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杜威(美国著名教育家)
黄炎培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八字概括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有所不为，无所不容，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难。因为这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灵魂的锻造。正所谓有所不为而后才可以有为，有所不为是择善而固执，要有择善的眼光，也要有固执的勇气，绝不假词色，从不阿于人：无所不容是海纳百川的宽容，宽容的背后，必须有眼界作为支撑，所谓少见多怪，见得多了，自然不以为奇，可以容忍的东西才更多。这要有博大的襟怀，也要有调和的手段。否则的话，单是思想内在的冲突，就足以让人烦恼不堪，更别说以此律己待人了。
事实上，有这八个字，并用一生的时间去实践它，已足够成就一个人。
而蔡元培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因不满袁世凯之为人，义无反顾地辞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职务。他因不忍与彭允彝等人同流合污，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这是他的“有所不为”。做部长、做校长不是他的真正志向，他的真正志向是要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建立一套符合他的观念的教育体系。如果他的职位和他的原则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他的选择就是放弃前者而坚持后者。而站在时代的前沿，引领中国教育，不拘一格降人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古今中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则是他的“无所不容”。
在现代大学发展早期的陶铸过程中，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基本制度的建立和风格的形成，通常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往往开一代风气之先。然而，那些校长们没有哪一位能像蔡元培先生那样，对于一个国家的大学理想、观念和制度产生了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许久以来蔡元培成了中国现代大学观念的同义词，大学制度改革的象征。
时至今日，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寻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的教育，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之于时代：开一代风气之先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浙江绍兴人。4岁入私塾读书。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在这期间他学习日文，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等，并广泛浏览各国思想家的书籍，养成了他不主一家、兼收并蓄、新旧贯通的治学精神。22岁在浙江乡试中举人，25岁中进士，27岁任翰林院编修。31岁由北京回到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37岁曾被推为光复会会长。40岁前往德国求学，45岁任国民教育总长，任满7个月后辞职到德国，后又转往法国读书数年。49岁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声名赫赫。63岁主持中央研究院的工作。1940年于香港逝世，享年72岁。其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风雨沧桑。
其学问，其在教育改革上的功用自不必说，而当时他的成就之最，在于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时代运势的必然，裹挟着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元培居首。
近代以来，国门大开，西方各类思潮纷至沓来。但国人注意西方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惟独蔡元培先生，他致力于用西方的思想来改造国民，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而且，他又不仅限于外，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不论古今中外，都要拿来为我所用的。
讲到他的气度，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气度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也正孕育在此了。
就是这种开一代风气之先，使得蔡元培之于北大、之于中国的教育，皆功不可没。诚如美国学者杜威曾经说过的：“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若问蔡元培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他能罗致人才，能造成学风，能影响到全国大局，其因何在?此无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恶。他的一言一动，不论做什么事，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这样，他便能打动人。人或者甘心情愿跟着他走，或随着他有一段鼓舞而不自知。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迫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他毕竟成功了，毕竟不可磨灭地成功了。
之于北大：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也
在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已换过五任校长，并未能改变北大的局面。那时的北大，没有半点最高学府的样子，一片乌烟瘴气：封建沉疴未去，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鄙薄。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大上任。他在北大就职演说上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并且开宗明义地向学生提出三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曰偷，道德沦丧，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三曰敬爱师长：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晟，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这在当时可谓是大刀阔斧、锐意改革了。
