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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北京邮电大学和民主同盟北京市委之邀，我为“首都网络文化创意人才培养”论坛撰写了如题的演讲稿，本文根据讲演稿的提纲改写而成。
创新人才不是“千里马”而是“天马”
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创造出前人未曾有过的东西，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好”的东西，但一定是新的东西，是历史上未曾出现的新事物。具体到文化创新，就是创造出人类以前所没有的新的精神财富或文化产品。这么一说，文化创新就好像成了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座峻岭，一道绝壁，难以逾越。其实不是的，你仅仅发明了一个“说法”，比如，如果是你先发明了一个词组——“给个说法”，大家也认可它能表达出一种新的意义，或者说它的含义所涵盖的内容与以往任何一个词或成语都不同，并且大家也跟着你用了起来，那么这也是完成一次文化创新，只是它与那些大的文化创新比起来，它对外界的影响度的大小有不同罢了。
为什么我要说创新型人才不是“千里马”呢？因为千里马虽然用途很大、价值很高，社会期望很广泛，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能创造新的文化事物的精灵。它只是因为跑得快而创造出来的“新记录”，只是（速度上的）数量变化，而没有质的新生。而创新人才则是一匹“天马”，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天马”的跑法、它所展示出来的精神境界，都是别的“俗马”所无法想象和敢于冒险一试的。他不是为他人所用而生的，而是为了开创一片新天地而横空出世的。文化创新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科技）发明家一样类型的人物。
因此，作为一个专门以培养人才为己任的教育实体来说，如果真想要搭建一座让创新型人才从此处“出世”的殿堂的话，就应当首先彻底摒弃以往那些不利于这类人才产生的教学方法，从“基础建设”的深度来一个“革命”，创造出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的被发现和供其茁壮成长的环境。不如此，就是有那样的好苗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会因为“看不惯”，为了“维护教学秩序，按时完成教学任务”等理由把“苗子”扼杀掉，于是不自觉地就犯下了与“叶公好龙”相类似的错误。
文化创新人才是“天生”的，不是“培养”出来的
先说两个真实的故事。
美国飞行员詹姆斯•杜立特尔的一生都是美国人的骄傲。1942年，他率领16架B-29轰炸机成功地轰炸了东京，为遭受珍珠港事件耻辱的美国人大大地出了一口恶气。后来的战争中又多次立下大功，成为飞行员出身的军衔最高的将军。1985年里根总统在他88岁时授予他四星上将的荣誉军衔。1928年，詹姆斯•杜立特尔“创造性地”完成了人类第一个纵向360度飞行的创举。从此他获得了“美国飞行英雄”称号。1928年夏季，他开始了他在全世界的飞行观摩表演，以彰显这一成就。到欧洲后的第一站，是在英国进行表演。有一个俄国人看后跟他说，在俄国早在一年前就有人做过这样的“创举”。杜立特尔很诚挚地表示想见一见这位同行，但是，对方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为此而遭受了厄运。用那位不幸的苏联飞行员的上司的话来说，就是“你可以不珍惜你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不能不对国家的财产负责。”当时的苏维埃—俄罗斯的社会环境，被领袖们所重视的是政权的稳定，而不是创新。同样是创举，却在不同的环境下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1953年，袁隆平成了湖南省安江农校的一名年轻教员。60年代初，他多次目睹了饿殍当街倒地的场面，从而更加坚定了他的一个夙愿——用杂交水稻创新品种来解决多年来困扰中国的老问题——粮食短缺。但是这样的“幻想”，在当时环境下，受到了各种形式的权力和权威的蔑视，根本没有得到理睬，更不用说得到经费和时间方面的支持了。因为早有该领域的权威得出定论说，“水稻杂交的设想，与设计制造永动机一样荒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所有理论权威都斯文扫地了，农校的日常管理也瘫痪了，袁隆平及时抓住了这个大好时机，利用教学管理相对“松懈”和教师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充裕的好条件，进行了数年的努力，最终创造出了货真价实的世界性的奇迹。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那么在严密的组织制度的约束下，在墨守成规的理论权威的干预下，他不可能有那么长的时间来进行为上级和权威们所不能容忍的试验，对“杂交水稻”的探索也因此而直到今天还仍然被禁锢在科学禁区之内。
