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加工作以来，在履历表“家庭出身”一栏里我都填上“官僚地主”。在那个动不动就“查三代”的年代，我这个家庭出身显然是极不光彩的，也难怪在我申请报考大学时会遭到一些革命同志的反对。不过，我运气很好，人事科的一位女组长（也许是副组长）坚持同意我的报名。她的论点就是人们常常挂在嘴上的“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不能自己选择，重在个人表现”，举的例子就是：“她本人工作积极努力，曾在全社大会上受到过社长表扬”。平时我和这位大姐从无交往，只知道她姓张，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在学生运动中参加游行时被国民党军警的刺刀刺伤，留下了后遗症，身体不大好。算来她应该九十高龄了，每每想起我报考大学时的往事，总会想起她，尽管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还是由衷地感谢她的仗义执言。
　　终于准许我报了名，而且按规定给了一个月的复习时间。以我这初中二年级的水平，三十天的复习功课时间想考上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感谢我的工作环境了。在编辑部，我周围的编辑记者大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社领导是有学识有革命资历的老干部，我非常羡慕他們有学问还会写文章在报上发表。尽管当时我在编辑部是年龄最小、职务最低，学历更谈不上的小干部，倒也没有自暴自弃甘居下游，而是自强不息暗中努力，希望能迎头赶上他们。我的工作虽然烦杂琐碎，却有很大的机动性，只要把分内的事干完了，时间都是属于自己的，没有人管我。于是，在这期间我读完了初、高中学生应学的语文、历史、地理教科书，数理化没兴趣也看不懂。此外，刚解放时俄文很受追捧，电台里天天教俄语。我也弄了个小收音机很认真地毫无目的地跟着学，也就是想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而已。
　　想来可笑，我这一系列“盲目”的自学，竟仿佛是为日后考大学做了充足的准备。当时还要考一门“政治时事”，这对我更容易。每天我记录的新闻都是国内外大事，答起考卷来驾轻就熟，比那些应届高中毕业生强多了，根本不用复习。在报考什么大学的问题上无人可商量，加上我非常自信，直接报考了北京的“外国语大学”（那时叫“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很幸运，录取通知书寄来，大学我考上了，那年我十九岁。
　　大学对于我绝对是一个美好的新天地，特别是图书馆。俄语我自学过一些，应付苏联老师考个“五分”并不难，我的专业学习成绩甚好。在大学的几年间，我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图书馆，真是如饥似渴般阅读中外名著，还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而且“荣任”社团的“联络部长”。三年间寒暑假没有回过家，一来没钱买火车票，二来主要还是舍不得泡图书馆的时间。在那所大学里，与其说我读的是外语系，不如说上了一个“中文系”更贴切。那一段时光对我走上文学之路想来还是重要的。
　　1956年大学二年级暑假我结婚了，周岁不满二十一吧，也许现在的年轻人觉得是早婚，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十八九岁的女孩子结婚是很正常的事。更何况我们班上调干学生多，都是在社会上工作了三年以上的人，结了婚有孩子的也大有人在。
　　我的家庭生活很平静也很正常，基本没有吵嘴打架之类的事。正像我后来小说里写的，家庭里的矛盾无非是柴米油盐之争，不涉及马列主义、修正主义原则问题，不必闹得刀光剑影你死我活。当然，夫妻间平静和谐的生活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扶持的基础之上的。就如我“异想天开”地要写小说，如果最亲近的人不支持，你根本就干不成。更何况六十年代写作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个人主义想“成名成家”，那可是大罪。也因此，在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时犹如地下工作者一般，只能暗中进行。第一读者只有范荣康，外人都不知道。他是一个很称职的第一读者，不但负责挑毛病还能以他评论员的敏锐在政治上为作品把关，甚至可以动手改错别字和不当之处。后来，因为我的家庭出身问题遭到出版社“造反派”不公正的对待时，他和我共同顶住压力。特别是当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年青》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由于创作假问题被扣发了三年工资，以至于害得五口之家需要举债度日时，他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当我在重重压力之下灰心丧气企图搁笔时，只有他鼓励我，认为我有写作的潜力，不写太可惜了。这也许又是我运气好，一生中得遇知己，而且是自己的丈夫。
　　耄耋之年回顾我的文学之路，虽是走得艰难，却也伴着无比的欢喜，似乎每走一步都是置之死地而又起死回生。1974年，我全心全意无比虔诚地写完了长篇小说《万年青》，无视当时政治风云的强劲，迫不及待地就把稿子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幸正赶上“批林批孔”运动，我给出版社带去了灾难。出版社楼道里贴满了“造反派”的大字报：“为什么要出版法官女儿的书，而不出版工农革命群众的书”。后来，经过艰难困苦的斗争，《万年青》才得以出版。之后我又写了长篇《光明与黑暗》。
　　1978年，春满大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我满怀喜悦地写完了中篇小说《永远是春天》。当时我在文学界谁也不认识，只认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就把书稿交给了编辑部的老孟同志。因为字数不够长篇他们不能发表，可是，老孟同志并没有把稿件退还我，而是积极地四处为这篇小说找出路，结果找到了上海复刊不久的大型期刊《收获》。小说稿放在了主编巴金同志的案头，同时也有人报告主编，这个作者“文革”中出版过两部长篇。这个小报告显然对作者是极为不利的，幸而巴金同志没有理睬这些闲话，甚至没有让作者修改直接就刊登了。从此，我很幸运地成为了《收获》的作者。
　　特别难忘的是，这篇小说发表之后，巴金同志听说这个作者还在扣着工资的情况下进行业余创作，就趁来北京开文代会之机，让他的女儿、《收获》的执行主编李小林同志到家里来看望作者。记得那天我的三屉桌上是写了三分之一的《人到中年》手稿，她看了就非常热情地鼓励我快写下去。她的突然来访给我全家带来的惊喜可想而知。从那以后，四十年间她不仅是我的责任编辑，更是患难与共的挚友。直至今日，当得知我还没有出版过文集时，她也是那般地关怀安排，促成了此书的出版。
　　再回首，一生的选择没有错。文学创作伴随我度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见证了我孤独面壁时的辛劳，也见证了我笔耕收获的春色满园。我时时鞭策自己：今生不负心中这支笔！
　　选自《谌容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