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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科学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对周边各国影响最大。至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等四大发明，架起了人类从洪荒时代到古代文明发展的桥梁，奠定向更高层过渡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对全人类的贡献尤其大。这的确是伟大的、不朽的业绩，值得炎黄子孙引以为荣。
不管是哪个民族创造出来的科学文化成果，其他民族都可从实际出发，结合各自的条件和需要加以吸取、改造和利用，这样便可为我所用，共有共享。在接受外来文化时，两种倾向应当注意：一是妄自尊大，唯我独尊，以为“非我族类，其性必殊”，因而加以轻视、蔑视，以至于排斥；二是妄自菲薄，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凡外来的都好，不加选择地兼容并收。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充其糟粕，取其精华，扬长避短，有利于发扬自己民族文化传统。
中国封建社会时间特别长，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新兴的和衰亡的都需要从理论上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春秋、战国便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当时并不存在“定于一尊”的大一统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儒家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家而已。汉兴四百年，儒家思想开始占了上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但纵横家、阴阳家以至老庄思想仍然杂揉并陈，也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思想热在起作用。魏晋南北朝，佛道混合的玄学曾经发生很大影响。中国的思想界不断受到外来冲击，特别是佛教的传入，对语言、建筑、音乐、风习都留有不可泯灭的痕迹。宋明理学虽以正统儒学相标榜，它受佛教禅宗的浸润却很明显。纯而又纯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凡文化除本民族传统之外，莫不受外来的影响，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往往呈现斑驳陆离的思想色彩。
鸦片战争、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帝国主义的炮舰打破了中国的闭关自守，导致国势阽危，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有志之士向西方寻求自强之道，但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些“先生”们反而翻脸无情，硬要把凌辱和不义强加于“学生”身上呢？痛定思痛，不得不重新估价和探索，并从新的角度展望未来；先进的知识分子又把眼睛转向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几经曲折，终于摸索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乡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作指导，我国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又接连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每当一个历史转折关头，都面临着文化上古今中外相互吸收和彼此交融的问题，也就是纵横交错的问题。我们不仅要从本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来看问题，而且还要从横向联系进行探索，更加开扩眼界，丰富和深化自己的知识，并明确哪些文化营养是来自外国的，而且早已“安家落户”。佛教是从外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不也是从外国传来的么？但一经传入，便在中国的土地上滋长，必然具有自己的若干特点。
闭关锁国，妄自尊大，只能是一汪死水，风吹来，不过掀起细微的涟漪；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接受外来一切健康有益的东西，便可能来一场大风暴，使我们在翻天覆地的变革中，除旧布新，重新认识，重新肯定。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尽可能移植和吸取外来文化，经过“杂交”，的确可以产生刚健清新的新品种，使祖国的传统文化更加壮大、昌盛，汉、唐便是最好的例证。同时，汉、唐两代的中国文化一经输出，也使东亚和世界各国受益，至今日本所流传的许多建筑、衣著、风习、文字等，都存有中国古风，也可证明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