以上两个例子中的三个“人物”（包括那位不知道姓名的俄罗斯飞行员），都不是被别的什么人培养出来的（甚至受到应当培养或容纳他的传统体制或体系的压制），而是自己脱颖而出的，因此，我认为，对创新型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也需要我们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从更深的层面上考虑：要首先改造我们的思路，大胆设计一个新的制度文化机制，以应对这个新的带有极大挑战性质的工作的要求。
选才是关键
由于我们所议论的那类人才的特殊性，由于他不是这样的一类人，——掌握某种技能后投身既定岗位流程中进行工作的常规人才，那么以往的那种选才方式也应当在此处予以革新。这类被称为具有“创新型人才”潜在素质的人的短处，恰恰就是他先天地对前人的经验持有怀疑的态度，甚至蔑视的态度，他们一般不崇拜、也不屑于背诵那些前人所总结出来的成为定论的东西，除了因为生活或生存的需要，比如升学，他们不愿意接受死记硬背的教育法。因此以检验学生背诵能力高低和已经掌握的“知识”的多少和深浅为特征的闭卷考试，正击中了他们的短处。分数一般来说不是他们的强项。
而一个年轻人未来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创新型人才，主要地不是看他们现在掌握了多少前人的知识，而是能不能善于敏锐地觉察前人的“走眼处”，具备不具备那种信心——为了证实自己的“那个莫名其妙的感觉”，固执地把心中的那个疑点问到底。
不崇拜、也不屑于背诵那些前人所总结出来的成为定论的东西，其实这也正是他们的特长。一般人没有那个习惯，也没有那个勇气。而这个特点（从一个角度看是所谓“缺点”，换一个角度看它又是一个“优点”）又不是用后天的教育所能够培育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天性，可遇而不可求。对我们从事教育事业的人来说，则是可以踏破铁鞋去寻找去发现，而不可以通过“拔苗助长”或填鸭式地灌输方法来培养的。
因此我认为，这个专业的学生的招考，分数线应当大幅降低，而另加几道面试程序，比如，可以要求学生把以往的“作品”带来供面试考官们研究确定。这里所说的“作品”，形式无法归类，什么样的制作都可以充当，不限于官方认可的发明专利和什么展会的获奖作品，只要能显示学生创新意识的东西都在此列。还应当有相对充裕时间的面对面的交谈，要有相互间的质疑，针对该学生的兴奋点或偏好而专门地出题测试。
教育培训的形式和方法必须创新
以往有一个教学法，叫“因材施教”。对这类人才的培训，尤其应当多用此法。但稍有不同的是，以往采用此法的教育者是拿自己过去掌握的学问去教育面前的那些被教育者，引导学生“上”自己的“套”，——掌握“正确的”方法，走上服膺“科学”的道路。而我现在所主张的，则是充当教育者的那个教师，先要针对一个个具体的学生进行考察，根据这个或那个学生的爱好和发展方向，自己先去学习和搜集教育素材，如果恰巧那个学生的爱好或发展方向与自己的特长相似，那只是一个巧合，大多数情况是，教师要针对学生刚刚在上节课所展示出来的兴奋点去备课。这样以往那种标准化的教育程序中的教案，就很难起到纲领的作用了。而对这时最重要的教学成果展示，则是教学过程的记录与学生的即时心得和收获的相互印证了。
这样的教学法比起以前的教学法来，无疑是更具有挑战性，因为谁都没有把握，他面前的学生将来会成为哪个方面的突破性的天才人物，而且他的教学成果也不会在学生修业完毕以后马上就看到非常量化的考核指标，以对他的教学成果做出是否成功的结论。
教材的选择——氨基酸优于蛋白质
用什么营养来“滋养”我们这些特殊的学生呢？这是也一个有待逐步探索的课题。我借用老农培育庄稼的经验说，应当给学生以生物性更原始的发酵后的营养物，即把知识中的最具基本素材的东西拿来用以教学。比如，教学文学艺术课程的时候，就把《红楼梦》里最精彩的细节取出来，而不要什么总论、什么主题思想等等。我四十年前读到王昆仑先生的系列文章：“红楼梦中的三烈女”，“贾府里的老少爷们”就是《红楼梦》在我心中的最亮点。为什么？我认为原因是这些组织结构里最简单的营养是最容易吸收的，也就最好进入接受者的心田。（细节，情节相对创作思想和批判理念来讲更具基础特征）做个比喻就是，“能给氨基酸，就不要提供蛋白质”，——让他自己来选择吸收。
我说这话的另一个意思是，尽量不要让那些先入为主的思想干扰他们思想方法的成长过程。跟上面那个例子结合在一起来说就是，把工夫下在介绍细节处，这个细节，就是生活。
杂交的优势——一个选择教学素材的原则
这个原则原来是生物学的一个定律，远缘生物体一般是不容易实现杂交的，但是一旦杂交成功，就是一个异常有生命力或经济价值的品种。
