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再怎么任性，法官和警察再怎么为人所诟病，其社会职责与定位总是正面的吧，但是正面却常有正面的尴尬。
　　 关于“呼案”，刨掉所有的口水，我们最尴尬地看到的一幕却是：堂堂的地方公检法几乎是被一个十恶不赦的嫌犯“倒逼着”。
　　 如果没有真凶赵志红的主动自我揭发，并且死不改口，请问，那十八年前冤死的呼格吉勒图还能不能昭雪？！
　　 换句话说，赵志红才是此案大起底大翻案的初始推手。这句话也许足够讽刺，却是真相！
　　 落网后，赵志红首先招的就是“4·9”女尸案，专案组当即大吃一惊，先后安排四组经验丰富的干警审讯赵志红。通过相关渠道，新华社记者汤计复印了这四份口供，“仔细比对这四份供述，几乎没有出入。如果不是亲历者，要应对四组具有丰富侦查经验干警在不同时间的讯问，不可能毫无漏洞。”
　　 有人归功于“此人记忆力超强”。问题是，“记忆力超强”的人如果刻意要隐匿，同样可以隐匿得很超强，就侦查本身而言，你说这些“公安”该不该“感谢”赵志红？你可以说“呼案的重见天日，并非法律自身起了作用，而是源于政治气候的推动”;你甚至可以说，呼案远没有结束。我们需要解决的，仍然是冤案背后的制度困境。但，如果没有赵志红的积极坦白，且死死拽住这一口——“女厕凶杀案就是我干的”——则上面的一切都归零。
　　 据当年指挥抓捕赵志红的呼市公安局副局長赫峰透露，2005年11月19日，公安部测谎专家对赵志红进行了测试，证明“赵志红的供述属实”。
　　 但至此，凶案被改写的危险仍然存在。赫峰回忆，他当初把赵志红秘密羁押后，曾令所有专案组成员非经批准，不准接触赵志红。问题是凌晨2点，赫峰突然接到电话：“一位‘4·9’女尸案的专案组重要成员正在违反规定，单独对赵志红进行审讯！”
　　 此人正是十年前“呼案”的专案组组长冯志明。他来干什么？苹果掉下，离树不远。就算傻瓜用脚想，也想得明白。赫峰闻讯立即赶到现场，命令冯志明立刻退出审讯，随即紧急借调了武警，当天凌晨就把赵志红转移。整个过程像暗战谍片。冯究竟和赵说了什么呢？更蹊跷的事还在后面。
　　 2006年11月28日，呼市中院对赵志红案进行一审，公诉机关偏偏“漏掉”了最关键的“4·9”女尸案。于是近代法庭史上最逆袭的一幕出现了，身负11条人命的赵志红当庭严肃地指出：我作的第一起大案就是厕所女尸案，检方怎么不公诉？！
　　 法庭哗然。审判长果断制止了赵志红继续“喷粪”。随即赵当庭被判死刑。
　　 时隔多年，我们仍然能够想象现场的冷笑话，一个魔头的作为居然让人想起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壮举：“向我开炮！”“向我开炮！”是地方法庭健忘还是检察院健忘呢？这中间究竟是哪些人斡旋于法院与检方之间，让他们故意健忘赵志红的“第一案”呢？
　　 然而看来“东风不与冯郎便”——正当赵志红准备延颈受死时，程序突然戛然而止，中央的批示到达内蒙古，敕令“4·9”女尸案重审。
　　 可见，纵然是万恶之人，只要一念向善，就旌旗飘扬。2006年12月5日，被押回看守所的赵志红做了一件轰动舆论的事情：他在一张卫生纸上写了一份特殊的申请——“偿命申请”，意思法院杀了不该杀的，真正该死的是我，呼吁重审“呼格案”。
　　 一个无辜者，已经被错杀了，有人还想一路错下去，到头来竟然是一名浑身血污的杀坯呼吁“主持公道”。论反讽，还有比这更黑色的吗。
　　 行笔至此，是人都会想，还有多少冤案被一些人捂着？类似的冤案如何防止不再发生呢？
　　 看来中国只要一日不“依法治国”，各位就得自祈多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