中国历史悠久，素称文明古国，在文物、图书方面，非常丰富，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堪称世界第一。由于历代政治动乱，战争频仍，人民迁徙，再加自然灾害，在文化领域遗留下的疑难问题，因证据不足，还长期不得解决。文化是无所不包的大概念、大范围，既有属于物质领域的，也有属于意识领域的，有些则是两者交叉。凡属典籍、文物、作家等等，几说并存，一时或长期不能确定的，就是所谓“文化之谜”了。过去长期争论不决的，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依靠新发现的材料，旁征博引，分析归纳；或者需要新的出土文物，查有实据，加以佐证，然后在异说纷纭中比较概括，力求得出为大家所公认的结论。这样“谜底”才可能揭穿，“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长期积累下来的中国文化之“谜”，真正能够揭开“谜底”的几乎很少。如果在已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它们集中起来，并指出现在或今后应当侧重哪些方面，作为新起点，进一步加以探讨；有志于此者不妨沿着过去所走过的足迹，继续前进，以新的论证，解决这些云罩雾遮的“谜”，使人们的认识更上一层楼。但有的恐怕难免如石沉大海或海底捞月，永无解决之望。例如《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聚讼已久，仍然难以突破过去的几种说法，这样也只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听之任之了。
还有另外一种类别的“谜”，如《满江红》是岳飞所作么？历史沿袭下来，都认为是岳飞所作，但也有人提出异议。以岳飞抗金的英雄形象，结合《满江红》的磅礴气派，激昂慷慨，在中国人民当中早已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满江红》定为岳飞所作，可谓“珠联璧合”，又何必别生枝节，另起炉灶，硬要使两者分离呢？至少对中学语文教学设置了不必要的“路障”，我以为这种“谜”似乎是没有必要重提的。
《中国文化之谜》丛书是施宣圆、林耀琛、许立言三位同志在出版园地的新开垦。一九八四年十月间，他们经过酝酿协商，以《文汇报》学林专刊、学林出版社和中国创造学会(筹)名义发出征稿启事。又在《文汇报》学林专刊上开辟专栏，连续刊登。按每辑一百篇计算，据说可出十多辑，预计一九八七年出齐。第一辑一经学林出版社出版，就引起国内外出版界的重视。外文出版社还计划译成外文广为介绍。
《中国文化之谜》把广大读者领到学术研究的十字路口和新天地，由好奇而探索，从新的起点出发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将来的收获一定更加丰盛。单从这一角度来说，它是值得我们认真看待的。书籍是人类知识的阶梯，从最底层一级一级往上攀登，攀登得越高，俯瞰人世间的景象，也必然更加丰富多彩。然而要攀登最顶峰，就必须勤奋努力，付出更艰苦的劳动。
我以为《中国文化之谜》在当前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新情况下出版，可能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有助于中外文化交流，也可促使我国的知识分子开动脑筋，苦思冥想，经过共同努力，进一步揭开更多的文化之谜。在再探索的过程中，有的谜恐怕只能长期“迷”下去而无从解答；有的在找到新的论证之后，可能豁然开朗，或者至少又增加一新说；有的即使几说并存也并不妨，例如《妻父为何称“泰山”？》，读者看过之后，不仅增加见识，而且也会感到趣味无穷的。
要想解开中国文化之谜，必须寻求新证，这除图书典籍之外，还得借助于地下出土文物，而墓葬又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对墓葬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可以补充、纠正对现有某些论点的容量和是非。山东临沂银雀山和湖南长沙马王堆的发掘，发现了许多新资料，足以说明文化之谜不是单凭想象或推论能够解决的，必须以图书、实物作依据。酒泉附近两处晋墓的发现，在所谓画砖上保留了不少有关蚕桑的描绘，可以说明河西走廊当年也是郁郁葱葱，桑柘遍野，绝不会象现在这样一片荒漠；而丝绸之路，从长安作为出发点，当地也可能有相当数量的纯丝和丝制品可供出口。
《中国文化之谜》，是学术性、知识性、通俗性、趣味性融合在一起的一套丛书，可读性强，引人入胜，不同于一般的理论文章。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不妨全读或者选读，的确可收“开卷有益”之效。它开拓了对中华民族文化史研究的新途径，为深入发掘长年来积累下来的文化之谜理顺头绪，并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这对发扬祖国文化遗产，提高民族自尊，培育青年一代爱国主义精神都大有助益。
英国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曾经说过：“人类历史上一些很基本的技术，原是在这类大地上生长起来的，只要深入发掘，还可能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中国文化之谜》丛书的作者遍布全国各个省市，大多是青年文史工作者，群众性强，涉及面广，而且有相当深度；如果深入发掘，对进一步揭开“谜底”是会有很大作用的。第一辑出版之后，已得到了好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认为除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之外，还应当广泛搜集少数民族的“文化之谜”，一并加以论述并尽可能解答。中华民族是由几十个民族融合而成的。过去历史学家主要是着眼于汉民族历史的研究，而往往忽视对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因而不能不说是一种“偏枯现象”。此外，还应当重视现实生活的许多“文化之谜”的探索，例如宁夏首府银川多数居民至今家中摆设还和南京相类似，杭州、宁波同属浙江省，两地又相距不远，为什么语言差别那么大？杭州语言是否与北宋南渡、大量中原人迁入有关？福建省的方言为什么多？甚至于一个县还存在着两三种方言相互隔阂的情况？如果对于这些实际生活中所存在的“谜”，联系实际加以探索，我想是会更加有意义而为广大读者所欢迎的。
在编排方面，如果把有关文化之谜就其性质相近者，纵横相连，分成若干单元，自成体系，而且在目录当中各单元之间都能空一行，这样一目了然，便于索检阅读，我想这对读者是会更加方便的。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文化之谜》丛书点子新，内容新。一经出版，即引起广大读者的重视并得到好评，这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作为一个读者，有所得，有所悟，因而我愿意向读书界推荐。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春风鼓荡中
