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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浙江省洞头县渔家姑娘汪月霞带领一批姐妹成立了女子民兵排，她们与守岛驻军同训练、共战备，提供后勤服务。1960年4月23日，汪月霞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的亲切接见。当年6月，在南京军区支持下，汪月霞带领120名海岛姑娘创建了“北沙女子民兵连”，后改称“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从此，这面巾帼战旗在海防前线猎猎飘扬，她们的故事也随着以其为原型的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的出版和电影《海霞》的上映而蜚声全国。
不断续写的辉煌
洞头县，位于温州市瓯江口外，由103个岛屿组成，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当局对东南沿海进行了多年骚扰。洞头人民为保卫和平与幸福的生活，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民兵队伍，进行军事斗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以汪月霞、陈玉兰等人为代表的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她们开展农渔业生产，学习文化，苦练杀敌本领，日夜坚守海防线，谱写了一曲“军民联防”、“拥军爱民”、“保卫海防”的动人乐章。
1958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的号召之后，地处海防前线的洞头岛，岛上每个村都成立了民兵组织，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即女子民兵排，汪月霞任排长，她们在军训之余，积极参加国防施工，开山筑路，挖战壕，修坑道，还帮助部队洗衣、做饭、养猪、种地，她们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
1960年4月23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汪月霞不仅参加了这次大会，还在会上发言。2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她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当时，汪月霞被安排在第一排，与毛泽东同排照相。拍照时，毛泽东侧过头笑着问汪月霞：“我到你们那儿当个民兵要不要?”汪月霞激动得不知该如何作答，只是一个劲地欢呼鼓掌。
1960年4月，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南京对顺道而来的汪月霞说：“我们都听到你在人民大会堂的报告，你讲了洞头人民盼望解放，洞头民兵和部队一起保卫海疆，这些事情我听了很受启发，你想把民兵排扩大成民兵连，这个想法很好，等你把民兵连建起来，我就到洞头看望大家。”
1960年5月，在洞头工委和驻岛部队的帮助下，洞头女子民兵连成立了。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在其成长发展中，走过了50多年不平凡的岁月，同时也创造了50年的辉煌：
1960年10月，国防部为该连一排荣记集体二等功；1965年12月，国防部在杭州举行大会，授予驻洞头某部六连“军民联防模范连”的光荣称号，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浙江省军区给予女子连荣记集体一等功。
1978年5月，浙江省军区授予女子连“保持革命传统、发扬顽强战斗精神”的锦旗；同年9月，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浙江省军区授予该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荣誉称号。
1979年以来，连队先后五次被总参、总政评为“全国民兵预备役部队基层工作先进单位”，八次被全国妇联、浙江省妇联评为“三八红旗集体”，多次被南京军区、浙江省军区评为“民兵工作先进单位”。
首任连长汪月霞，曾先后当选为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任指导员陈玉兰，是全国“三八红旗手”；第二任连长许玉莲，是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指导员王翠香曾被浙江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授予“民兵工作标兵”，被全国妇联授予“新时期拥军女模范”称号，1987年，还光荣出席了全军英模代表大会，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2005年3月，王翠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又受到胡锦涛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50年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在荣誉面前不停步，在困难面前不退却，始终坚持做到思想不乱、传统不丢、训练不停、作风不松、组织不散、活动不断。
2003年9月6日，笔者带着《海霞传》的初稿与女子连老连长汪月霞一起到北京。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得知我们到北京，即于当天下午来看望我们。他一坐下就问女子连的情况，反复强调要把这支连队办好建好。当我们把《海霞传》初稿呈送给他，并请他题词作序时，他欣然答应。临别时，他告诫说：女子连是国防教育的一面旗帜，几十年来，她们为巩固海防、为民兵事业建设，屡建功勋，我们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翌日，迟部长就让秘书送来《海霞传》的封面题词和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一直在关注着洞头女子民兵连的发展、壮大。朱德、彭德怀、徐向前元帅曾亲临温州视察。我军的其他一些高级将领曾登上洞头岛，与女民兵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时光……尽管中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等一些挫折，但新一代海霞人，以邓小平理论和新的国防观武装起来，把女子连这面旗帜举得更高。”“感谢洞头县委、感谢为本书而努力工作的同志们，向我们提供了这么一幅描写和反映新中国女民兵的历史画面。希望关心国防教育的同志们，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生、长大的青少年，都来看一看这本书，了解那一段不能忘记的岁月。”隔日，总参动员部还在全国民兵干部培训中心，专门为我们召开《海霞传》座谈会，提了一些建议和意见，这给我们很大帮助和启发。
