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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来，书院渐兴。
书院，源自官府与民间，是书籍大量流通于社会之后，数量不断增长的读书人，开展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的结果。不少名人名家，或在先贤过化之地，或在山川幽胜之处，或在市井繁华之所，各自创建书院培养人才，以此为基地传播本人、本学派的观点。因此，在历史上出现了大量名动当时、流芳后世的书院，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天下四大书院”了。
“四大书院”的说法出现于南宋，但其所指各家说法不一：一说徂徕、金山、岳麓、石鼓；二说嵩阳、岳麓、应天府、白鹿洞；三说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不论何种说法，岳麓书院都名列其中。
称名天下
岳麓书院坐落在湖南长沙湘江西岸的岳麓山下。古人视岳麓山为南岳七十二峰之足，山足曰麓，故名岳麓。院以山名，故名为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创始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初名“岳麓山书院”，由潭州（今长沙、湘潭、株洲三市及益阳、岳阳、衡阳部分地区）知州朱洞在五代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因袭增拓”而来。其后的潭州太守李允则重新扩建书院，形成了讲学、藏书、祭祀、学田四大基本规制，奠定了书院沿袭千年的基本格局。
到了大中祥符五年（1012），周式出任岳麓书院山长，因其办学成绩显著，风闻天下而受到宋真宗的召见。当时，由皇帝专门召见书院山长是非常罕见的。真宗发现人才难得，请周式留任国子监主簿，但周式坚持要回岳麓执教。真宗无奈，只得允其归山，并为之亲书“岳麓书院”匾额，书院遂从此定名为“岳麓书院”。
明代时岳麓书院将这份荣耀刻于石上以托不朽。现今的岳麓书院正门所悬挂的匾额，正是根据明代“岳麓书院”刻石拓印来的。在真宗召见周式以后，岳麓书院声望更高，出现了“鼓笥登堂者相继不绝”的局面，岳麓书院确立了在全国的特殊地位。
到了南宋，岳麓书院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期。
南宋书院的大发展与理学繁荣有关。这个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层出不穷，以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最为著名，他们均以地方书院为基地形成了学派。理学家之间、理学学派之间、理学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均就学术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辩难，这些论辩多在书院内进行。由此也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再次出现了—个“百家争鸣”式的繁荣局面。
岳麓书院是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基地，随后朱熹也在此讲学。岳麓书院在南宋迎来鼎盛，同张栻、朱熹讲学并形成理学基地分不开。同样，湖湘学派得以进一步发展，朱熹之学得以广泛传播，同他们充分利用了这所久负盛名的著名学府作为讲学基地亦是分不开的。
潭州地区在南宋初年时战争不断，岳麓书院在绍兴元年（1131）毁于战火，化为废墟。当时，著名理学家、湖湘学派奠基人胡宏隐居湖南衡山。胡宏曾辞却秦桧的召用，并试图利用其父胡安国与秦桧旧时的交谊而请求修复岳麓书院，自任山长主持教学，实现自己“继古人之后尘，而为方来之先觉”的理想。怎奈去信石沉大海，再无下文。他只好依赖和父亲胡安国共同创建的碧泉书院坚持自己的理想。乾道元年（1165），深受理学影响的刘珙就任湖南安抚使并知潭州，他动用政府资金，令州学教授经纪其事，花费半年时间完成了重建工作。可惜胡宏没能等来这一刻，已带着些许遗憾走完了他的一生。书院重建的任务完成以后，胡宏虽已作古，但他在碧泉书院的弟子张栻“学问醇正”，继“河南之门”，“得湖湘之传”，是书院山长的最佳人选。经知州刘珙盛情邀请，张栻得以主教其中，拉开了理学史上“乾淳之盛”的帷幕。
