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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金莲《低处的父亲》以沉痛的口吻叙述了宁夏农民家庭寻找弱智父亲的故事。小说通过述说马有世和田桂花的苦难经历，去反思苦难背后所呈现的美好人性的丢失、城乡发展进程中人情的冷漠、农村传统道德的毁灭。而在马有世的乐观精神和乡村淳朴的感情中，马金莲找到了可以慰藉人心灵的场所，从而在不幸中体悟到了人生的幸福，忘却了苦难带给人们的伤痛，在祸患中超越了苦难。
关键词： 马金莲 《低处的父亲》 超越苦难
宁夏作家马金莲的《低处的父亲》以悲悯的口吻叙述了全家人寻找弱智父亲的故事。通过回忆父亲一生坎坷的遭遇，作者传达了时代变迁下苦难带给普通民众的伤痛与幸福。与当代文学中的苦难描写不同，马金莲在《低处的父亲》中的苦难书写更侧重于传达人战胜苦难的韧性，不是愚昧和麻木，而是乐观地寻找精神的依托。正是由于这种坚韧和乐观，马有世一家才能在物质匮乏中克服苦难，“我”才能在迷失中找回本真，从而完成了对苦难的超越。和石舒清一样，马金莲的创作以故乡为背景，以书写西部农村为题材，注重探讨农民在平凡和苦难中的生存态度和人性问题，并以女性思维的敏感来观察农民的人情风貌和家庭伦理。《低处的父亲》便是以回望故乡的姿态进行的苦难书写，故乡是马金莲创作的源泉。因此，在《低处的父亲》中马金莲通过“我”的视角去追忆乡村的苦难与温情，找回受金钱迷惑而丢失的亲情。
一、 苦难的呈现
马金莲对苦难的认知也越来越贴近大地本身，在她眼中，苦难不仅是一种生存的常态，更是一种文学的常态。苦难简要来说就是生活中所遇到的所有不幸和灾难，而马金莲在《低处的父亲》中主要通过小说的人物经历去展现宁夏农民的苦难。人物是小说的“行动者”，经常处于积极主动或消极被动的状态中，其发展变化构成了小说情节嬗变的过程。在《低处的父亲》中父亲的意外变傻和母亲的独自持家都是作者用人物在表述苦难。
“超子”在嬉笑中度过苦难。“我”父亲自从智力不正常以后，一直被身边人嘲笑，孩子们也因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羞耻。本年轻有为的马有世因救人而变成了傻子，他遭所有人的冷眼，却一直保持微笑。他的不幸并未使他丢失农民最淳朴的品性，他可以出门三个月为家人讨得饭食。进城以后，他常年保持节约善良的本性，保留着农民的质朴。他虽智力有时不正常，但是却知道顾家、疼爱孩子。与梅子夫妻的双簧，“我”媳妇的势利眼、田桂花的语言暴力相比，唠叨和穷讲究并不掩盖他的纯良。与《爸爸爸》中丙崽和《秦腔》中的引生不同，马有世是在磨难中感受到幸福，而丙崽和引生体会到的只有无助。他也并不像鲁迅笔下的狂人到处“吃人”，而是把优良的传统遗留给了孩子们。
田桂花在谩骂中度过苦难。小说多次写到田桂花咒骂“超子”：“你咋不死哩，我盼着你死哩；你死了，我就把孽脱了。”a但骂完以后又继续去寻找“超子”，可见田桂花对于超子带给她的苦难仍是接受的，只是需要一个述说痛苦的途径——痛批“超子”的种种不是。田桂花自从马有世生病以后便担负起家庭的重担，她用自己的劳动养大了三个孩子。就像马金莲所说：“时代变迁，大地厚重，唯有这紧贴地面的为生存而付出的艰辛和坚守的尊严和留驻心间的悲悯不会改变，相反会日久弥新。”b田桂花进城以后，仍保持她的勤劳和率真，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在她的笑骂中过去了，这种抵抗和坚守通过“我”的回忆促进了孩子的精神成长。
二、 苦难的反思
《低处的父亲》 用文字记录着社会变迁给予村庄的改变，社会发展的经济效益使乡村人性美德逐渐遗失。《低处的父亲》不仅仅停留在述说苦难，而是通过苦难来反思城乡发展中所存在的弊端，进而去挖掘我们的民族精神。这种苦难反思体现在寻找与丢失、救赎与毁灭、温情与冷漠之中，小说通过进城前和进城后的对比来表现物欲对人性美的侵蚀。