当时，汪月霞还对我讲了一件事：1995年5月4日，迟部长在南京军区司令员固辉和浙江省副省长刘锡荣等军地领导陪同下，来到洞头观看女子连民兵的军事表演之后连声说：“英雄连队，后继有人。”
50多年来，100多位军队的高级将领和地方领导曾亲临连队视察，有的还挥毫题词。
洞头女子民兵连之所以广为人知，是与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分不开的。小说的作者是一名优秀军旅作家，他的名字叫黎汝清。我曾于2002年9月9日与女子连的老连长汪月霞，拜会了黎汝清。
黎汝清1928年2月出生于山东博兴八甲村，1945年参加八路军，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南京军区从事文学创作，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儿童文学一等奖，南京军区第二届前线文艺报告文学创作一等奖，第三届前线文艺创作一等奖和文艺影视创作一等奖。他创作的长篇小说《黄洋界上》获全军第三届文艺新作品一等奖，电影文学剧本《长征》获1988年华表奖、第2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黎汝清对《海岛女民兵》创作的成功之处很少谈及，却毫不讳及自己的“弱点”。他说，自己因参加解放战争，忙于打仗，学习少，文化功底浅，而且长期从事部队政宣工作，非文学较多，容易流入说教。而对文学作品能否“说教”，他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文学作品应有教育功能，这也体现了一个作家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根本所在。他从小就知道“书是劝人 方”，“文以载道”，后又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加明白了“书是精神食粮”的道理。所以，在创作《海岛女民兵》时，他写了海岛的民兵怎样生活，又写了她们为什么会这样生活，应当怎样生活。如书中的主人公海霞说“我们的生活很苦，但不能再这样生活，我们要站起来、挺起来，走向新社会”。把女民兵的思想追求提高到“理想主义”境界，这样才能明白事理，催人奋进。
黎汝清创作的《海岛女民兵》，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海岛女民兵的小说，可谓是当时中国军事文学的扛鼎之作。书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丰富的灵魂血肉，她们的思想、观念、情操、个性、气质都反映得清晰明了。如：“海岛的渔霸和鱼商勾结起来，在海上过秤，过秤后又不给现钱，给一张水票(凭单)，等汛终了，再给结账。用压秤、压价、拖欠这些鬼办法，一层一层剥削渔民，使渔民到头来吃个倒账两手空，眼泪只好往肚里咽”。还有反映海岛妇女与一些“女人不能当兵，只能操家务”的封建势力斗争时，大声说“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只要咱们有决心，还怕当不了女民兵”。在写到女子连竞赛讲风格时，女民兵海花拿不到第一，气呼呼地说，“风格，风格有啥用，看不见，摸不着，奖旗多光彩”。这既反映了海岛女民兵淳朴、率直的性格，也暴露了女民兵思想认识上一些差距，把人物的性情刻画得淋漓尽致。
黎汝清坦诚地说，《海岛女民兵》之所以能在全国引起轰动，是与特定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1966年至1971年，由于推行“左”的文艺路线，中国的小说创作，几乎是一片空白。1972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文化等领域开展整顿，纠正“左”的思潮，一些作家、艺人纷纷写信给中央，要求进一步繁荣文艺创作。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支持下，才相继出版了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再版了黎汝清的《海岛女民兵》，这些作品在当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海岛女民兵》于1966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2年再版，尔后被译成英文、德文、日文等。
2010年6月7日，笔者与黎汝清通了电话，，向他传去了洞头将举办女子连建连50周年纪念活动的喜讯。已82岁高龄、重病在床的黎汝清，十分激动，让夫人转告说：“感谢洞头女子连的民兵们，感谢洞头人民，是女子连的事迹感动了我，才有了《海岛女民兵》。”黎汝清告诉我们，女子连在建连40周年时，他收到了洞头县委发去的邀请信，也是因为身体欠佳没有去，但他给女子连写了一封贺信：
经过40年风雨征程，我看到了飘扬在东海前哨的那面战旗，依然鲜红，我看到了那面永不褪色的旗帜下，你们向前跃动的身影。40年来，你们战胜了多少艰难险阻，冲过了多少狂风恶浪，经受了多少挫折的悲伤和胜利的欢腾。在新时代的阳光下，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你们意气风发，开拓进取，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全力拼搏，代代相传，依然是那样年轻!
黎汝清对我们说，他在洞头体验生活时，听了很多富有浓郁海岛风情的民间故事，也听了许多关于女民兵踊跃支前的英勇故事。这些故事生动感人，成为他写《海岛女民兵》的重要素材。
黎汝清告诉我们，在体验生活时认识了洞头北沙乡东沙村的陈恣琛。陈恣琛从小没有进过学堂，但由于经常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一次，陈恣琛给他讲了个《海鸥的翅膀为什么是白的》故事：
在洞头的一个小渔村，住着一位很穷的渔家姑娘，名字叫渔姑。她模样长得很俊，心儿很灵，手也勤快，就是性子倔强些，她织渔网比谁都快，唱渔歌比谁都动听。
姑娘有个心上人，是个年轻的打渔郎，名字叫王欧，到了20岁那一年，双方准备成亲。
