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纪检监察学”是研究纪检监察制度及相关活动的学说.将“纪检监察学”发展为一个专门的、独立的学科,对纪检监察事业发展意义重大.创建“纪检监察学”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提升纪检监察理论化水平,促进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提高纪检监察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效能.目前,创建“纪检监察学”的条件基本成熟,理想方案是在法学学科门类下设置一级学科,并设置四个二级学科;以纪检监察工作实际需求为导向,构建多层次、多类型、多方式的立体人才培养体系和联
【机 构】
：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 北京 10019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 北京10019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纪检监察学”是研究纪检监察制度及相关活动的学说.将“纪检监察学”发展为一个专门的、独立的学科,对纪检监察事业发展意义重大.创建“纪检监察学”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提升纪检监察理论化水平,促进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提高纪检监察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效能.目前,创建“纪检监察学”的条件基本成熟,理想方案是在法学学科门类下设置一级学科,并设置四个二级学科;以纪检监察工作实际需求为导向,构建多层次、多类型、多方式的立体人才培养体系和联合培养模式;以高校为主推进学科建设,设立学科试点并建立学科建设联席会议制度;通过深化共建,加强融合,不断探索学科建设新模式.
其他文献
我国互联网平台工人数量多达数千万,且增长迅速.平台工人面临身份不明确、工作时间长、收入不稳定、职业伤害保障缺失、算法运行不合理等突出问题.由于平台用工的特殊性,现有劳动法及其司法实践难以为平台工人提供有效保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对平台工人进行了专门立法.我国有必要出台平台工人权益保护专门立法.平台工人权益保护立法的基本思路是确保符合“劳动者”标准的工人得到劳动法保护,并为一般平台工人提供基本劳动权益保障.立法应通过劳动关系举证责任转移规则,使平台工人身份得到正确归类.平台工人
我国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正面临"征收+出让"抑或"入市+征税"的模式选择难题.由于在公共基础设施成本与收益的测算、土地自然增值与非自然增值的区分以及土地增值税的税基、税率确定上存在诸多困难,征税模式在回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实现地利共享的目标上不占优势.而且,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还面临后续经营上的不确定性,从而会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收和地利共享目标的实现带来更大风险.实际上,征税和征收绝非截然对立,土地增值税在性质、功能和效果上与土地征收有相似性,人为拔高征税地位,认为其比征收更文明的观点并不科学.因而
情理推断是以经验知识为前提的推论,其在司法证明中的作用是必要但危险的.我国现行印证证明模式中并没有包容情理推断的空间,但其却在实践中隐性运作,同时因缺少约束机制而易于导致权力滥用甚至恣意裁判.为化解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有必要规范情理推断在司法证明中的运作.然而,传统印证证明理论的外部视角,无法描摹司法证明的全貌,可以引入一种内部观察视角作为补充.司法证明在结构上是包含价值判断的论证式经验推论,事实认定因而具有似真性.在似真性证明的制度语境中,情理推断作用于从证据命题推导出案件事实的证明过程之中,辅助裁判者
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强调自我决定,从而保障个人自由.法所关注的领域,是交往性的契约领域.非契约领域,属于个体的自治空间.刑法并不关注发生在"自我管辖领域"内的"侵害行为和侵害结果".在自治领域,被害人应当确保"结果的不发生".对参与被害人"自我管辖领域"内的行为,立足于限制的正犯概念和共犯的二元参与体系的概念,能够在教义学上得到准确解读.义务人在事实上有防止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义务履行与利益损害不能显著失衡、不能以生命为代价履行义务、人身保护与财产保护义务的"强制力"应当有别,是考量作为义务边界的因素.超出财
法庭警察权乃法院为维护法庭秩序及审判的威严所享有的采取秩序措施及施加秩序罚的权力.法庭警察权有妨害预防作用、妨害排除作用与妨害制裁作用三种基本形态.基于法庭秩序维护的实效性与法庭警察权实施基础的客观实在性,法庭警察权依附于裁判权,由担当裁判权的法院行使.法庭警察权以功能意义上的法庭为其实施的时空范围,以妨害法庭秩序及审判威严的行为及状态为规制对象.对于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实施何种作用形态的法庭警察权取决于法院的合目的性裁量,应受比例原则的规制.法庭警察权在我国由三大诉讼法分别规范,不仅未能科学地体认法庭警察
劳动者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存在特殊之处,具体表现为资强劳弱和人格从属性背景下知情同意规则的失灵、工作数字化后劳动者被透视和被操控的风险、有组织生产的合作关系中个人信息处理的需要,因此不能完全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一般规则.劳动基准法已经纳入立法规划,在其中就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做专门规定,这是对数字时代人权保护新挑战的回应,对于其他劳动基准的实现也有重要意义.在劳动关系中仅遵循私法路径不足以保护个人信息,还需要配备公权力保障,劳动基准法的双重保护机制也契合了这一需求.作为劳动关系中保护个人信息的特别法,劳动
邵雍的太极观是“心为太极”,具有三层含义:心生太极、心有众理、天人合于心,这样的本体论使得他的思想具有心学倾向.邵雍的诗歌境界、生命境界与思想境界是统一的,而“心为太极”的本体论则是这种统一的逻辑起点.他的诗歌境界、生命境界当中都有尊重主体、扩张自我的“狂”;有无著无累、无滞无碍的“闲”;有追求自由洒落、体验万物生意的“乐”.邵雍作为一个不同于程、朱的理学家,给我们提供了别样的思想境界与生命境界的范本.
王阳明是明代最具魄力的思想大师,同时还是一位被哲学名声所掩盖的性情诗人.虽也曾“溺志辞章之习”,但进德修业却是更为核心的人生关注,诗文始终被其视为“道德”余事.追慕狂者品格、豪杰精神的王阳明虽以“讲学明道”为志,但对“本于性情”的应酬文字亦有一定认可,良知学说中本就包含着对个体志愿的积极关注,而此,正是阳明心学对于诗歌的最大宽容所在.
作为经典文本的《五经》之后,是中国古代文本的不断发展时代,而“前《五经》时代”则存在一定的文本形式与文本思维.从文本的物质形式看,文本有物质性、传统型两种形式;从文本产生、发展的角度看,文本有口述、“口述一图像”过渡、符号三种形式.夏、商与西周早期人,具有前后一贯、持续沿袭的思维模式或语言表述方式.而假定意义上的“第一个”文本诞生之后,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这是“作品”概念所无法替代的.
现行著作权法条文的构造具有浓厚的自然权理论色彩,重视对著作人身权的保护,且在处理著作财产权时拘泥于物权构造.静态思维的权利范式缺乏体系化思维,将著作权误解为对作品这一无体"物"享有的权利.然而,著作权的本质是行为规制,其对私人行动自由的限制程度较高.因此,著作权法的思维方式也需要从静态思维的权利范式转向动态思维的行为规制范式.动态思维的行为规制范式,既可以纠正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倾斜问题,也可以弥补著作权法条文与使用者普遍认知之间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