朱张会讲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四川锦竹人，南宋著名理学家，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其父张浚为抗金名将，于高宗、孝宗两朝出将入相，声名显赫。张栻秉承父志，慨然以“克复神州”为己任。但张栻的名望和成就主要在于从事儒学教育、倡明道学等方面。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栻于衡山拜胡宏为师。最初胡宏不愿收他，他“泣涕求见”，一番反复，终获湖湘之传。张栻的学行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胡宏高兴地说：“圣门有人，吾道幸矣！”
胡宏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弟子日后还实现了他复兴岳麓，并以此为基地传播理学的愿望。
张栻受邀主教岳麓后，开辟了一个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湖湘士子闻风，纷纷来此研习理学，形成了一个学术思想相近的学者群体——“岳麓诸儒”。这样，发端于衡山的湖湘学派大盛于长沙岳麓。张栻主持岳麓前后共有七年之久，他改造了这所闻名一时的大书院，将“传道济民”立为书院的办学宗旨。经张栻的苦心经营，岳麓书院由一所传习科举之学的学校转变为一所传习理学的学校，由一所单一化教学方法的学校转变为一所多样化教学方法的学校，由一所仅仅具有教学功能的学校转变为一所具有教学和学术研究双重功能的学校，由一所替代官学的学校转变为一个真正独立于官学之外的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
当时，身居福建的朱熹久闻张栻之名，多次往来通信仍意犹未尽，“数年来尤思一会见讲论”。在乾道三年（1167），朱熹终于决定亲往湖南，拉开了书院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的序幕。
会讲，是古代书院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亦是南宋理学学派“百家争鸣”的一种学术活动。它是南宋时期不同学派或持不同见解的学者就一些学术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一般在书院内进行。就现有史料来看，南宋书院史上最早的会讲，当属朱熹、张栻岳麓之会。
朱熹此次湖南之行，劝止者甚多，但他意志坚定，决意往行。是年八月，朱熹从福建崇安启行，由学生范伯崇、林择之跟随。同年九月八日，朱熹一行抵达长沙，受到张栻的热情接待。朱熹在长沙停留两月有余，就双方共同关切的学术问题展开了讨论，场面十分热烈。据侍行的学生范伯崇所说：“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但他们在讨论中并不意气用事，学术上的论敌关系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友谊。他们认真、坦率地进行学术交流，为南宋书院会讲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当时湖湘弟子远道来听课者甚多，盛况空前。据说岳麓书院门前车水马龙，“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此次朱张会讲，开了不同学派在岳麓书院自由讲学之风。 淳熙元年（1174），张栻改知静江府而离开长沙，淳熙七年（1180）病逝于江陵，年仅48岁。张栻去世后，湖湘弟子又多从学于朱熹。绍熙五年（1194），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至潭州，“申敕令，严武备，戢奸吏，抑豪民”。朱子安抚潭州，影响最大的事还在于适时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兴学岳麓。此次朱熹在长沙任职时间很短，且官务繁忙，但他仍过江讲学，来学者日众至座不能容。朱熹在岳麓培养了一批弟子，他们或仕进为官，或从事文教、学术活动，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宋宁宗“嘉定更化”以后，朱张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在岳麓兴学，推崇朱张，奠定了朱张之学在岳麓的正宗地位，这种学术传统影响了以后数百年。
名山坛席
到明代时，岳麓书院建崇道祠，专祀朱张二贤。但是，朱张二贤都未担任过岳麓书院山长。后人多把张栻看作书院山长，但张栻在当时并不是以“山长”身份主持岳麓的。他认为岳麓书院山长一职是先师胡宏“所不得为者”，所以仅任主教，一直不肯正式出任书院山长。
