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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青春》创刊40周年，作为编辑部曾经的一员，我确有许多感慨。既感慨《青春》过往的经历与魅力，更庆幸自己能与《青春》这个名刊有过一段难得的机缘。
1978年底，我通过高考从淮安回到南京，结束了10年的插队生涯。因为学的是中文，自然要关心文学问题。而且那时候文学正热，如果你没读过刘心武和卢新华的作品，没读过方之先生的《内奸》，那就成了笑话。当时方之先生在学生中的影响很大，他去世时我们班还派代表去参加过追悼会。
《青春》当年的辉煌，正是斯群、方之等众多前辈，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与时代同步，与文学新人共同成长的成果。据说当时由于发行量越来越大，印刷厂的纸张根本不够用。于是便找领导批计划，将南京的大桥牌自行车运到东北换木材，然后再用木材换纸张，演绎成了现代版的洛阳纸贵。而这种纸贵的成果，就是一大批优秀作品在《青春》精彩亮相，一大批有为青年在文坛脱颖而出。特别是不少普通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在《青春》这个舞台上实现了他们命运中的华丽转身。还有一个在监狱的服刑人员写了一篇小说《坏手》，对自己的过去发自内心地表示了忏悔，编辑部刊用后对这位青年的触动很大。他后来重新做人，走上了正道，过年时还不忘给编辑寄来贺年卡。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很多。
当然，就文学现象本身而言，当时特定的阅读需求也是造成文学空前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阅读需求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人们需要反思历史，批判極左错误，呼唤人性回归，于是文学便成了一个突破口。所以《青春》既是思想解放的推动者，也是思想解放的收益者。
《青春》后来的波折与整个文学的大背景有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又先后出现过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新的流派。作家们或是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层次来分析中国社会长期动乱的深层次原因，或是以中国的传统审美眼光来重塑自我，或是吸收借鉴西方文艺思想对文本进行改革，或是在保持现实主义手法的同时把笔墨落在凡人琐事上，以示与传统的区别。但这些文学流派，无论是出于作家的自身追求，还是出于评论家们的事后归纳，它们的争论基本上都局限于文学圈内，再也没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那种石破天惊的社会影响了。原因也很简单，就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转轨变型的步伐越来越快，社会生活也变得越来越精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注意力很自然地会集中到更具实际意义的应用理论和科学技术上来，心态也会从喧嚣趋于平静，从虚幻趋于实际。而这种转变的后果，就是文学的边缘化和文学期刊发行量的断崖式下跌，《青春》以及众多名刊都不能幸免，文学的轰动时代也就这样结束了。
上世纪90年代末我曾在《文艺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对文学的发展还抱有很乐观的态度。但我真正了解了《青春》之后，才体会到文学期刊的现实困难真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解决的。我们曾经在南京发起召开了一个“四小名旦”文学期刊主编座谈会，四家决定恢复“四小名旦”青年文学奖，共同携手重振雄风。当时《萌芽》已通过“新概念作文”成功翻身，《广州文艺》在搞跨文体阅读，《芳草》是由政府拨款30万新办了一本《网络文学选刊》。而相比之下，《青春》因为是自收自支，经费上的困难最大，所以只能小改小革，只是适当增加了由名家主持的作品评析和文化聊天室等栏目。总之，就是希望花最少的钱而获得更多的影响。后来“四小名旦”青年文学奖在广州和武汉搞了两届后也停了。也许还是赵长天的看法更实际一些，如果没有政府、社会资金的介入，仅凭几家文学刊物很难搞出什么影响，这也是他没有真正参加文学奖评比活动的一个原因。
在《青春》的其他活动中，最成功的当数吴野同志策划的为纪念建党80周年在雨花台举行的大型音乐诗会《丰碑颂》。开场时，由20多位武警战士组成的仪仗队，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由远至近地穿过观众方阵，一种肃穆之感顿时让全场寂静下来。随着《红旗颂》乐曲的响起，一面巨大的党旗从烈士群雕下缓缓铺展下来，气势恢宏地拉开了整场演出的帷幕，气氛庄重热烈，省市媒体对此都进行了重点报道。中央电视台除新闻播报外，还两次播放了完整的演出录像，似乎成了建党80周年活动的一场重头戏。尽管这样的活动我们并没有什么经济收益，但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更重要的是，活动搞好了就能得到财政局的认可，在经费上就能给我们适当的照顾，而且逐年有所增加。如果没有这样的照顾，《青春》肯定很难维持。
前不久，在浦口老山脚下的不老村，我有幸和高晶、王维平、育邦、李樯等新老同仁相聚在一起。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往日的种种艰辛，想到了大家曾经付出的心血，同时也从育邦、李樯两位年轻主编的身上感受到《青春》重新勃发的生机，对《青春》的未来更加充满期盼。
现在我已退休多年，但还在继续关注文学。我爱人也是文学爱好者，只是因为不习惯看小号字了，于是我们改为在手机上听小说，有时候一天还要花上几块钱呢。这种文学消费模式的变化，大概就是铁凝主席所说的文学前景正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吧，也希望《青春》现在的同仁们能够紧握时代的脉搏，大胆创新，勇于求索，在市委市政府、宣传部、文联和出版集团的关心、支持下，一定能够重塑《青春》当年的辉煌，为南京这座文化名城添上一笔亮丽的青春色彩。
责任编辑：张元
