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他的著作多达17本，其中两本获得普利策奖，但在世人看来，乔治凯南最著名的还是一封电报。
　　那是1946年，美国国务院询问驻苏联大使馆如何对付苏联。官员们没有料到，最终会收到一封长篇累牍的电报。那一天，电报机的“答答”声延续了很久。
　　电报是乔治凯南发出的——时任大使哈里曼回国，凯南代为主管。“这个机会微不足道。”他后来回忆说，“但是，询问背后的含义绝不可忽视。”凯南把电报分为五个部分，以使“每一部分都是独立的，而且看起来不会长得离谱。”报告总共约有8000字，史称“长电报”。
　　电报对二战之后的苏联政治进行了详尽分析，并提出了许多应对克里姆林宫的原则。凯南提出，由于传统的不安全感，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扩张性；当政者不愿与西方世界接触，以免国民了解真相；斯大林相信，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这封也许是美国外交史上最重要的电报，在华盛顿被广泛传阅，十分轰动。随即，凯南被调回美国，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1947年，他以“X”之名，在《外交季刊》发表了《苏联行为探源》。这篇文章可被视为“长电报”的续篇。文中建议“美国对苏联政策的主要特征，必须是对苏联的扩张倾向加以长期的、耐心而坚定的、警惕的遏制”。
　　这是他第一次提出“遏制”的概念。当时美苏关系恶化，美国在寻求新的对苏战略考量。凯南的学说适逢其时，激发了政府的灵感，“遏制”旋即成为“冷战”的核心词汇，也是20世纪国际关系最重要的词汇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凯南没有对“遏制”进行严格的界定，因此这个词一度被误解为“军事遏制”。后来，他澄清说，自己从未想过苏联对美国有动武的迹象，“遏制”应为“政治遏制”，即采用政治、外交的手段，而非“军事遏制”。
　　但是，当时国际环境风云突变，不容缓和。1946年，丘吉尔发表了“铁幕”演说。随着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先后建立，“遏制”政策作为军事战略的轮廓，已经被牢牢固定。
　　对于这一重大的误解和误用，凯南倾其后半生进行澄清和修正。在“X文章”发表35年后，有杂志试图采访凯南，他提出书面作答，因为“口头表达不够严谨”。截稿期将近，凯南还在斟酌每一个标点和词汇，他不想被“再次误解”。
　　在国务院任职期间，凯南曾参与制定“马歇尔计划”，一度声名显赫；但在“遏制”这一核心概念上与政策制定者存在重大分歧，注定了凯南的“歧见者”身份。他反对成立北约，倡议美、苏撤军，建立统一、中立的德国。这使得凯南在国务院很快不受欢迎。
　　1950年，凯南辞职。1952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他为驻苏联大使。但这次莫斯科之行很不顺利，凯南处于苏联情报人员的严密监视之下，无法接触普通市民。他抱怨说，这和纳粹德国堪有一比。苏联旋即宣布他为“不受欢迎人士”。于是，在任职五个月后，凯南回到了美国。1953年，他正式离开政府，在普林斯顿大学找到了家园，也成为美国政府坚定的批评者。
　　仕途折戟，有人认为这是他虽然了解苏联，却不甚了解美国，因此在政策制定上不切实际。但是，忠于自己的观念，这也是凯南的性格使然。他更像一位学者，而不是政治家。
　　凯南出生于1904年，两个月后母亲就去世了。从早年开始，他就生活在孤独之中，养成了孤僻、敏感而严肃的性格。凯南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历史，对欧洲外交史尤感兴趣。毕业后进入美国政府，被先后派驻欧洲各国，包括苏联，是美国培养的第一批“苏联通”。
　　凯南被称为最后一位“旧世界的外交贵族”，他试图在战后建立世界新秩序，并在其中为美国定位。在那封著名的“长电报”中，凯南曾说，美国应当为苏联建立一个好样板，使得自由、公正等基本原则时刻体现；解决社会内部问题，就是对莫斯科的外交胜利。
　　他没有在政坛生存所需要的手腕和心机，不会按照华盛顿的需求剪裁自己的思想。因此，尽管凯南经常被归类为影响华盛顿的“智者”，却没有从中获益。
　　离开政府之后，凯南一直保持着批评活力，并从事历史研究。他文风优雅，分析深入，十分令人信服。他更喜欢把自己看做“写作者”。凯南曾说，如果可以重来，他更愿意做一个诗人，或者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