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源于祁连山深处的黑河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水经注》将其译为弱水流沙。黑河流经青海、甘肃，进入内蒙古境内称作额济纳河。“额济纳”源于西夏语“亦集乃”，意为黑水。这条河出祁连山向东北奔流800多公里后，在巴丹吉林沙漠西北缘找到归宿，其尾闾湖被称为居延海，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东北约40公里处。
　　“居延”是匈奴语“祁连”的音转，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云“匈奴谓天为祁连”， 祁连山即天山，居延海即天池。在这一天赐大湖的滋养下，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居延绿洲，即今天的额济纳绿洲。从汉朝开始，就在黑河流域的绿洲屯垦驻军，起塞筑垒，砌城修鄣，兴修水利，发展农垦，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这些文明的碎片散落在居延遗址的断壁残垣和风沙戈壁中。

古塞黄云共渺然

　　居延海在汉代被称作居延泽，那时的居延泽水草丰美，是蒙古高原通往河西走廊和西域诸国的必经之道，也是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和大戈壁通往漠北的重要通道。
　　匈奴如果占据了这里，就可以联络河湟一带的羌人共同侵袭汉朝;汉朝如果控制了弱水两岸，就扼住了自漠北向南转而至河西、西域之咽喉要冲，控制进入河西走廊的这个北部豁口不仅可以屯垦以备御匈奴，而且可以此为据点主动从河西或漠北出击匈奴。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重创匈奴后，匈奴败退漠北，给汉王朝在居延经营抵御和出击匈奴的防线提供了充裕的空间和时间。
　　据《史记·大宛列传》载，约二十年后的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
　　汉王朝擢用前伏波将军路博德为居延都尉，路博德当年曾随霍去病出征匈奴，熟悉居延的地形要害，他在这个广大的区域修筑了一道长城。这道长城沿弱水两岸由张掖郡筑塞至居延泽，南从今甘肃省高台县境内正义峡起始，沿黑河东岸的毛目东山绵延修筑亭鄣、长城、烽燧、斥堠等防御设施，经肩水金关直至居延泽西北的殄北候官。

　　霍去病重创匈奴后，匈奴败退漠北，给汉王朝在居延经营抵御和出击匈奴的防线提供了充裕的空间和时间。

　　路博德也修建了肩水都尉府、居延都尉府和遮虏障，这些都构成了今天的居延遗址。
　　居延都尉府和遮虏障分布在居延泽不远处的黑河故道岸边，遮虏障在居延海西、居延城西北。《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汉居延县故城，在甘州张掖县东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汉遮虏鄣。”位于河西走廊北侧黑河通道的险要处的肩水金关据水为险，是河西走廊进入居延地区的咽喉要道，严格地控制着关内外的人口流动。秦汉时的都尉是仅次于将军的武官，都尉府直接的下属军事机构称候官。隶属于张掖郡的居延都尉府，在北部、西部、南部下设三大候官，分别是殄北、甲渠、卅井候官。候官的下一级军事机构是部，部下设若干个燧，燧有燧长，管辖戍卒，少则三四人，多则近四十人。严密的防御体系不仅拱卫着居延泽和周围的绿洲，而且形成河西走廊张掖郡和酒泉郡的屏障，起到了“卫酒泉”的战略初衷。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文平介绍，有的研究者认为居延都尉府之下还有一个候官——居延候官。因为出土汉简简文中有“居延塞”“居延候官”“居延塞尉”的称谓。“塞尉”往往简称“尉”，也称“障尉”，是候官长吏之一。
　　如果居延候官存在的话，其治所初步推断为红城。居延都尉府之下的三大候官治所所在障城主体均为边长23.1米的方形障城，南侧附带较大坞院。红城虽不见坞院，但其主体障城边长亦为23.1米，符合候官治所的规格。
　　汉代居延遗址分布在甘肃省金塔县和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包括张掖郡居延、肩水两都尉所辖的关城、烽燧和塞墙等遗址。汉代的边塞遗迹自东北斜向西南沿弱水左岸分布，全长约250公里，始建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一些关城屯戍衰落约在王莽末年，废弃于东汉末年。
　　汉代的辉煌过去了，但只要有黑河水滔滔流过，居延的文明就不会消失。居延地区是内地通往西域的主要通道，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自汉以降，魏晋、北周、唐元、西夏都曾在此设关置隘。
　　在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东南约19公里外，是唐代的大同城遗址，城址在黑河故道的右岸。我在这里看到，这一回字形城址由内外两道城墙组成，夯土墙残存已不多，但城墙基础依然明晰。此城前身是北周武帝宇文邕所筑的大同城旧址，因多圈马群、套捉坐骑而又名“马圈城”。此城曾侨置安北都护府，但不久安北都护府内移至西安城（今甘肃省民乐县西北）。后来在此设立屯戍的同城守捉，唐玄宗天宝二年（743年）改为宁寇军。唐代的城址遗址仅此一处，因此考古学家推测唐代居延屯田范围比汉代小了许多，这是居延屯田史上的衰落期。