当时，岛上有个大渔霸，名叫陈占鳌，早就看中了渔姑，放言要娶她当小老婆。就在渔姑要成亲的前一天，他亲自登门求亲，遭到拒绝后，恶狠狠地说：“你给我办两件事，办成了我就不娶你：一是要养一头猪像洞头岛一样重；二是织一张网像东海一样大。”渔姑听了立刻回应道：“你要我办这两件事，没问题，不过你要告诉我，洞头岛有多重，东海有多大，我好照它轻重养猪，再按它的大小织网。”厝边的邻居听了都说问得有道理。陈占鳌听了气得咬牙切齿，当天晚上，就叫几个人在王欧经过的山沟里等候，将王欧装进麻袋，扔进大海。还把渔姑抢到自己家中，逼她与自己成亲。渔姑死也不从，跑到山崖上哭了又哭，带着满腔的泪水，带着无比的伤痛，带着深深的仇恨，跳进了大海。
第二天早上，海面上飞出一只雪白雪白的海鸟，不停地叫着“欧哥—欧哥”。直到今天，这只海鸟还在海面上叫着“欧哥一欧哥”。
黎汝清听了这个故事后，把那个丧尽天良的陈占鳌写进了小说，作为反面人物，最后死在了女民兵手上，算是给渔家姑娘报了仇。
1951年解放洞头时，国民党军退到了一个叫官财岙的小岛上。他们上山时撤掉了唯一一条用木板搭起的通道。我军在攻打官财岙时用了三天三夜，仅三○九师三营六连就牺牲了70多人。
在三天三夜战斗中，汪月霞和村里的一些姑娘自发组织起来，帮助救护伤病员，整理烈士的遗物。这次战斗也写进了《海岛女民兵》。
《海岛女民兵》出版后，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女民兵热”。汪月霞几乎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电台、话剧团等单位转寄来的信。有的甚至直接要求到洞头当女民兵。上海的一名知青，痴迷《海岛女民兵》一书，不打招呼就到了洞头。她对汪月霞说，她在家中把小说看了5遍，想参加女子民兵连。汪月霞和这位上海知青长谈一宿，告诉她洞头女子连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她们参加民兵，都是自己的自觉行动。洞头是海防前线，对敌斗争任务很重，需要女民兵与驻军一起保家卫国，并且发挥了正规部队无法替代的作用。第二天，这位上海女青年返回上海，之后到了安徽插队，在淮北的一个公社当上了民兵连长，她的事迹还上了报纸、电台。
小说被拍成电影一波三折
《海岛女民兵》出版后，随即被改编成连环画、评书、话剧等，进一步扩大了女子民兵连的影响，特别是被改编成电影后，更加扩大了女子民兵连的影响。
1972年初夏，刚拍完样板戏《龙江颂》的谢铁骊空闲在家。一天，他的小女儿从学校借来《海岛女民兵》，看后赞不绝口，便推荐给他。谢铁骊一口气看完，感到题材很好，又是以女民兵英雄汪月霞的事迹为原型创作的，政治上不会出什么问题，便着手进行改编，并很快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起名为《海霞》。剧本上报后很快被批准，纳入拍摄计划。
1972年8月，谢铁骊带着摄制组南下，头站抵达南京。他与黎汝清交换了改编《海霞》的意见，还告诉他，影片中的“小海霞”由尚在北京一所小学学习的蔡明扮演，福建省京剧团的吴海燕扮演“大海霞”，当时颇有名气的演员王苏娅 扮演“阿洪嫂”。之后，谢铁骊一行到温州，在温州，他又和汪月霞进行了交谈，并考察了女民兵的学习和生活，随后南下福建、广东等地挑选外景地。
谢铁骊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了拍摄报告。报告经周恩来、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叶剑英批准后，于1974年7月28日开拍。
由于江青等人的干扰，影片《海霞》拍摄工作断断续续，直到1974年7月，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才进入正常拍摄。经过了一番紧张的劳作，1975年初完成了《海霞》的拍摄。
当谢铁骊等人满怀信心地把《海霞》送到文化部审查时，没想到当时主持文化部工作的于会泳、刘庆棠认为影片主题不够明确、不集中、不深刻，说影片中海霞到前线给解放军送水时，解放军掩护她受伤，应改为海霞受伤，然后轻伤不下火线，继续参加战斗，这样才突出了主要人物的英雄形象；还说解放军解放海岛时，来到海霞家中，看到锅里都是野草，指导员让大家都吃了一碗，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这场戏被指责为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拿穷人开心，歪曲人民解放军形象。其实，“送水”和“吃野草”这两件事都是真实的故事。没办法，谢铁骊对此进行了修改，但还是通不过。陷入困境时，谢铁骊和编剧钱江在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的指点下，给毛泽东写一封申诉信。信中写道：
我们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谢铁骊、摄影钱江。最近我们被文化部于会泳、刘庆棠等同志整得实在没有办法，才向您写这封信。
我们拍了一部表现海岛女民兵生活和战斗的故事片《海霞》，春节前拍完，送文化部审查，没有通过。于会泳等同志提出了几十条意见，作了全盘否定，批评我们违反了样板戏“三突出”、“三陪衬”的创作原则，是严重的路线问题。按于会泳同志意见，《海霞》是无法修改的，只好入库报废。部领导让我们认真学习于会泳同志的批示，要我们检查创作思想，直至四月份才同意我们提出《海霞》在原基础上进行修改的方案。全厂职工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补拍了一百多个镜头，于六月十五日再次送审，部领导看后仍不满意，认为某些戏的处理没有完全按照于会泳同志意见改好，强调指出五处必须按部领导的意见修改，给我们下达了行政命令。
我们对其中两场戏在艺术处理上有不同看法，表示了我们在组织上服从，但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于六月十六日向江青同志写信申诉。文化部领导得知后大怒，指责我们不事先向他们说明，就越级上诉是“两面手法”“不光明正大”“大搞阴谋诡计”。从六月二十四日开始，在全厂发动运动整我们。在挨整期间，我们反复学习了您关于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和百花齐放的指示，反复检查了我们的缺点，反复考虑了部领导的意见，我们认为他们这种做法是违背百花齐放方针、违反党章的。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拍了《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杜鹃山》四部样板戏，《海霞》是第一部故事片。《海霞》确实存在不少缺点，但是用六条标准衡量，它不是毒草。文化部领导口头上也说它不是毒草，可是于会泳等同志的审查意见和多次批评都是无限上纲，把处理问题夸大到政治问题，给《海霞》扣上了“贬低英雄人物”“丑化人民解放军”“拿穷人开心”“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等大帽子。于会泳等同志对《海霞》的艺术形式看不顺眼，他们习惯于舞台剧那种结构方式，挖苦《海霞》是“头大脖子长身子短”的怪物，把《海霞》散文叙事的形式说成“不学样板戏，闯什么新路子，什么散文式的，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那一套”。