我曾经与日本文化学者康吾先生探讨过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的问题。他当时的一席话对我很有启发性。他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两个不同文化之间的远缘杂交，而中国的洋务运动是人工嫁接。日本明治维新所产生的日本社会是日本历史乃至全世界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一个新型的社会形态，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只是清朝政府这个砧木上成长起来的一朵异种的花蕾，并没有触动中国社会固有的矛盾和病根。”
我对他的比喻很感兴趣，也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
我把这个思想拿来用在今天的话题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创新行为的本质是把不同的文化元素进行重新组合，其结果如果能证明是有用的，就是成功的创新；如果生出来的东西是“无用的”或者“有害的”，就是创新失败。创新其实就是那么简单，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能凭空创造出东西来。真正的文化创新，其本质就是制造“文化杂种”。在早期，上海文化人造出来的“海派”就是一种浅层次的文化创新：林凤眠的人物画、周信芳的麒派京剧、张爱玲的言情小说，都是把在上海滩所弥漫出来的“洋味”搅入了中国文化的表层——艺术；而香港文化是中英两国文化较深刻地交融后产生的新“杂种文化”，因而它要比上海的“海派文化”有更强的生命力。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把不同文化元素进行有效的组合从而实现成功的创新呢？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有着无边话题的一个新领域范畴的东西了。我只能简单地把我现在想到的说上这么一点。
要开辟这样的一个课堂，在这个课堂上，向接受“创新专业”培训的学生介绍人类所有学科的最基础的“原始细胞”，不管是文科、理科、医科、工科，社会上所有重要专业门类也是如此，比如军事、经济、法律、艺术等等。只介绍它们的存在理由，不要涉及它们的内部结构，其实也不可能涉及那么深刻。
培养文化创新人才是典型的“风险投资”
历史上的所有成功的文化创新者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兴趣广泛、固执己见。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出版业大鳄《读者文摘》。它的创始人詹姆斯•华莱士就是一个大“淘气包”，这是个出身书香门第的人，他的父亲是大学校长，几个兄弟都是大学毕业，他也不是没上大学，而是上了大学后自己把自己“开除了”。他把一匹马弄进礼堂，受到批评后自己就开始逃学了。好在他后来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工作，1915年，他进入了著名的韦伯出版公司担任编辑。不久，他递交了一个报告，对他所负责编辑的那份杂志的内容提出了建议，他说应当把那些长篇大论删减成短小精悍的小文章，以便把杂志扩大发行到普通农民群体中去。很快，他就受到了表扬，说他的想法很好，同时也把对他的除名通知交给了他。
谁知这正好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他以600美元起家，开办了一个文摘杂志，这就是《读者文摘》的前身。今天这个杂志的年利润是20亿美元，而那个仍然健在的韦伯出版公司的名声已经远远被它甩在了后头。
这个例子能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具有否定前人结论和成法习惯行为的人，是最有可能成为文化创新型人才的人。而这样的文化创新人才的出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是创造条件，让这样的学生沿着他们固有的新区方向成长下去，忽视他们因为与众不同而引发的所谓麻烦。
“学无常法，思无定式”是所有这类以前的成功人士的共性。因此，你不要刻意地去学习或模仿成功者的方法，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他老说的“生”和“死”指的是艺术生命。
对这样的教学来说，还有一个通向成功的可能，是要有能请到各路“神仙”的机能，广开“教路”，不拘一格，延请另类“偏才”，越是相异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融合和撞击，就越有可能产生出更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最后还有一点说明就是，由于这部分人才与欲望，跟别的类型的人才有所不同，因此虽然我们是向着文化创意人才的方向去努力，但是不能像培养司机那样保证所有的学生都能“拿到本子”。培养文化创意人才就是时下正当红的风险投资中的一种。一个培训单位的成功不是体现在每一个学生身上，只要有一个人成功就把所有的投资风险都收回和抵消了。三味书屋出了一个鲁迅，就足以与在历史上出了无数名人的岳麓书院来比一比其历史影响力了。