寻找与丢失。《低处的父亲》的时间设置是值得回味的，小说通过“我”对儿时的回忆来找寻已丢的“超子”，在“过去”与“现在”中让父亲的形象更加明晰。小说开头读者便了解到田桂花的“超子”丈夫走丢了，“我”在清水的映照下发现身上存有“超子”的影子，继而号召弟弟妹妹开始寻父。在父亲失踪的时日里，“我”逐渐感受到母亲的不易、童年的欢笑、亲情的可贵，找到了因利益的诱惑而忽略的生活本真。“与其说‘我’是在苦苦寻找失踪已久的父亲，不如说是在寻找一种久违的神圣而清洁的灵魂”。
救赎与毁灭。郎伟、杨志兰认为：“《 低处的父亲》是一个有关灵魂救赎的寓言。”c虽然“我”在追忆父亲的过程中完成了精神救赎，但是父亲也在众人的冷观中走向了毁灭，永远地离开了人世，这不仅是一个救赎的隐喻，也是传统道德逝去的挽歌。“我”在清水的洗涤下意识到了父亲带给孩子们的精神财富，一步步找回自己的良心。而父亲也在众人的打击下一步步走向人生的尽头，这背后蕴含着马金莲对故乡和生命的深刻体悟。小说用沉稳的文字坦然地书写“超子”的覆灭，淡定地迎接死亡的来临：“我已经能接受任何结局，包括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 d
温情与冷漠。儿时的乡村充满了嬉笑与温暖，一家人其乐融融地收麦子，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抢父亲腰缠兜里的食物。而如今进城以后，兄弟姐妹许久不联系，即使打通电话了也无话可聊；弟妹们对“超子”丢失后的无所谓、建筑工人们对乞丐的无视，这些城乡场景的对比将人性的冷漠与温情掀开了。如同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描述，人们不再关心亲情，而是在意能挣多少钱。物化时代的来临让传统小农的宗法体制走向瓦解，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在狂刷朋友圈的年代已经没有了，在城乡的对照中人们已陷入了“人际”的围城。虽然沈从文回忆的是湘西的温情，迟子建眺望的是东北的温情，马金莲找寻的是宁夏的温情，但换来的都是人心的冷漠。
三、 苦难的超越
《低处的父亲》中的“超子”用痴痴的爱感染着妻子与儿女，他以悲观的体验过着乐观的生活，执拗而又善良的“超子”用自己不幸的一生谱写着苦难，并在微笑中超越了苦难，获得了幸福。
马金莲在《低处的父亲》中自觉地以文学载起乡村伦理美德，虽然城乡充满着苦难与丑恶、悲痛与死亡、冷漠与残酷，但作者依然在文学的世界中相信乡村有纯洁和美好的一面。马金莲相信在乡村的朴实中可以慰藉人的心灵，超脱苦难带给人们的伤痛：“总是觉得，在这个苦难的人世间，小说是可以慰藉心灵的一束火光，尽管它总是很微弱，但只要坚持燃烧，发出光芒，我们的内心就拥有希望，在坚硬的生活表面下包裹着一点幸福。”e 在《低處的父亲》中，无论是儿女，还是父母，谁又能说不是掺杂着爱与恨、苦与乐的复杂情绪呢，这种“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鲁迅式顽强是对苦难的升华。《低处的父亲》的本质是审美的，小说给予人们美好的生活和积极乐观的精神，或者批判现实中人性的丑恶，以激发人们在审丑中进行自我反思，从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意识。“超子”以悲观的体验过着乐观的生活的人生态度是超越苦难的写照。在马有世那里“悲观”，即不幸的经历，并不等于“消极”，也不等于“颓废”。人生是有限的，遭受苦难也是难免的，与其痛哭流涕，不如微笑面对。马有世的不幸是以乐观为出路的，面对妻子的抱怨、儿女的嫌弃、村人的歧视，他没有放弃生的权利，而是用微笑应对。他虽然肉体是破败的，但在精神上却很富余。这种顽韧的抗挨打能力，几经离家而能完好无损。马金莲笔下的马有世这一代农民不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活下来了，而且在现代化的历史变迁下，他们仍迈着坚定的步伐行进在苦难的田野上。不惧苦难，又能乐观面对苦难，这种以不幸为之庆幸的精神，在马有世那里都得到应验。马有世和田桂花都是不幸的，但马有世选择了笑着走下去，而田桂花却选择扮演一个怨妇的角色。一个傻子带来的却是很多普通人都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这样的马有世怎能不是“我”精神的救赎者呢？