《海霞》修改后，全厂普遍认为比原来有改进。谁知就因为我们保留两点意见，文化部便决定：“完全按原来(即第一次审查之前)的上演，新改的镜头一概不用。”理由是修改了就不好批判了。我们不能理解这是什么用意，这是与人为善吗?这是对广大工农兵观众负责吗?这明显是与我们怄气，是因为我们提出了保留意见而对我们进行打击报复。六月二十六日夜突然查封了《海霞》的底片、正片、磁带，并宣布不经文化部领导批准，不得启封。这种粗暴的做法是罕见的。
他们组织了一个班子，不让《海霞》摄制组主要创作人员参加，不管底片缺损，不顾影片质量，强行恢复第一次审查之前的样子。这样做势必影响影片的质量，责任还要让我们来负，这岂不是有意在我们鼻子上抹黑，拿出去让观众笑话吗?在发行上，文化部规定不得用好胶片印，不在节日上演，不发行国外，不印十六毫米和八点七五毫米拷贝，不印发宣传品，拷贝数以能收回成本为限。这实际是把《海霞》当作毒草对待。
我们的保留意见和越级申诉触怒了部领导。刘庆棠等同志亲自出马，组织和指挥对我们的围攻，说“这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把我们对艺术处理上的不同意见，说成是“不要党的领导”，说我们是“行帮性的导演中心，专家治厂，艺术私有和技术私有”。刘庆棠同志还说：“北影十年不出故事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文艺革命的形势照样是大好的。”“我们要赶快培养自己的人。”刘把我们硬划到资产阶级的一边。他们召开数次大小会议，动员群众对我们进行揭发批判，把《海霞》摄制组说成是“土围子”，作为“主攻方向”，并选了“薄弱环节”作为“突破口”。他们对工作中跟我们联系较多的同志，进行层层围攻，施加种种压力，逼着他们一定要揭出“干货”来。刘庆棠同志多次召开作者座谈会，迫使每个人表态，谁敢发表一点不同意见，就指责、申斥，或从中打断，不让说下去了。北影一位军代表对部领导这种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刘竞用“山西省委不服从党中央，不选王谦同志为四届人大代表”一事相比来威胁他。我们给中央领导同志的申诉信是请别人抄的，也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当作反革命匿名信一样在追查笔迹，向他们所怀疑的对象，多方盘问，迫其交代。有些同志气愤地说：“在首都北京，在党中央身边，竟然发生这样践踏党章的事情，使人不能容忍。”
春节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曾调看《海霞》第一次送审双片(我们从未推荐)，于会泳同志对此事非常生气，在三月八日、九日、十四日一连三次电话通知电影发行公司，“除总理、洪文、春桥、江青、文元五位领导同志外，谁也不得调看过路片、封存片及未经文化部通过的国产影片”。刘庆棠同志几次追问我们“其他首长看的《海霞》片是谁推荐的?是不是要给文化部施加压力?”并在群众中秘密追查此事。
目前北影厂气氛很紧张，在高压手段下，很多同志不敢说话，不能发表不同意见。他们组织单位写揭发我们的大字报，不写就受到监视和查问，简直是把我们当成敌人对待。
主席：我们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但对党对人民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情，更无阴谋诡计。我们认为于会泳、刘庆棠同志的做法是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违背百花齐放方针的。他们这样搞的结果，冲击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扩大了矛盾，影响安定团结，同时束缚了创作人员的手脚，使之无所适从，谨小慎微，对党的电影事业有害无益。想到这些，我们心情十分沉重。我们急切盼望您老人家在百忙中过问这件事，给予我们指示。
谢铁骊、钱江的信通过邓力群、胡乔木转交给邓小平，邓小平转呈毛泽东。1975年7月29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7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放映室，邓小平等8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于会泳、谢铁骊一起观看了《海霞》的第一稿和第三稿，看了4个小时。对于当时的情形，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作了详述：
7月29日，毛泽东批示，次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与在京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看《海霞》。电影放映时，编导谢铁骊坐在邓小平与李先念之间，与他们边看边讲。“四人帮”的干将、文化部长于会泳坐在一旁。监视着场内的一举一动，之后，马上去向江青作了报告。邓小平、李先念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认为《海霞》一片没有问题，中央旋即作出决定，此片可以在全国上映。
其实，于会泳反对《海霞》公演，并非与汪月霞和洞头先锋女子连有何过节，同黎汝清、谢铁骊也没恩怨，他只不过当个操刀手而已。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有人向于会泳介绍汪月霞时，于会泳还说：“向工农兵学习，向女民兵学习，今天终于看到你的风采了。”
如今，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已经走过了50个春秋，也续写了50年的辉煌。2010年6月8日，在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建连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贺信说：“50年来，民兵连始终坚持无私奉献精神，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勇主义精神，在保家卫国、建设海岛、救灾抢险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你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力弘扬‘海霞精神’，更好地适应时代新要求，努力展现巾帼新风采，继续为发展地方经济，维护和谐稳定，服务国防建设等作出新的贡献。”