“山长”这个被张栻十分看重的职位，是一所书院的主讲者、“学术带头人”兼行政首脑。宋元以来，书院普遍设立此职，至清初亦沿袭不变。到乾隆皇帝，他认为名称不雅，多山野之气。于是在乾隆三十一年（1776）专门下诏，将山长改为院长。但习惯上多称山长，官方文书则山长、院长并用。
山长的职责要求其人选必须具有较高的学识和较好的德行，在明清时好些地方还提出了进士、举人等出身资格的限制。清代岳麓书院从乾隆时起，山长例皆名进士出身。这些山长或通过讲学授受，或通过制定学规章程，或通过祭祀学派宗师，抑或通过举手投足间的言传身教影响书院学风。
清代山长王文清便是一例。
王文清（1688-1779），字廷鉴，号九溪，雍正二年（1724）进士，湖南宁乡人，以长于经史之学而称闻于世。乾隆十三年（1748）受长沙知府吕肃高之聘，任岳麓书院山长。当时，湖南巡抚杨锡绂似与长沙知府不和，欲以城南书院取代岳麓“通省肄业之所”的地位，书院发展受阻，院舍几乎“鞠为茂草”。王文清到任后，新订学规，颁示读经、读史之法各六条，勉力训导。“及门多应童子试”，“入泮者凡十余人，后中式者数人，其姓名今犹勒讲堂右壁。于是读书士子争束行李，渡江肄业岳麓。当事亦以师生膏火移归岳麓书院中，而岳麓书院遂从此中兴矣。”不仅如此，王文清其人由于长于诂经考史而以群经教授诸子，岳麓学风因此由理学趋于经学。
王文清在任内制定的学规共十八条，前十条讲忠、孝、庄、俭、和、悌、义等道德规范，后八条则规定了学习内容，涉及课程安排，提出了过笔、争疑、完课、早起等具本要求。全文如下：
岳麓书院学规
一、时常省问父母。一、朔望恭谒圣贤。
一、气习各矫偏处。一、举止整齐严肃。
一、服食宜从俭素。一、外事毫不可干。
一、行坐必依齿序。一、痛戒讦短毁长。
一、损友必须拒绝。一、不可闲谈废时。
一、日讲经书三起。一、日看纲目数页。
一、通晓时务物理。一、参读古文诗赋。
一、读书必须过笔。一、会课按刻蚤完。
一、夜读仍戒晏起。一、疑误定要力争。
王文清的读书法，碑刻题作《王九溪先生手定读书法》，分作《读经六法》《读史六法》两部分，现据碑刻移录如下：
王九溪先生手定读书法
读经六法
一、正义。二、通义。
三、余义。四、疑义。
五、异义。六、辨义。
读史六法
一、记事实。二、玩书法。
三、原治乱。四、考时势。
五、论心术。六、取议论。
应该说，这寥寥数字是王文清七十余年读书、治学经验的高度概括。以读经而言，十三经乃儒家两千余年裁汰积淀的产物，可谓“万世不变者”，具有神圣性，遵从理解是一般的读经原则。王山长却不然，教诸生从“正义”到“通义”，始得知其然，进而发现余而未尽之义，有所怀疑，提出不同看法，并辨难而形成自己的观点，此则余义→疑义→异义→辨义之逻辑顺序，由知其然而达至知其所以然，并进而跨入认识的自由王国，符合认识论的规律，此其一。其二，读书更重要的是追求学术自由的精神，敢于怀疑经典，正义、通义之后，犹能余义、疑义、异义、辨义，确立自己的观点，成一家之言，实属难能可贵，当可视作理解岳麓学术，乃至湖湘文化的密码。
《学规》与《读书法》，这都是王文清亲身经验的总结。这些宝贵的财富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掩埋，《学规》与《读书法》被书院学生刻于碑上，嵌于讲堂。今日的岳麓书院讲堂之左，仍留有王文清山长的手迹石刻，在每年书院新生入学之时，诵习不辍。
楚材斯盛
岳麓书院历宋、元、明、清，作为天下书院的楷模号令湖湘而波起全国，引领并规范海内书院发展，培育出了大量人才。
明代中后期时王学兴盛，岳麓书院相继有王门中人登坛讲学。但朱张学统在岳麓书院早已根深蒂固，显赫如王学，也难以撼动这种学术传统在岳麓书院的影响。因此，在明末学风逐渐崇尚空谈之际，岳麓书院仍保持了重践履、务实学的传统。在这种坚守之下，岳麓书院在晚明依旧人才辈出，培育出了书院最杰出的生徒——一王夫之。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初三先生”。王夫之在崇祯十一年（1638）入岳麓书院，当时的山长吴道行节高寿尊，提学高世泰以东林风节砥砺诸生，他们都对王夫之产生重要影响。王夫之一生著述甚丰，但其中有大量的反清民族民主思想，因而被清政府列为禁书，不得传播。到“同光中兴”时，岳麓诸生曾国荃等以《船山遗书》刊布于世，并借助湘军如日中天之势，流传天下，号“衡阳王氏之学”。光绪间，岳麓书院建船山祠，专祀王夫之，表示对这位出自岳麓的学术大师的尊崇。《遗书》与祠祀结合，使得王氏之学上接濂溪、朱张之学而成湖湘宋明儒学一系，经晚清民国弘扬，又成为反清革命运动有力的思想武器之一。今人有从王船山到毛泽东之说，衡阳王氏之学实可视作湖湘文化从古代接通近现代的桥梁。 清代将程朱理学立为统治思想，秉持朱张学统的岳麓书院在清代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先后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匾，雍正时倡建省会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共同进入大清23所省会书院，这是对岳麓重要地位的肯定。尤其是得称理学“道南正脉”，在当时确属莫大荣耀。
