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劲旅赤心报国民族大义光照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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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务院公布的首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中,位于浙江省金华市酒坊巷84号的台湾义勇队纪念馆是其中唯一一处涉台抗日遗迹。 1939年2月22日,台湾著名爱国人士、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李友邦在中共浙江省委的协助下,在浙江金华成立了台湾义勇队。在中华民族面临危难的关键时刻,两岸同胞并肩战斗,谱写了台湾同胞与大陆军民风雨同舟,赤心报国的不朽篇章。
  台湾义勇队之“义”地
  金华“信义文化”之源远流长,素来就有重信守义的历史传统,八婺大地上至今还保留着许多“重情义、守承诺、孝为先”的文献记录和历史遗迹。浦江郑氏“尚义一门、九世同居”,共财合食300多年。兰溪诸葛村人把信义视为生命,“不为良相,即为信誉”。这种信义精神在现当代进一步放大为更高层次的信仰,涌现出一大批为革命信仰而献身的先烈。这些地域特色鲜明、乡土气息浓厚的信义文化记忆,在一代又一代金华人的血脉里延续。
  台湾义勇队选址金华,有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因素,更彰显着金华在抗日战争时期独特而鲜明的时代烙印。金华是浙江中部重镇,既是全省公路交通的重心,又是浙赣铁路的枢纽,与浙东、浙南各地都有公路相通,同时是通向福建、江西及西南大后方的中转站。1937年底杭州沦陷,国民党浙江省党政军重要机关纷纷迁到金华永康方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大批抗日救亡义士也都从全国各地汇集金华,这里成为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被誉为“浙江的心脏”。在确定台湾义勇队队址问题上,省委书记刘英提出重要建议:在抗日救亡高潮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各地进步人士纷纷云集金华,若能将台湾义勇队放在金华,则更能发挥作用。综合各种因素,李友邦决定把台湾义勇队建在战略要地金华,之后3年一直驻扎在这里开展抗日活动。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对该队非常重视,在其成立不到一个月的3月17日,他从重庆经皖南到抗日前哨金华视察,与抗日团体负责人谈话并应邀发表演讲,对该队予以高度评价。
  台湾义勇队之“义”称
  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
  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要把日寇驱出祖国,
  要把他在台湾的镣锁打碎,
  为正义抗战保卫祖国……
  《台湾义勇队队歌》穿越春秋,一次次在八婺大地上唱响,诉说着台湾义勇队传奇般的英雄史诗,而“义勇队”中的一个“义”字更将我们带回那段峥嵘岁月。
  (一)基于李友邦之民族大义。台湾义勇队创始人李友邦在早年的手稿中阐述了其抗日热情和民族大义:“民族之仇、不共戴天,四脚(指日人)不过50万,咱人却有600万,只要有勇气、只要有热情,拿锄头、夯菜刀,十个杀一个(日人)就够了。” 1938年5月,中共浙江省文委书记骆耕漠偶遇李,交谈中李表示:闽北崇安县有不少从台湾被迫流亡回祖籍的台胞,其中有不少志士仁人,当此民族危亡之际,应为抗战救国贡献力量。由此,他在金华大地上高举“义勇”大旗,组建了台湾义勇队并庄严宣布: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正式成立了!爱国同胞要举起抗日、爱国的大旗,积极投入抗日斗争中去,为“保卫祖国、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台湾义勇队在筹建和创建阶段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中共浙江省委一直都在协助和支持该队各项抗战工作的开展。该队建立之初,队里已有张一之、李炜(夏云)、朱行(朱适春)3名党员。随着队伍的扩大,为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骨干,在浙江省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党支部,张一之任书记,后来党支部先后发展了四五名党员。党支部建立后,开始有计划地培养台湾籍干部,建立了台湾共产主义少年团。中国共产党还从全民族抗战大局出发,在物资、住宿、资金等方面予以接济,在《东南战线》《新华日报》等党的刊物上多次报道台湾义勇队“义举”,予以舆论支持。
  (三)朝鲜义勇队的帮助。台湾义勇队的筹建,除得到中共浙江省委和国民政府的帮助外,也离不开朝鲜义勇队的指导和援助。朝队从精神和物质上支援台队的成立,这从朝队指委会及军委会政治部关于台队筹组经过并请批准成立的一组来往函电中可以看出。之后,两义勇队互相声援,积极支持对方的立场与方针,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宣传活动。金华市酒坊巷旧36号是李友邦的住处,大门进去有一个小天井,右侧间即是朝队驻金华通讯处办事处主任李苏民的起居室。两义勇队因性质和任务相似,其关系非常密切,被誉为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姊妹纵队,与中国军民携手抗敌,在中国大地上谱写出雄壮的抗日之歌。
  台湾义勇队之“义”举