荒凉黑城接古戍

　　黑城遗址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南偏东方向约22公里处，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上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一座古城遗址。
　　黑城是西夏在额济纳河下游设的黑水镇燕军司，西夏语称作“亦集乃”，是黑色的意思，蒙古语称作哈日浩特。《元史·太祖纪》载二十一年（1226年）“二月取黑水等城。”1286年元世祖在此设“亦集乃路总管府”，大规模扩建黑城，这里成为中原到漠北的交通枢纽，相传马可波罗从这里经过。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征西將军冯胜攻打元军残余，筑起沙坝截断黑河上游的水源，破黑城后撤军而去，这座繁华一时的古城因黑河改道而废弃。直到1886年，俄国探险家波塔宁发现已在黄沙中沉睡了五百多年的黑城遗址，之后黑城多次遭受俄国、瑞典和日本等外国探险家的疯狂洗劫。 　　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这里掘得大量文物，其中包括珍贵的汉文、夏文对照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及《音同》《文海》等古籍。
　　科兹洛夫对黑城进行了两次掠夺式挖掘，第一次在城内的街区和寺庙遗址上挖出了十多箱绢质佛画、钱币等文物，还盗挖出书籍、信件、金属钱币、女性饰物、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等。
　　第二次到黑城后，他雇人大规模地野蛮挖掘，打开了一座覆钵式佛塔，里面秘藏着许多佛教塑像和成百上千的书籍、绘画、经卷等。这一发现刺激了他的贪婪，于是一共挖掉了30多座塔，几乎毁坏了黑城遗址内所有的佛塔和古城。
　　科兹洛夫将挖掘出的宝物打包，用40只骆驼装载着这些罕见的文献与500多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踏上归途。他不仅挖走了抄本书籍2000多种，还挖走了300张佛画和大量木制的、青銅镀金的小佛像。

　　黑城遗址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南偏东方向约22 公里处，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上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一座古城遗址。

　　俄国著名汉学家伊凤阁在成堆的文献中发现了一册《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世界上仅存的西夏文、汉文的双解词典。除举世闻名的大宗西夏文刊本和写本外，还有汉、藏、回鹘、突厥、女真、蒙古文等经籍文献和画卷、元钞、织品、雕塑等器物。
　　黑城的珍藏不亚于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和居延汉简。这里出土有辽、宋、夏、金、元等不同朝代的文献，特别是迄今西夏地下文物90%是出自黑城，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历史、法律、社会文学、古籍译文以及佛教经典等。
　　迄今为止，西夏考古资料的发现中，黑城出土文献数量最多、价值最高。后来出土的文献典籍无论数量、价值、种类等都难与黑城这次被盗的珍藏比肩。苏联1963年出版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一书，公布了科兹洛夫劫走的部分西夏文献目录，计有佛经345种，政治、法律、军事、语文学、医卜、历法等著作60种，合计405种。如今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着科兹洛夫在黑城所获文献，为当今世界西夏文文献收藏的大宗，共计有大约9000件番文文献和数不清的残片。
　　经科兹洛夫洗劫后的黑城伤痕累累。由于周边地区沙化严重，近年来流沙从东、西、北三面侵蚀黑城，许多遗址已埋于黄沙之下。考古专家们预测城内还埋藏着丰富的西夏和宋、辽、金、元等朝代的珍贵文书。
　　“沙阔独行寻马迹，路迷遥指戍楼烟”……这座被流沙半掩的古城有过繁华，也曾经历战火，黄沙里还埋藏有多少神秘呢？