岳麓书院也的确不负众望，在清代培养的人才呈井喷之势：有科场鼎甲，光是位列一甲进士及第者就有五名，其中状元一名，榜眼三名，探花一名；有经世改革家如陶澍、贺长龄、魏源等；又有“中兴将相”曾国藩、曾国荃、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近人有“中兴将相，十九湖湘”之说，可谁又知道，这“湖湘”之中，又十九岳麓。到民主革命时期，又有唐才常、沈荩、杨昌济、范源濂、程潜等。辛亥以后，岳麓书院的强劲之势仍未停止，又相继影响了来书院学习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副高悬于书院正门两侧的对联，岳麓书院可谓当之无愧！
步入近代，在西学的冲击之下，在甲午惨败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兴学育才为当务之急，整顿书院更是刻不容缓。在这种思潮下，全国书院改革在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896-1898）形成高潮。当时朝野齐动，提出了好几套改革方案，大体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方案是在保有旧书院的前提下，变通其章程，引进新式教法来整顿旧式书院。这是根据全国新式人才数量不足且分布不均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最为保守的一种方案。第二种方案是在旧式书院之外，另设新式书院，以期在培养新式人才的同时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全国书院的变革。第三种方案最为激进，主张全国的书院一律改为新式学堂。三种方案分别指导不同的书院进行改革实践，借助戊戌维新的东风，形成书院改革的高潮。
甲午战争中，湘军败于辽东半岛。这给“中兴将相”之邦的三湘大地以极大震动，湘中士绅趋于维新，湖南成为戊戌维新的先驱和大本营。光绪二十年（1894），旧学出身的大儒王先谦接任岳麓书院山长，正式开始了千年学府走向近代的征程。他率先订购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供诸生阅读，于是“恶谈西艺”的风气得以改变；引入西学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设施方面做出调整；又收藏新学、西学书籍，广开诸生见闻。此外，王先谦还参与新式学堂——“时务学堂”的创办，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共同推动书院革新。古老的书院依靠自身的力量，已经迈上近代化的征途。
朝廷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发布上谕，改全国书院为学堂。于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岳麓书院、求实书院被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共同构成今湖南大学的前身。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书院这一古老的文化教育组织已在清末的新政中画上了生命的句点。在朝廷的上谕发布之后，书院的确出现一段时间的沉寂。但资料显示，在短暂的沉寂之后，清朝仍有新书院创建，到民国时更掀起了“复兴书院”的热潮。尤其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书院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传统老书院被相继修复，进入21世纪时又有至少500所以上的新书院创建。作为“老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其主体工程在1986年时修缮一新，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向游人开放。同时，这所老书院又作为湖南大学的下属学院继续办学——书院的千年学脉，结合最新教育理念，在哺育新人中向前延展。
