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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一个医生
对于荷兰人来说，最了解自己身体的人或许并不是自己的配偶 。每一个荷兰人都有一位固定的家庭医生，健康状况一旦出现问题，首先会请家庭医生进行初步诊断及治疗。长年来医患双方对彼此认识的逐步构建，使医生成为了患者最重要的“知己”，当然此知己并非在精神层面的知心谈心，而是对患者体质及健康问题的了如指掌。据荷兰家庭医生学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逾7成荷兰人希望至少10年甚至终身都不更换家庭医生。有三四成的荷兰人认为面对自己熟悉的医生，有助于坦诚地交代病症。受访者中，仅一成认为去看哪个医生并无关紧要。
这种医患信任关系，不仅对患者一方的行事选择存在着影响，对医生来说也同样重要，因此医生们在积极地维护着自己的“知己”形象。2/3的家庭医生表示，虽然他们同其他同事合作开办诊所，但是还是希望各自的病人会尽可能地选择自己为其看诊。
荷兰人桑德的父母家住荷德边境，因上学搬去荷兰西部4年，以及工作后再度搬家，却从来没有换过家庭医生，宁愿每次需要看病时跨越100多公里专程回去一趟。问其原因，他说：“我就是比较放心一个熟悉我健康情况的医生。”
医患“共同参与”模式
目前被医学界广泛认可的医患关系模式是由美国学者萨斯（Szasz）和荷伦德（Hollender）于1956年在《内科学成就》发表的《医患关系的基本模式》一文中所提出的3种基本类型：主动-被动型，指导-合作型以及共同参与型。
无论在哪种文化框架中，医生这个职业都指向一定权威性。权威之下，必有无权一方自主性的牺牲。在第一种类型下，“医生”这个集体称谓通常代表了在医疗制度中高患者一等的地位， 对病患而言，主治自己的医生们似乎并不是可以称名道姓的平等个体。这时，医生完全掌握了决策权，若忽略了患者意愿，便可能会埋下医患纠纷的隐患。
而曾经同样经历过主动-被动，指导-合作阶段的荷兰医患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有着重大转变，医患间相对地位日趋平等化。现在的荷兰人应该个个都能叫出自己医生的姓名，对他们来说，称呼“XX医生”只是敬语，而非将自己摆在一个必须接受他人所做决定的被动地位。
同样，荷兰的医生会采取平等的视角及言行观念，尽可能地听取尊重患者想法，达到双方共同参与医治过程的目的。曾求诊于荷兰的家庭医生，预约的形式使得每个患者都有充足的时间，医生在看诊时也不会有赶场式的匆忙。而医生对话时选择使用的语气，少有命令，多是询问，在做决定之前，还会问一句：“这样你同意吗？”
医患相处模式如此，应该想有严重纠纷也困难。
医院与患者无利益纠葛
中国的医患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指“医院”与患者的关系，虽然患者的不满情绪通常是因同医务人员的摩擦而起。中国多起“医闹”事件的矛头常常指向整个医疗机构。在荷兰的医疗体系中，若患者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或需要向相应的专科医生咨询病情，便会在家庭医生的引介下到医院就诊。医院里的专科医生不像家庭医生已经同病患建立了长期的关系，那么此类医患关系又有何种表现？
在荷兰一家医院就职的华人专科医生李医生表示，这里的医院基本不可能发生“医闹”事件。首先，不同于国内的医疗市场化，荷兰医院同病患接触时不会有任何金钱的考虑，比如无身份无保险的难民依然可以接受与其他病患同等的医治。双方在不考虑经济的情况下，仅仅是医治以及被医治的角色。在这个前提下，医患关系就简单很多了，而不会存在过多的信任问题。此外，荷兰有专门的医疗仲裁委员会，如果有纠纷产生，医院会立刻展开自查，并主动上报委员会处理，患者或家属接下来就是同委员会接触，如果委员会给出裁决结果，患者方面也就接受了。
可以说，由上层决定的医疗体系奠定了简单的医患关系基础，确保了医院和患者之间不再存在利益纠葛，断绝了“医闹”事故隐患。
李医生表示，荷兰的医学及医疗机构都非常关注医患关系，他在荷兰学医的过程中，学习同病人沟通技巧占很大的一部分比重，可以说是学医的必修课程。而他在中国学医时，却基本没有接触过这种话题。
“理想医生”和“理想患者”
既然“医闹”事件对于荷兰社会来说是陌生的，那么为什么医患关系仍是荷兰医学学者关注的一大课题呢？在医学技术领域仍存在未知时，改善医患关系这个课题难道不是“奢侈品”？
既然有病求医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摩擦。荷兰医学杂志《医疗接触》曾针对医患关系问题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部分医生和患者之间，仍会因为沟通问题导致双方对彼此不满。而沟通不利同时也是有效行诊的障碍之一。
据数据统计，在医生方面，如果患者对其不信任或有意保留部分信息会让他们最为恼火；而在患者方面，医生不严肃对待他们的病症或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问诊时间最让他们无法接受。
同时，双方心中也建立了“理想医生”以及“理想患者”的模型。一个严肃认真、知识丰富、掌握了最新医学发展、愿意倾听并了解病人病情的医生与一个坦诚、主动参与决策及治疗、配合医生决定的病人将会构建出最和谐的医患相处模式。而研究表明，理想的医患关系会普遍提高医治过程的效率，有助于医疗结果。因此，荷兰众多医学机构仍在为打造这种理想模式，而继续投入人力物力探索改善医患关系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改善医患关系的努力并非奢侈品，也不是出现“医闹”事件后的应急品，而是长期以来保证医疗品质的必需品。