孙尔台，1951年生，1988年任《青春》杂志主编。曾任南京市委党校图书馆馆长、《南京社会科学》副主编、南京市社科联秘书长、南京市文联副主席，以及江苏省作协第六届理事会理事等职。现为南京市文联顾问、南京市宣传系统关工委副主任、金陵老年大学文史院院长等。
1978年底，我通过高考从淮安回到南京，结束了10年的插队生涯。因为学的是中文，自然要关心文学问题。而且那时候文学正热，如果你没读过刘心武和卢新华的作品，没读过方之先生的《内奸》，那就成了笑话。当时方之先生在学生中的影响很大，他去世时我们班还派代表去参加过追悼会。
《青春》当年的辉煌，正是斯群、方之等众多前辈，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与时代同步，与文学新人共同成长的成果。据说当时由于发行量越来越大，印刷厂的纸张根本不够用。于是便找领导批计划，将南京的大桥牌自行车运到东北换木材，然后再用木材换纸张，演绎成了现代版的洛阳纸贵。而这种纸贵的成果，就是一大批优秀作品在《青春》精彩亮相，一大批有为青年在文坛脱颖而出。特别是不少普通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在《青春》这个舞台上实现了他们命运中的华丽转身。还有一个在监狱的服刑人员写了一篇小说《坏手》，对自己的过去发自内心地表示了忏悔，编辑部刊用后对这位青年的触动很大。他后来重新做人，走上了正道，过年时还不忘给编辑寄来贺年卡。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很多。
当然，就文学现象本身而言，当时特定的阅读需求也是造成文学空前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阅读需求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人们需要反思历史，批判極左错误，呼唤人性回归，于是文学便成了一个突破口。所以《青春》既是思想解放的推动者，也是思想解放的收益者。
《青春》后来的波折与整个文学的大背景有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又先后出现过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新的流派。作家们或是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层次来分析中国社会长期动乱的深层次原因，或是以中国的传统审美眼光来重塑自我，或是吸收借鉴西方文艺思想对文本进行改革，或是在保持现实主义手法的同时把笔墨落在凡人琐事上，以示与传统的区别。但这些文学流派，无论是出于作家的自身追求，还是出于评论家们的事后归纳，它们的争论基本上都局限于文学圈内，再也没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那种石破天惊的社会影响了。原因也很简单，就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转轨变型的步伐越来越快，社会生活也变得越来越精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注意力很自然地会集中到更具实际意义的应用理论和科学技术上来，心态也会从喧嚣趋于平静，从虚幻趋于实际。而这种转变的后果，就是文学的边缘化和文学期刊发行量的断崖式下跌，《青春》以及众多名刊都不能幸免，文学的轰动时代也就这样结束了。
上世纪90年代末我曾在《文艺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对文学的发展还抱有很乐观的态度。但我真正了解了《青春》之后，才体会到文学期刊的现实困难真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解决的。我们曾经在南京发起召开了一个“四小名旦”文学期刊主编座谈会，四家决定恢复“四小名旦”青年文学奖，共同携手重振雄风。当时《萌芽》已通过“新概念作文”成功翻身，《广州文艺》在搞跨文体阅读，《芳草》是由政府拨款30万新办了一本《网络文学选刊》。而相比之下，《青春》因为是自收自支，经费上的困难最大，所以只能小改小革，只是适当增加了由名家主持的作品评析和文化聊天室等栏目。总之，就是希望花最少的钱而获得更多的影响。后来“四小名旦”青年文学奖在广州和武汉搞了两届后也停了。也许还是赵长天的看法更实际一些，如果没有政府、社会资金的介入，仅凭几家文学刊物很难搞出什么影响，这也是他没有真正参加文学奖评比活动的一个原因。
在《青春》的其他活动中，最成功的当数吴野同志策划的为纪念建党80周年在雨花台举行的大型音乐诗会《丰碑颂》。开场时，由20多位武警战士组成的仪仗队，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由远至近地穿过观众方阵，一种肃穆之感顿时让全场寂静下来。随着《红旗颂》乐曲的响起，一面巨大的党旗从烈士群雕下缓缓铺展下来，气势恢宏地拉开了整场演出的帷幕，气氛庄重热烈，省市媒体对此都进行了重点报道。中央电视台除新闻播报外，还两次播放了完整的演出录像，似乎成了建党80周年活动的一场重头戏。尽管这样的活动我们并没有什么经济收益，但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更重要的是，活动搞好了就能得到财政局的认可，在经费上就能给我们适当的照顾，而且逐年有所增加。如果没有这样的照顾，《青春》肯定很难维持。
前不久，在浦口老山脚下的不老村，我有幸和高晶、王维平、育邦、李樯等新老同仁相聚在一起。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往日的种种艰辛，想到了大家曾经付出的心血，同时也从育邦、李樯两位年轻主编的身上感受到《青春》重新勃发的生机，对《青春》的未来更加充满期盼。
现在我已退休多年，但还在继续关注文学。我爱人也是文学爱好者，只是因为不习惯看小号字了，于是我们改为在手机上听小说，有时候一天还要花上几块钱呢。这种文学消费模式的变化，大概就是铁凝主席所说的文学前景正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吧，也希望《青春》现在的同仁们能够紧握时代的脉搏，大胆创新，勇于求索，在市委市政府、宣传部、文联和出版集团的关心、支持下，一定能够重塑《青春》当年的辉煌，为南京这座文化名城添上一笔亮丽的青春色彩。
责任编辑：张元
孙尔台，1951年生，1988年任《青春》杂志主编。曾任南京市委党校图书馆馆长、《南京社会科学》副主编、南京市社科联秘书长、南京市文联副主席，以及江苏省作协第六届理事会理事等职。现为南京市文联顾问、南京市宣传系统关工委副主任、金陵老年大学文史院院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