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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央行一举走到了政策制定的前台。它们担负了降低利率（并将其保持在低位）、维护金融机构和市场稳定、大量买入政府债券以帮助经济从衰退中复苏的责任。
过去两年来，各国央行在另一个领域也变得举足轻重——它们开始构建股票投资组合，以求提升其大幅增长的外汇储备极低的收益率。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体现在中国央行（PBOC）及其附属机构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大举增持西方公司股票，以帮助纠正其外汇储备资产里美国国债权重过大（某种程度上也无利可图）的局面。
央行纷纷“增仓”股市
中国央行最近几个月的购股引人瞩目。意大利证券交易机构披露了中国央行买入约2%股份的5家意大利大公司：意大利电信集团（Telecom Italia）、电缆制造商普睿司曼（Prysmian）、汽车制造商菲亚特（Fiat）、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Enel）以及能源集团埃尼（Eni）。同时还有传言称，中国一直在构建意大利金融公司及银行的股票组合，以便从普遍低估的意大利股票中获利。
中国央行的交易非同寻常。因为通常而言，中国官方机构的股票投资一直是通过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CIC）、全国社会保障基金（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或国家外汇管理局进行的。中国央行自身单独投资股票之举似乎表明，中国当局赞同外国专家关于其外汇储备中股票比重严重不足的观点，也表明中国正寻求弥补“失去的时光”。
许多国家的央行都在购买股票，包括欧洲一些更为传统而保守的国家央行，如瑞士、捷克共和国、意大利和丹麦。央行买进股票的趋势令一些央行行长感到不安——他们认为，同时投身过多领域可能力有不逮。
其中许多挑战是自馈式的。尽管在20年前，只有少数公共投资者真正投身于投资市场，但现在此类机构的激增已是不争的事实。央行外汇储备前所未有地迅速增长，尤其是在发展中世界。负责维持金融稳定的央行通常也是大型基金的所有者，它们为许多市场增加了流动性，同时也存在引发资产价格过热的风险。规模庞大、想法类似的公共部门投资者可能表现出从众行为，寻求不切实际的回报，比如在许多市场“追逐收益”（search for yield），从而导致新的波动性。
关于央行和其他公共部门投资者大举购买股票的趋势，最新证据来自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最近几个月对公共部门所持有或管理的投资展开大规模调查后编制的报告。
OMFIF今年6月发表了《2014年全球公共投资者报告》（GPI 2014），该报告援引几名消息灵通官员的判断称，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共部门股票持有者。该报告是OMFIF首次对162个国家的400家公共部门机构持有的29.1万亿美元市场投资（包括黄金）展开的全面调查。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动作，将使其成为比挪威政府养老基金——挪威央行投资管理机构（NBIM），或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更为重要的股票投资者。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隶属中国央行，是全球最大的投资所有资产类别的综合性公共部门投资者，管理着3.9万亿美元的资产，远远超过日本央行（BoJ）和日本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GPIF），这两者各自管理着1.3万亿美元的资产。
另一个大型公共部门股票持有者是瑞士央行（Swiss National Bank）。按照市场资产价值衡量，瑞士央行在全球公共投资者中排名第十，管理着4800亿美元资产。2013年末，瑞士央行有15%的外汇资产（720亿美元）投资于股票。瑞士央行行长托马斯·乔丹（Tomas Jordan）在《2014年全球公共投资者报告》中写道：“我们现在投资于全球发达国家市场的大中小市值的股票做出投资新资产类别的决定，始终应该以改善我们的长期处境为目的，而且我们明白，这样的改变应该是可持续的，即便在更为困难的时期。”
各国央行纷纷投资股市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官方机构应对金融危机的努力使得利率大幅下滑，它们必须努力弥补损失的收入。
OMFIF估计（部分基于各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推断），由于近几年债券收益率下降，各国央行损失了2000亿至2500亿美元的利息收入。其中一部分损失被其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利息减少所抵消。
