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解放日报》大事记(1941.5.14——1947.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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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大事记是为编撰《解放日报史》和为研究该报提供一个概要的线索而编写的。“大事记”以记述《解放日报》的主要宣传内容、报纸的改革过程和报社内部事务为主。考虑到写史的需要,也简要地记述了与该报有关的背景材料。在“大事记”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央档案馆和原在解放日报社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谢意。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资料又不够充分,在内容和编排上都可能有不妥之处,因此,“大事记”仍为征求意见稿。我们热切希望“老解放”们能从“大事记”提供的线索中受到启发,回忆四十年前在延安从事新闻工作的峥嵘岁月,积极为本丛刊撰写回忆录。
其他文献
抗战胜利后不久,1945年9月初的一天凌晨,我在化龙桥《新华日报》看过了当天报纸大样,在编辑室的藤榻上休息了一刻,就下山坐公共汽车到赖家桥文工会驻地,去看鹿地亘夫妇。日本投降后,他们写信约我谈话已经不止一次了,主要要谈的是他们是否可以尽快回国,和“反战同盟”的那些盟员今后的工作问题。
办一张接近群众的报纸“以日销百万为目的”!这是多么大胆,多么诱人的口号。《立报》创刊的广告就是用大号字标出这句话的。广吿套红登在《新闻报》上,足足占了两个整版。顿时,它震动了大上海。难怪《申报》的马荫良和《新闻报》的汪伯奇打算联合起來办一张小报,白送给读者来抵制它了。
一、初进《时报》1924年,我被介绍到上海《时报》当外勤记者。在此以前,我在一所中学教数学,在上海工部局教英国人学汉语。那时候,社会上一般很少有人注意新闻记者的学历问题,只要他们花实际工作中能胜任愉快,谁都不去管他们也什么学校毕业。
《大公报》是解放前一份历史较长、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日报。它从1902年创刊到1949年停刊?②前后经历四十七年,以“论说”、“社评”之“敢言”见称。
我是怎样进入《大公报》的?1929年至1930年,我在上海民治新闻学院(后来改为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学习以后,感到上海《申报》《新闻报》等报纸多着重商业化经营,比较了全国各大城市的报纸后,认为天津《大公报》的特点比较突出,很有发展前途,故于1930年暑期离沪赴津,想在天津《大公报》找到实习新闻工作的机会。
1933年从春天到秋天,“天津人公报副刊《小公园》,曾一度成为发表‘左联'成员作品的主要场所。”①过去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由于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和张香山同志发表《天津“左联”的片断回忆》等文章才逐渐传开。
“街谈巷议”是《羊城晚报》一版的言论专栏。1980年2月《羊城晚报》复刊时,总编辑吴有恒提出,根据“反映生活、干预生活、丰富生活、引导生活”的办报方针,晚报“新闻主攻,副刊主守”。
“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和建国初期,他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对新华社的建设、对新闻干部队伍的建设,都做出了重大方献。是我们党新闻事业的杰出战士。“……把毕生精力献给党、献给人民,真正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他在许多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他对革命工作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火一样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