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地毯和沙一样软。
　　同样是沙子，几个小时前，钢琴家郎朗，向我们神采飞扬地讲述前一个晚上入睡前的感受：
　　“我好像住在一个挺豪华的两居室里，蛮舒服的。但一到晚上，流沙在屋顶哗哗地流动，好像在提醒我，这里可是阿拉伯半岛沙漠深处的帐篷啊。”
　　我们所住的这个沙墩度假村坐落在沙特阿拉伯北部埃尔奥拉成片赤褐色的风蚀山岩笼罩的山谷里，由一连串外表由黑白相间的贝都因帐篷布包裹着的小房子组成。触碰帐篷的布面，给人结实耐用的感觉。黑色或者白色的羊毛混织在防火的人造纤维里，光泽不掩。在阿拉伯语里，贝都因帐篷的意思就是“羊毛的房子”。时间倒流一个世纪，这样一个场景，很可能就是一群穿越沙漠的商旅队伍临时扎下的营地，只是旁边少了单峰骆队和满载的乳香、没药。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乳香之地往北运送香料的必经之路。埃及人制作木乃伊，东方三贤拜见圣母，都离不开从这里送出的乳香。甚至西汉以来中国大夫开出的药方上的乳香，在海上通道开通之前，也得经过这里才能抵达遥远的东方。得益于这条也许是最早的世界贸易之路，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纳巴泰王国应运而生。

　　世人听说纳巴泰，除了老普林尼的《自然史》，更多是因为乔治·卢卡斯的《夺宝奇兵》里的佩特拉古城。就像柬埔寨的吴哥窟或者秘鲁的马丘比丘，这座迷失之城当年一经发现，人们就奔走相告，为其壮观惊艳而倾倒。没有太多人知道，在佩特拉以南400公里更加空旷的沙漠里，还有一座姐妹城—玛甸沙勒，其美貌毫不逊色，而且不似佩特拉很多建筑因为过于旺盛的旅游业开始颓败，这里的130多座陵墓都保存完好。虽然早在10年前就已经获得了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的认证，她依然藏在深闺无人识。一来是考古工作还没告一段落，二来是因为沙特一直没有对非穆斯林开放，而在过去，这里是穆斯林却步的地方。

　　现在，这些障碍好像变得不再是问题了。除了令人不安的卡舒吉事件，这个国度有了一些好消息，比如允许妇女驾车和观看体育赛事、解禁关闭35年的电影院，举办时装表演，解除沙特女性在国内旅行的申请，限制宗教警察部门的权力。政府甚至开始酝酿向外国人发放旅行签证。而在此之前，只有朝觐的穆斯林才能获得去这个国家旅行的机会。2019年1月，沙特在它的第一个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埃尔奥拉举办冬季塔兰塔音乐节，向世界第一次集体展示自己的旅游遗产，而我有幸以一名游客的身份来到现场。
　　爱好奢华的沙特人并没有在沙漠深处的埃尔奥拉盖出一个凡尔赛宫，但却非常巧思地呈现了一个金碧辉煌的“镜厅”。抵达这里需要穿过3层安保路障，沿途经历了延绵起伏的红褐色砂岩山和一望无际的椰枣林。这一片沙漠绿洲的确受到了真主的护佑，我的司机萨义德告诉我，这里的地下水只要探頭稍微深处一点点，就会像南部的石油一样喷涌而出。在沙漠里待久了，你会感觉时间是不存在的，是一种错觉。那些像牛角面包一样直耸云霄的山体，在几千万年前就长成这样了，这些摩天大楼才是这里的主人。而镜厅之所以像一个当代艺术装置，在于它嘲笑了沙漠里的空间：它也是不真实的。冬日艳阳里，它身子一扭一扭地钻入我的前挡风玻璃，就像海市蜃楼浮现在一双干渴绝望的眼睛里。就连进场献声的艺术家，也是不真实的。除了郎朗、雅尼、波切利，他们还请到了中东世界最知名的歌唱家—乌姆·戈日素姆，而这位如雷贯耳的老艺术家，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已经在开罗仙逝。