1918年12月10日，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为北大确立了今后的发展目标：“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正是这一目标的确立，使北大终于成为一所世界名校，孕育出无数栋梁之才，进而影响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他认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人趣，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培养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这才是大学的最高宗旨之所在。
蔡元培极力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提倡“只能有学说的宗师，不能有门户的领袖”。 对于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在这种思想之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斗士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等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蔡元培主校以后，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像鲁迅、钱玄同、吴梅、刘半农等，都来到北大教书。无论在教师还是学生中，都有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立宪派、帝制派、复古派，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这方是真气度，真度量，真正的“兼容并包”。它不问教师的思想立场，只要有学识，都有机会在北京大学一试身手。如辜鸿铭能够进入北京大学，不是因为他脑后拖着辫子，而是他对传统国学的精深研究，才有资格在北京大学占一席之地。可见，“兼容并包”是从属于“学术至上”这一基本原则的。
在当时的北大，“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独立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一切都与蔡元培先生的学识、胸襟、性格密切相关。在蔡元培整顿北大的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北大改变了以前沉闷和腐败的风气，自由研究学术蔚然成风。民国时期的教育是中国历史上百花盛放的繁荣时期，当时出的教育家何其多也，陶行知、竺可桢、陈寅恪、张伯苓等都是提倡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教育家。而蔡元培执掌北大，使得北大文气之盛，成为当时当之无愧的最高学府。
在这种精神下，北大吸引了各路学术精英。一时间，北大人才荟萃，济济一堂。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蔡先生而后北大始成其所以为大。
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诸先生皆各有各的神通。所有他们诸人中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元培都未必能做；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能聚拢在北大，更没有施展的机会。聚拢起人才而且使其才能得以发挥，这是蔡元培独有的伟大。而当时在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了。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元培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能培养许多人。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是蔡先生开之了。
教育部北大在讲词中有言“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1923年之后的蔡元培，已不再管理北大校务，但是，北大却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伟大的教育家。
之于中国教育：教育者，非为以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
作为一代教育大师，蔡元培先生不仅对北大，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思想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略、“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的精辟论断，早已成为经典教育思想的代表。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蔡先生主张教育要养成“完全之人格”，要以完全人格教育来改造以往教育，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追求超现实的实体世界，使人达到最高精神境界，“养成科学头脑，形成劳动的能力，提高艺术的兴趣”。“教育者，非为以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他同时非常强调德育和美育的重要性，也提倡实利主义，但更强调“教育家必有百世不迁之主义”，即以人权、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为价值标准，以公开而受监督、为全民谋福利、保障个人自由、促进个性发展为原则，以教育为途径，以社会改良、和平渐进为方法，来开展教育。他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奠基人。
在教育领域，现在有个主张叫做“回到蔡元培去”。因为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代表着现代教育的方向，现代教育应着眼于怎样培养知识分子的人格，而中国教育的出路正在于此。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可归纳为五项基本原则：
1.教育独立，超越政党政治，全民利益至上。
2.根本目的在于使教育对象发展能力，完成人格，不再使教育对象成为工具，供他人驱使。
3.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
4.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5.以全部由教授组成之教授会、评议会、行政会及各种事务委员会等一整套制度保障教授治校。
从这些理念中，可见蔡元培的博大和深邃。即使在今天，也是相当实用的。我们不得不汗颜，百年之前的教育理念，时至今日仍然成效甚微。蔡先生刚进北大时批评大学生的话，今天基本上都适用，请看1917年1月9日他在北大的就职演说：
学生“徒旨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事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顾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7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
而关于“新教育”的理念，他引用瑞士教育家沛斯泰洛齐的话：“今之教育，乃使成人受教于儿童。何谓成人受教于儿童?谓成人不敢自存成见，立于儿童之地位而体验之，以定教育之方法。”主张“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而“吾国教育界，乃沿牢守几本教科书，以强迫全班学生，其实与往日之《三字经》，四书、五经等，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相差。”
不禁震撼，蔡先生眼光竟如此深邃!