汉简珍贵胜连城

　　人们把故宫大库档案、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和居延汉简并称为20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大量出土的居延汉简对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汉王朝在居延绿洲兴修水利、移民屯田、耕作备战，戍卒和移民共同屯垦戍边持续200多年，参与屯田的兵马就有十万之众。汉代居延地区的兵马活动，不仅留下了大量的城址烽燧遗址，更形成了大量居延汉简。我们来到位于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南24公里的甲渠候官遗址，这里只残存风化的夯土堆和三层土坯夹一层芨芨草筑成的鄣墙残垣，鄣城轮廓依稀可辨。这个俗称为破城子的地方，是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所属的“甲渠候官”所在地，就在这里出土了大量居延汉简。
　　1926年，北京中国学术协会和瑞典学者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到内蒙古、甘肃、新疆、宁夏等地综合考察。1930年四五月间到1931年初，考察团成员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首先在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木简。之后又在甲渠候官的城堡遗址中发掘出汉简5200多枚。城堡东侧是有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贝格曼在小屋遗址中发现了成册的木简，专家们推测此小屋很可能是当时的档案室。之后在距甲渠候官城堡以南5公里许的一个烽燧遗址发现1枚汉简，上面记载这里是第四候长何某的治所，因而称为甲渠塞第四燧。在甘肃省金塔县境内的肩水金关遗址，贝格曼等发掘出汉简850多枚和50多件汉代遗物。贝格曼一行共在居延60个区域内挖掘，共挖出汉简11000余枚。
　　1972～1976年，中国考古队又在居延地区全面、深入发掘，共出土近2万枚汉简，其中有纪年的汉简就达1222枚，为历年出土最多者。这次发掘在肩水金关掘出汉简最多，共11577枚。
　　在甲渠候官遗址，考古队共发现7000多枚汉简，《烽火品约》《甲渠候请罪》一枚枚字迹清晰、坚固如新的汉简，仿佛让人穿越到了“烽火高飞百尺台”的汉代。挖掘甲渠候官遗址时，考古队重点对推测为档案室的小屋遗址挖掘，在此出土了从王莽天凤元年（14年）到东汉建武元年（25年）的各种簿籍70余册，每个簿册以二道或三道绳索编缀，在此档案室内还发掘出各种简牍900余枚。另外，在甲渠塞第四燧还发掘出了195枚汉简。这次为期四年的考古发掘，被誉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习惯将1930年出土的称为旧简，将1972～1976年出土的称为新简。
　　198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所对大湾城遗址进行挖掘，出土汉简1000余枚;1999～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额济纳旗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清理出土500余枚汉简，其中王莽时期的册书颇为重要，现称额济纳汉简。
　　1930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在居延地区共发现汉简35500余枚，是我国发现简牍最多的地区之一，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楼兰汉简和尼雅汉简，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媲美敦煌汉简学

　　居延汉简形成的年代上起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下至汉灵帝建宁二年（691年），时间跨度270多年，内容包括了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居延汉简不仅为汉史研究者开启了巨大的宝库，也为研究长城、汉代书籍制度和档案历史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
　　数量巨大的居延汉简甫一出世便轰动了中国和世界学术界，为历史研究带来新的活力，学术界将贝格曼等人的发现与敦煌藏经洞的打开相提并论。
　　自1930年居延汉简现世至今，从事释文考订引用证史的中外学者已有数百人，与居延有关的论文著述达数千种。学者们从单纯研究孤立的简文，扩大到研究成册或同类的简，复原各类文书档案。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文字考释转向更多更高的研究，以陈梦家、永田英正等人的研究为代表，将古文书学、考古学的方法纳入了简牍研究的范畴。
　　近年来，居延汉简的研究不断向多领域拓展。如有人研究汉简在书法艺术上的贡献，笔法灵动、质朴自然、结构谨严的汉简遗墨篆、隶、真、行、草诸体咸备，体现了中国艺术思想中“大道至简”“道法自然”的艺术境界。
　　已经出土的居延汉简数量巨大，但汉简专家们预测这仅仅是冰山一角，还有大量居延汉简未被发现。在黄沙漫漫的居延遗址上，还有多少稀世之珍沉睡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上呢？期待考古专家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发现。
　　（作者系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