总体而言，全球公共投资者最近几年对公开上市股票的投资至少增加了1万亿美元，这一趋势现在可能已不可逆转。
央行资产管理多样化
就资产管理操作而言，韩国央行成为许多不同司法管辖地央行的标杆。韩国央行今年排名第19位，管理着3460亿美元资产，它一直在增持新兴市场资产、黄金和股票，以此作为新风险管理方式的组成部分。
前韩国央行副行长、外汇储备主管秋兴植（Heung Sik Choo）目前是韩国投资公司（KIC）的首席投资官。他在GPI报告中表示，各国央行需要“一种新的外汇管理模式。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央行的投资领域。我们可能需要突破最高信用等级债券的死板束缚，头脑更加开放，将投资范围扩大至非传统的资产类别”。
在谈到多元化的普遍趋势时，意大利央行（Banca d’Italia）罗伯托·维奥利（Roberto Violi）、弗朗西斯科·波坦特（Francesco Potente）和阿方索·普奥罗（Alfonso Puorro）在报告中表示：“央行投资组合经理面临高评级政府证券收益率创出历史性低点的局面——传统上，他们将大部分资金投资于较高评级的政府证券。”意大利央行在全球公共投资者当中排名第44位，管理着1460亿美元的资产。
他们写道：“随着时间推移，全球许多央行拓宽了投资组合范围。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过程，恰恰也是它们越来越有意将战略和战术投资组合配置扩展到外部资产的过程。两大重要发展是加大了多元化投资和扩大了衍生品的使用。意大利央行在过去几年逐渐配置起可观的股票头寸，占到其欧元投资组合约6%的比重。” 另一家推动多元化投资的央行是排名第55位、管理着1060亿美元资产的波兰央行（National Bank of Poland）。波兰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安杰伊·拉奇科（Andrzej Raczko）写道：“波兰将在今后几年加入欧元区，在此之前波兰将需要大量外汇储备，而波兰一旦加入欧元区就不再需要这些外汇储备。这让波兰考虑成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以管理最终将变得多余的外汇储备。”
以色列等其他国家的央行也有类似想法。以色列央行（Bank of Israel）排名第70位，管理着820亿美元资产。该国央行最近吸收了大量外汇储备，因此认为这些储备不再适用其他央行通常运用的较为保守的资产管理方法。与波兰一样，以色列也在考虑成立自己的主权财富管理基金。
另一个投资股市的欧洲国家央行是排名第63位、管理着890亿美元资产的丹麦央行（National Bank of Denmark）。与波兰一样，丹麦也没有加入欧元区。丹麦央行传统的外汇储备资产是收入较低的固定收益证券，为了抵消这种资产对资产负债表造成的风险，该国央行开始购买股票，去年年底的投资组合价值大约为5亿美元，这几乎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重要的是，自去年以来，丹麦央行行长由曾任该国ATP养老基金掌门人的拉尔斯·罗德（Lars Rohde）执掌。ATP养老基金在全球公共投资者当中排名第52位，管理着1250亿美元资产。
爱沙尼亚是欧元区成员国。该国央行行长韩伟森（Ardo Hansson）写道，自爱沙尼亚加入欧元区以来，该国央行的储备原则发生了改变。爱沙尼亚央行将资产范围从优质政府债券扩大至与通胀挂钩的债券、投资级债券、黄金和股票。韩伟森认为，“股票应该用来对冲保守的债券投资组合中的‘尾部风险’。正如所有投资活动一样，股票投资也有风险。我们通过持续监控不同资产类别的风险贡献度、并将整体风险资产敞口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来控制这些风险。”
透明度有待提高
央行整体转向股票投资借鉴了公共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长期展示的投资模式，对官方资产管理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具有重要影响。主权财富基金已在透明度方面采用了所谓的《圣地亚哥原则》（Santiago Principles），但央行还没有签署任何可与之媲美的协议。
资产管理活动的差异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排名第8位、管理着5750亿美元资产的中投公司是最早支持《圣地亚哥原则》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但它自身的投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国外管局的多元化投资努力所掩盖。
《2014年全球公共投资者报告》显示，如果中投公司率先执行《圣地亚哥原则》，中国外管局就应该披露其更为激进、但几乎完全不透明的投资立场。北京方面越来越有必要支持国际投资开放规则适用于自身整个公共部门。今后几年这种呼声将会越来越高，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其他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都是如此——后者的公共部门投资基金正在逐步扩大投资规模和投资范围。
