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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创作长与短的选择，本质上是处理思维和情感的疏与密。因而短篇小说的建构，可谓“一字之微，征及一卷”（刘文典）。也因之，短篇小说的教学，要从这里打开。但是，我们不能将此归结为单纯的小说技法，作为转译的文字，外国短篇小说在字斟句酌之间，便有了更多的思量；这思量，本质上就是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的拿捏。因而，一字之微，就有了格局与深度。也因之，在进入教学之前，我们首先应当关注的问题是，外国小说的格局与深度在哪里；然后才是，我们的教学如何来打开这个格局，企及这个深度。
一、忏悔视角：外国小说的本质性与超越性
刘再复一再指出，文学作品中的灵魂，归根结底应当是个体的灵魂，也就是体现在每个生命个体身上的灵魂，而不是群体性的灵魂。他指出，像鲁迅通过一个文学意象概括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方法”，但不是普遍的文学方式，文学更多地应当是展开生命个体的灵魂冲突。刘再复的文学观是更本质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将文学从文以载道的社会职任中脱离出来，使之成为更纯粹，也更人性的一种人的存在感的验证方式。
基于这样的文学本体论，我们看到，与中国古代文化缺乏灵魂叩问不同，拥有宗教背景的西方文学更注重个体灵魂深处的冲突与呐喊，更关注原罪在个体生命中的重要价值。由是，忏悔视角构成了外国小说的本质性与超越性，也带来相应的格局与深度。周作人在《文学中的俄国与中国》一文中这样解说俄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不同：“俄国文学上还有一种特色，便是富于自己谴责的精神。……描写国内社会情状的，多含有忏悔的性质。”这是解读西方文学价值的第一要义。
解读西方文学价值的第二要义，是忏悔意识的实现与表达。与我国文以载道不同，西方文学的表现职任不在教育，而在呈现，呈现人灵魂的裂变与挣扎，从而实现文学对于人类存在意义的讽谏功能。其旨不在教育，故而不需大声疾呼；在于呈现灵魂，故而显得沉静内敛。比如我们的“现实主义”从来只看到卡夫卡的夸张与变形中的热闹，卡尔维诺却说：“我爱卡夫卡，因为他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卡尔维诺指证了一个创作现实：信息（情思内容）是有稳定性和实效性的，而载体（表現形式）则有无限的可能性；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统一于文本，成就整体的美，同时又彼此相互超越与翻新，在更高的层面上建立意义，使文学作品超拔于现实，从而建立更广泛与普遍的意义，获得文学的永恒性。王小波欣赏卡尔维诺的原因就在于他肯定了文学的“无限的可能性”，从根本上释放了“想象”与“想象力”，把“现实之重”以“艺术之轻”去表现、去抗衡、去化解。正因如此，西方文学实现了对于现实的超越，走向了“现实主义之后”。
这样的文学观，为教学西方小说提供了本质性的文艺理论依据。以下选取马克·吐温微型小说《丈夫支出账单中的一页》（以下简称《账单》）为例，探寻外国短篇小说深入阅读的教学路径。
二、一字之微中的灵魂审视：外国短篇小说教学的格局与深度
《账单》以其精致跳跃的构思凝聚人生百态于方寸之间。据说，当年报社曾答应按长篇小说支付稿酬，足见其内涵之丰富。小说中情节突转和留白的艺术处理历来是语文教学青睐的重点；但作家创作惜墨如金，小说标题用词却极尽大方，这其间的艺术用心，却每每被人忽视。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具有心理性质的东西，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言语符号的序列化，正是作家在特定时空下的情绪体验的结果；而言语符号的序列化，建构了情节的序列化。教学时，教师可引导学生体味一字之微中的表达空间，以“标题内容与结构的序列化”来领起教学，以分别删除“一页”“丈夫”和“支出”引导对比分析，从而发现作家由此达到的人性原罪的格局与深度。
