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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着重分析王晓明的《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近来的小说谈起》，以提示王安忆小说创作转变在当代文学中的现实意义，并对以下问题做了理性思考：中国作家的创作出路在何方？
关键词： 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近来的小说谈起》 王安忆 小说创作 风格转型 创作出路
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近来的小说谈起》是一个意义丰富的文本，对其的分析是一个再发现的过程。王晓明在上海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背景中，对王安忆的小说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整理，尤其针对她的小说风格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揭示了其小说创作的转型过程，指出其作品风格经历了从叙写传奇故事到描摹现实“生活”的转变。并对如下问题做了理性思考：在当代中国新的意识形态之下，王安忆如何抉择？王安忆小说创作的风格转型在当代文学中有何现实意义？中国作家的创作出路又在何方？以下我们从三个层面来分析这篇文章。
1.问题的来源
首先，作者敏锐地察觉到王安忆创作主题思想的转变。自《长恨歌》以后，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她似乎有意要和那些渲染风花雪月、美人迟暮的老上海故事拉开距离，创造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上海故事。作者对他所熟悉的作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富萍》思想风格的忽然转向产生疑惑：王安忆为什么要使得她的作品，以《富萍》为分水岭，前后期有了明显不同，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探究出这个转变背后的深层原因。
其次，作者对最近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和思想界有丧失丰富性的迹象的感受。在当今中国新的意识形态下，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不少作家很难穿透各种虚假的表象和繁荣，洞察那背后的狭隘和专断，未能在与狭隘和专断的长期的苦斗当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敏感、从容和丰富。而有些作家则相反，在抵抗中不知不觉就移向极端，减弱了艺术想象和思想的丰富和从容，凡是悲苦的往事，能不提就不提；凡是豪华和繁荣的传奇，则一定着意渲染，详细铺陈。造成文学圈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作家自身的原因。我们应该全面地去看待这些现象。王小明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基点。
最后，上海上世纪九十年代发展变化的特定背景。大约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上海这个融合了各种思想和文化的世界之窗俨然再次成为文艺界的焦点，又一次为学界、文学界所瞩目。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上海为中心，以上海为主旨和与上海有关的种种当代文学表现和写作不断涌现，不仅有关上海的现实主题的作品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鼓励，而且有关上海的历史主题或怀旧主题的作品也形成一种文学写作时尚。王安忆的写作风格的转型就发生在这一文化潮流盛行的时期，她的上海故事小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应运而生，并跃入人们的视线。
2.思路和方法
首先，在文章结构上，文章先描述和分析王安忆创作笔法的转变开始，对王安忆小说文本，人物、主题、场景的转变进行具体的解读，接着按顺序提出如下问题：是谁编撰出了那个流行的老上海故事？王安忆为什么要和它拉开距离？如果将她的这个转变放到最近二十年来的文学变迁的大背景下来看，它有什么意义？在她这个转变当中，是否也有某种潜在的危险？文章依次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总体上来说，文章采取了自问自答的形式，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就王安忆的转变存在的不足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回到问题的主旨：当代文学和文化思想突出重围充满希望。
其次，更具体地来说，王晓明的文章，运用分析归纳、自问自答的方法，在材料的选择上，从对王安忆的作品《小鲍庄》、《长恨歌》的解读中发现作品主角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群具体的人物，而是一种抽象的生活氛围、状态、文化，或者一个承载着上述东西的地方，由此比较分析到《富萍》的完全转变，运用了H.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意义，即指一种与“真实”并不“相符”，但能在一定程度上系统地阐释历史、社会现实和未来、生活的意义和趣味等,且为社会的多数人所不同程度地接受的思想观念，来论证、描述和分析这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首先在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发展起来的“新意识形态”。
最后，综合运用了王安忆的散文和文学批评性作品：《屋顶的童话》、《寻找上海》、《我读我看》、《剃度》、《女友间》中的原话作为论证材料来证明相关的观点，贴切而紧密。此外，上海社会的历史记忆，再通过这“记忆”来引导它集中视线，作为论证材料，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五十年代的上海，到七十年代文学现象：“暴露/歌颂”；再到八十年代后半期：“现代/传统”；最后回到九十年代以来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专制/民主”、“确定性/不确定性”、“集体/个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黄色文明/蓝色文明”，具体地说，即是否“现代主义”的终结上。这些历史材料都是文章丰富的论据。