（编辑/唐馨）（摘自《荷兰在线》）
对于荷兰人来说，最了解自己身体的人或许并不是自己的配偶 。每一个荷兰人都有一位固定的家庭医生，健康状况一旦出现问题，首先会请家庭医生进行初步诊断及治疗。长年来医患双方对彼此认识的逐步构建，使医生成为了患者最重要的“知己”，当然此知己并非在精神层面的知心谈心，而是对患者体质及健康问题的了如指掌。据荷兰家庭医生学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逾7成荷兰人希望至少10年甚至终身都不更换家庭医生。有三四成的荷兰人认为面对自己熟悉的医生，有助于坦诚地交代病症。受访者中，仅一成认为去看哪个医生并无关紧要。
这种医患信任关系，不仅对患者一方的行事选择存在着影响，对医生来说也同样重要，因此医生们在积极地维护着自己的“知己”形象。2/3的家庭医生表示，虽然他们同其他同事合作开办诊所，但是还是希望各自的病人会尽可能地选择自己为其看诊。
荷兰人桑德的父母家住荷德边境，因上学搬去荷兰西部4年，以及工作后再度搬家，却从来没有换过家庭医生，宁愿每次需要看病时跨越100多公里专程回去一趟。问其原因，他说：“我就是比较放心一个熟悉我健康情况的医生。”
医患“共同参与”模式
目前被医学界广泛认可的医患关系模式是由美国学者萨斯（Szasz）和荷伦德（Hollender）于1956年在《内科学成就》发表的《医患关系的基本模式》一文中所提出的3种基本类型：主动-被动型，指导-合作型以及共同参与型。
无论在哪种文化框架中，医生这个职业都指向一定权威性。权威之下，必有无权一方自主性的牺牲。在第一种类型下，“医生”这个集体称谓通常代表了在医疗制度中高患者一等的地位， 对病患而言，主治自己的医生们似乎并不是可以称名道姓的平等个体。这时，医生完全掌握了决策权，若忽略了患者意愿，便可能会埋下医患纠纷的隐患。
而曾经同样经历过主动-被动，指导-合作阶段的荷兰医患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有着重大转变，医患间相对地位日趋平等化。现在的荷兰人应该个个都能叫出自己医生的姓名，对他们来说，称呼“XX医生”只是敬语，而非将自己摆在一个必须接受他人所做决定的被动地位。
同样，荷兰的医生会采取平等的视角及言行观念，尽可能地听取尊重患者想法，达到双方共同参与医治过程的目的。曾求诊于荷兰的家庭医生，预约的形式使得每个患者都有充足的时间，医生在看诊时也不会有赶场式的匆忙。而医生对话时选择使用的语气，少有命令，多是询问，在做决定之前，还会问一句：“这样你同意吗？”
医患相处模式如此，应该想有严重纠纷也困难。
医院与患者无利益纠葛
中国的医患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指“医院”与患者的关系，虽然患者的不满情绪通常是因同医务人员的摩擦而起。中国多起“医闹”事件的矛头常常指向整个医疗机构。在荷兰的医疗体系中，若患者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或需要向相应的专科医生咨询病情，便会在家庭医生的引介下到医院就诊。医院里的专科医生不像家庭医生已经同病患建立了长期的关系，那么此类医患关系又有何种表现？
在荷兰一家医院就职的华人专科医生李医生表示，这里的医院基本不可能发生“医闹”事件。首先，不同于国内的医疗市场化，荷兰医院同病患接触时不会有任何金钱的考虑，比如无身份无保险的难民依然可以接受与其他病患同等的医治。双方在不考虑经济的情况下，仅仅是医治以及被医治的角色。在这个前提下，医患关系就简单很多了，而不会存在过多的信任问题。此外，荷兰有专门的医疗仲裁委员会，如果有纠纷产生，医院会立刻展开自查，并主动上报委员会处理，患者或家属接下来就是同委员会接触，如果委员会给出裁决结果，患者方面也就接受了。
可以说，由上层决定的医疗体系奠定了简单的医患关系基础，确保了医院和患者之间不再存在利益纠葛，断绝了“医闹”事故隐患。
李医生表示，荷兰的医学及医疗机构都非常关注医患关系，他在荷兰学医的过程中，学习同病人沟通技巧占很大的一部分比重，可以说是学医的必修课程。而他在中国学医时，却基本没有接触过这种话题。
“理想医生”和“理想患者”
既然“医闹”事件对于荷兰社会来说是陌生的，那么为什么医患关系仍是荷兰医学学者关注的一大课题呢？在医学技术领域仍存在未知时，改善医患关系这个课题难道不是“奢侈品”？
既然有病求医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摩擦。荷兰医学杂志《医疗接触》曾针对医患关系问题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部分医生和患者之间，仍会因为沟通问题导致双方对彼此不满。而沟通不利同时也是有效行诊的障碍之一。
据数据统计，在医生方面，如果患者对其不信任或有意保留部分信息会让他们最为恼火；而在患者方面，医生不严肃对待他们的病症或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问诊时间最让他们无法接受。
同时，双方心中也建立了“理想医生”以及“理想患者”的模型。一个严肃认真、知识丰富、掌握了最新医学发展、愿意倾听并了解病人病情的医生与一个坦诚、主动参与决策及治疗、配合医生决定的病人将会构建出最和谐的医患相处模式。而研究表明，理想的医患关系会普遍提高医治过程的效率，有助于医疗结果。因此，荷兰众多医学机构仍在为打造这种理想模式，而继续投入人力物力探索改善医患关系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改善医患关系的努力并非奢侈品，也不是出现“医闹”事件后的应急品，而是长期以来保证医疗品质的必需品。
（编辑/唐馨）（摘自《荷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