关键词： 马金莲 《低处的父亲》 超越苦难
宁夏作家马金莲的《低处的父亲》以悲悯的口吻叙述了全家人寻找弱智父亲的故事。通过回忆父亲一生坎坷的遭遇，作者传达了时代变迁下苦难带给普通民众的伤痛与幸福。与当代文学中的苦难描写不同，马金莲在《低处的父亲》中的苦难书写更侧重于传达人战胜苦难的韧性，不是愚昧和麻木，而是乐观地寻找精神的依托。正是由于这种坚韧和乐观，马有世一家才能在物质匮乏中克服苦难，“我”才能在迷失中找回本真，从而完成了对苦难的超越。和石舒清一样，马金莲的创作以故乡为背景，以书写西部农村为题材，注重探讨农民在平凡和苦难中的生存态度和人性问题，并以女性思维的敏感来观察农民的人情风貌和家庭伦理。《低处的父亲》便是以回望故乡的姿态进行的苦难书写，故乡是马金莲创作的源泉。因此，在《低处的父亲》中马金莲通过“我”的视角去追忆乡村的苦难与温情，找回受金钱迷惑而丢失的亲情。
一、 苦难的呈现
马金莲对苦难的认知也越来越贴近大地本身，在她眼中，苦难不仅是一种生存的常态，更是一种文学的常态。苦难简要来说就是生活中所遇到的所有不幸和灾难，而马金莲在《低处的父亲》中主要通过小说的人物经历去展现宁夏农民的苦难。人物是小说的“行动者”，经常处于积极主动或消极被动的状态中，其发展变化构成了小说情节嬗变的过程。在《低处的父亲》中父亲的意外变傻和母亲的独自持家都是作者用人物在表述苦难。
“超子”在嬉笑中度过苦难。“我”父亲自从智力不正常以后，一直被身边人嘲笑，孩子们也因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羞耻。本年轻有为的马有世因救人而变成了傻子，他遭所有人的冷眼，却一直保持微笑。他的不幸并未使他丢失农民最淳朴的品性，他可以出门三个月为家人讨得饭食。进城以后，他常年保持节约善良的本性，保留着农民的质朴。他虽智力有时不正常，但是却知道顾家、疼爱孩子。与梅子夫妻的双簧，“我”媳妇的势利眼、田桂花的语言暴力相比，唠叨和穷讲究并不掩盖他的纯良。与《爸爸爸》中丙崽和《秦腔》中的引生不同，马有世是在磨难中感受到幸福，而丙崽和引生体会到的只有无助。他也并不像鲁迅笔下的狂人到处“吃人”，而是把优良的传统遗留给了孩子们。
田桂花在谩骂中度过苦难。小说多次写到田桂花咒骂“超子”：“你咋不死哩，我盼着你死哩；你死了，我就把孽脱了。”a但骂完以后又继续去寻找“超子”，可见田桂花对于超子带给她的苦难仍是接受的，只是需要一个述说痛苦的途径——痛批“超子”的种种不是。田桂花自从马有世生病以后便担负起家庭的重担，她用自己的劳动养大了三个孩子。就像马金莲所说：“时代变迁，大地厚重，唯有这紧贴地面的为生存而付出的艰辛和坚守的尊严和留驻心间的悲悯不会改变，相反会日久弥新。”b田桂花进城以后，仍保持她的勤劳和率真，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在她的笑骂中过去了，这种抵抗和坚守通过“我”的回忆促进了孩子的精神成长。
二、 苦难的反思
《低处的父亲》 用文字记录着社会变迁给予村庄的改变，社会发展的经济效益使乡村人性美德逐渐遗失。《低处的父亲》不仅仅停留在述说苦难，而是通过苦难来反思城乡发展中所存在的弊端，进而去挖掘我们的民族精神。这种苦难反思体现在寻找与丢失、救赎与毁灭、温情与冷漠之中，小说通过进城前和进城后的对比来表现物欲对人性美的侵蚀。
寻找与丢失。《低处的父亲》的时间设置是值得回味的，小说通过“我”对儿时的回忆来找寻已丢的“超子”，在“过去”与“现在”中让父亲的形象更加明晰。小说开头读者便了解到田桂花的“超子”丈夫走丢了，“我”在清水的映照下发现身上存有“超子”的影子，继而号召弟弟妹妹开始寻父。在父亲失踪的时日里，“我”逐渐感受到母亲的不易、童年的欢笑、亲情的可贵，找到了因利益的诱惑而忽略的生活本真。“与其说‘我’是在苦苦寻找失踪已久的父亲，不如说是在寻找一种久违的神圣而清洁的灵魂”。
