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的小说《陈奂生上城》塑造了新时期初期的农民——陈奂生的典型形象。在党的政策的正确指引下，他辛苦劳作，终于摘掉了“漏斗户主”的帽子，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能炸油绳。有了充足的物质基础，陈奂生又开始追求自己的精神生活，见到别人说东道西，东拉西扯，他总是默默无言，无话可说。他感到一种遗憾，一种自卑，一种空虚和欠缺。像从前为物质贫乏而痛苦一样，陈奂生感到一种精神上的饥渴。他的这种饥渴，就是想讲点“大家都不曾经历过的事情”。生活终于给了他一个机会。由于卖油绳受冻患病，巧遇县委书记吴楚，使陈奂生亲身经历了“大家都不曾经历的事情”，受到县委书记的特别关照，坐了他的小车，并花了五元钱住了一夜高级房间。
　　这一经历唤起了陈奂生内心种种复杂的感情，惊愕，痛惜，不解，得意非凡，自欺欺人。在陈奂生的这种自欺中，仍游荡着阿Q的幽灵，但是，是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陈奂生就是新时代阿Q呢，《陈奂生上城》的主题就是批判阿Q精神呢？有这种主张的人未免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论是从时代背景看，还是人物性格看，陈奂生绝非新时代的阿Q。
　　首先，他们的阶级地位不同。陈奂生是新时期的农民，是土地的主人，是社会的主人，靠辛勤劳动摆脱了贫穷的生活。而阿Q是未庄的一个流浪的雇农，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过活。他深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凌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其次，他们的性格特点有很大的差别。陈奂生为五元高价而痛惜，表现了他的勤俭；他为花了两顶帽子钱在老婆面前报不了账而无计可施，表现了他的本分纯朴，陈奂生善良正直，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他活着，始终抱定两个信念，一是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二是坚信共产党能够使他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他始终对现实抱着无限的希望，并且总是尽一切努力去实现那种希望。阿Q思想保守狭隘但又盲目趋时。他自以为见识高，其实偏狭，凡是不合未庄老例的，他都认为是错的。他排斥异端，对造反深恶痛绝，但当革命来了，看到革命对自己有利也就想搞革命，而实际上，他对革命根本就不理解。他对来自统治阶级的残酷的迫害竟然麻木健忘，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甚至用欺侮弱者来发泄自己被别人欺压的不平之气。
　　第三，他们的“追求”不同。虽然他们都渴求改善生活，但陈奂生善良，质朴，努力用诚实劳动的方式争取物质生活的改善，而阿Q则幻想通过他心目中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而且曾经有过为人“接东西”的劣迹。
　　第四，作者的写作目的有根本的不同。鲁迅在阿Q身上寄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意在揭露国民的劣根性，以引起疗就的注意。而高晓声塑造陈奂生“无非是显示人们终究在逐步觉悟，生活终究在前进”，陈奂生是一个进步明显但尚有缺陷的农民形象。
　　五十年前鲁迅先生所塑造的典型阿Q，高度地概括了中国民族的劣根性，在几十年的革命风浪中，这种劣根性也和整个旧制度旧生活一起受到涤荡和冲击，它已经部分地消失或减淡了。但是他并没有根除。阿Q“古老的灵魂”在许多现代中国人心里游荡。不难看到，陈奂生的精神胜利法有阿Q精神胜利法的影子。
　　阿Q是“反省国民弱点的一面镜子”，他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努力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态度。或者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或者向更弱小者泄愤，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役；在这一切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
　　在这一点上，陈奂生又和阿Q非常像，陈奂生的精神满足，并不出于建立在自己个体生命基础上的真实欲求，而是“阿Q式”的虚幻的精神满足。他的自豪不过是因为事情的结果已经无法能够挽回之后的自我安慰，是把客观上的挫折幻化为主观上的满足罢了。同时，他由此获得的自尊也是虚妄的，因为他的自尊不是建立在自我价值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他人欣羡的目光中，这种世俗的欣羡实质上是传统宗法文化中的等级观念的残余。陈奂生缺乏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结果造成他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而且他无从寻找精神的充实。
　　高晓生不愧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真实地反映了这种落后的精神现象。在今天生活中仍然是一种值得注目的社会现象，并且揭示了这种精神现象存在的土壤。
　　
　　李永静，教师，现居河北乐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