书院，源自官府与民间，是书籍大量流通于社会之后，数量不断增长的读书人，开展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的结果。不少名人名家，或在先贤过化之地，或在山川幽胜之处，或在市井繁华之所，各自创建书院培养人才，以此为基地传播本人、本学派的观点。因此，在历史上出现了大量名动当时、流芳后世的书院，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天下四大书院”了。
“四大书院”的说法出现于南宋，但其所指各家说法不一：一说徂徕、金山、岳麓、石鼓；二说嵩阳、岳麓、应天府、白鹿洞；三说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不论何种说法，岳麓书院都名列其中。
称名天下
岳麓书院坐落在湖南长沙湘江西岸的岳麓山下。古人视岳麓山为南岳七十二峰之足，山足曰麓，故名岳麓。院以山名，故名为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创始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初名“岳麓山书院”，由潭州（今长沙、湘潭、株洲三市及益阳、岳阳、衡阳部分地区）知州朱洞在五代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因袭增拓”而来。其后的潭州太守李允则重新扩建书院，形成了讲学、藏书、祭祀、学田四大基本规制，奠定了书院沿袭千年的基本格局。
到了大中祥符五年（1012），周式出任岳麓书院山长，因其办学成绩显著，风闻天下而受到宋真宗的召见。当时，由皇帝专门召见书院山长是非常罕见的。真宗发现人才难得，请周式留任国子监主簿，但周式坚持要回岳麓执教。真宗无奈，只得允其归山，并为之亲书“岳麓书院”匾额，书院遂从此定名为“岳麓书院”。
明代时岳麓书院将这份荣耀刻于石上以托不朽。现今的岳麓书院正门所悬挂的匾额，正是根据明代“岳麓书院”刻石拓印来的。在真宗召见周式以后，岳麓书院声望更高，出现了“鼓笥登堂者相继不绝”的局面，岳麓书院确立了在全国的特殊地位。
到了南宋，岳麓书院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期。
南宋书院的大发展与理学繁荣有关。这个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层出不穷，以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最为著名，他们均以地方书院为基地形成了学派。理学家之间、理学学派之间、理学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均就学术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辩难，这些论辩多在书院内进行。由此也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再次出现了—个“百家争鸣”式的繁荣局面。
岳麓书院是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基地，随后朱熹也在此讲学。岳麓书院在南宋迎来鼎盛，同张栻、朱熹讲学并形成理学基地分不开。同样，湖湘学派得以进一步发展，朱熹之学得以广泛传播，同他们充分利用了这所久负盛名的著名学府作为讲学基地亦是分不开的。
潭州地区在南宋初年时战争不断，岳麓书院在绍兴元年（1131）毁于战火，化为废墟。当时，著名理学家、湖湘学派奠基人胡宏隐居湖南衡山。胡宏曾辞却秦桧的召用，并试图利用其父胡安国与秦桧旧时的交谊而请求修复岳麓书院，自任山长主持教学，实现自己“继古人之后尘，而为方来之先觉”的理想。怎奈去信石沉大海，再无下文。他只好依赖和父亲胡安国共同创建的碧泉书院坚持自己的理想。乾道元年（1165），深受理学影响的刘珙就任湖南安抚使并知潭州，他动用政府资金，令州学教授经纪其事，花费半年时间完成了重建工作。可惜胡宏没能等来这一刻，已带着些许遗憾走完了他的一生。书院重建的任务完成以后，胡宏虽已作古，但他在碧泉书院的弟子张栻“学问醇正”，继“河南之门”，“得湖湘之传”，是书院山长的最佳人选。经知州刘珙盛情邀请，张栻得以主教其中，拉开了理学史上“乾淳之盛”的帷幕。
