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贤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历史人物的真知灼见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久远的可分享性。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薛福成写于1892年的《枪炮说》，便充满了关于兵器发展的辩证思索以及“相师者未必无相胜之机”的睿智，至今读来，犹觉清新。
　　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泰西(旧时用以指称西方国家)诸国枪炮之精，不越四端：日力之猛也，发之速也，击之准也，至之远也(即火器的威力、射速、命中精度、射程)。”那么，如上四端的研究改进有没有一个最后的极限呢?他认为是有的。“凡物生长，各有止境。”“今日至精至利之枪炮，如欲再加其猛，必有转移重滞之病，有不能多开之病(即自身机动困难、装填与发射时间延长)；如欲再加其速，必有子药骤竭之病，有不暇命中之病(即弹药供不应求，命中精度下降)，如欲再加其准，必有运掉不灵之病，有应机迟钝之病(即配套器材增多，火力反应迟缓)；如欲再加其远，必有目力不及之病，有子力坠下之病(即肉眼观测受限，弹道不能低伸)。是故加一端之胜，或反为三端之累；且过求一端之胜，亦必势有所穷，利不胜害。”
　　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不能因为他未曾预见到激光制导、火箭增程、电磁发射等等新技术，就低估了其见解的犀利与非凡。薛福成对于泰西诸国兵器状况的分析，选择了不同寻常的视角，至少在以下三点上，是识微鉴远和洞中机宜的。
　　其一，兵器的系统结构与功能之间是对立的统一。要求兵器输出的功能越多，系统结构就越趋复杂，故障概率和操纵控制的难度也就同时加大。诸如增大口径，就会带来“转移重滞”之病；实现密集速射，供弹问题就很不好解决；而欲求射击精准，那就必须扩充观测与指挥手段，招致“应机迟钝”的麻烦。
　　其二，兵器最终输出的诸多功能并不全是相辅相成。过分追求某一方面的功能，反而掣肘其它。因此，某些功能的相对之强和某些功能的相对之弱有着必然的联系。聪明而讲究实际的设计者决不期求无懈可击的理想值。
　　其三，泰西诸国“隽士巧工，覃精研思者”的努力可能陷八一个技术竞赛的误区。因之国人当另辟蹊径，“随宜而变通之，相机而损益之”，不可贪兵器四端皆精，而应求一端突破，达成威慑，事半功倍地消弥我们与列强之间的技术差距。
　　或许有人问，现代高技术兵器之猛速准远，不是已经证实了薛福成“有止境说”的局限吗?公允而论，这已畛域大殊，不是原来意思的枪炮了。特别是随着信息系统、数据链和传感器等新质战斗力的出现，军事系统涌现出效应倍增的整体性，系统对系统、体系对体系的对抗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意志的表达方式。然则，也正因为如今的对抗超越了相对独立的兵器单元，系统编组与输出功能的整体优化，就更需要薛福成那样的独特视角和辩证思索。
　　历史轨迹是螺旋上升的，犹如跃上葱笼四百旋更能饱览江山秀色。一百多年之后的我们，在如何调遣后发优势，如何达成超越的问题上，不能止步于前贤传达给我们的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