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喜欢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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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名胜古迹和名山大川那里,你会遇见很多旅游观光的人,这些人不辞辛苦地爬山攀石头肯定有某种特殊的乐趣。我曾经在北极村的春节看见过香港游客,都是一些瘦小或者肥矮的人。他们两手抓牢挂在腰间的皮夹子,很紧张地注视四周。香港游客害怕有人抢夺钱包,这使他们的警惕性比内地人要高。但这些不能阻止他们抗严寒去漠河去北极村,去中国北极的愿望压倒了被打劫甚至被劫杀的恐惧。港台旅行者的背包上几乎贴满了标签,那些东西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标示着他们的所过之地:北京机场的建设费收据、颐和园的门票存根、哈尔滨冰灯纪念小图片……这些人和许多西方人一样,把旅行看成是活力和富有的象征。如今在大陆的旅行者也多起来,很多人家的家庭影集中都能翻出一些留影:天安门城楼下边、泰山极顶、神女峰远景、丽江、大理……这些也无疑成为一种标志,一种被同事和朋友认同的方式,也表明是符合生活潮流的方式,很少有人会去追索旅行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念头。旅行就是要得到一种快乐和放松,对终日劳累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惬意吗?
  我要说的是另外一种旅行。它可能是一种不那么健康和阳光的旅行:我也会去那些名胜也会去荒山野岭也会去城市都会,但所到之处却很少对留影和观光产生热情,到了一个地方往往住下之后就待在屋子里足不出户了。会偶尔爬爬山钻钻洞,完事之后没有话讲,如同受了一场折磨。这是一种没有丝毫乐趣的旅行。我曾经喜欢这种旅行。
  庐山、长江、滇池、兵马俑、雪山、瀑布……都没有给
  我留下什么特别的记忆,我的感覺中也只不过是一些石头树木和泥塑还有叫卖。没有特别的刺激留在身体里和脑海中,我的热情来自旅行本身的那种运动和停止,来自那种变化和单调之中:我喜欢火车在黑夜里的叫声和轮船上飘动的臭味,喜欢汽车在山间旋转的迷幻和躺在床上的失眠。这时,我的想象力格外活跃,许多忘记的事情出现在我的眼前,很多淡漠的记忆清晰起来。我的感觉中,旅行途中的孤单和寂寞最能唤醒人的回忆和幻想;陌生的面孔和声响,陌生的温度和气息,都使人对旅行的目的失去兴趣,人的兴致完全偏移到某种内心体验中去了。黄山到了,不想去爬了;北京到了,长城也没有了魅力。坐在旅馆的屋子里看着窗外的山间或者楼顶,就已经想像出你要去的那些地方会是怎样的形象。想到了就已经挺好,何必非要去破坏自己的想象去感受那种莫名的失望呢?这种旅行,对我是最省力的选择,它使我有机会更多地面对自己和天地。
  每种旅行都有自己的快乐。我说的后一种旅行适合于一个喜欢倾诉自己的人,适合于一个有自闭倾向的人,适合于那种被人们称之为病态的人。不管怎么说,它是我喜欢的旅行。
  选自《我正在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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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加工作以来,在履历表“家庭出身”一栏里我都填上“官僚地主”。在那个动不动就“查三代”的年代,我这个家庭出身显然是极不光彩的,也难怪在我申请报考大学时会遭到一些革命同志的反对。不过,我运气很好,人事科的一位女组长(也许是副组长)坚持同意我的报名。她的论点就是人们常常挂在嘴上的“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不能自己选择,重在个人表现”,举的例子就是:“她本人工作积极努力,曾在全社大会上受到过社长表扬”。平时我
我的故乡是在中国大陆的江苏省,被称为江南的地方。村庄里面有很多老人,我小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玩。其中有一个老人永远在跟我说一些话。他在家里种菜,很普通,胡子当时都已经白了。村里人都觉得这个老头是个疯子,觉得这个人不可理喻。他也经常跑过来跟我讲一番话,但是他讲的话你是听不懂的,他讲半天,你不知道他说什么。我小时候也就把他看作是一个疯子。这个人离他远一点,非常害怕。他对人非常和善。但他究竟在说什么,我听