朱张会讲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四川锦竹人，南宋著名理学家，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其父张浚为抗金名将，于高宗、孝宗两朝出将入相，声名显赫。张栻秉承父志，慨然以“克复神州”为己任。但张栻的名望和成就主要在于从事儒学教育、倡明道学等方面。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栻于衡山拜胡宏为师。最初胡宏不愿收他，他“泣涕求见”，一番反复，终获湖湘之传。张栻的学行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胡宏高兴地说：“圣门有人，吾道幸矣！”
胡宏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弟子日后还实现了他复兴岳麓，并以此为基地传播理学的愿望。
张栻受邀主教岳麓后，开辟了一个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湖湘士子闻风，纷纷来此研习理学，形成了一个学术思想相近的学者群体——“岳麓诸儒”。这样，发端于衡山的湖湘学派大盛于长沙岳麓。张栻主持岳麓前后共有七年之久，他改造了这所闻名一时的大书院，将“传道济民”立为书院的办学宗旨。经张栻的苦心经营，岳麓书院由一所传习科举之学的学校转变为一所传习理学的学校，由一所单一化教学方法的学校转变为一所多样化教学方法的学校，由一所仅仅具有教学功能的学校转变为一所具有教学和学术研究双重功能的学校，由一所替代官学的学校转变为一个真正独立于官学之外的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
当时，身居福建的朱熹久闻张栻之名，多次往来通信仍意犹未尽，“数年来尤思一会见讲论”。在乾道三年（1167），朱熹终于决定亲往湖南，拉开了书院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的序幕。
会讲，是古代书院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亦是南宋理学学派“百家争鸣”的一种学术活动。它是南宋时期不同学派或持不同见解的学者就一些学术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一般在书院内进行。就现有史料来看，南宋书院史上最早的会讲，当属朱熹、张栻岳麓之会。
朱熹此次湖南之行，劝止者甚多，但他意志坚定，决意往行。是年八月，朱熹从福建崇安启行，由学生范伯崇、林择之跟随。同年九月八日，朱熹一行抵达长沙，受到张栻的热情接待。朱熹在长沙停留两月有余，就双方共同关切的学术问题展开了讨论，场面十分热烈。据侍行的学生范伯崇所说：“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但他们在讨论中并不意气用事，学术上的论敌关系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友谊。他们认真、坦率地进行学术交流，为南宋书院会讲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当时湖湘弟子远道来听课者甚多，盛况空前。据说岳麓书院门前车水马龙，“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此次朱张会讲，开了不同学派在岳麓书院自由讲学之风。 淳熙元年（1174），张栻改知静江府而离开长沙，淳熙七年（1180）病逝于江陵，年仅48岁。张栻去世后，湖湘弟子又多从学于朱熹。绍熙五年（1194），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至潭州，“申敕令，严武备，戢奸吏，抑豪民”。朱子安抚潭州，影响最大的事还在于适时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兴学岳麓。此次朱熹在长沙任职时间很短，且官务繁忙，但他仍过江讲学，来学者日众至座不能容。朱熹在岳麓培养了一批弟子，他们或仕进为官，或从事文教、学术活动，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宋宁宗“嘉定更化”以后，朱张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在岳麓兴学，推崇朱张，奠定了朱张之学在岳麓的正宗地位，这种学术传统影响了以后数百年。
名山坛席
到明代时，岳麓书院建崇道祠，专祀朱张二贤。但是，朱张二贤都未担任过岳麓书院山长。后人多把张栻看作书院山长，但张栻在当时并不是以“山长”身份主持岳麓的。他认为岳麓书院山长一职是先师胡宏“所不得为者”，所以仅任主教，一直不肯正式出任书院山长。