过去两年来，各国央行在另一个领域也变得举足轻重——它们开始构建股票投资组合，以求提升其大幅增长的外汇储备极低的收益率。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体现在中国央行（PBOC）及其附属机构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大举增持西方公司股票，以帮助纠正其外汇储备资产里美国国债权重过大（某种程度上也无利可图）的局面。
央行纷纷“增仓”股市
中国央行最近几个月的购股引人瞩目。意大利证券交易机构披露了中国央行买入约2%股份的5家意大利大公司：意大利电信集团（Telecom Italia）、电缆制造商普睿司曼（Prysmian）、汽车制造商菲亚特（Fiat）、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Enel）以及能源集团埃尼（Eni）。同时还有传言称，中国一直在构建意大利金融公司及银行的股票组合，以便从普遍低估的意大利股票中获利。
中国央行的交易非同寻常。因为通常而言，中国官方机构的股票投资一直是通过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CIC）、全国社会保障基金（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或国家外汇管理局进行的。中国央行自身单独投资股票之举似乎表明，中国当局赞同外国专家关于其外汇储备中股票比重严重不足的观点，也表明中国正寻求弥补“失去的时光”。
许多国家的央行都在购买股票，包括欧洲一些更为传统而保守的国家央行，如瑞士、捷克共和国、意大利和丹麦。央行买进股票的趋势令一些央行行长感到不安——他们认为，同时投身过多领域可能力有不逮。
其中许多挑战是自馈式的。尽管在20年前，只有少数公共投资者真正投身于投资市场，但现在此类机构的激增已是不争的事实。央行外汇储备前所未有地迅速增长，尤其是在发展中世界。负责维持金融稳定的央行通常也是大型基金的所有者，它们为许多市场增加了流动性，同时也存在引发资产价格过热的风险。规模庞大、想法类似的公共部门投资者可能表现出从众行为，寻求不切实际的回报，比如在许多市场“追逐收益”（search for yield），从而导致新的波动性。
关于央行和其他公共部门投资者大举购买股票的趋势，最新证据来自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最近几个月对公共部门所持有或管理的投资展开大规模调查后编制的报告。
OMFIF今年6月发表了《2014年全球公共投资者报告》（GPI 2014），该报告援引几名消息灵通官员的判断称，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共部门股票持有者。该报告是OMFIF首次对162个国家的400家公共部门机构持有的29.1万亿美元市场投资（包括黄金）展开的全面调查。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动作，将使其成为比挪威政府养老基金——挪威央行投资管理机构（NBIM），或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更为重要的股票投资者。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隶属中国央行，是全球最大的投资所有资产类别的综合性公共部门投资者，管理着3.9万亿美元的资产，远远超过日本央行（BoJ）和日本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GPIF），这两者各自管理着1.3万亿美元的资产。
另一个大型公共部门股票持有者是瑞士央行（Swiss National Bank）。按照市场资产价值衡量，瑞士央行在全球公共投资者中排名第十，管理着4800亿美元资产。2013年末，瑞士央行有15%的外汇资产（720亿美元）投资于股票。瑞士央行行长托马斯·乔丹（Tomas Jordan）在《2014年全球公共投资者报告》中写道：“我们现在投资于全球发达国家市场的大中小市值的股票做出投资新资产类别的决定，始终应该以改善我们的长期处境为目的，而且我们明白，这样的改变应该是可持续的，即便在更为困难的时期。”
各国央行纷纷投资股市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官方机构应对金融危机的努力使得利率大幅下滑，它们必须努力弥补损失的收入。
OMFIF估计（部分基于各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推断），由于近几年债券收益率下降，各国央行损失了2000亿至2500亿美元的利息收入。其中一部分损失被其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利息减少所抵消。
总体而言，全球公共投资者最近几年对公开上市股票的投资至少增加了1万亿美元，这一趋势现在可能已不可逆转。
央行资产管理多样化
