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的学科属性及方法论探讨——中国政治学会第三届全国政治哲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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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25日至27日,中国政治学会和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在苏州大学共同举办了中国政治学会第三届全国政治哲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我国政治哲学的学科建设等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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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政策分析由于大量运用科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而成为现代社会人类决策的主流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它过于强调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因而在逻辑推理、程序操作和模式运用等方面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它说明:绝对理性化的人是不存在的,因而也不存在绝对理性化的公共政策,理性决策就是科学决策只具有相对意义,对理性的作用不能盲目夸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理性主义政策分析披着“科学万能”的外衣,其基本理念仍然是“西方化”的文化传承。对此,我们在发挥其正效应的同时,应尽量避免其负面影响。
多年以前,我就知晓作者虽年近古稀,但仍壮志未酬,潜心为打造中国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工程尽心尽力。最近陆续坚持读完了作者送来的《广义政治论》一书之后,心中总是留有一种喜悦和兴奋。本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眼光,用“广义政治”的新思维和新方法,
本文关注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政治文明建设为目标的政治道德。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中国,政治道德是一个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灵魂,以政治制度的民主为道德属性,以政治目标的公平为伦理特征,以政治运作的高效、责任、诚信为价值取向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的建设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建立有效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引导公民有序参与政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及加强领导干部自身的道德修养。
通常认为,唐代的三省制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成熟的标志。本文在分析唐代三省制的建立、破坏和消解过程的基础上,认为唐代三省制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在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下,任何行政分权都是不可能的;在任人唯亲的人事制度下,三省制无法保证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三省之间互相制约导致政治系统内部的严重内耗,造成行政效率的低下;中央决策的“人治原则”造成决策和执行的脱节。
由求是杂志社评论部和中共随州市委共同举办的“基层民主建设随州理论研讨会”,4月9日至11日在历史文化名城随州召开。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围绕湖北随州市在基层工作中推行“两票制”选举和“两会制”决策的经验和做法,研讨在新形势下如何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保证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中央组织部、民政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湖北省委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学者和来自随州的基层代表60余人与会。
建设基层民主是全面加强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基层民主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和处理好四种关系:1.基层民主与人民作主制度的关系;2.代表的民主与直接民主的关系:3.基层民主与“民知、民谈、民作、民检”机制的关系;4.基层民主与基层政治系统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是建立越南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基本的和长期的任务。
基层民主建设问题对越南的革新具有重大而又迫切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关于越南革新事业中的基层民主建设问题,我愿意介绍一些我所了解和掌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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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的某些基本思想发端于启蒙运动时期,其理论的原始出发点是普世的善意和对人类永久和平的关切。然而,尽管该理论的主观出发点是普世的善意,但其立论依据和价值判断所涵盖的种种缺陷和谬误却一直被西方学术界所忽视,这是导致它近年来被某些理论家扭曲为“民主扩展论”的内在原因。本文的主旨就是通过对大量历史事实的重新考察,从实证考据的角度结合理论分析揭示民主和平论本身所涵盖的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