(《中国文化之谜》(第一辑)，施宣圆、林耀琛、许立言编，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第一版，1.45元)
不管是哪个民族创造出来的科学文化成果，其他民族都可从实际出发，结合各自的条件和需要加以吸取、改造和利用，这样便可为我所用，共有共享。在接受外来文化时，两种倾向应当注意：一是妄自尊大，唯我独尊，以为“非我族类，其性必殊”，因而加以轻视、蔑视，以至于排斥；二是妄自菲薄，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凡外来的都好，不加选择地兼容并收。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充其糟粕，取其精华，扬长避短，有利于发扬自己民族文化传统。
中国封建社会时间特别长，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新兴的和衰亡的都需要从理论上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春秋、战国便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当时并不存在“定于一尊”的大一统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儒家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家而已。汉兴四百年，儒家思想开始占了上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但纵横家、阴阳家以至老庄思想仍然杂揉并陈，也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思想热在起作用。魏晋南北朝，佛道混合的玄学曾经发生很大影响。中国的思想界不断受到外来冲击，特别是佛教的传入，对语言、建筑、音乐、风习都留有不可泯灭的痕迹。宋明理学虽以正统儒学相标榜，它受佛教禅宗的浸润却很明显。纯而又纯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凡文化除本民族传统之外，莫不受外来的影响，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往往呈现斑驳陆离的思想色彩。
鸦片战争、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帝国主义的炮舰打破了中国的闭关自守，导致国势阽危，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有志之士向西方寻求自强之道，但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些“先生”们反而翻脸无情，硬要把凌辱和不义强加于“学生”身上呢？痛定思痛，不得不重新估价和探索，并从新的角度展望未来；先进的知识分子又把眼睛转向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几经曲折，终于摸索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乡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作指导，我国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又接连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每当一个历史转折关头，都面临着文化上古今中外相互吸收和彼此交融的问题，也就是纵横交错的问题。我们不仅要从本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来看问题，而且还要从横向联系进行探索，更加开扩眼界，丰富和深化自己的知识，并明确哪些文化营养是来自外国的，而且早已“安家落户”。佛教是从外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不也是从外国传来的么？但一经传入，便在中国的土地上滋长，必然具有自己的若干特点。
闭关锁国，妄自尊大，只能是一汪死水，风吹来，不过掀起细微的涟漪；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接受外来一切健康有益的东西，便可能来一场大风暴，使我们在翻天覆地的变革中，除旧布新，重新认识，重新肯定。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尽可能移植和吸取外来文化，经过“杂交”，的确可以产生刚健清新的新品种，使祖国的传统文化更加壮大、昌盛，汉、唐便是最好的例证。同时，汉、唐两代的中国文化一经输出，也使东亚和世界各国受益，至今日本所流传的许多建筑、衣著、风习、文字等，都存有中国古风，也可证明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
中国历史悠久，素称文明古国，在文物、图书方面，非常丰富，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堪称世界第一。由于历代政治动乱，战争频仍，人民迁徙，再加自然灾害，在文化领域遗留下的疑难问题，因证据不足，还长期不得解决。文化是无所不包的大概念、大范围，既有属于物质领域的，也有属于意识领域的，有些则是两者交叉。凡属典籍、文物、作家等等，几说并存，一时或长期不能确定的，就是所谓“文化之谜”了。过去长期争论不决的，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依靠新发现的材料，旁征博引，分析归纳；或者需要新的出土文物，查有实据，加以佐证，然后在异说纷纭中比较概括，力求得出为大家所公认的结论。这样“谜底”才可能揭穿，“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长期积累下来的中国文化之“谜”，真正能够揭开“谜底”的几乎很少。如果在已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它们集中起来，并指出现在或今后应当侧重哪些方面，作为新起点，进一步加以探讨；有志于此者不妨沿着过去所走过的足迹，继续前进，以新的论证，解决这些云罩雾遮的“谜”，使人们的认识更上一层楼。但有的恐怕难免如石沉大海或海底捞月，永无解决之望。例如《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聚讼已久，仍然难以突破过去的几种说法，这样也只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听之任之了。