救赎与毁灭。郎伟、杨志兰认为：“《 低处的父亲》是一个有关灵魂救赎的寓言。”c虽然“我”在追忆父亲的过程中完成了精神救赎，但是父亲也在众人的冷观中走向了毁灭，永远地离开了人世，这不仅是一个救赎的隐喻，也是传统道德逝去的挽歌。“我”在清水的洗涤下意识到了父亲带给孩子们的精神财富，一步步找回自己的良心。而父亲也在众人的打击下一步步走向人生的尽头，这背后蕴含着马金莲对故乡和生命的深刻体悟。小说用沉稳的文字坦然地书写“超子”的覆灭，淡定地迎接死亡的来临：“我已经能接受任何结局，包括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 d
温情与冷漠。儿时的乡村充满了嬉笑与温暖，一家人其乐融融地收麦子，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抢父亲腰缠兜里的食物。而如今进城以后，兄弟姐妹许久不联系，即使打通电话了也无话可聊；弟妹们对“超子”丢失后的无所谓、建筑工人们对乞丐的无视，这些城乡场景的对比将人性的冷漠与温情掀开了。如同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描述，人们不再关心亲情，而是在意能挣多少钱。物化时代的来临让传统小农的宗法体制走向瓦解，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在狂刷朋友圈的年代已经没有了，在城乡的对照中人们已陷入了“人际”的围城。虽然沈从文回忆的是湘西的温情，迟子建眺望的是东北的温情，马金莲找寻的是宁夏的温情，但换来的都是人心的冷漠。
三、 苦难的超越
《低处的父亲》中的“超子”用痴痴的爱感染着妻子与儿女，他以悲观的体验过着乐观的生活，执拗而又善良的“超子”用自己不幸的一生谱写着苦难，并在微笑中超越了苦难，获得了幸福。
马金莲在《低处的父亲》中自觉地以文学载起乡村伦理美德，虽然城乡充满着苦难与丑恶、悲痛与死亡、冷漠与残酷，但作者依然在文学的世界中相信乡村有纯洁和美好的一面。马金莲相信在乡村的朴实中可以慰藉人的心灵，超脱苦难带给人们的伤痛：“总是觉得，在这个苦难的人世间，小说是可以慰藉心灵的一束火光，尽管它总是很微弱，但只要坚持燃烧，发出光芒，我们的内心就拥有希望，在坚硬的生活表面下包裹着一点幸福。”e 在《低處的父亲》中，无论是儿女，还是父母，谁又能说不是掺杂着爱与恨、苦与乐的复杂情绪呢，这种“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鲁迅式顽强是对苦难的升华。《低处的父亲》的本质是审美的，小说给予人们美好的生活和积极乐观的精神，或者批判现实中人性的丑恶，以激发人们在审丑中进行自我反思，从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意识。“超子”以悲观的体验过着乐观的生活的人生态度是超越苦难的写照。在马有世那里“悲观”，即不幸的经历，并不等于“消极”，也不等于“颓废”。人生是有限的，遭受苦难也是难免的，与其痛哭流涕，不如微笑面对。马有世的不幸是以乐观为出路的，面对妻子的抱怨、儿女的嫌弃、村人的歧视，他没有放弃生的权利，而是用微笑应对。他虽然肉体是破败的，但在精神上却很富余。这种顽韧的抗挨打能力，几经离家而能完好无损。马金莲笔下的马有世这一代农民不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活下来了，而且在现代化的历史变迁下，他们仍迈着坚定的步伐行进在苦难的田野上。不惧苦难，又能乐观面对苦难，这种以不幸为之庆幸的精神，在马有世那里都得到应验。马有世和田桂花都是不幸的，但马有世选择了笑着走下去，而田桂花却选择扮演一个怨妇的角色。一个傻子带来的却是很多普通人都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这样的马有世怎能不是“我”精神的救赎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