观众在现场看到的，是用全息影像技术还原的真身。镜厅的背景幕上悬挂着两块不透明的板子，演出开始之际，舞台上流光溢彩如岩浆般倾泻，悬空的板子徐徐推向两边，露出背后日落余晖下巍峨的赤色砂岩山体。整个山体像是通了电，几个高流明大投影机不间断地照射，把此地前伊斯兰时代的黎河堰文明和纳巴泰文明的古文字图腾像岩画一样逼真地凿刻在山墙上。 　　变化来得太突然，埃尔奥拉太小，除了在利雅得，沙特没有电影院。但那一个晚上，以连绵群山为幕，以万顷细软流沙为吸音墙，男男女女濟济一堂，享受了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而去年的这个时候，沙特的宗教最高领袖曾经对信众宣布，电影院公开让男人和女人混在一起，提供让人堕落的娱乐，是社会不能逾越的道德红线。
　　中场休息，我和邻座的艾哈迈德聊了起来。他在YouTube上看过郎朗的演出，觉得这个亚洲人不错。这位在沙特东部的一个小城担任戏剧导演和编剧多年的老人，特地跑来听《彩云追月》、贝多芬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以及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演出最后，老人一再跟我确认德沃夏克的名字，认真的态度让人动容，但也令人不解。但当老人告诉我，这是新王储萨勒曼发起改革后，他第二次在沙特的公开场合听到古典音乐（另一次是在利雅得），我一下子明白了。在沙特，打开Google做任意搜索，你会发现所有搜索结果的时间轴都自动变成了伊斯兰日历（HA），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公元（AD）。在这样一个域外的时间单元里，新王储在新提出的沙特2030愿景里，放弃日常使用的伊斯兰日历，倒也是用心良苦。这样想来，广州交响乐团演绎的那首《自新大陆》，也许并不是随随便便挑选的一首曲目。
　　冬日的埃尔奥拉，汇集了来自全球各地数不清的人，他们像细沙一样被同一阵风卷到这片沙漠上。在利雅得机场候机大厅，一个手里拿着一本《奥斯丁乐园》的冰岛男子，后来在行李转盘处告诉我自己是受沙特皇室邀请来这里做未来的徒步路线规划；在早餐餐厅，一锅热气腾腾mandi（手抓羊肉饭）前，一个身穿印有“潍柴”字样拉力赛队服的英国年轻人向我抱怨当天的天气，它不太合适他的无人机团队执行下一个考古飞行任务；一个手拿电锤的埃及人敲开我的房门，想为我的酒店房间安装刚运到的斗柜；到了夜晚，一个穿着红色斗篷的摩洛哥男孩在深夜为我带路，前往一个可以夜观星象的帐篷。而在半年前，这些人的命运，和这里还没有半点交集。

　　当地人更是一脸的兴奋。每天清晨，负责接待的帐篷门口总是站着一群白袍黑圈、头裹红白格子头巾的年轻男子，他们都是埃尔奥拉的小镇青年，而现在他们的身份是司机、导游，或者大堂协理。前台接待，则由头戴面纱、只露出双眼的女孩负责。按照东方人对酒店管理的标准，这家价格远超五星级的酒店显然没有准备好。空调时好时坏，女游客去后备箱取行李，bell boy也不会上前帮忙。去往会场的路上，萨义德并不使用导航，而是跟着前面的车，有时还真走错了方向—就像一个贝都因人循着本能在沙漠里跟随自己的驼队，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或许，这不仅仅是一个沙漠深处酒店的管理问题，而是一个过去只开放给穆斯林的国家，在突然与外部世界接轨时显露出的文化尴尬。