蔡元培是空前的。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真正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的人。有了这种精神大格局，相比之下，中国最顶尖的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也显得那么小。只有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能人，才是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大实践家，才是具有宽阔视野、博大胸怀和博大人格的大写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深刻的使命感、危重的责任感，才有人格大魅力，才有人间大眼界，才有人世大救赎。教育的改革不需要声嘶力竭，而是一种清醒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身体力行、无所畏惧、义无反顾的行动。
这样一种改革，并不是一两个大学校长所能造就的，需要无数个蔡元培的共同努力。不但如此，这样一场改革并非单单是大学的职责，也并非仅是大学校长、大学教师的职责，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责任。
——杜威(美国著名教育家)
黄炎培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八字概括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有所不为，无所不容，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难。因为这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灵魂的锻造。正所谓有所不为而后才可以有为，有所不为是择善而固执，要有择善的眼光，也要有固执的勇气，绝不假词色，从不阿于人：无所不容是海纳百川的宽容，宽容的背后，必须有眼界作为支撑，所谓少见多怪，见得多了，自然不以为奇，可以容忍的东西才更多。这要有博大的襟怀，也要有调和的手段。否则的话，单是思想内在的冲突，就足以让人烦恼不堪，更别说以此律己待人了。
事实上，有这八个字，并用一生的时间去实践它，已足够成就一个人。
而蔡元培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因不满袁世凯之为人，义无反顾地辞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职务。他因不忍与彭允彝等人同流合污，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这是他的“有所不为”。做部长、做校长不是他的真正志向，他的真正志向是要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建立一套符合他的观念的教育体系。如果他的职位和他的原则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他的选择就是放弃前者而坚持后者。而站在时代的前沿，引领中国教育，不拘一格降人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古今中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则是他的“无所不容”。
在现代大学发展早期的陶铸过程中，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基本制度的建立和风格的形成，通常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往往开一代风气之先。然而，那些校长们没有哪一位能像蔡元培先生那样，对于一个国家的大学理想、观念和制度产生了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许久以来蔡元培成了中国现代大学观念的同义词，大学制度改革的象征。
时至今日，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寻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的教育，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之于时代：开一代风气之先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浙江绍兴人。4岁入私塾读书。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在这期间他学习日文，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等，并广泛浏览各国思想家的书籍，养成了他不主一家、兼收并蓄、新旧贯通的治学精神。22岁在浙江乡试中举人，25岁中进士，27岁任翰林院编修。31岁由北京回到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37岁曾被推为光复会会长。40岁前往德国求学，45岁任国民教育总长，任满7个月后辞职到德国，后又转往法国读书数年。49岁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声名赫赫。63岁主持中央研究院的工作。1940年于香港逝世，享年72岁。其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风雨沧桑。
其学问，其在教育改革上的功用自不必说，而当时他的成就之最，在于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时代运势的必然，裹挟着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元培居首。
近代以来，国门大开，西方各类思潮纷至沓来。但国人注意西方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惟独蔡元培先生，他致力于用西方的思想来改造国民，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而且，他又不仅限于外，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不论古今中外，都要拿来为我所用的。
讲到他的气度，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气度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也正孕育在此了。
就是这种开一代风气之先，使得蔡元培之于北大、之于中国的教育，皆功不可没。诚如美国学者杜威曾经说过的：“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若问蔡元培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他能罗致人才，能造成学风，能影响到全国大局，其因何在?此无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恶。他的一言一动，不论做什么事，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这样，他便能打动人。人或者甘心情愿跟着他走，或随着他有一段鼓舞而不自知。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迫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他毕竟成功了，毕竟不可磨灭地成功了。
之于北大：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也
在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已换过五任校长，并未能改变北大的局面。那时的北大，没有半点最高学府的样子，一片乌烟瘴气：封建沉疴未去，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鄙薄。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大上任。他在北大就职演说上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并且开宗明义地向学生提出三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曰偷，道德沦丧，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三曰敬爱师长：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晟，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这在当时可谓是大刀阔斧、锐意改革了。