3.结论和意义
在整个当代文学的范围内，王安忆近来的小说创作的转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所显示的“浪漫主义”的想象、批判和创造力量，包括它所暗含的潜在的创作障碍，都明显拓宽了人们对于当代文学、社会和精神生活的感受。王晓明肯定了王安忆的创作转变重要性。在这样的社会、精神和文学的背景下，王安忆明确地形成一种对于当代生活的深具批判意味的理解，一种由此而来的对于文学写作的新的使命的领悟。在“现代化”和新意识形态的重重障碍和诱惑之下，没有几个作家能像王安忆一样，可以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形成一种对于当代生活的深具批判意味的理解，能够逾越狭隘的意识形态政治，创造出真正多样情感世界和艺术世界。王安忆近来的小说创作的转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所显示的“浪漫主义”的想象、批判和创造力量，包括它所暗含的潜在的创作障碍，都明显拓宽了人们对于当代文学、社会和精神生活的感受。
王晓明除了肯定王安忆创作转变的重要性之外，还以上海社会的发展历史，作为论证材料，从二十年代的上海到九十年代以来的上海,讲述了新时期新意识形态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同时，王安忆的一些优秀的同行笔下，正有一些与“梅家桥”和“华舍镇”不同，却同样打动人心、引人深思的人物、故事和场景，已经和将要诞生。这让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增强了信心。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新意识形态与中国当代文化》中说到的：要保持一个社会精神生活的多样性，文学应当提供多样的想象、经验和认识。这方面中国文学是值得肯定的，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作家们仍在不断地想象，提出不同的思想认识，回应当代生活的重大变化。这就给中国作家指出了创作的方向各答案，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王小明是借对王安忆的小说研究表示他对当今中国文学写作现状的一种担忧，展现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关怀。
然而，王晓明认为梅家村远远超出了“上海”这一座城市的寓意，从而忽略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多元性、复杂性与共生性。换句话说，重视王安忆这一创作转变的价值意义的一面，从而也就限制了文学多样性的发展的一面，从而窄化中国文学包容性与丰富性。此外，作者显然认可王安忆传承了鲁迅那一代作家开创的“新文学”传统，认为这是直接组成了现代中国人追求自由、解放的艰苦斗争的重要部分，是文学精魂，依然有力地跳动在许多作家的写作当中。把现代西方的影响作为它的反面，显然是忽略了西方文化积极的一面，这也成为他文章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１］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近来的小说谈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中国出版集团，2003.
［２］吴俊.瓶颈中的王安忆.上海：我们的文学资源.当代作家评论，2002，（5）.
［３］王晓明.新意识形态与中国当代文化.汕头大学学报，2003，VOL19，（2）.
关键词： 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近来的小说谈起》 王安忆 小说创作 风格转型 创作出路
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近来的小说谈起》是一个意义丰富的文本，对其的分析是一个再发现的过程。王晓明在上海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背景中，对王安忆的小说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整理，尤其针对她的小说风格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揭示了其小说创作的转型过程，指出其作品风格经历了从叙写传奇故事到描摹现实“生活”的转变。并对如下问题做了理性思考：在当代中国新的意识形态之下，王安忆如何抉择？王安忆小说创作的风格转型在当代文学中有何现实意义？中国作家的创作出路又在何方？以下我们从三个层面来分析这篇文章。
1.问题的来源
首先，作者敏锐地察觉到王安忆创作主题思想的转变。自《长恨歌》以后，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她似乎有意要和那些渲染风花雪月、美人迟暮的老上海故事拉开距离，创造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上海故事。作者对他所熟悉的作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富萍》思想风格的忽然转向产生疑惑：王安忆为什么要使得她的作品，以《富萍》为分水岭，前后期有了明显不同，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探究出这个转变背后的深层原因。
其次，作者对最近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和思想界有丧失丰富性的迹象的感受。在当今中国新的意识形态下，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不少作家很难穿透各种虚假的表象和繁荣，洞察那背后的狭隘和专断，未能在与狭隘和专断的长期的苦斗当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敏感、从容和丰富。而有些作家则相反，在抵抗中不知不觉就移向极端，减弱了艺术想象和思想的丰富和从容，凡是悲苦的往事，能不提就不提；凡是豪华和繁荣的传奇，则一定着意渲染，详细铺陈。造成文学圈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作家自身的原因。我们应该全面地去看待这些现象。王小明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基点。
