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17年各大城市纷纷出台网约车管理办法,其中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都对网约车司机的户口和车辆的牌照及规格做了严格限制。本文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数量管制措施,目的在于限制网约车出行量,以降低网约车激增造成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以及对传统出租车行业冲击等外部性。但这种数量管制措施,本身却包含对外地人口与低收入人群的歧视,在消弭外部性的同时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歧视性数量管制措施具有离散性特点,对网约车市场的管制更像是一幅"猛药",对市场各方福利将带来更猛烈的冲击,因而面临管制过度的窘境。通过理论模型发现,网约车新政下的数量管制措施意味着更大的效率损失。本文提出了替代性的管制策略:数量上限管制策略与更具可操作性的价格管制策略。在达到同样限制外部性目的的同时,这一策略将付出更小的效率损失代价,更灵活且更公平。此外,本文对双边市场管制问题的模型化分析进一步丰富了双边市场理论与互联网商业背景下的管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