不断续写的辉煌
洞头县，位于温州市瓯江口外，由103个岛屿组成，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当局对东南沿海进行了多年骚扰。洞头人民为保卫和平与幸福的生活，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民兵队伍，进行军事斗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以汪月霞、陈玉兰等人为代表的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她们开展农渔业生产，学习文化，苦练杀敌本领，日夜坚守海防线，谱写了一曲“军民联防”、“拥军爱民”、“保卫海防”的动人乐章。
1958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的号召之后，地处海防前线的洞头岛，岛上每个村都成立了民兵组织，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即女子民兵排，汪月霞任排长，她们在军训之余，积极参加国防施工，开山筑路，挖战壕，修坑道，还帮助部队洗衣、做饭、养猪、种地，她们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
1960年4月23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汪月霞不仅参加了这次大会，还在会上发言。2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她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当时，汪月霞被安排在第一排，与毛泽东同排照相。拍照时，毛泽东侧过头笑着问汪月霞：“我到你们那儿当个民兵要不要?”汪月霞激动得不知该如何作答，只是一个劲地欢呼鼓掌。
1960年4月，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南京对顺道而来的汪月霞说：“我们都听到你在人民大会堂的报告，你讲了洞头人民盼望解放，洞头民兵和部队一起保卫海疆，这些事情我听了很受启发，你想把民兵排扩大成民兵连，这个想法很好，等你把民兵连建起来，我就到洞头看望大家。”
1960年5月，在洞头工委和驻岛部队的帮助下，洞头女子民兵连成立了。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在其成长发展中，走过了50多年不平凡的岁月，同时也创造了50年的辉煌：
1960年10月，国防部为该连一排荣记集体二等功；1965年12月，国防部在杭州举行大会，授予驻洞头某部六连“军民联防模范连”的光荣称号，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浙江省军区给予女子连荣记集体一等功。
1978年5月，浙江省军区授予女子连“保持革命传统、发扬顽强战斗精神”的锦旗；同年9月，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浙江省军区授予该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荣誉称号。
1979年以来，连队先后五次被总参、总政评为“全国民兵预备役部队基层工作先进单位”，八次被全国妇联、浙江省妇联评为“三八红旗集体”，多次被南京军区、浙江省军区评为“民兵工作先进单位”。
首任连长汪月霞，曾先后当选为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任指导员陈玉兰，是全国“三八红旗手”；第二任连长许玉莲，是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指导员王翠香曾被浙江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授予“民兵工作标兵”，被全国妇联授予“新时期拥军女模范”称号，1987年，还光荣出席了全军英模代表大会，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2005年3月，王翠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又受到胡锦涛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50年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在荣誉面前不停步，在困难面前不退却，始终坚持做到思想不乱、传统不丢、训练不停、作风不松、组织不散、活动不断。
2003年9月6日，笔者带着《海霞传》的初稿与女子连老连长汪月霞一起到北京。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得知我们到北京，即于当天下午来看望我们。他一坐下就问女子连的情况，反复强调要把这支连队办好建好。当我们把《海霞传》初稿呈送给他，并请他题词作序时，他欣然答应。临别时，他告诫说：女子连是国防教育的一面旗帜，几十年来，她们为巩固海防、为民兵事业建设，屡建功勋，我们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翌日，迟部长就让秘书送来《海霞传》的封面题词和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一直在关注着洞头女子民兵连的发展、壮大。朱德、彭德怀、徐向前元帅曾亲临温州视察。我军的其他一些高级将领曾登上洞头岛，与女民兵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时光……尽管中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等一些挫折，但新一代海霞人，以邓小平理论和新的国防观武装起来，把女子连这面旗帜举得更高。”“感谢洞头县委、感谢为本书而努力工作的同志们，向我们提供了这么一幅描写和反映新中国女民兵的历史画面。希望关心国防教育的同志们，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出生、长大的青少年，都来看一看这本书，了解那一段不能忘记的岁月。”隔日，总参动员部还在全国民兵干部培训中心，专门为我们召开《海霞传》座谈会，提了一些建议和意见，这给我们很大帮助和启发。