1.“一页”：极简容器留白出繁复矛盾
作家在创作小说时，必须选择一个“容器”来承载他的故事，这个“容器”便是小说的结构。
《账单》的叙述容器是“一页账单”。若将“一页”改为“一本”，小说的表达效果将如何变化？
《账单》的结构安排在“一页”之中，将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凝固在一页账单的瞬间：丈夫招聘到女打字员一与打字员共进晚餐一出轨败露一收拾残局，安抚岳母和妻子。“一页”不仅是事件的截取，更是时间的压缩，这种故意压缩单位时间所产生的高度的涵盖不仅体现在故事层面，更在几个人物的心理层面、人物关系层面攒聚了矛盾；而“一页”之内、方寸之间爆发的矛盾，是多么惊人又多么能量巨大。这矛盾在两条线上同时展开又互相扭结。一是丈夫的情感轨迹：招聘到貌美的女打字员时的兴奋，赠予鲜花、共进晚餐时的欣喜，事情败露后面对夫人的大发雷霆，岳母加入后对情况糟糕恶化的恐惧，事情平息后的安慰，发新广告时的无奈；二是妻子的情感轨迹：发现丈夫出轨行为的恼怒，对丈夫悔改的谅解，婚姻挽回后的欢喜。
承载故事可有许多“容器”，马克·吐温选择了“一页”。“一页”，是“简”，却表达了“繁”；是“缺”，却实现了“满”。紧凑而简致的结构，只给读者一个枯干的经络，却在极简省的笔致中留白了极空阔的思维空间与涵泳空间，涵盖了错综的人物关系和复杂的情感变化，情感的跌宕之中尽是人性的悲喜交集。
2.“丈夫”：多维视角带来丰富张力
小说是要有一个讲述人的。故事由谁来讲，视角和口吻都不一样。这就产生了小说的叙述视角。不同的叙述视角，直接关联作品中人物情感的变化，影响到叙述表达的倾向。
《账单》中以一个指代不明的“她”有意模糊化处理了故事的观察者与讲述者。“她”，是丈夫叙述视角下的称谓，或许是指妻子，也或许是指年轻的女打字员。“妻子”与“女打字员”是同一关系或是二元对立关系，这就带来小说扑朔迷离的阅读情境。文本的故事也因此似乎走向了多元与涣散，读者的意义维度成为交叉的花园小径。
文本另一个可确定的叙述视角是“妻子”，这从小说标题“丈夫支出账单中的一页”即可辨明。故事的讲述者由此变得不确定。 标题视角与文本的叙述视角的问离，是作者有意设置的一个“局”；也正可借此见到作者文字的缜密与严肃。
那么叙述视角就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不妨在教学中给学生删去“丈夫”二字的文本，并设置二度创作环节，让学生分别从“妻子”与“情人”（女打字员）两个视角来重新叙述情节，体验叙述视角变化带来的小说写作上的迥异倾向与趣味。通过这个设计，学生会发现叙事逻辑的清晰与艰难：当故事内容的叙述者定位在“情人”（女打字员）上的时候，最后三个段落（“给夫人买衣服……招聘中年女打字员的广告费”）的叙事逻辑是无法延续下去的。很显然，马克·吐温要叙述的，是一个“妻子与丈夫”的故事。
这是一个充满人间气味的叙事，“一页”与“叙述视角”架构的是一个外部构造。接下去我们要弄明白的，是作者需要通过这样的外部构造传达什么样的内核。
3.“支出”：关键行为诱导出深度人性
“支出”，作为整个故事核心人物的关键性动作，却被作为修饰成分隐没在了故事叙述的边缘地带。这是马克·吐温又一个绝妙的设计。但是作者并非没有提醒我们，他用类似剧本的补注形式，在括号里反复示现，引起阅读关注。
如若将标题中的“支出”一词删去，那么丈夫这个人物形象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且看删去“支出”之后的文本表述：
招聘女打字员的广告费……
提前一星期预付给女打字员的薪水……
购买送给女打字员花束的费用……
同她共进的一顿晚餐的费用……
给夫人买衣服的钱……
给岳母买大衣的钱……
招聘中年女打字员的广告费……
比较阅读删改前后的文本，不难窥见小说主人公丈夫的情感变化：付第一次广告费（平静）—提前预支薪水（窃喜）—花束的费用（甜蜜）—晚餐的费用（欢喜）—给夫人衣服的钱（事件败露后的失落、懊恼、后悔、补救）—给岳母买衣服的钱（事态严重后的担忧）—再次付广告费（沮丧、无奈、无趣）。借由人物情感变化深入分析丈夫形象：其一，好色、不忠、多变——浅表性行为性格特征；其二，物质性、懦弱、忏悔主体——多层次人性深度特征。而删除“支出”之后，文本就不能够在从“支出”到“一大笔支出”的变化中呈现出丈夫的内心变化与丰富人性，故事情节波澜不兴，人物形象也不能在起伏的情節中获得多元与丰满，小说叙事的张力便无从体现。“支出”动词性的“隐”，与数量性的“显”，一隐一显之间，我们已然进入作家所设定的场域中。