“山长”这个被张栻十分看重的职位，是一所书院的主讲者、“学术带头人”兼行政首脑。宋元以来，书院普遍设立此职，至清初亦沿袭不变。到乾隆皇帝，他认为名称不雅，多山野之气。于是在乾隆三十一年（1776）专门下诏，将山长改为院长。但习惯上多称山长，官方文书则山长、院长并用。
山长的职责要求其人选必须具有较高的学识和较好的德行，在明清时好些地方还提出了进士、举人等出身资格的限制。清代岳麓书院从乾隆时起，山长例皆名进士出身。这些山长或通过讲学授受，或通过制定学规章程，或通过祭祀学派宗师，抑或通过举手投足间的言传身教影响书院学风。
清代山长王文清便是一例。
王文清（1688-1779），字廷鉴，号九溪，雍正二年（1724）进士，湖南宁乡人，以长于经史之学而称闻于世。乾隆十三年（1748）受长沙知府吕肃高之聘，任岳麓书院山长。当时，湖南巡抚杨锡绂似与长沙知府不和，欲以城南书院取代岳麓“通省肄业之所”的地位，书院发展受阻，院舍几乎“鞠为茂草”。王文清到任后，新订学规，颁示读经、读史之法各六条，勉力训导。“及门多应童子试”，“入泮者凡十余人，后中式者数人，其姓名今犹勒讲堂右壁。于是读书士子争束行李，渡江肄业岳麓。当事亦以师生膏火移归岳麓书院中，而岳麓书院遂从此中兴矣。”不仅如此，王文清其人由于长于诂经考史而以群经教授诸子，岳麓学风因此由理学趋于经学。
王文清在任内制定的学规共十八条，前十条讲忠、孝、庄、俭、和、悌、义等道德规范，后八条则规定了学习内容，涉及课程安排，提出了过笔、争疑、完课、早起等具本要求。全文如下：
岳麓书院学规
一、时常省问父母。一、朔望恭谒圣贤。
一、气习各矫偏处。一、举止整齐严肃。
一、服食宜从俭素。一、外事毫不可干。
一、行坐必依齿序。一、痛戒讦短毁长。
一、损友必须拒绝。一、不可闲谈废时。
一、日讲经书三起。一、日看纲目数页。
一、通晓时务物理。一、参读古文诗赋。
一、读书必须过笔。一、会课按刻蚤完。
一、夜读仍戒晏起。一、疑误定要力争。
王文清的读书法，碑刻题作《王九溪先生手定读书法》，分作《读经六法》《读史六法》两部分，现据碑刻移录如下：
王九溪先生手定读书法
读经六法
一、正义。二、通义。
三、余义。四、疑义。
五、异义。六、辨义。
读史六法
一、记事实。二、玩书法。
三、原治乱。四、考时势。
五、论心术。六、取议论。
应该说，这寥寥数字是王文清七十余年读书、治学经验的高度概括。以读经而言，十三经乃儒家两千余年裁汰积淀的产物，可谓“万世不变者”，具有神圣性，遵从理解是一般的读经原则。王山长却不然，教诸生从“正义”到“通义”，始得知其然，进而发现余而未尽之义，有所怀疑，提出不同看法，并辨难而形成自己的观点，此则余义→疑义→异义→辨义之逻辑顺序，由知其然而达至知其所以然，并进而跨入认识的自由王国，符合认识论的规律，此其一。其二，读书更重要的是追求学术自由的精神，敢于怀疑经典，正义、通义之后，犹能余义、疑义、异义、辨义，确立自己的观点，成一家之言，实属难能可贵，当可视作理解岳麓学术，乃至湖湘文化的密码。
《学规》与《读书法》，这都是王文清亲身经验的总结。这些宝贵的财富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掩埋，《学规》与《读书法》被书院学生刻于碑上，嵌于讲堂。今日的岳麓书院讲堂之左，仍留有王文清山长的手迹石刻，在每年书院新生入学之时，诵习不辍。
楚材斯盛
岳麓书院历宋、元、明、清，作为天下书院的楷模号令湖湘而波起全国，引领并规范海内书院发展，培育出了大量人才。
明代中后期时王学兴盛，岳麓书院相继有王门中人登坛讲学。但朱张学统在岳麓书院早已根深蒂固，显赫如王学，也难以撼动这种学术传统在岳麓书院的影响。因此，在明末学风逐渐崇尚空谈之际，岳麓书院仍保持了重践履、务实学的传统。在这种坚守之下，岳麓书院在晚明依旧人才辈出，培育出了书院最杰出的生徒——一王夫之。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初三先生”。王夫之在崇祯十一年（1638）入岳麓书院，当时的山长吴道行节高寿尊，提学高世泰以东林风节砥砺诸生，他们都对王夫之产生重要影响。王夫之一生著述甚丰，但其中有大量的反清民族民主思想，因而被清政府列为禁书，不得传播。到“同光中兴”时，岳麓诸生曾国荃等以《船山遗书》刊布于世，并借助湘军如日中天之势，流传天下，号“衡阳王氏之学”。光绪间，岳麓书院建船山祠，专祀王夫之，表示对这位出自岳麓的学术大师的尊崇。《遗书》与祠祀结合，使得王氏之学上接濂溪、朱张之学而成湖湘宋明儒学一系，经晚清民国弘扬，又成为反清革命运动有力的思想武器之一。今人有从王船山到毛泽东之说，衡阳王氏之学实可视作湖湘文化从古代接通近现代的桥梁。 清代将程朱理学立为统治思想，秉持朱张学统的岳麓书院在清代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先后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匾，雍正时倡建省会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共同进入大清23所省会书院，这是对岳麓重要地位的肯定。尤其是得称理学“道南正脉”，在当时确属莫大荣耀。