还有另外一种类别的“谜”，如《满江红》是岳飞所作么？历史沿袭下来，都认为是岳飞所作，但也有人提出异议。以岳飞抗金的英雄形象，结合《满江红》的磅礴气派，激昂慷慨，在中国人民当中早已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满江红》定为岳飞所作，可谓“珠联璧合”，又何必别生枝节，另起炉灶，硬要使两者分离呢？至少对中学语文教学设置了不必要的“路障”，我以为这种“谜”似乎是没有必要重提的。
《中国文化之谜》丛书是施宣圆、林耀琛、许立言三位同志在出版园地的新开垦。一九八四年十月间，他们经过酝酿协商，以《文汇报》学林专刊、学林出版社和中国创造学会(筹)名义发出征稿启事。又在《文汇报》学林专刊上开辟专栏，连续刊登。按每辑一百篇计算，据说可出十多辑，预计一九八七年出齐。第一辑一经学林出版社出版，就引起国内外出版界的重视。外文出版社还计划译成外文广为介绍。
《中国文化之谜》把广大读者领到学术研究的十字路口和新天地，由好奇而探索，从新的起点出发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将来的收获一定更加丰盛。单从这一角度来说，它是值得我们认真看待的。书籍是人类知识的阶梯，从最底层一级一级往上攀登，攀登得越高，俯瞰人世间的景象，也必然更加丰富多彩。然而要攀登最顶峰，就必须勤奋努力，付出更艰苦的劳动。
我以为《中国文化之谜》在当前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新情况下出版，可能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有助于中外文化交流，也可促使我国的知识分子开动脑筋，苦思冥想，经过共同努力，进一步揭开更多的文化之谜。在再探索的过程中，有的谜恐怕只能长期“迷”下去而无从解答；有的在找到新的论证之后，可能豁然开朗，或者至少又增加一新说；有的即使几说并存也并不妨，例如《妻父为何称“泰山”？》，读者看过之后，不仅增加见识，而且也会感到趣味无穷的。
要想解开中国文化之谜，必须寻求新证，这除图书典籍之外，还得借助于地下出土文物，而墓葬又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对墓葬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可以补充、纠正对现有某些论点的容量和是非。山东临沂银雀山和湖南长沙马王堆的发掘，发现了许多新资料，足以说明文化之谜不是单凭想象或推论能够解决的，必须以图书、实物作依据。酒泉附近两处晋墓的发现，在所谓画砖上保留了不少有关蚕桑的描绘，可以说明河西走廊当年也是郁郁葱葱，桑柘遍野，绝不会象现在这样一片荒漠；而丝绸之路，从长安作为出发点，当地也可能有相当数量的纯丝和丝制品可供出口。
《中国文化之谜》，是学术性、知识性、通俗性、趣味性融合在一起的一套丛书，可读性强，引人入胜，不同于一般的理论文章。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不妨全读或者选读，的确可收“开卷有益”之效。它开拓了对中华民族文化史研究的新途径，为深入发掘长年来积累下来的文化之谜理顺头绪，并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这对发扬祖国文化遗产，提高民族自尊，培育青年一代爱国主义精神都大有助益。
英国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曾经说过：“人类历史上一些很基本的技术，原是在这类大地上生长起来的，只要深入发掘，还可能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中国文化之谜》丛书的作者遍布全国各个省市，大多是青年文史工作者，群众性强，涉及面广，而且有相当深度；如果深入发掘，对进一步揭开“谜底”是会有很大作用的。第一辑出版之后，已得到了好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认为除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之外，还应当广泛搜集少数民族的“文化之谜”，一并加以论述并尽可能解答。中华民族是由几十个民族融合而成的。过去历史学家主要是着眼于汉民族历史的研究，而往往忽视对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因而不能不说是一种“偏枯现象”。此外，还应当重视现实生活的许多“文化之谜”的探索，例如宁夏首府银川多数居民至今家中摆设还和南京相类似，杭州、宁波同属浙江省，两地又相距不远，为什么语言差别那么大？杭州语言是否与北宋南渡、大量中原人迁入有关？福建省的方言为什么多？甚至于一个县还存在着两三种方言相互隔阂的情况？如果对于这些实际生活中所存在的“谜”，联系实际加以探索，我想是会更加有意义而为广大读者所欢迎的。
在编排方面，如果把有关文化之谜就其性质相近者，纵横相连，分成若干单元，自成体系，而且在目录当中各单元之间都能空一行，这样一目了然，便于索检阅读，我想这对读者是会更加方便的。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文化之谜》丛书点子新，内容新。一经出版，即引起广大读者的重视并得到好评，这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作为一个读者，有所得，有所悟，因而我愿意向读书界推荐。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春风鼓荡中
(《中国文化之谜》(第一辑)，施宣圆、林耀琛、许立言编，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第一版，1.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