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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小说中女性人物为研究对象，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出发，对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亚历山大的生存困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达雷尔在小说中精心刻画了以梅丽莎、贾斯汀、利拉和克丽为代表的埃及女性，展现了反抗殖民统治的坎坷历程，反映了她们对民族解放与革命胜利的美好憧憬。
关键词：劳伦斯·达雷尔； 《亚历山大四重奏》；后殖民主义； 埃及女性
劳伦斯·达雷尔是英国现当代著名小说家，其代表作《亚历山大四重奏》在英国文坛上取得的卓越成就奠定了他举足轻重的文学地位。因其突出贡献，达雷尔被授予英国皇家文学学会院士的称号。本文以《亚历山大四重奏》中的女性人物为研究对象，从后殖民的视角出发，解读了梅丽莎沦为殖民者与男人掌中玩物的悲惨命运，探讨小说中以贾斯汀、利拉和克丽为代表的埃及女性反抗殖民统治的强烈责任意识和抵制父权压迫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埃及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强烈渴望。
一、后殖民社会的牺牲品
执着于感性满足与肉体享受的梅丽莎是达雷尔笔下颇具代表性的悲剧人物，她游荡在男人之间，不仅在父权统治下丧失自我，还成为殖民者的享乐工具。梅丽莎的生存现实展现了殖民者和男权欲望下亚历山大女性的艰难困境，她的所作所为与日渐崛起的埃及背道而驰，最终付出了生命代价。
在埃及父权社会中，梅丽莎错把自己未来交付于男人，从而失去了自我身份，泯灭了自我价值。在物欲横流的城市中，梅丽莎是军火商科恩的情人，曾极力说服科恩娶自己却一直被拖延，因为他不想让自己受束缚，又不想失去梅丽莎。梅丽莎与纳西姆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爱情，短暂相爱之后，纳西姆得知梅丽莎怀孕心生厌恶便劝她堕胎，而梅丽莎身体虚弱无法做流产手术，在生下女儿不久便因疾而终。在性别结构的社会制度中，女性长期处于主流社会边缘地位，被男性群体剥削。
女性承受的压迫不仅来自于性别，还来自于种族与阶级，东西方文化交融、殖民盛行的亚历山大城侵蚀了梅丽莎的价值观。梅丽莎在被白人达利救了之后，他们彼此依赖成为恋人，尽管知道达利爱慕别人，依然任劳任怨，无悔付出。梅丽莎错把恩情当爱情，把色情当温情，在男人的怀抱中寻找肉欲满足和生命归宿，出卖了自己灵魂，背弃了道德准则，漠视了良心呼唤，把对达利的报恩当成人生的航标灯。但达利对此却不屑一顾，她只知道在她脆弱时我帮了她[1]175。由此可见，女性只是殖民者的享乐工具，若丧失责任意识，只会被始乱终弃。
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贱民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贱民就被更深地掩盖了[2]287。梅丽莎一直徘徊在各个男人之间，对自己的身份漠不关心，也没有为自己的国家与民族着想，只寻求感官快乐，放浪形骸，在这个充满歧视的世界里苟延残喘，屈从了低等腐朽的生活。她是小说中后殖民社会的牺牲品，她的悲剧不仅代表了父权与殖民统治双重压力下艰难的生存困境，揭示了有性无爱的爱情观的高额代价，也暗示了丧失民族使命感的惨痛结局。
二、抗英运动的女战士
亚历山大是一座欲望之都，贾斯汀周旋于形形色色的男人之间，沉溺于肉体快感，看似私生活淫乱的她不仅抵制了父权压迫，还为反抗殖民统治运动奉献了自己的力量，达雷尔向读者呈现了一位被妖魔化到神圣化的高尚女英雄[3]113，她为国家的独立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容小觑的贡献。
贾斯汀的行为以本能冲动为导向，以爱欲释放为情调，以肉体飞扬为旨归，以感性满足为意趣，成为情欲喧嚣和爱欲骚动的生命载体，间接体现了他对父权的反抗。贾斯汀对前夫的诋毁积极辩白，向读者证明他的小说纯属虚构；她与达利的恋情看似火热，实则是出于对自己爱人的保护；就连与银行家纳西姆的婚姻也是为了一己私利，想利用他的财富寻找失踪的女儿。与梅丽莎不同的是，这些男人绝不是她的依赖，更不是她的靠山，贾斯汀将他们玩弄于鼓掌之间，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抵抗父权社会的压迫。