　　一家民俗博物馆里，胖乎乎的哈米德手持一把装着阿拉伯白咖啡的银壶，站在我和法伊兹面前，谢绝我入座的请求。他们都是镇子里的英文导游，分别刚从新西兰和爱尔兰学习回来。按照贝都因人的传统，招待客人的主人，没斟完前面3杯咖啡，是不能和客人平起平坐的。这家博物馆是哈米德的父亲自筹资金修建的。纳巴泰时代的古币、爷爷自制的玩具推车、老城门的巧锁具、百事可乐罐、封面印有不戴头巾的妇女的黎巴嫩打字员学习手册、把手上镶嵌狮子头的英国佩剑，共有两千多件藏品充斥着这间由民房改成的博物馆。临走的时候，哈米德送我一块羊踝骨作为纪念。这种可以掷出4个面的骨头，是现代骰子的最初版本，也是过去几百年，贝都因人孩子喜欢玩的一种街头游戏。离博物馆不到500米，有一座黏土砌成的奥斯曼风格清真寺，公元620年穆罕默德路过这里时，曾经用一根骨头指出了圣龛的方位。法伊兹的祖父，后来成了这个清真寺德高望重的阿訇，那座清真寺顶上的三角形日晷，当地人叫它坦托拉。几百年来，每年的12月22日中午，这个日晷的阴影会落在院子里的一颗石头上。自这天起，埃尔奥拉为期40天的冬季耕种期拉开了序幕。而在平日里，老阿訇也会借助日晷，来分配村民使用水井的时间。
　　在法伊兹带我去看沙里赫的路上，我们经过了一个断桥、废弃的车厢和上面刻着汉志铁路的奠基石，这些遗迹，都是那位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杰作。“一战”后，为了阻止德国和土耳其同盟侵占英国在半岛的利益，他领导阿拉伯人破坏了这条从大马士革一直延伸到麦加的战略铁路。抵达沙里赫后，我们在一百多座墓地前的一处驻足，一块纳巴泰碑文上写着“Tansy之子Hany……以及后人”，署名是“公元31年4月……雕刻家Hoor。”尽管过去了两千多年，砂岩上的篆刻却像昨日刚刚留下，这些阿拉姆语，是现代阿拉伯语的早期雏形，阿拉伯语的连写方式，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希腊山形墙、罗马壁柱、波斯花纹、埃及狮身人面像，还有一只被砍了脑袋的贝都因人猎鹰，小小的墓葬，网罗了近东各大文明的艺术风格，足见主人的显赫，以及当时对艺术的开放态度。我能想见，过不了几年，这里将和佩特拉一样，变得游人如织，而我这趟行程会显得多么荣幸。
　　“在过去，穆斯林是不被鼓励去参观这些古代陵墓的，因为这些坟墓的主人被认为是异教徒，他们祭拜自己的祖先、火种和猎鹰。”在利雅得的国家博物馆，在一座巨大的人造纳巴泰神庙前，我碰到了从埃尔奥拉专程赶来参观的药剂师哈米德。这位从小在陵墓边玩耍的中年男子，动情地回忆自己小时候还在石棺附近捡到过古人的肩胛骨。“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国家开始尊重这段历史。在过去，我不敢想象这座神庙会出现在博物馆里。哪怕是穆罕默德自己，我们也很少有他的个人物品供人瞻仰。哈米德准备辞去药剂师的工作，专门从事英文导游。说起这些话来，他激动得像一个孩子。寂静的博物馆里，他把我当成了知音。

　　酒店服务员、菲律宾人约恩科正站在一处废弃的游泳池前挪动一个吊床。这个游泳池是沙登度假村非常特别的一部分。它地处整个营地往峡谷延伸的最深处，水池边映入远山的倒影，不远处，牧豆树和金合欢树枝繁叶茂，僻静而悠远。游泳池连接着卧室、厨房，会客室。我探进身子看了一下，席梦思东倒西歪，有几个工人正在装卸一些物资。看起来，他们要对此进行彻底的改造。只有门口一块阿拉伯语的牌子，勉强为我拼凑出一丝尊贵的气息：查尔斯，1001-1004。“为了使英国王子一行住得更加舒适，他们破例专门为他修了一条通往帐篷的梯形通道。”下了台阶，我记起法伊兹在路上跟我讲的小插曲。
　　“英国人走了，现在轮到你们中国人了。”约恩科笑了笑，向即将离开的我道别。在他身后，几个塔吊正在繁忙地工作，那里即将出现的不再是帐篷，而是高楼，是将和那些砂岩墓葬群一比高低的摩登大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