这个场域里有什么呢？马克·吐温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个账单本身是丈夫写的，故事的过程所铺展开的，就是丈夫自身的灵魂镜像，在一笔一笔的记录过程中，可以想见丈夫在生活外形改变之下的内心波澜与撕扯，那一地鸡毛之下动荡不安的灵魂。账单所铺展开的故事在近似残酷的简洁里结束了，马克·吐温用一个回环的结构归复了故事开端的叙述——不，多了“中年”二字，这二字的况味，在丈夫的心里，不会是人生的春天了——但也难说就是人生的冬天，因为西方文学忏悔传统的存在，我们尽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灵魂从挣扎到回归的美好结局。
这是中国文学表达与阅读所不习惯的。中国文学，从儒家开始，就不关注和讨论灵魂的问题。尽管孔子极为重视人的现实生活，但其所思考的，是人在困苦的现实生活中如何依仗自己的力量自强不息，实现人生价值，是一种目标理性。因此，儒家思想体系下的反省，是既定道德秩序下的自我修正与调整，其中没有灵魂的挣扎和叩问。道家哲学提出了个体生命挣脱现实困境的路径，但是庄子对存在意义的叩问是一种消极性、否定性的叩问，打破了生死、福祸、是非等的界限，取消了对立，同时也就失去了关注，再也没有现实情感和现实精神创造的关怀，也不理会人心世界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与紧张，更谈不上灵魂的挣扎与呼喊。
4.“妻子”：灵魂潜在的多重审视者
然而，“丈夫”书写（账单）的阅读者是“妻子”，这就带来了文本阅读的双层结构。
“作者（丈夫）—读者（妻子）”之间的情感错位与灵魂冲突，正是这个文本建构的匠心所在；而这与“现实作者一现实读者”又构成了套形结构。正是这样，这个文本在结构表相的轻巧之外达到了文心内在的繁复，获取了灵魂双重镜像的透视效果。
那么，为什么小说要在“丈夫”的叙述视角之外，再介入“妻子”的叙述视角呢？
小说的写作方式从叙述腔调上大致可分为“讲述”与“显示”两种。作为“讲述”的小说，叙述者时不时地到场亮相，告诉他要告诉读者的事，他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小说中的人与事加以解释与判断，还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那些人与事的感情。而所谓的“显示”，就是叙述者差不多完全消失在文字的背后，让读者在阅读时独自面对一段生活，面对一个人、一件事。这个不肯露面的叙述者，只是客观地将那些人与事呈现出来。
那么，“妻子”的潜在，是一个窥视者吗？她见到了丈夫的出轨与悔过。或是一个审判者，从什么维度上审判呢？是情感，还是道德？或是一个灵魂的挣扎者？这都给文本的解读带来了多元多维的空间。这是马克·吐温叙述的又一令人赞叹处。文本没有正面描写一个人物，我们不能从文本本身看出妻子的情感走向，但标题中“丈夫”这一称谓把“妻子”推到我们面前，马克·吐温令人瞠目结舌的建构智慧使“妻子”不由分说成为我们阅读想象必须存在的一部分。故事最后的结局极其无奈，这无奈是爱情的无奈，或是婚姻的无奈，或是人性本来的矜持与矛盾？不可得知了，但是对于“妻子”来说，经历了现实婚姻的波折之后，再度阅读丈夫对那一过程的灵魂书写，是否会再次经受更为巨大的震动？是否因此产生了对于曾经存在的那个现实过程的质疑与惶惑？这些都是马克·吐温更残酷的地方，他把人性灵魂放在“我忏悔”与“他忏悔”两个维度上炙烤、论辩、挤压，呈示着人与人之间的“巴别塔”处境。
“灵魂的忏悔”是外国短篇小说的格局与深度，“一字之微”是进入这格局与深度的教学路径。