《芒特奥利夫》相对客观地展现了贾斯汀的真实身份，同时也揭秘了她与纳西姆结婚的真正意义：纳西姆希望借助贾斯汀的身份取得全埃及犹太人的支持以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实现埃及独立。贾斯汀的婚姻是政治产物，正如名字谐音“justice”她成为正义的化身。贾斯汀有着高度敏感的政治嗅觉，一方面去消除犹太社区对纳西姆的疑虑，争取信任；另一方面要查明英国人达利和普斯沃登谁在暗中搞鬼。从此，她佩戴一副亚历山大交际花的面具穿梭在二人之间，以身体为代价，不仅取得了殖民者信任，还为纳西姆获取了情报。贾斯汀的行为选择赋予其人格激情豪放的特质，她全神贯注于放浪形骸的生命冲动，凭借身体魔力面对男性世界观，通过肉体关怀放松殖民者的警惕，依靠内心强烈的责任意识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战。
贾斯汀是亚历山大城真正的孩子，是名副其实的无敌战士。她在肉体的感性生活中，追求自由的释放，有着非凡魅力让男人对之青睐；在反抗压迫的殖民统治中，突破禁锢的藩篱，展现义无反顾的决心和驱逐殖民的勇气。
三、民族复兴的领军者
在后殖民语境中，富有智慧的利拉将反父权与反殖民的斗争合二为一，作为杰出的领军者，胸怀反抗殖民统治、重振科普特民族的志向，她在去殖民进程中不懈努力，不惧强权。达雷尔将她塑造成一个独立的埃及女性，并通过利拉传达了科普特民族复兴的希望。
拥有着欧洲的丰富经历，熏陶着先进的文化思潮，利拉不满足埃及保守落后的意识，她敢于摒弃道德的苑囿，冲破父权的桎梏，以生命冲动来抗拒充满性别歧视的社会。她的父母要她嫁给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几岁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埃及科普特民族富商老男人， 保守的思想令他们认为“女性的特征就是从属于男性，她们的位置在家庭领域内”[4]120，但欧洲语言这把神奇的钥匙开启了她与芒特奥利夫的婚外恋。利拉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因为她属于埃及，但压迫的经历以辩证的方式帮助了利拉的成长，她的所作所为浸渗着永无衰竭的生命力和浪荡不羁的原始野性，却象征着对殖民社会中男权主义压抑原则的反抗和宰制规范的背叛。 利拉是位与时俱进、有民族意识的代表性人物，在面对帝国主义的对抗中，她采取了痛恨和享用的双重立场，以自身的个性抵制着殖民的侵袭。与芒特奥利夫的恋爱并不是单纯的婚外情，她以自己熟悉的欧洲语言与文化底蕴作为武装，以亲密的态度与芒特奥利夫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在甜蜜的恋爱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芒特奥利夫，教他以埃及人的角度看待世界。最终利拉蒙蔽了他的双眼，影响了他的判断，冲淡了他的职责，导致了他政治上的失误，并为儿子纳西姆的秘密抗英运动提供了绝佳屏障。利拉集自由与责任、情感与理智于一身，在爱情与国家面前，她怀揣的是民族复兴的梦想。“利拉或许是反英阴谋的真正策划者”[5]168，进而她被升华为科普特民族复兴的领军人物。
利拉敢爱敢恨，追求自我，看似违反了保守传统，远离了道德规范，实则是对父权压迫性别歧视的抵抗，对殖民统治疯狂弥漫的逃逸，对精神阉割恶意侵袭的挣脱。利拉的所作所为为科普特民族复兴传递了希望与光明。
四、国家独立的新生力量
克丽在达雷尔的笔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战阴影笼罩下的亚历山大城如人间地狱，她以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帮助着身边的人，并以追求自我成长与成功的方式，坚决反抗殖民统治的侵凌，给埃及提供了精神爱药。
身为艺术家的克丽从欧洲漂泊到埃及，久居亚历山大。半个埃及人身份的她对亚历山大城表达了伟大的博爱与人文关怀，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生命力做出最好的诠释。当梅丽莎奄奄一息之时，是克丽陪在身边照顾她；当纳西姆提出与贾斯汀结婚时，是克丽帮忙出谋划策。值得一提的是，克丽不仅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还为医生巴萨泽的病人作画，这些病人并不是普通患者，而是感染梅毒。克丽的爱还帮助小说主人公达利找到了自我，完成了个体化的自我认知，使他成了真正的艺术家。克丽的奉献为埃及送来了和风细雨，滋润着饱受创伤的亚历山大城。