创新人才不是“千里马”而是“天马”
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创造出前人未曾有过的东西，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好”的东西，但一定是新的东西，是历史上未曾出现的新事物。具体到文化创新，就是创造出人类以前所没有的新的精神财富或文化产品。这么一说，文化创新就好像成了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座峻岭，一道绝壁，难以逾越。其实不是的，你仅仅发明了一个“说法”，比如，如果是你先发明了一个词组——“给个说法”，大家也认可它能表达出一种新的意义，或者说它的含义所涵盖的内容与以往任何一个词或成语都不同，并且大家也跟着你用了起来，那么这也是完成一次文化创新，只是它与那些大的文化创新比起来，它对外界的影响度的大小有不同罢了。
为什么我要说创新型人才不是“千里马”呢？因为千里马虽然用途很大、价值很高，社会期望很广泛，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能创造新的文化事物的精灵。它只是因为跑得快而创造出来的“新记录”，只是（速度上的）数量变化，而没有质的新生。而创新人才则是一匹“天马”，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天马”的跑法、它所展示出来的精神境界，都是别的“俗马”所无法想象和敢于冒险一试的。他不是为他人所用而生的，而是为了开创一片新天地而横空出世的。文化创新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科技）发明家一样类型的人物。
因此，作为一个专门以培养人才为己任的教育实体来说，如果真想要搭建一座让创新型人才从此处“出世”的殿堂的话，就应当首先彻底摒弃以往那些不利于这类人才产生的教学方法，从“基础建设”的深度来一个“革命”，创造出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的被发现和供其茁壮成长的环境。不如此，就是有那样的好苗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会因为“看不惯”，为了“维护教学秩序，按时完成教学任务”等理由把“苗子”扼杀掉，于是不自觉地就犯下了与“叶公好龙”相类似的错误。
文化创新人才是“天生”的，不是“培养”出来的
先说两个真实的故事。
美国飞行员詹姆斯•杜立特尔的一生都是美国人的骄傲。1942年，他率领16架B-29轰炸机成功地轰炸了东京，为遭受珍珠港事件耻辱的美国人大大地出了一口恶气。后来的战争中又多次立下大功，成为飞行员出身的军衔最高的将军。1985年里根总统在他88岁时授予他四星上将的荣誉军衔。1928年，詹姆斯•杜立特尔“创造性地”完成了人类第一个纵向360度飞行的创举。从此他获得了“美国飞行英雄”称号。1928年夏季，他开始了他在全世界的飞行观摩表演，以彰显这一成就。到欧洲后的第一站，是在英国进行表演。有一个俄国人看后跟他说，在俄国早在一年前就有人做过这样的“创举”。杜立特尔很诚挚地表示想见一见这位同行，但是，对方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为此而遭受了厄运。用那位不幸的苏联飞行员的上司的话来说，就是“你可以不珍惜你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不能不对国家的财产负责。”当时的苏维埃—俄罗斯的社会环境，被领袖们所重视的是政权的稳定，而不是创新。同样是创举，却在不同的环境下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1953年，袁隆平成了湖南省安江农校的一名年轻教员。60年代初，他多次目睹了饿殍当街倒地的场面，从而更加坚定了他的一个夙愿——用杂交水稻创新品种来解决多年来困扰中国的老问题——粮食短缺。但是这样的“幻想”，在当时环境下，受到了各种形式的权力和权威的蔑视，根本没有得到理睬，更不用说得到经费和时间方面的支持了。因为早有该领域的权威得出定论说，“水稻杂交的设想，与设计制造永动机一样荒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所有理论权威都斯文扫地了，农校的日常管理也瘫痪了，袁隆平及时抓住了这个大好时机，利用教学管理相对“松懈”和教师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充裕的好条件，进行了数年的努力，最终创造出了货真价实的世界性的奇迹。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那么在严密的组织制度的约束下，在墨守成规的理论权威的干预下，他不可能有那么长的时间来进行为上级和权威们所不能容忍的试验，对“杂交水稻”的探索也因此而直到今天还仍然被禁锢在科学禁区之内。