岳麓书院也的确不负众望，在清代培养的人才呈井喷之势：有科场鼎甲，光是位列一甲进士及第者就有五名，其中状元一名，榜眼三名，探花一名；有经世改革家如陶澍、贺长龄、魏源等；又有“中兴将相”曾国藩、曾国荃、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近人有“中兴将相，十九湖湘”之说，可谁又知道，这“湖湘”之中，又十九岳麓。到民主革命时期，又有唐才常、沈荩、杨昌济、范源濂、程潜等。辛亥以后，岳麓书院的强劲之势仍未停止，又相继影响了来书院学习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副高悬于书院正门两侧的对联，岳麓书院可谓当之无愧！
步入近代，在西学的冲击之下，在甲午惨败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兴学育才为当务之急，整顿书院更是刻不容缓。在这种思潮下，全国书院改革在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896-1898）形成高潮。当时朝野齐动，提出了好几套改革方案，大体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方案是在保有旧书院的前提下，变通其章程，引进新式教法来整顿旧式书院。这是根据全国新式人才数量不足且分布不均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最为保守的一种方案。第二种方案是在旧式书院之外，另设新式书院，以期在培养新式人才的同时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全国书院的变革。第三种方案最为激进，主张全国的书院一律改为新式学堂。三种方案分别指导不同的书院进行改革实践，借助戊戌维新的东风，形成书院改革的高潮。
甲午战争中，湘军败于辽东半岛。这给“中兴将相”之邦的三湘大地以极大震动，湘中士绅趋于维新，湖南成为戊戌维新的先驱和大本营。光绪二十年（1894），旧学出身的大儒王先谦接任岳麓书院山长，正式开始了千年学府走向近代的征程。他率先订购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供诸生阅读，于是“恶谈西艺”的风气得以改变；引入西学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设施方面做出调整；又收藏新学、西学书籍，广开诸生见闻。此外，王先谦还参与新式学堂——“时务学堂”的创办，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共同推动书院革新。古老的书院依靠自身的力量，已经迈上近代化的征途。
朝廷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发布上谕，改全国书院为学堂。于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岳麓书院、求实书院被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共同构成今湖南大学的前身。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书院这一古老的文化教育组织已在清末的新政中画上了生命的句点。在朝廷的上谕发布之后，书院的确出现一段时间的沉寂。但资料显示，在短暂的沉寂之后，清朝仍有新书院创建，到民国时更掀起了“复兴书院”的热潮。尤其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书院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传统老书院被相继修复，进入21世纪时又有至少500所以上的新书院创建。作为“老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其主体工程在1986年时修缮一新，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向游人开放。同时，这所老书院又作为湖南大学的下属学院继续办学——书院的千年学脉，结合最新教育理念，在哺育新人中向前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