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为中国“广义政治”论道的创意之作——简评刘德厚《广义政治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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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我就知晓作者虽年近古稀,但仍壮志未酬,潜心为打造中国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工程尽心尽力。最近陆续坚持读完了作者送来的《广义政治论》一书之后,心中总是留有一种喜悦和兴奋。本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眼光,用“广义政治”的新思维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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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一个时期以来政治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权力滥用和政治腐败,都与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密切相关。对于这个问题,党中央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地深化认识:早在1987年中央制定的《党纪党风常用手册》中就强调,
以人为本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根主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和政治诉求;以人为本,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能否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全面正确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思想,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大学政治学教材内容“西主中附”的格局必须改变。西方的政治学说不可以简单理解为政治学的普遍原理。政治学学术领域的西方中心论观点,理论上已经站不住,实践上处处碰壁。中国学界应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深植根中国大地,适应当代中国发展需要,继承自己的历史遗产,总结实践新经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阐明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正确道路,建设中国的现代性和民族性统一的政治学理论,用以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大学生,推动我们新型民主政治的发展、变革和进步。
2008年6月11日,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尼·伊·雷日科夫一行四人来华访问并举办报告会。报告会上,雷日科夫就苏联解体的原因以及前不久由我国学者翻译出版的他的新著《大国的悲剧》的相关内容做了演讲,并回答了听众的提问。以下是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的报告会内容。
迄今为止,国家依然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组织空间。作为一种人类的政治共同体,国家存在于两层空间之中:一是一定地域范围的空间;二是全球的空间。在前一种空间中,国家作为对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与物的整合与配置力量存在;在后
邓小平关于“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的科学论断,明确重申了经济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反映了政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这个论断是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党和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个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重大发展。
逝去不久的20世纪是一个充满着民主想象和为民主想象而斗争的世纪,直到今天,关于民主政体及其理论的辨析和阐释依旧占据着政治学理论的中心地带,这方面的著述和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夫复何言”的程度,留给后来者研究的言说空间即或不是绝无仅有,也是相当有限了。但不无有趣的是,
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现代化进程快慢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从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和政治稳定的视角出发论述了农民在国家工业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并从适度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战略、最大限度地解决农民隐性失业、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以及推动农民自我改造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前瞻性的政策性建议。
公民民主权利既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也是发展民主的关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了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和法制性的本质特点。但由于市场机制本身内在的功能性缺陷或局限性,会影响公民民主权利保障的有效性,使政府的介入成为必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民主权利应以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和文化为保障。
理性主义政策分析由于大量运用科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而成为现代社会人类决策的主流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它过于强调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因而在逻辑推理、程序操作和模式运用等方面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它说明:绝对理性化的人是不存在的,因而也不存在绝对理性化的公共政策,理性决策就是科学决策只具有相对意义,对理性的作用不能盲目夸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理性主义政策分析披着“科学万能”的外衣,其基本理念仍然是“西方化”的文化传承。对此,我们在发挥其正效应的同时,应尽量避免其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