写出了一些较好的诗歌和散文，发表在各报刊上，并积极参加北京市文联主办的诗歌创作活动。
后来，她忍着肢残之苦，千里迢迢来到南京面谢编辑部的同志们。从此，她和编辑部的同志不断书信来往，几个编辑轮流给她写信，她情绪稍有波动，编辑们就给她写信安慰鼓励。一位老编辑从未间断过，整整和她通了6年信。虽一度她在婚姻上遇到一点波折，这位老编辑趁组稿之际专程看望她，并从中劝说、调解，终于她和爱人和好了。如今，这个女青年已有了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儿，今年春天又调到一家科技杂志当编辑。她又来信报喜了，信中这样述说着： “清晨，当我骑着车（小三轮），加入那个长龙似的车队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甜、酸、悲、喜，说不清，只觉得这一刻我跟别人一样了！”
我含着泪花读完了这封来信，作为一位编辑看到一位曾对生活绝望过的青年获得了新生，是这样自豪和幸福！是多么的高兴啊。这就是编辑的乐趣吧。当我写这篇短文时，我已不是《青春》的主编了，因此，我越发珍惜这种精神，越发有这种深切的感受。1986年6月写于南京《青春》楼
脫 险
一九四三年春，日军大举扫荡巢无根据地。经过一场激烈的反扫荡后，师政治部决定暂时解散我们文工团。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下连队当文化教员，女同志和小同志到师直机关和地方政府工作。我们副团长因有肺病就带我和两个小同志去无为东区抗联（抗日联合会）搞民运工作。
下乡不久，又遇上了日伪军扫荡。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房东大娘冲到我床边大喊着：“鬼子来了，姑娘同志，快，快，快快……”我来不及问个究竟，披着夹袄就朝外跑。老百姓哭喊着，像快要干的塘中小鱼到处乱窜。刘保长又不在家，我们又刚到这边缘地区，人生地疏，不知如何疏散。汪团长和大家商量了一下，只好到青纱帐似的麦田里躲一躲。大约一袋烟的工夫，刘保长回来了，他要我们立即疏散，指着我们说：“陈同志人小个头不高，脸又黑去做小放牛；张同志瘦长又是光头到张公庙去做小和尚；汪组长白白生生，斯斯文文的，去做私塾老师；斯同志就到李大爷家去做大女儿。”
于是，我被领进李大爷家，跨进堂屋，李大爷就拉着我的双手，老奶奶赶忙拿出一套破旧衣服，边换边说：“姑娘，鬼子来了不要慌，我们拼老命也要保住你的。”穿好了衣服，又叫小翠英捧来一小撮锅底灰往我脸上擦。李大爷又抓把碎稻草往我头上撒。他们给我这样化装，我心想，又上台演戏了。这次一定要假戏真唱，演砸了就完了。想着想着，李大爷的小儿子冲进来，上句不接下句地说：“不好了，鬼子进村了，枪杆子上还插了把雪亮的刺刀……”话未说完，大爷顺手就把我推到堂屋右边破板床上，盖上破棉被，要我装成不能起床的病人。
鬼子进屋了，李大爷皮笑肉不笑地直点头：“太君好，太君好。”老奶奶吓得头都不敢抬。
“你的马虎子（游击队）有的。”刺刀指向李大爷的胸前。
“没有的，没有的，太君。”
鬼子猛看到我歪在床上，一阵狞笑：“花姑娘大大的有……”
这时我半眯着眼睛，不停地喘大气，猛咳几声，牙一咬，嘴唇破了，流出了鲜血。老奶奶将我一把抱住哭喊着：“乖乖，我苦命的儿啊！”
一旁的小翠英也边哭边喊：“姐姐，好姐姐！”
“太君，她是我大女儿，生痨病好几个年头了……”李大爷边说边给我擦擦嘴边的血。
“太君，这病要过人的。”刘保长贴着鬼子的耳边咕噜着。
边缘地区的保长，是两面政权的保长，他的话鬼子是信的，吓得两个鬼子直往后退。突然，瘦鬼子一把抓住李大爷的衣领向外拖：“苦力，苦力的。”
这时全家人跪在地上哭喊求饶，我正要爬下床为老大爷求情，老奶奶一把拦住，狠狠地骂了我一句：“你不要命啊。”李大爷也发火：“我也不是去送死，哭嚎着什么，苦几天就回家。”眼看着李大爷被拖走了，李大爷是为我去受罪的，我越想越难受，趴在床上哭得呜呜的。老奶奶一个劲地劝慰我：“姑娘，不要哭，大爷天把两天就会回来的，这些鬼东西就是来敲竹杠的。”当晚老奶奶从木箱中找出出嫁时压箱子的两块大洋，第二天就托人去求情。
李大爷回来了，回家的第二天就到抗联看我，可我回部队去了。从此再也没见上大爷一面。五十多年来，我常常会想起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大爷。
责任编辑：张元
斯群，1926年生，原名王绪言，安徽无为人。1941年参加新四军，1979年任《青春》主编。历任文工团团员、创作员，新华社中原总分社、江西分社、《江西日报》社记者，《江西文艺》编辑部主任、《星火》副主编、南京市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