周作人曾评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精义即在于个体灵魂维度上的忏悔所带来的文学审美：“陀氏著作，就善能写出这抹布的灵魂，给我辈看。使我辈听见最下等最秽恶最无耻的人所发出的悲痛的声音……窃贼、谋杀老姬的凶手、娼妓，都说话，他们的声音却都极美，悲哀而且美。他们堕落的灵魂，原同尔我一样，他们也爱道德，也恶罪恶。他们陷在泥塘里，悲叹他们不意的堕落，正同尔我一样的悲哀……”文学作品只有看到不幸的人身上灵魂的苦痛与悲哀，才具有深度，才得要旨——这是解读西方文学价值的要义，也是语文教学应有的人文关怀。
一、忏悔视角：外国小说的本质性与超越性
刘再复一再指出，文学作品中的灵魂，归根结底应当是个体的灵魂，也就是体现在每个生命个体身上的灵魂，而不是群体性的灵魂。他指出，像鲁迅通过一个文学意象概括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方法”，但不是普遍的文学方式，文学更多地应当是展开生命个体的灵魂冲突。刘再复的文学观是更本质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将文学从文以载道的社会职任中脱离出来，使之成为更纯粹，也更人性的一种人的存在感的验证方式。
基于这样的文学本体论，我们看到，与中国古代文化缺乏灵魂叩问不同，拥有宗教背景的西方文学更注重个体灵魂深处的冲突与呐喊，更关注原罪在个体生命中的重要价值。由是，忏悔视角构成了外国小说的本质性与超越性，也带来相应的格局与深度。周作人在《文学中的俄国与中国》一文中这样解说俄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不同：“俄国文学上还有一种特色，便是富于自己谴责的精神。……描写国内社会情状的，多含有忏悔的性质。”这是解读西方文学价值的第一要义。
解读西方文学价值的第二要义，是忏悔意识的实现与表达。与我国文以载道不同，西方文学的表现职任不在教育，而在呈现，呈现人灵魂的裂变与挣扎，从而实现文学对于人类存在意义的讽谏功能。其旨不在教育，故而不需大声疾呼；在于呈现灵魂，故而显得沉静内敛。比如我们的“现实主义”从来只看到卡夫卡的夸张与变形中的热闹，卡尔维诺却说：“我爱卡夫卡，因为他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卡尔维诺指证了一个创作现实：信息（情思内容）是有稳定性和实效性的，而载体（表現形式）则有无限的可能性；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统一于文本，成就整体的美，同时又彼此相互超越与翻新，在更高的层面上建立意义，使文学作品超拔于现实，从而建立更广泛与普遍的意义，获得文学的永恒性。王小波欣赏卡尔维诺的原因就在于他肯定了文学的“无限的可能性”，从根本上释放了“想象”与“想象力”，把“现实之重”以“艺术之轻”去表现、去抗衡、去化解。正因如此，西方文学实现了对于现实的超越，走向了“现实主义之后”。
这样的文学观，为教学西方小说提供了本质性的文艺理论依据。以下选取马克·吐温微型小说《丈夫支出账单中的一页》（以下简称《账单》）为例，探寻外国短篇小说深入阅读的教学路径。
二、一字之微中的灵魂审视：外国短篇小说教学的格局与深度
《账单》以其精致跳跃的构思凝聚人生百态于方寸之间。据说，当年报社曾答应按长篇小说支付稿酬，足见其内涵之丰富。小说中情节突转和留白的艺术处理历来是语文教学青睐的重点；但作家创作惜墨如金，小说标题用词却极尽大方，这其间的艺术用心，却每每被人忽视。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具有心理性质的东西，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言语符号的序列化，正是作家在特定时空下的情绪体验的结果；而言语符号的序列化，建构了情节的序列化。教学时，教师可引导学生体味一字之微中的表达空间，以“标题内容与结构的序列化”来领起教学，以分别删除“一页”“丈夫”和“支出”引导对比分析，从而发现作家由此达到的人性原罪的格局与深度。
1.“一页”：极简容器留白出繁复矛盾
作家在创作小说时，必须选择一个“容器”来承载他的故事，这个“容器”便是小说的结构。
《账单》的叙述容器是“一页账单”。若将“一页”改为“一本”，小说的表达效果将如何变化？