克丽还以艺术追求的独特方式抵制殖民气息对自身的侵蚀，成功打破了殖民者的预言：“他[死去的纳洛兹]已下定决心，把你拉入湖中，引你走向死亡”[6]178。的确克丽的手被纳洛兹的鱼枪刺穿，钉在湖底的礁石上，但这并不象征着灾难与死亡。但获救后的克丽以生理创伤为代价，完成了破茧成蝶般的新生，从此借助假肢作画，驱散了内心阴霾。克丽解除了自己身上的魔咒，就仿佛象征着反抗殖民统治的进程也将获得成功。
身为半个埃及人的克丽，潇洒自信，充满爱心，体验弱者的心理世界，追求自我的艺术价值，她视使命为己任，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亚历山大的生活之中，抑制了殖民侵蚀，完善了人生追求，履行了社会责任，证明了社会价值，为亚历山大挣脱殖民枷锁谱写了新的篇章。
综上所述，《亚历山大四重奏》以梅丽莎的悲惨命运展现了殖民统治的恶果，而以贾斯汀、利拉和克丽为代表的埃及女性在反抗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和振兴民族事业的斗争中奏响了辉煌的凯歌。在后殖民的宏大叙事中，达雷尔“对欧洲中心论和西方霸权进行不懈的批判”[7]2，具有民族意识的埃及女性以坚不可摧的信念为国家独立的革命事业增添了新活力。
参考文献：
[1] Durrell， Lawrence. Justine. London： Faber and Faber，1963.
[2] Spivak， Gayatri.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London：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e，1988.
[3] 徐彬.劳伦斯·达雷尔《亚历山大四重奏》中的场所与伦理释读[J].外国文学研究， 2012（6）.
[4] Pateman， Carole. Disorder of Wom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5] Durrell， Lawrence. Mountolive. London： Faber and Faber，1963.
[6] Durrell， Lawrence. Clea. London： Faber and Faber，1963.
[7]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1978.
关键词：劳伦斯·达雷尔； 《亚历山大四重奏》；后殖民主义； 埃及女性
劳伦斯·达雷尔是英国现当代著名小说家，其代表作《亚历山大四重奏》在英国文坛上取得的卓越成就奠定了他举足轻重的文学地位。因其突出贡献，达雷尔被授予英国皇家文学学会院士的称号。本文以《亚历山大四重奏》中的女性人物为研究对象，从后殖民的视角出发，解读了梅丽莎沦为殖民者与男人掌中玩物的悲惨命运，探讨小说中以贾斯汀、利拉和克丽为代表的埃及女性反抗殖民统治的强烈责任意识和抵制父权压迫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埃及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强烈渴望。
一、后殖民社会的牺牲品
执着于感性满足与肉体享受的梅丽莎是达雷尔笔下颇具代表性的悲剧人物，她游荡在男人之间，不仅在父权统治下丧失自我，还成为殖民者的享乐工具。梅丽莎的生存现实展现了殖民者和男权欲望下亚历山大女性的艰难困境，她的所作所为与日渐崛起的埃及背道而驰，最终付出了生命代价。
在埃及父权社会中，梅丽莎错把自己未来交付于男人，从而失去了自我身份，泯灭了自我价值。在物欲横流的城市中，梅丽莎是军火商科恩的情人，曾极力说服科恩娶自己却一直被拖延，因为他不想让自己受束缚，又不想失去梅丽莎。梅丽莎与纳西姆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爱情，短暂相爱之后，纳西姆得知梅丽莎怀孕心生厌恶便劝她堕胎，而梅丽莎身体虚弱无法做流产手术，在生下女儿不久便因疾而终。在性别结构的社会制度中，女性长期处于主流社会边缘地位，被男性群体剥削。