我们童年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与我的关系很深,尤其是母亲。记得小时候回家,父亲问我你考第几名,我说第二名。父亲就严厉地问,为什么不是考第一名?当我正发抖时,我母亲会一把把我抱走,说,别理你爸爸。我好感谢那样的拥抱,仿佛把一切无法承担的压力都舒解了。我常感觉母亲有一双魔术师的手:我小时候盖的被子,是我母亲亲手绣出来的;人家送我母亲十几种毛线,她打成毛衣,每年过年就把旧毛衣拆了,用旧毛线编成新花样,看来又
我曾有过一段多么热心写诗的时间,虽说多么短促。我倾听着一些飘忽的心灵的语言。我捕捉着一些在刹那间闪出金光的意象。我最大的快乐或酸辛在于一个崭新的文字建筑的完成或失败。这种寂寞中的工作竟成了我的癖好,我不追问是一阵什么风吹着我,在我的空虚里鼓弄出似乎悦耳的声音,我也不反省是何等偶然的遭遇使我开始了抒情的写作。我们幼时喜欢收藏许多小小的玩具,一个古铜钱,一枚贝壳,一串从旧宫灯上掉下来的珠子,等到我们长
失明之前,A是个画家。失明之后,他只能在头脑中继续作画。那块画布不再有边界的限制,上下左右前后全都任他涂抹,可以拉近缩小也可以无限推远放大。他感觉自己就是上帝,在空荡荡的黑暗中央构思。他说:“这里有一棵树,树干像女人的身体一样柔软,树枝垂下来像划过夜空的流星。”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在树的背后,接近地平线的地方,有一座荒芜的城市,像一片腐烂的树叶趴在那里。但是教堂的尖顶穿透树叶,一些黑蚂蚁般的生命
每个教书的人都要将自己研究学习的东西,这个手拿进来,另外一个手送出去,在自己的脑子里做一番筛检做一番整理,借书本与讲演让学生从我们这里得到系统性的知识,我认为这是教书者的责任。知识是死的,教育是活的,如果知识只是一套固定的数据,不如买一部百科全书给学生,有问题去查就是了。我们要给学生的不是一个死的知识,不是灌输数据、灌输知识,我们要给学生的是驾驭知识的能力、判断知识的能力以及内化知识最后因知识而成
南宋初年,有人问岳飞,何时才能天下太平,岳飞回答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则太平矣。”岳飞这句有名的话见于其孙岳珂所编《金佗稡编》卷九。这是岳飞的期许。这种期许折射出文官中饱私囊与武官贪生怕死的污浊现实。过了近百年,到了南宋后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吴兴备志》卷五记载,杨万里的长子杨长孺担任湖州知州,打击地方豪强,与皇族秀王发生冲突。秀王打算向这个不晓事的知州行贿,便派人问,“要钱否”,杨长孺
战国名将吴起,与《孙子兵法》的作者、春秋时代的孙武齐名,出生于卫国,求仕于鲁、魏、楚。在卫国,他似乎是愤青;在鲁国,他被斥为残忍薄行的小人;在魏国,他被视为节廉实干的君子;在楚国,他又成了为国捐躯的改革家。吴起文武双全,功高盖世,却死于非命!吴起的悲剧人生,始自他的青少年时代。吴起出身于卫国一个商民家庭,因游仕求官,耗尽家财,官没有做成,却遭人讥笑。他一怒之下,杀死了这些讥讽他的乡人,逃离卫国。临
大凡我们到一个私人禁地,亦或专业场所,譬如饭店后厨,就会迎来一张告示:“闲杂人等,切莫入内。”紫禁城,从皇帝居所来讲,是私人禁地;从大臣们上朝办公之地来说呢,是专业场所,可说是双重禁地。一般人都会自归“闲杂人等”,也会认为其地庄严不可亵犯,所以想当然认为,“切莫入内”是被严格执行的。但事实上,宫城的规矩一向就是被用来打破的,闲杂人等,要么是皇帝招的,要么是自己混进去的,断断不乏。明代宫城最招闲杂人
对于我们这些年轻时把大部分时光交给校园,中年时把大部分时间交给单位的人而言,很多时候,社会在我们的认知中,远远不及街头一个修自行车的。以前,老人们常说:“江湖险恶。”其实,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到现在,才明白母亲在耳边不知说了多少回那句话的涵义。那句话就是:“和人打交道,要多个心眼。”我明白母亲的这句话,同样是社会教给她的。如今,已是苍苍老人的母亲,又把她的处世之道说给我听。至少在母亲的心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