以上两个例子中的三个“人物”（包括那位不知道姓名的俄罗斯飞行员），都不是被别的什么人培养出来的（甚至受到应当培养或容纳他的传统体制或体系的压制），而是自己脱颖而出的，因此，我认为，对创新型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也需要我们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从更深的层面上考虑：要首先改造我们的思路，大胆设计一个新的制度文化机制，以应对这个新的带有极大挑战性质的工作的要求。
选才是关键
由于我们所议论的那类人才的特殊性，由于他不是这样的一类人，——掌握某种技能后投身既定岗位流程中进行工作的常规人才，那么以往的那种选才方式也应当在此处予以革新。这类被称为具有“创新型人才”潜在素质的人的短处，恰恰就是他先天地对前人的经验持有怀疑的态度，甚至蔑视的态度，他们一般不崇拜、也不屑于背诵那些前人所总结出来的成为定论的东西，除了因为生活或生存的需要，比如升学，他们不愿意接受死记硬背的教育法。因此以检验学生背诵能力高低和已经掌握的“知识”的多少和深浅为特征的闭卷考试，正击中了他们的短处。分数一般来说不是他们的强项。
而一个年轻人未来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创新型人才，主要地不是看他们现在掌握了多少前人的知识，而是能不能善于敏锐地觉察前人的“走眼处”，具备不具备那种信心——为了证实自己的“那个莫名其妙的感觉”，固执地把心中的那个疑点问到底。
不崇拜、也不屑于背诵那些前人所总结出来的成为定论的东西，其实这也正是他们的特长。一般人没有那个习惯，也没有那个勇气。而这个特点（从一个角度看是所谓“缺点”，换一个角度看它又是一个“优点”）又不是用后天的教育所能够培育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天性，可遇而不可求。对我们从事教育事业的人来说，则是可以踏破铁鞋去寻找去发现，而不可以通过“拔苗助长”或填鸭式地灌输方法来培养的。
因此我认为，这个专业的学生的招考，分数线应当大幅降低，而另加几道面试程序，比如，可以要求学生把以往的“作品”带来供面试考官们研究确定。这里所说的“作品”，形式无法归类，什么样的制作都可以充当，不限于官方认可的发明专利和什么展会的获奖作品，只要能显示学生创新意识的东西都在此列。还应当有相对充裕时间的面对面的交谈，要有相互间的质疑，针对该学生的兴奋点或偏好而专门地出题测试。
教育培训的形式和方法必须创新
以往有一个教学法，叫“因材施教”。对这类人才的培训，尤其应当多用此法。但稍有不同的是，以往采用此法的教育者是拿自己过去掌握的学问去教育面前的那些被教育者，引导学生“上”自己的“套”，——掌握“正确的”方法，走上服膺“科学”的道路。而我现在所主张的，则是充当教育者的那个教师，先要针对一个个具体的学生进行考察，根据这个或那个学生的爱好和发展方向，自己先去学习和搜集教育素材，如果恰巧那个学生的爱好或发展方向与自己的特长相似，那只是一个巧合，大多数情况是，教师要针对学生刚刚在上节课所展示出来的兴奋点去备课。这样以往那种标准化的教育程序中的教案，就很难起到纲领的作用了。而对这时最重要的教学成果展示，则是教学过程的记录与学生的即时心得和收获的相互印证了。
这样的教学法比起以前的教学法来，无疑是更具有挑战性，因为谁都没有把握，他面前的学生将来会成为哪个方面的突破性的天才人物，而且他的教学成果也不会在学生修业完毕以后马上就看到非常量化的考核指标，以对他的教学成果做出是否成功的结论。
教材的选择——氨基酸优于蛋白质
用什么营养来“滋养”我们这些特殊的学生呢？这是也一个有待逐步探索的课题。我借用老农培育庄稼的经验说，应当给学生以生物性更原始的发酵后的营养物，即把知识中的最具基本素材的东西拿来用以教学。比如，教学文学艺术课程的时候，就把《红楼梦》里最精彩的细节取出来，而不要什么总论、什么主题思想等等。我四十年前读到王昆仑先生的系列文章：“红楼梦中的三烈女”，“贾府里的老少爷们”就是《红楼梦》在我心中的最亮点。为什么？我认为原因是这些组织结构里最简单的营养是最容易吸收的，也就最好进入接受者的心田。（细节，情节相对创作思想和批判理念来讲更具基础特征）做个比喻就是，“能给氨基酸，就不要提供蛋白质”，——让他自己来选择吸收。
我说这话的另一个意思是，尽量不要让那些先入为主的思想干扰他们思想方法的成长过程。跟上面那个例子结合在一起来说就是，把工夫下在介绍细节处，这个细节，就是生活。
杂交的优势——一个选择教学素材的原则
这个原则原来是生物学的一个定律，远缘生物体一般是不容易实现杂交的，但是一旦杂交成功，就是一个异常有生命力或经济价值的品种。
我曾经与日本文化学者康吾先生探讨过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的问题。他当时的一席话对我很有启发性。他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两个不同文化之间的远缘杂交，而中国的洋务运动是人工嫁接。日本明治维新所产生的日本社会是日本历史乃至全世界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一个新型的社会形态，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只是清朝政府这个砧木上成长起来的一朵异种的花蕾，并没有触动中国社会固有的矛盾和病根。”