《账单》的结构安排在“一页”之中，将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凝固在一页账单的瞬间：丈夫招聘到女打字员一与打字员共进晚餐一出轨败露一收拾残局，安抚岳母和妻子。“一页”不仅是事件的截取，更是时间的压缩，这种故意压缩单位时间所产生的高度的涵盖不仅体现在故事层面，更在几个人物的心理层面、人物关系层面攒聚了矛盾；而“一页”之内、方寸之间爆发的矛盾，是多么惊人又多么能量巨大。这矛盾在两条线上同时展开又互相扭结。一是丈夫的情感轨迹：招聘到貌美的女打字员时的兴奋，赠予鲜花、共进晚餐时的欣喜，事情败露后面对夫人的大发雷霆，岳母加入后对情况糟糕恶化的恐惧，事情平息后的安慰，发新广告时的无奈；二是妻子的情感轨迹：发现丈夫出轨行为的恼怒，对丈夫悔改的谅解，婚姻挽回后的欢喜。
承载故事可有许多“容器”，马克·吐温选择了“一页”。“一页”，是“简”，却表达了“繁”；是“缺”，却实现了“满”。紧凑而简致的结构，只给读者一个枯干的经络，却在极简省的笔致中留白了极空阔的思维空间与涵泳空间，涵盖了错综的人物关系和复杂的情感变化，情感的跌宕之中尽是人性的悲喜交集。
2.“丈夫”：多维视角带来丰富张力
小说是要有一个讲述人的。故事由谁来讲，视角和口吻都不一样。这就产生了小说的叙述视角。不同的叙述视角，直接关联作品中人物情感的变化，影响到叙述表达的倾向。
《账单》中以一个指代不明的“她”有意模糊化处理了故事的观察者与讲述者。“她”，是丈夫叙述视角下的称谓，或许是指妻子，也或许是指年轻的女打字员。“妻子”与“女打字员”是同一关系或是二元对立关系，这就带来小说扑朔迷离的阅读情境。文本的故事也因此似乎走向了多元与涣散，读者的意义维度成为交叉的花园小径。
文本另一个可确定的叙述视角是“妻子”，这从小说标题“丈夫支出账单中的一页”即可辨明。故事的讲述者由此变得不确定。 标题视角与文本的叙述视角的问离，是作者有意设置的一个“局”；也正可借此见到作者文字的缜密与严肃。
那么叙述视角就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不妨在教学中给学生删去“丈夫”二字的文本，并设置二度创作环节，让学生分别从“妻子”与“情人”（女打字员）两个视角来重新叙述情节，体验叙述视角变化带来的小说写作上的迥异倾向与趣味。通过这个设计，学生会发现叙事逻辑的清晰与艰难：当故事内容的叙述者定位在“情人”（女打字员）上的时候，最后三个段落（“给夫人买衣服……招聘中年女打字员的广告费”）的叙事逻辑是无法延续下去的。很显然，马克·吐温要叙述的，是一个“妻子与丈夫”的故事。
这是一个充满人间气味的叙事，“一页”与“叙述视角”架构的是一个外部构造。接下去我们要弄明白的，是作者需要通过这样的外部构造传达什么样的内核。
3.“支出”：关键行为诱导出深度人性
“支出”，作为整个故事核心人物的关键性动作，却被作为修饰成分隐没在了故事叙述的边缘地带。这是马克·吐温又一个绝妙的设计。但是作者并非没有提醒我们，他用类似剧本的补注形式，在括号里反复示现，引起阅读关注。
如若将标题中的“支出”一词删去，那么丈夫这个人物形象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且看删去“支出”之后的文本表述：
招聘女打字员的广告费……
提前一星期预付给女打字员的薪水……
购买送给女打字员花束的费用……
同她共进的一顿晚餐的费用……
给夫人买衣服的钱……
给岳母买大衣的钱……
招聘中年女打字员的广告费……
比较阅读删改前后的文本，不难窥见小说主人公丈夫的情感变化：付第一次广告费（平静）—提前预支薪水（窃喜）—花束的费用（甜蜜）—晚餐的费用（欢喜）—给夫人衣服的钱（事件败露后的失落、懊恼、后悔、补救）—给岳母买衣服的钱（事态严重后的担忧）—再次付广告费（沮丧、无奈、无趣）。借由人物情感变化深入分析丈夫形象：其一，好色、不忠、多变——浅表性行为性格特征；其二，物质性、懦弱、忏悔主体——多层次人性深度特征。而删除“支出”之后，文本就不能够在从“支出”到“一大笔支出”的变化中呈现出丈夫的内心变化与丰富人性，故事情节波澜不兴，人物形象也不能在起伏的情節中获得多元与丰满，小说叙事的张力便无从体现。“支出”动词性的“隐”，与数量性的“显”，一隐一显之间，我们已然进入作家所设定的场域中。