当时，汪月霞还对我讲了一件事：1995年5月4日，迟部长在南京军区司令员固辉和浙江省副省长刘锡荣等军地领导陪同下，来到洞头观看女子连民兵的军事表演之后连声说：“英雄连队，后继有人。”
50多年来，100多位军队的高级将领和地方领导曾亲临连队视察，有的还挥毫题词。
洞头女子民兵连之所以广为人知，是与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分不开的。小说的作者是一名优秀军旅作家，他的名字叫黎汝清。我曾于2002年9月9日与女子连的老连长汪月霞，拜会了黎汝清。
黎汝清1928年2月出生于山东博兴八甲村，1945年参加八路军，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南京军区从事文学创作，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儿童文学一等奖，南京军区第二届前线文艺报告文学创作一等奖，第三届前线文艺创作一等奖和文艺影视创作一等奖。他创作的长篇小说《黄洋界上》获全军第三届文艺新作品一等奖，电影文学剧本《长征》获1988年华表奖、第2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黎汝清对《海岛女民兵》创作的成功之处很少谈及，却毫不讳及自己的“弱点”。他说，自己因参加解放战争，忙于打仗，学习少，文化功底浅，而且长期从事部队政宣工作，非文学较多，容易流入说教。而对文学作品能否“说教”，他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文学作品应有教育功能，这也体现了一个作家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根本所在。他从小就知道“书是劝人 方”，“文以载道”，后又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加明白了“书是精神食粮”的道理。所以，在创作《海岛女民兵》时，他写了海岛的民兵怎样生活，又写了她们为什么会这样生活，应当怎样生活。如书中的主人公海霞说“我们的生活很苦，但不能再这样生活，我们要站起来、挺起来，走向新社会”。把女民兵的思想追求提高到“理想主义”境界，这样才能明白事理，催人奋进。
黎汝清创作的《海岛女民兵》，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海岛女民兵的小说，可谓是当时中国军事文学的扛鼎之作。书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丰富的灵魂血肉，她们的思想、观念、情操、个性、气质都反映得清晰明了。如：“海岛的渔霸和鱼商勾结起来，在海上过秤，过秤后又不给现钱，给一张水票(凭单)，等汛终了，再给结账。用压秤、压价、拖欠这些鬼办法，一层一层剥削渔民，使渔民到头来吃个倒账两手空，眼泪只好往肚里咽”。还有反映海岛妇女与一些“女人不能当兵，只能操家务”的封建势力斗争时，大声说“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只要咱们有决心，还怕当不了女民兵”。在写到女子连竞赛讲风格时，女民兵海花拿不到第一，气呼呼地说，“风格，风格有啥用，看不见，摸不着，奖旗多光彩”。这既反映了海岛女民兵淳朴、率直的性格，也暴露了女民兵思想认识上一些差距，把人物的性情刻画得淋漓尽致。
黎汝清坦诚地说，《海岛女民兵》之所以能在全国引起轰动，是与特定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1966年至1971年，由于推行“左”的文艺路线，中国的小说创作，几乎是一片空白。1972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文化等领域开展整顿，纠正“左”的思潮，一些作家、艺人纷纷写信给中央，要求进一步繁荣文艺创作。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支持下，才相继出版了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再版了黎汝清的《海岛女民兵》，这些作品在当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海岛女民兵》于1966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2年再版，尔后被译成英文、德文、日文等。
2010年6月7日，笔者与黎汝清通了电话，，向他传去了洞头将举办女子连建连50周年纪念活动的喜讯。已82岁高龄、重病在床的黎汝清，十分激动，让夫人转告说：“感谢洞头女子连的民兵们，感谢洞头人民，是女子连的事迹感动了我，才有了《海岛女民兵》。”黎汝清告诉我们，女子连在建连40周年时，他收到了洞头县委发去的邀请信，也是因为身体欠佳没有去，但他给女子连写了一封贺信：
经过40年风雨征程，我看到了飘扬在东海前哨的那面战旗，依然鲜红，我看到了那面永不褪色的旗帜下，你们向前跃动的身影。40年来，你们战胜了多少艰难险阻，冲过了多少狂风恶浪，经受了多少挫折的悲伤和胜利的欢腾。在新时代的阳光下，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你们意气风发，开拓进取，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全力拼搏，代代相传，依然是那样年轻!
黎汝清对我们说，他在洞头体验生活时，听了很多富有浓郁海岛风情的民间故事，也听了许多关于女民兵踊跃支前的英勇故事。这些故事生动感人，成为他写《海岛女民兵》的重要素材。
黎汝清告诉我们，在体验生活时认识了洞头北沙乡东沙村的陈恣琛。陈恣琛从小没有进过学堂，但由于经常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一次，陈恣琛给他讲了个《海鸥的翅膀为什么是白的》故事：
在洞头的一个小渔村，住着一位很穷的渔家姑娘，名字叫渔姑。她模样长得很俊，心儿很灵，手也勤快，就是性子倔强些，她织渔网比谁都快，唱渔歌比谁都动听。
姑娘有个心上人，是个年轻的打渔郎，名字叫王欧，到了20岁那一年，双方准备成亲。
当时，岛上有个大渔霸，名叫陈占鳌，早就看中了渔姑，放言要娶她当小老婆。就在渔姑要成亲的前一天，他亲自登门求亲，遭到拒绝后，恶狠狠地说：“你给我办两件事，办成了我就不娶你：一是要养一头猪像洞头岛一样重；二是织一张网像东海一样大。”渔姑听了立刻回应道：“你要我办这两件事，没问题，不过你要告诉我，洞头岛有多重，东海有多大，我好照它轻重养猪，再按它的大小织网。”厝边的邻居听了都说问得有道理。陈占鳌听了气得咬牙切齿，当天晚上，就叫几个人在王欧经过的山沟里等候，将王欧装进麻袋，扔进大海。还把渔姑抢到自己家中，逼她与自己成亲。渔姑死也不从，跑到山崖上哭了又哭，带着满腔的泪水，带着无比的伤痛，带着深深的仇恨，跳进了大海。