1918年12月10日，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为北大确立了今后的发展目标：“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正是这一目标的确立，使北大终于成为一所世界名校，孕育出无数栋梁之才，进而影响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他认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人趣，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培养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这才是大学的最高宗旨之所在。
蔡元培极力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提倡“只能有学说的宗师，不能有门户的领袖”。 对于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在这种思想之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斗士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等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蔡元培主校以后，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像鲁迅、钱玄同、吴梅、刘半农等，都来到北大教书。无论在教师还是学生中，都有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立宪派、帝制派、复古派，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这方是真气度，真度量，真正的“兼容并包”。它不问教师的思想立场，只要有学识，都有机会在北京大学一试身手。如辜鸿铭能够进入北京大学，不是因为他脑后拖着辫子，而是他对传统国学的精深研究，才有资格在北京大学占一席之地。可见，“兼容并包”是从属于“学术至上”这一基本原则的。
在当时的北大，“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独立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一切都与蔡元培先生的学识、胸襟、性格密切相关。在蔡元培整顿北大的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北大改变了以前沉闷和腐败的风气，自由研究学术蔚然成风。民国时期的教育是中国历史上百花盛放的繁荣时期，当时出的教育家何其多也，陶行知、竺可桢、陈寅恪、张伯苓等都是提倡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教育家。而蔡元培执掌北大，使得北大文气之盛，成为当时当之无愧的最高学府。
在这种精神下，北大吸引了各路学术精英。一时间，北大人才荟萃，济济一堂。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蔡先生而后北大始成其所以为大。
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诸先生皆各有各的神通。所有他们诸人中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元培都未必能做；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能聚拢在北大，更没有施展的机会。聚拢起人才而且使其才能得以发挥，这是蔡元培独有的伟大。而当时在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了。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元培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能培养许多人。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是蔡先生开之了。
教育部北大在讲词中有言“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1923年之后的蔡元培，已不再管理北大校务，但是，北大却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伟大的教育家。
之于中国教育：教育者，非为以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
作为一代教育大师，蔡元培先生不仅对北大，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思想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略、“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的精辟论断，早已成为经典教育思想的代表。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蔡先生主张教育要养成“完全之人格”，要以完全人格教育来改造以往教育，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追求超现实的实体世界，使人达到最高精神境界，“养成科学头脑，形成劳动的能力，提高艺术的兴趣”。“教育者，非为以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他同时非常强调德育和美育的重要性，也提倡实利主义，但更强调“教育家必有百世不迁之主义”，即以人权、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为价值标准，以公开而受监督、为全民谋福利、保障个人自由、促进个性发展为原则，以教育为途径，以社会改良、和平渐进为方法，来开展教育。他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奠基人。
在教育领域，现在有个主张叫做“回到蔡元培去”。因为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代表着现代教育的方向，现代教育应着眼于怎样培养知识分子的人格，而中国教育的出路正在于此。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可归纳为五项基本原则：
1.教育独立，超越政党政治，全民利益至上。
2.根本目的在于使教育对象发展能力，完成人格，不再使教育对象成为工具，供他人驱使。
3.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
4.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5.以全部由教授组成之教授会、评议会、行政会及各种事务委员会等一整套制度保障教授治校。
从这些理念中，可见蔡元培的博大和深邃。即使在今天，也是相当实用的。我们不得不汗颜，百年之前的教育理念，时至今日仍然成效甚微。蔡先生刚进北大时批评大学生的话，今天基本上都适用，请看1917年1月9日他在北大的就职演说：
学生“徒旨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事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顾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7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
而关于“新教育”的理念，他引用瑞士教育家沛斯泰洛齐的话：“今之教育，乃使成人受教于儿童。何谓成人受教于儿童?谓成人不敢自存成见，立于儿童之地位而体验之，以定教育之方法。”主张“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而“吾国教育界，乃沿牢守几本教科书，以强迫全班学生，其实与往日之《三字经》，四书、五经等，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相差。”
不禁震撼，蔡先生眼光竟如此深邃!
蔡元培是空前的。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真正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的人。有了这种精神大格局，相比之下，中国最顶尖的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也显得那么小。只有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能人，才是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大实践家，才是具有宽阔视野、博大胸怀和博大人格的大写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深刻的使命感、危重的责任感，才有人格大魅力，才有人间大眼界，才有人世大救赎。教育的改革不需要声嘶力竭，而是一种清醒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身体力行、无所畏惧、义无反顾的行动。
这样一种改革，并不是一两个大学校长所能造就的，需要无数个蔡元培的共同努力。不但如此，这样一场改革并非单单是大学的职责，也并非仅是大学校长、大学教师的职责，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