  “义勇劲旅”台湾义勇队总队下设4个支队,以“保卫祖国、解放台湾”为宗旨,用民族大义凝聚力量、激发活力,转化为赤心报国的实际行动,为全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和宝岛台湾回归祖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对敌政治工作。台湾义勇队的主要作用不是打仗,而是对敌政治工作。李友邦曾生动地说:“屠牛夫,两角间,脑盖三斧要当先”,“打狗要准鼻梁间”,就是说打击敌人要针对敌人的要害。由于日本占领台湾后实行灭文灭族的同化政策,台湾义勇队初成立时的几十人都能讲日语写日文。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接受的日式教育使他们对日本内部和日本士兵的心理也了解得特别透彻。队员们利用这些优势翻译日军文件,阵前日语喊话,审讯教育俘虏,深入敌伪组织获取情报等,紧紧抓住了敌人的要害。与此同时,当时的台湾还是日本的重要兵源地之一,日本当局用威逼利诱等手段逼使台湾青年参军,或直接同室操戈,或参加日本占领区的开垦工作。这些青年经常发生哗变,台湾义勇队经常针对日军队伍中的台湾同胞,展开政策宣传,在对敌政治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
  (二)医疗救助工作。所谓“医者仁心”,台湾义勇队中医疗人员比较多,医疗救助工作成为其将民族大义转化为赤心报国实际行动的突出体现。1939年9月12日,义勇队在浙江金华正式成立第一台湾医院,院内设有内科、外科、小儿科、眼科、耳鼻科、咽喉科、妇产科、齿科、痔疮科等11个科目,并随时义务代打预防针,为贫苦病人送诊送药。随后又在金华仙桥镇下牌塘村和东关乡尖头塘村设两个分诊所,方便广大农村病人治病。1940年7月到闽北崇安(今武夷山)一带招募台籍医生,购买新式医疗仪器,在浙江衢州、兰溪和福建建阳相继成立了3所医院,军人、出征人员家属及贫苦民众一律免费就医。此外,他们还经常派医生到浙东前线参加当地野战医院的救护工作,很受前线官兵和当地群众的赞扬。金华台联会的老会长邵梓曾回忆:“开夜班是家常便饭,甚至常常加班到二三更,这种精神让金华人很感动,邻县城乡生病的人都专程来就医。”其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至今仍传为美谈。   (三)生产报国工作。台湾义勇队利用队员懂技术的优势,积极致力于国防生产,协助浙江省政府恢复设立樟脑制造厂和药品生产。该队的樟脑厂在丽水设总厂,丽水碧湖、松阳等地都设有分厂,生产出的樟脑油主要用于抗战时期的交通运输。1940年3月,在金华东关乡成立药品生产合作社,队员高甦带病坚持赴浙东前线,为祖国抗战献出宝贵生命,长眠于金华东关乡尖头塘村。该队还义务承担药品制造工作,采用国产原料制造麻拉利亚药水、疟病丸、胃散等战时急需药品,多数直接送往抗日前线,此外也供后方民众治疗使用。
  (四)巡回宣传工作。台湾义勇队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创办了《台湾先锋》等刊物,积极宣传李友邦提出的“保卫祖国、解放台湾”等主张,通过讲演会、纪念会等多种宣传方式,呼吁抗日救国,激励台胞和全国军民的斗志。义勇队少年团是抗战时期全国最著名的儿童团体之一,他们经常到前线及东南省份去巡回表演,用话剧、歌舞等方式激发前线将士的士气,鼓舞后方民众的抗战热情。
  台湾义勇队之“义”蕴
  在伟大的全民族抗战洪流中,台湾人民从来没有缺席。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有必要挖掘台湾义勇队与大陆军民风雨同舟、赤心报国的民族大义中之“义”蕴,从而发挥其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的重要助推作用。
  (一)提炼核心精神:血浓于水,义无反顾
  作为留住两岸同胞并肩抗日的唯一见证,台湾义勇队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两岸同胞永远是一家人,在祖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台湾人民义无反顾地与我们站在一起,命运相连,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目前,对台湾义勇队核心精神的理论研究还处于粗浅阶段,一定要抓牢“义”这一核心元素,拓展“义勇”的理论内涵与外延,进一步提炼并宣传台湾义勇队以抗日救国为己任的民族大义。
  (二)培育主流价值:义勇劲旅,赤心报国
  台湾义勇队历史遗迹及其抗日史实雄辩地证明,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彰显了台湾同胞的爱国主义信念。自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占领台湾长达50年之久,但台湾人民的反日抗日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大陆。当日本侵略者企图吞并整个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危难的关键时刻,两岸同胞并肩战斗,在祖国的抗战史上写下了不朽篇章。我们可以通过系统挖掘台湾义勇队这一典型案例的示范价值,传递爱国统一的文化符号和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
  (三)营造浓厚氛围:不朽功绩,永载史册
  可以充分发挥网络、电视、电台、报纸等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营造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浓厚氛围,纪念这支义无反顾的英雄队伍,铭记他们在抗战中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发扬两岸同仇敌忾、团结御辱的抗战精神。发挥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台湾义勇队纪念馆的重要作用,扩大教育面和覆盖面,引导激励更多的普通民众。
  (四)发挥助推作用:民族大义,光照千秋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台湾义勇队是台湾同胞拥护并支持祖国抗战的象征,要重视发挥其两岸交流桥梁和载体的重要作用,使爱国传统代代相传。台湾义勇队还能强化两岸共同记忆,增进台湾同胞对“一个中国”的认同感。台湾与大陆这种过去“同生死、共和平”的同胞情谊愈酿愈浓,正继续义无反顾地承担着“同繁荣、共和平”的历史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着更大的力量。
  (责编 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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