女性承受的压迫不仅来自于性别，还来自于种族与阶级，东西方文化交融、殖民盛行的亚历山大城侵蚀了梅丽莎的价值观。梅丽莎在被白人达利救了之后，他们彼此依赖成为恋人，尽管知道达利爱慕别人，依然任劳任怨，无悔付出。梅丽莎错把恩情当爱情，把色情当温情，在男人的怀抱中寻找肉欲满足和生命归宿，出卖了自己灵魂，背弃了道德准则，漠视了良心呼唤，把对达利的报恩当成人生的航标灯。但达利对此却不屑一顾，她只知道在她脆弱时我帮了她[1]175。由此可见，女性只是殖民者的享乐工具，若丧失责任意识，只会被始乱终弃。
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贱民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贱民就被更深地掩盖了[2]287。梅丽莎一直徘徊在各个男人之间，对自己的身份漠不关心，也没有为自己的国家与民族着想，只寻求感官快乐，放浪形骸，在这个充满歧视的世界里苟延残喘，屈从了低等腐朽的生活。她是小说中后殖民社会的牺牲品，她的悲剧不仅代表了父权与殖民统治双重压力下艰难的生存困境，揭示了有性无爱的爱情观的高额代价，也暗示了丧失民族使命感的惨痛结局。
二、抗英运动的女战士
亚历山大是一座欲望之都，贾斯汀周旋于形形色色的男人之间，沉溺于肉体快感，看似私生活淫乱的她不仅抵制了父权压迫，还为反抗殖民统治运动奉献了自己的力量，达雷尔向读者呈现了一位被妖魔化到神圣化的高尚女英雄[3]113，她为国家的独立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容小觑的贡献。
贾斯汀的行为以本能冲动为导向，以爱欲释放为情调，以肉体飞扬为旨归，以感性满足为意趣，成为情欲喧嚣和爱欲骚动的生命载体，间接体现了他对父权的反抗。贾斯汀对前夫的诋毁积极辩白，向读者证明他的小说纯属虚构；她与达利的恋情看似火热，实则是出于对自己爱人的保护；就连与银行家纳西姆的婚姻也是为了一己私利，想利用他的财富寻找失踪的女儿。与梅丽莎不同的是，这些男人绝不是她的依赖，更不是她的靠山，贾斯汀将他们玩弄于鼓掌之间，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抵抗父权社会的压迫。
《芒特奥利夫》相对客观地展现了贾斯汀的真实身份，同时也揭秘了她与纳西姆结婚的真正意义：纳西姆希望借助贾斯汀的身份取得全埃及犹太人的支持以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实现埃及独立。贾斯汀的婚姻是政治产物，正如名字谐音“justice”她成为正义的化身。贾斯汀有着高度敏感的政治嗅觉，一方面去消除犹太社区对纳西姆的疑虑，争取信任；另一方面要查明英国人达利和普斯沃登谁在暗中搞鬼。从此，她佩戴一副亚历山大交际花的面具穿梭在二人之间，以身体为代价，不仅取得了殖民者信任，还为纳西姆获取了情报。贾斯汀的行为选择赋予其人格激情豪放的特质，她全神贯注于放浪形骸的生命冲动，凭借身体魔力面对男性世界观，通过肉体关怀放松殖民者的警惕，依靠内心强烈的责任意识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战。
贾斯汀是亚历山大城真正的孩子，是名副其实的无敌战士。她在肉体的感性生活中，追求自由的释放，有着非凡魅力让男人对之青睐；在反抗压迫的殖民统治中，突破禁锢的藩篱，展现义无反顾的决心和驱逐殖民的勇气。
三、民族复兴的领军者
在后殖民语境中，富有智慧的利拉将反父权与反殖民的斗争合二为一，作为杰出的领军者，胸怀反抗殖民统治、重振科普特民族的志向，她在去殖民进程中不懈努力，不惧强权。达雷尔将她塑造成一个独立的埃及女性，并通过利拉传达了科普特民族复兴的希望。
拥有着欧洲的丰富经历，熏陶着先进的文化思潮，利拉不满足埃及保守落后的意识，她敢于摒弃道德的苑囿，冲破父权的桎梏，以生命冲动来抗拒充满性别歧视的社会。她的父母要她嫁给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几岁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埃及科普特民族富商老男人， 保守的思想令他们认为“女性的特征就是从属于男性，她们的位置在家庭领域内”[4]120，但欧洲语言这把神奇的钥匙开启了她与芒特奥利夫的婚外恋。利拉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因为她属于埃及，但压迫的经历以辩证的方式帮助了利拉的成长，她的所作所为浸渗着永无衰竭的生命力和浪荡不羁的原始野性，却象征着对殖民社会中男权主义压抑原则的反抗和宰制规范的背叛。 利拉是位与时俱进、有民族意识的代表性人物，在面对帝国主义的对抗中，她采取了痛恨和享用的双重立场，以自身的个性抵制着殖民的侵袭。