我对他的比喻很感兴趣，也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
我把这个思想拿来用在今天的话题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创新行为的本质是把不同的文化元素进行重新组合，其结果如果能证明是有用的，就是成功的创新；如果生出来的东西是“无用的”或者“有害的”，就是创新失败。创新其实就是那么简单，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能凭空创造出东西来。真正的文化创新，其本质就是制造“文化杂种”。在早期，上海文化人造出来的“海派”就是一种浅层次的文化创新：林凤眠的人物画、周信芳的麒派京剧、张爱玲的言情小说，都是把在上海滩所弥漫出来的“洋味”搅入了中国文化的表层——艺术；而香港文化是中英两国文化较深刻地交融后产生的新“杂种文化”，因而它要比上海的“海派文化”有更强的生命力。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把不同文化元素进行有效的组合从而实现成功的创新呢？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有着无边话题的一个新领域范畴的东西了。我只能简单地把我现在想到的说上这么一点。
要开辟这样的一个课堂，在这个课堂上，向接受“创新专业”培训的学生介绍人类所有学科的最基础的“原始细胞”，不管是文科、理科、医科、工科，社会上所有重要专业门类也是如此，比如军事、经济、法律、艺术等等。只介绍它们的存在理由，不要涉及它们的内部结构，其实也不可能涉及那么深刻。
培养文化创新人才是典型的“风险投资”
历史上的所有成功的文化创新者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兴趣广泛、固执己见。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出版业大鳄《读者文摘》。它的创始人詹姆斯•华莱士就是一个大“淘气包”，这是个出身书香门第的人，他的父亲是大学校长，几个兄弟都是大学毕业，他也不是没上大学，而是上了大学后自己把自己“开除了”。他把一匹马弄进礼堂，受到批评后自己就开始逃学了。好在他后来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工作，1915年，他进入了著名的韦伯出版公司担任编辑。不久，他递交了一个报告，对他所负责编辑的那份杂志的内容提出了建议，他说应当把那些长篇大论删减成短小精悍的小文章，以便把杂志扩大发行到普通农民群体中去。很快，他就受到了表扬，说他的想法很好，同时也把对他的除名通知交给了他。
谁知这正好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他以600美元起家，开办了一个文摘杂志，这就是《读者文摘》的前身。今天这个杂志的年利润是20亿美元，而那个仍然健在的韦伯出版公司的名声已经远远被它甩在了后头。
这个例子能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具有否定前人结论和成法习惯行为的人，是最有可能成为文化创新型人才的人。而这样的文化创新人才的出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是创造条件，让这样的学生沿着他们固有的新区方向成长下去，忽视他们因为与众不同而引发的所谓麻烦。
“学无常法，思无定式”是所有这类以前的成功人士的共性。因此，你不要刻意地去学习或模仿成功者的方法，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他老说的“生”和“死”指的是艺术生命。
对这样的教学来说，还有一个通向成功的可能，是要有能请到各路“神仙”的机能，广开“教路”，不拘一格，延请另类“偏才”，越是相异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融合和撞击，就越有可能产生出更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最后还有一点说明就是，由于这部分人才与欲望，跟别的类型的人才有所不同，因此虽然我们是向着文化创意人才的方向去努力，但是不能像培养司机那样保证所有的学生都能“拿到本子”。培养文化创意人才就是时下正当红的风险投资中的一种。一个培训单位的成功不是体现在每一个学生身上，只要有一个人成功就把所有的投资风险都收回和抵消了。三味书屋出了一个鲁迅，就足以与在历史上出了无数名人的岳麓书院来比一比其历史影响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