第二天早上，海面上飞出一只雪白雪白的海鸟，不停地叫着“欧哥—欧哥”。直到今天，这只海鸟还在海面上叫着“欧哥一欧哥”。
黎汝清听了这个故事后，把那个丧尽天良的陈占鳌写进了小说，作为反面人物，最后死在了女民兵手上，算是给渔家姑娘报了仇。
1951年解放洞头时，国民党军退到了一个叫官财岙的小岛上。他们上山时撤掉了唯一一条用木板搭起的通道。我军在攻打官财岙时用了三天三夜，仅三○九师三营六连就牺牲了70多人。
在三天三夜战斗中，汪月霞和村里的一些姑娘自发组织起来，帮助救护伤病员，整理烈士的遗物。这次战斗也写进了《海岛女民兵》。
《海岛女民兵》出版后，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女民兵热”。汪月霞几乎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电台、话剧团等单位转寄来的信。有的甚至直接要求到洞头当女民兵。上海的一名知青，痴迷《海岛女民兵》一书，不打招呼就到了洞头。她对汪月霞说，她在家中把小说看了5遍，想参加女子民兵连。汪月霞和这位上海知青长谈一宿，告诉她洞头女子连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她们参加民兵，都是自己的自觉行动。洞头是海防前线，对敌斗争任务很重，需要女民兵与驻军一起保家卫国，并且发挥了正规部队无法替代的作用。第二天，这位上海女青年返回上海，之后到了安徽插队，在淮北的一个公社当上了民兵连长，她的事迹还上了报纸、电台。
小说被拍成电影一波三折
《海岛女民兵》出版后，随即被改编成连环画、评书、话剧等，进一步扩大了女子民兵连的影响，特别是被改编成电影后，更加扩大了女子民兵连的影响。
1972年初夏，刚拍完样板戏《龙江颂》的谢铁骊空闲在家。一天，他的小女儿从学校借来《海岛女民兵》，看后赞不绝口，便推荐给他。谢铁骊一口气看完，感到题材很好，又是以女民兵英雄汪月霞的事迹为原型创作的，政治上不会出什么问题，便着手进行改编，并很快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起名为《海霞》。剧本上报后很快被批准，纳入拍摄计划。
1972年8月，谢铁骊带着摄制组南下，头站抵达南京。他与黎汝清交换了改编《海霞》的意见，还告诉他，影片中的“小海霞”由尚在北京一所小学学习的蔡明扮演，福建省京剧团的吴海燕扮演“大海霞”，当时颇有名气的演员王苏娅 扮演“阿洪嫂”。之后，谢铁骊一行到温州，在温州，他又和汪月霞进行了交谈，并考察了女民兵的学习和生活，随后南下福建、广东等地挑选外景地。
谢铁骊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了拍摄报告。报告经周恩来、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叶剑英批准后，于1974年7月28日开拍。
由于江青等人的干扰，影片《海霞》拍摄工作断断续续，直到1974年7月，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才进入正常拍摄。经过了一番紧张的劳作，1975年初完成了《海霞》的拍摄。
当谢铁骊等人满怀信心地把《海霞》送到文化部审查时，没想到当时主持文化部工作的于会泳、刘庆棠认为影片主题不够明确、不集中、不深刻，说影片中海霞到前线给解放军送水时，解放军掩护她受伤，应改为海霞受伤，然后轻伤不下火线，继续参加战斗，这样才突出了主要人物的英雄形象；还说解放军解放海岛时，来到海霞家中，看到锅里都是野草，指导员让大家都吃了一碗，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这场戏被指责为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拿穷人开心，歪曲人民解放军形象。其实，“送水”和“吃野草”这两件事都是真实的故事。没办法，谢铁骊对此进行了修改，但还是通不过。陷入困境时，谢铁骊和编剧钱江在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的指点下，给毛泽东写一封申诉信。信中写道：
我们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谢铁骊、摄影钱江。最近我们被文化部于会泳、刘庆棠等同志整得实在没有办法，才向您写这封信。
我们拍了一部表现海岛女民兵生活和战斗的故事片《海霞》，春节前拍完，送文化部审查，没有通过。于会泳等同志提出了几十条意见，作了全盘否定，批评我们违反了样板戏“三突出”、“三陪衬”的创作原则，是严重的路线问题。按于会泳同志意见，《海霞》是无法修改的，只好入库报废。部领导让我们认真学习于会泳同志的批示，要我们检查创作思想，直至四月份才同意我们提出《海霞》在原基础上进行修改的方案。全厂职工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补拍了一百多个镜头，于六月十五日再次送审，部领导看后仍不满意，认为某些戏的处理没有完全按照于会泳同志意见改好，强调指出五处必须按部领导的意见修改，给我们下达了行政命令。
我们对其中两场戏在艺术处理上有不同看法，表示了我们在组织上服从，但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于六月十六日向江青同志写信申诉。文化部领导得知后大怒，指责我们不事先向他们说明，就越级上诉是“两面手法”“不光明正大”“大搞阴谋诡计”。从六月二十四日开始，在全厂发动运动整我们。在挨整期间，我们反复学习了您关于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和百花齐放的指示，反复检查了我们的缺点，反复考虑了部领导的意见，我们认为他们这种做法是违背百花齐放方针、违反党章的。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拍了《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杜鹃山》四部样板戏，《海霞》是第一部故事片。《海霞》确实存在不少缺点，但是用六条标准衡量，它不是毒草。文化部领导口头上也说它不是毒草，可是于会泳等同志的审查意见和多次批评都是无限上纲，把处理问题夸大到政治问题，给《海霞》扣上了“贬低英雄人物”“丑化人民解放军”“拿穷人开心”“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等大帽子。于会泳等同志对《海霞》的艺术形式看不顺眼，他们习惯于舞台剧那种结构方式，挖苦《海霞》是“头大脖子长身子短”的怪物，把《海霞》散文叙事的形式说成“不学样板戏，闯什么新路子，什么散文式的，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那一套”。
