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重组一直是中国银行改革中的重头戏。过去七年间，政府频频对银行注资并进行不良贷款剥离。这些举措尽管受到不少质疑与批评，但的确是非常必要的。
　　大量国际经验表明，公共资源的投入是银行改革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且往往是改革的先决条件。无论美国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转轨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无不在其银行改革设计与实施中扮演主导角色，而且还动用了各种财政手段，包括政府负债担保（存款保险）、不良资产冲销、税项豁免、过桥贷款、央行流动性支持等，以现金或国债形式注入资本金，甚至全盘接管（过渡性国有化）。那种以为系统性银行改革无需付出巨大财政成本就可大功告成的想法，是极其不现实的。国际经验还表明，当政府因初始成本高昂而贻误改革时机，最终必付出更惨重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成本。
　　中国的特殊国情更决定了政府在银行改革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作用。中国银行体系基本以国有银行为主，国家不仅是所有者，其行政干预更是历史坏账的主要成因之一。政府为改革投入资源责无旁贷。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政府只是被动地履责补过。近年来，中国政府的积极主导获得了明显的成效。
　　其一，维系了公众信心。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率之高早为世人所知、所虑。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国际投资者曾极度担心脆弱的银行体系会把中国拖入风暴的中心。如果中国当时没有把银行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并采取一系列注资和剥离坏账等措施，即使当时能幸免，也很难设想能享有今日的繁荣。
　　其二，赢得了时间。中国的银行问题是全局性的，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比多数曾爆发过银行危机的国家皆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意味着，单纯依靠银行机构自身来消化坏账存量过于缓慢，势必威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如果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得到根本性清理，其它各项必需的改革都将步履维艰，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其三，为改制创造了条件。国际上的银行危机有各种各样起因，包括宏观经济周期性冲击、外部监管不力、内部风险管理薄弱等等。中国的银行同样有这些问题，但最本质的原因在于国有银行的产权和管理机制缺陷。变更机制是中国银行改革最独特、最关键也是最艰难的任务，而进行财务重组则是其前提。当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有大窟窿、在技术上业已破产时，无论机制如何先进，也将难以生效，甚至难以生存；但如果财务重组没有伴随彻底的改制，则是治标不治本，银行问题还会卷土重来。
　　“花钱买机制”是一着高棋，也是一步险棋。倘若巨额注资达不到预期效果，政府主导的银行改革可能失去可信度，公众的信心有可能动摇。
　　“花钱买机制”的策略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机制设计和改造是否真正到位。中行建行已经实行的或正在进行的改制工作，诸如股份化、董事会的设立、独立董事的聘任、战略引资、首次公开上市等等都很重要，能够在某些重要方面克服传统机制的不足。
　　令人担忧的是，银行改革中一些至关紧要的改制匆匆过场，未免流于形式，宛如美容手术，忽视了实质内涵。比如，在董事会制度方面的建设就尚未真正落实。作为现代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必须真正发挥其权力，履行其职责，而不是形同虚设。董事会必须向全体股东（包括国家大股东）负责，也必须向监管当局负责；它应充分享有法律赋予的相应权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任免董事长和CEO。但是，迄今董事长和CEO 都是由政府与组织部门委任指派，董事会只能被动接受。虽然董事会里也有几名外部独立董事，但在官员董事与官派董事为大多数的董事会中，只能充当“花瓶”，何况真正重大的决策并非董事会可以做主。
　　与之相应的，是国有银行中整个用人机制改革的缺失。在人事制度上除了采摘了一些“低垂的果实”（比如裁撤一些分支机构和减少部分冗员），并没有触及传统用人机制尤其是高管人事制度的根本缺陷，仍然是官本位至上，忽视了现代商业银行必不可少的专业管理领导才能。近来金融案件频繁曝光，与其说反映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内控薄弱，不如说更反映了人事制度的重大缺陷。
　　中国要建立健康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银行体系，必须有第一流的专业化管理团队。国有商业银行的用人机制必须从遴选、任免、奖惩、薪酬机制等各方面全面改革，以保证一支专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优秀高管团队。这是银行改革必须高度关注的一环。
　　只有财务重组而银行董事会和用人机制改革迟迟不到位，“花钱买机制”就将成为一句空话，中国银行体系的前景仍是阴霾重重。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执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