最后，上海上世纪九十年代发展变化的特定背景。大约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上海这个融合了各种思想和文化的世界之窗俨然再次成为文艺界的焦点，又一次为学界、文学界所瞩目。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上海为中心，以上海为主旨和与上海有关的种种当代文学表现和写作不断涌现，不仅有关上海的现实主题的作品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鼓励，而且有关上海的历史主题或怀旧主题的作品也形成一种文学写作时尚。王安忆的写作风格的转型就发生在这一文化潮流盛行的时期，她的上海故事小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应运而生，并跃入人们的视线。
2.思路和方法
首先，在文章结构上，文章先描述和分析王安忆创作笔法的转变开始，对王安忆小说文本，人物、主题、场景的转变进行具体的解读，接着按顺序提出如下问题：是谁编撰出了那个流行的老上海故事？王安忆为什么要和它拉开距离？如果将她的这个转变放到最近二十年来的文学变迁的大背景下来看，它有什么意义？在她这个转变当中，是否也有某种潜在的危险？文章依次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总体上来说，文章采取了自问自答的形式，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就王安忆的转变存在的不足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回到问题的主旨：当代文学和文化思想突出重围充满希望。
其次，更具体地来说，王晓明的文章，运用分析归纳、自问自答的方法，在材料的选择上，从对王安忆的作品《小鲍庄》、《长恨歌》的解读中发现作品主角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群具体的人物，而是一种抽象的生活氛围、状态、文化，或者一个承载着上述东西的地方，由此比较分析到《富萍》的完全转变，运用了H.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意义，即指一种与“真实”并不“相符”，但能在一定程度上系统地阐释历史、社会现实和未来、生活的意义和趣味等,且为社会的多数人所不同程度地接受的思想观念，来论证、描述和分析这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首先在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发展起来的“新意识形态”。
最后，综合运用了王安忆的散文和文学批评性作品：《屋顶的童话》、《寻找上海》、《我读我看》、《剃度》、《女友间》中的原话作为论证材料来证明相关的观点，贴切而紧密。此外，上海社会的历史记忆，再通过这“记忆”来引导它集中视线，作为论证材料，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五十年代的上海，到七十年代文学现象：“暴露/歌颂”；再到八十年代后半期：“现代/传统”；最后回到九十年代以来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专制/民主”、“确定性/不确定性”、“集体/个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黄色文明/蓝色文明”，具体地说，即是否“现代主义”的终结上。这些历史材料都是文章丰富的论据。
3.结论和意义
在整个当代文学的范围内，王安忆近来的小说创作的转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所显示的“浪漫主义”的想象、批判和创造力量，包括它所暗含的潜在的创作障碍，都明显拓宽了人们对于当代文学、社会和精神生活的感受。王晓明肯定了王安忆的创作转变重要性。在这样的社会、精神和文学的背景下，王安忆明确地形成一种对于当代生活的深具批判意味的理解，一种由此而来的对于文学写作的新的使命的领悟。在“现代化”和新意识形态的重重障碍和诱惑之下，没有几个作家能像王安忆一样，可以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形成一种对于当代生活的深具批判意味的理解，能够逾越狭隘的意识形态政治，创造出真正多样情感世界和艺术世界。王安忆近来的小说创作的转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所显示的“浪漫主义”的想象、批判和创造力量，包括它所暗含的潜在的创作障碍，都明显拓宽了人们对于当代文学、社会和精神生活的感受。
王晓明除了肯定王安忆创作转变的重要性之外，还以上海社会的发展历史，作为论证材料，从二十年代的上海到九十年代以来的上海,讲述了新时期新意识形态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同时，王安忆的一些优秀的同行笔下，正有一些与“梅家桥”和“华舍镇”不同，却同样打动人心、引人深思的人物、故事和场景，已经和将要诞生。这让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增强了信心。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新意识形态与中国当代文化》中说到的：要保持一个社会精神生活的多样性，文学应当提供多样的想象、经验和认识。这方面中国文学是值得肯定的，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作家们仍在不断地想象，提出不同的思想认识，回应当代生活的重大变化。这就给中国作家指出了创作的方向各答案，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王小明是借对王安忆的小说研究表示他对当今中国文学写作现状的一种担忧，展现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关怀。
然而，王晓明认为梅家村远远超出了“上海”这一座城市的寓意，从而忽略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多元性、复杂性与共生性。换句话说，重视王安忆这一创作转变的价值意义的一面，从而也就限制了文学多样性的发展的一面，从而窄化中国文学包容性与丰富性。此外，作者显然认可王安忆传承了鲁迅那一代作家开创的“新文学”传统，认为这是直接组成了现代中国人追求自由、解放的艰苦斗争的重要部分，是文学精魂，依然有力地跳动在许多作家的写作当中。把现代西方的影响作为它的反面，显然是忽略了西方文化积极的一面，这也成为他文章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１］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近来的小说谈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中国出版集团，2003.
［２］吴俊.瓶颈中的王安忆.上海：我们的文学资源.当代作家评论，2002，（5）.
［３］王晓明.新意识形态与中国当代文化.汕头大学学报，2003，VOL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