《海霞》修改后，全厂普遍认为比原来有改进。谁知就因为我们保留两点意见，文化部便决定：“完全按原来(即第一次审查之前)的上演，新改的镜头一概不用。”理由是修改了就不好批判了。我们不能理解这是什么用意，这是与人为善吗?这是对广大工农兵观众负责吗?这明显是与我们怄气，是因为我们提出了保留意见而对我们进行打击报复。六月二十六日夜突然查封了《海霞》的底片、正片、磁带，并宣布不经文化部领导批准，不得启封。这种粗暴的做法是罕见的。
他们组织了一个班子，不让《海霞》摄制组主要创作人员参加，不管底片缺损，不顾影片质量，强行恢复第一次审查之前的样子。这样做势必影响影片的质量，责任还要让我们来负，这岂不是有意在我们鼻子上抹黑，拿出去让观众笑话吗?在发行上，文化部规定不得用好胶片印，不在节日上演，不发行国外，不印十六毫米和八点七五毫米拷贝，不印发宣传品，拷贝数以能收回成本为限。这实际是把《海霞》当作毒草对待。
我们的保留意见和越级申诉触怒了部领导。刘庆棠等同志亲自出马，组织和指挥对我们的围攻，说“这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把我们对艺术处理上的不同意见，说成是“不要党的领导”，说我们是“行帮性的导演中心，专家治厂，艺术私有和技术私有”。刘庆棠同志还说：“北影十年不出故事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文艺革命的形势照样是大好的。”“我们要赶快培养自己的人。”刘把我们硬划到资产阶级的一边。他们召开数次大小会议，动员群众对我们进行揭发批判，把《海霞》摄制组说成是“土围子”，作为“主攻方向”，并选了“薄弱环节”作为“突破口”。他们对工作中跟我们联系较多的同志，进行层层围攻，施加种种压力，逼着他们一定要揭出“干货”来。刘庆棠同志多次召开作者座谈会，迫使每个人表态，谁敢发表一点不同意见，就指责、申斥，或从中打断，不让说下去了。北影一位军代表对部领导这种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刘竞用“山西省委不服从党中央，不选王谦同志为四届人大代表”一事相比来威胁他。我们给中央领导同志的申诉信是请别人抄的，也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当作反革命匿名信一样在追查笔迹，向他们所怀疑的对象，多方盘问，迫其交代。有些同志气愤地说：“在首都北京，在党中央身边，竟然发生这样践踏党章的事情，使人不能容忍。”
春节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曾调看《海霞》第一次送审双片(我们从未推荐)，于会泳同志对此事非常生气，在三月八日、九日、十四日一连三次电话通知电影发行公司，“除总理、洪文、春桥、江青、文元五位领导同志外，谁也不得调看过路片、封存片及未经文化部通过的国产影片”。刘庆棠同志几次追问我们“其他首长看的《海霞》片是谁推荐的?是不是要给文化部施加压力?”并在群众中秘密追查此事。
目前北影厂气氛很紧张，在高压手段下，很多同志不敢说话，不能发表不同意见。他们组织单位写揭发我们的大字报，不写就受到监视和查问，简直是把我们当成敌人对待。
主席：我们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但对党对人民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情，更无阴谋诡计。我们认为于会泳、刘庆棠同志的做法是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违背百花齐放方针的。他们这样搞的结果，冲击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扩大了矛盾，影响安定团结，同时束缚了创作人员的手脚，使之无所适从，谨小慎微，对党的电影事业有害无益。想到这些，我们心情十分沉重。我们急切盼望您老人家在百忙中过问这件事，给予我们指示。
谢铁骊、钱江的信通过邓力群、胡乔木转交给邓小平，邓小平转呈毛泽东。1975年7月29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7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放映室，邓小平等8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于会泳、谢铁骊一起观看了《海霞》的第一稿和第三稿，看了4个小时。对于当时的情形，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作了详述：
7月29日，毛泽东批示，次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与在京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看《海霞》。电影放映时，编导谢铁骊坐在邓小平与李先念之间，与他们边看边讲。“四人帮”的干将、文化部长于会泳坐在一旁。监视着场内的一举一动，之后，马上去向江青作了报告。邓小平、李先念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认为《海霞》一片没有问题，中央旋即作出决定，此片可以在全国上映。
其实，于会泳反对《海霞》公演，并非与汪月霞和洞头先锋女子连有何过节，同黎汝清、谢铁骊也没恩怨，他只不过当个操刀手而已。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有人向于会泳介绍汪月霞时，于会泳还说：“向工农兵学习，向女民兵学习，今天终于看到你的风采了。”
如今，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已经走过了50个春秋，也续写了50年的辉煌。2010年6月8日，在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建连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贺信说：“50年来，民兵连始终坚持无私奉献精神，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勇主义精神，在保家卫国、建设海岛、救灾抢险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你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力弘扬‘海霞精神’，更好地适应时代新要求，努力展现巾帼新风采，继续为发展地方经济，维护和谐稳定，服务国防建设等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