与芒特奥利夫的恋爱并不是单纯的婚外情，她以自己熟悉的欧洲语言与文化底蕴作为武装，以亲密的态度与芒特奥利夫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在甜蜜的恋爱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芒特奥利夫，教他以埃及人的角度看待世界。最终利拉蒙蔽了他的双眼，影响了他的判断，冲淡了他的职责，导致了他政治上的失误，并为儿子纳西姆的秘密抗英运动提供了绝佳屏障。利拉集自由与责任、情感与理智于一身，在爱情与国家面前，她怀揣的是民族复兴的梦想。“利拉或许是反英阴谋的真正策划者”[5]168，进而她被升华为科普特民族复兴的领军人物。
利拉敢爱敢恨，追求自我，看似违反了保守传统，远离了道德规范，实则是对父权压迫性别歧视的抵抗，对殖民统治疯狂弥漫的逃逸，对精神阉割恶意侵袭的挣脱。利拉的所作所为为科普特民族复兴传递了希望与光明。
四、国家独立的新生力量
克丽在达雷尔的笔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战阴影笼罩下的亚历山大城如人间地狱，她以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帮助着身边的人，并以追求自我成长与成功的方式，坚决反抗殖民统治的侵凌，给埃及提供了精神爱药。
身为艺术家的克丽从欧洲漂泊到埃及，久居亚历山大。半个埃及人身份的她对亚历山大城表达了伟大的博爱与人文关怀，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生命力做出最好的诠释。当梅丽莎奄奄一息之时，是克丽陪在身边照顾她；当纳西姆提出与贾斯汀结婚时，是克丽帮忙出谋划策。值得一提的是，克丽不仅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还为医生巴萨泽的病人作画，这些病人并不是普通患者，而是感染梅毒。克丽的爱还帮助小说主人公达利找到了自我，完成了个体化的自我认知，使他成了真正的艺术家。克丽的奉献为埃及送来了和风细雨，滋润着饱受创伤的亚历山大城。
克丽还以艺术追求的独特方式抵制殖民气息对自身的侵蚀，成功打破了殖民者的预言：“他[死去的纳洛兹]已下定决心，把你拉入湖中，引你走向死亡”[6]178。的确克丽的手被纳洛兹的鱼枪刺穿，钉在湖底的礁石上，但这并不象征着灾难与死亡。但获救后的克丽以生理创伤为代价，完成了破茧成蝶般的新生，从此借助假肢作画，驱散了内心阴霾。克丽解除了自己身上的魔咒，就仿佛象征着反抗殖民统治的进程也将获得成功。
身为半个埃及人的克丽，潇洒自信，充满爱心，体验弱者的心理世界，追求自我的艺术价值，她视使命为己任，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亚历山大的生活之中，抑制了殖民侵蚀，完善了人生追求，履行了社会责任，证明了社会价值，为亚历山大挣脱殖民枷锁谱写了新的篇章。
综上所述，《亚历山大四重奏》以梅丽莎的悲惨命运展现了殖民统治的恶果，而以贾斯汀、利拉和克丽为代表的埃及女性在反抗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和振兴民族事业的斗争中奏响了辉煌的凯歌。在后殖民的宏大叙事中，达雷尔“对欧洲中心论和西方霸权进行不懈的批判”[7]2，具有民族意识的埃及女性以坚不可摧的信念为国家独立的革命事业增添了新活力。
参考文献：
[1] Durrell， Lawrence. Justine. London： Faber and Faber，1963.
[2] Spivak， Gayatri.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London：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e，1988.
[3] 徐彬.劳伦斯·达雷尔《亚历山大四重奏》中的场所与伦理释读[J].外国文学研究， 2012（6）.
[4] Pateman， Carole. Disorder of Wom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5] Durrell， Lawrence. Mountolive. London： Faber and Faber，1963.
[6] Durrell， Lawrence. Clea. London： Faber and Faber，1963.
[7]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