这个场域里有什么呢？马克·吐温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个账单本身是丈夫写的，故事的过程所铺展开的，就是丈夫自身的灵魂镜像，在一笔一笔的记录过程中，可以想见丈夫在生活外形改变之下的内心波澜与撕扯，那一地鸡毛之下动荡不安的灵魂。账单所铺展开的故事在近似残酷的简洁里结束了，马克·吐温用一个回环的结构归复了故事开端的叙述——不，多了“中年”二字，这二字的况味，在丈夫的心里，不会是人生的春天了——但也难说就是人生的冬天，因为西方文学忏悔传统的存在，我们尽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灵魂从挣扎到回归的美好结局。
这是中国文学表达与阅读所不习惯的。中国文学，从儒家开始，就不关注和讨论灵魂的问题。尽管孔子极为重视人的现实生活，但其所思考的，是人在困苦的现实生活中如何依仗自己的力量自强不息，实现人生价值，是一种目标理性。因此，儒家思想体系下的反省，是既定道德秩序下的自我修正与调整，其中没有灵魂的挣扎和叩问。道家哲学提出了个体生命挣脱现实困境的路径，但是庄子对存在意义的叩问是一种消极性、否定性的叩问，打破了生死、福祸、是非等的界限，取消了对立，同时也就失去了关注，再也没有现实情感和现实精神创造的关怀，也不理会人心世界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与紧张，更谈不上灵魂的挣扎与呼喊。
4.“妻子”：灵魂潜在的多重审视者
然而，“丈夫”书写（账单）的阅读者是“妻子”，这就带来了文本阅读的双层结构。
“作者（丈夫）—读者（妻子）”之间的情感错位与灵魂冲突，正是这个文本建构的匠心所在；而这与“现实作者一现实读者”又构成了套形结构。正是这样，这个文本在结构表相的轻巧之外达到了文心内在的繁复，获取了灵魂双重镜像的透视效果。
那么，为什么小说要在“丈夫”的叙述视角之外，再介入“妻子”的叙述视角呢？
小说的写作方式从叙述腔调上大致可分为“讲述”与“显示”两种。作为“讲述”的小说，叙述者时不时地到场亮相，告诉他要告诉读者的事，他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小说中的人与事加以解释与判断，还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那些人与事的感情。而所谓的“显示”，就是叙述者差不多完全消失在文字的背后，让读者在阅读时独自面对一段生活，面对一个人、一件事。这个不肯露面的叙述者，只是客观地将那些人与事呈现出来。
那么，“妻子”的潜在，是一个窥视者吗？她见到了丈夫的出轨与悔过。或是一个审判者，从什么维度上审判呢？是情感，还是道德？或是一个灵魂的挣扎者？这都给文本的解读带来了多元多维的空间。这是马克·吐温叙述的又一令人赞叹处。文本没有正面描写一个人物，我们不能从文本本身看出妻子的情感走向，但标题中“丈夫”这一称谓把“妻子”推到我们面前，马克·吐温令人瞠目结舌的建构智慧使“妻子”不由分说成为我们阅读想象必须存在的一部分。故事最后的结局极其无奈，这无奈是爱情的无奈，或是婚姻的无奈，或是人性本来的矜持与矛盾？不可得知了，但是对于“妻子”来说，经历了现实婚姻的波折之后，再度阅读丈夫对那一过程的灵魂书写，是否会再次经受更为巨大的震动？是否因此产生了对于曾经存在的那个现实过程的质疑与惶惑？这些都是马克·吐温更残酷的地方，他把人性灵魂放在“我忏悔”与“他忏悔”两个维度上炙烤、论辩、挤压，呈示着人与人之间的“巴别塔”处境。
“灵魂的忏悔”是外国短篇小说的格局与深度，“一字之微”是进入这格局与深度的教学路径。
周作人曾评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精义即在于个体灵魂维度上的忏悔所带来的文学审美：“陀氏著作，就善能写出这抹布的灵魂，给我辈看。使我辈听见最下等最秽恶最无耻的人所发出的悲痛的声音……窃贼、谋杀老姬的凶手、娼妓，都说话，他们的声音却都极美，悲哀而且美。他们堕落的灵魂，原同尔我一样，他们也爱道德，也恶罪恶。他们陷在泥塘里，悲叹他们不意的堕落，正同尔我一样的悲哀……”文学作品只有看到不幸的人身上灵魂的苦痛与悲哀，才具有深度，才得要旨——这是解读西方文学价值的要义，也是语文教学应有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