就资产管理操作而言，韩国央行成为许多不同司法管辖地央行的标杆。韩国央行今年排名第19位，管理着3460亿美元资产，它一直在增持新兴市场资产、黄金和股票，以此作为新风险管理方式的组成部分。
前韩国央行副行长、外汇储备主管秋兴植（Heung Sik Choo）目前是韩国投资公司（KIC）的首席投资官。他在GPI报告中表示，各国央行需要“一种新的外汇管理模式。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央行的投资领域。我们可能需要突破最高信用等级债券的死板束缚，头脑更加开放，将投资范围扩大至非传统的资产类别”。
在谈到多元化的普遍趋势时，意大利央行（Banca d’Italia）罗伯托·维奥利（Roberto Violi）、弗朗西斯科·波坦特（Francesco Potente）和阿方索·普奥罗（Alfonso Puorro）在报告中表示：“央行投资组合经理面临高评级政府证券收益率创出历史性低点的局面——传统上，他们将大部分资金投资于较高评级的政府证券。”意大利央行在全球公共投资者当中排名第44位，管理着1460亿美元的资产。
他们写道：“随着时间推移，全球许多央行拓宽了投资组合范围。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过程，恰恰也是它们越来越有意将战略和战术投资组合配置扩展到外部资产的过程。两大重要发展是加大了多元化投资和扩大了衍生品的使用。意大利央行在过去几年逐渐配置起可观的股票头寸，占到其欧元投资组合约6%的比重。” 另一家推动多元化投资的央行是排名第55位、管理着1060亿美元资产的波兰央行（National Bank of Poland）。波兰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安杰伊·拉奇科（Andrzej Raczko）写道：“波兰将在今后几年加入欧元区，在此之前波兰将需要大量外汇储备，而波兰一旦加入欧元区就不再需要这些外汇储备。这让波兰考虑成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以管理最终将变得多余的外汇储备。”
以色列等其他国家的央行也有类似想法。以色列央行（Bank of Israel）排名第70位，管理着820亿美元资产。该国央行最近吸收了大量外汇储备，因此认为这些储备不再适用其他央行通常运用的较为保守的资产管理方法。与波兰一样，以色列也在考虑成立自己的主权财富管理基金。
另一个投资股市的欧洲国家央行是排名第63位、管理着890亿美元资产的丹麦央行（National Bank of Denmark）。与波兰一样，丹麦也没有加入欧元区。丹麦央行传统的外汇储备资产是收入较低的固定收益证券，为了抵消这种资产对资产负债表造成的风险，该国央行开始购买股票，去年年底的投资组合价值大约为5亿美元，这几乎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重要的是，自去年以来，丹麦央行行长由曾任该国ATP养老基金掌门人的拉尔斯·罗德（Lars Rohde）执掌。ATP养老基金在全球公共投资者当中排名第52位，管理着1250亿美元资产。
爱沙尼亚是欧元区成员国。该国央行行长韩伟森（Ardo Hansson）写道，自爱沙尼亚加入欧元区以来，该国央行的储备原则发生了改变。爱沙尼亚央行将资产范围从优质政府债券扩大至与通胀挂钩的债券、投资级债券、黄金和股票。韩伟森认为，“股票应该用来对冲保守的债券投资组合中的‘尾部风险’。正如所有投资活动一样，股票投资也有风险。我们通过持续监控不同资产类别的风险贡献度、并将整体风险资产敞口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来控制这些风险。”
透明度有待提高
央行整体转向股票投资借鉴了公共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长期展示的投资模式，对官方资产管理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具有重要影响。主权财富基金已在透明度方面采用了所谓的《圣地亚哥原则》（Santiago Principles），但央行还没有签署任何可与之媲美的协议。
资产管理活动的差异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排名第8位、管理着5750亿美元资产的中投公司是最早支持《圣地亚哥原则》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但它自身的投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国外管局的多元化投资努力所掩盖。
《2014年全球公共投资者报告》显示，如果中投公司率先执行《圣地亚哥原则》，中国外管局就应该披露其更为激进、但几乎完全不透明的投资立场。北京方面越来越有必要支持国际投资开放规则适用于自身整个公共部门。今后几年这种呼声将会越来越高，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其他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都是如此——后者的公共部门投资基金正在逐步扩大投资规模和投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