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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普通人为对象的爱情叙事反映了现代社会复杂的两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市民文化中的社会矛盾。何顿在《幸福街》中通过对青年一代与父母一代两辈人的爱情故事的描绘展现生活最本真的状态，以底层市民群体爱情问题来折射社会的发展状况。本文从故事模式、艺术表现以及价值与局限三个方面对不同人物角色的爱情叙事进行研究，旨在基于对作品中的形象塑造的梳理来发掘叙事特色与技巧以及探寻隐藏在情感关系和伦理关系背后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 《幸福街》 爱情叙事 故事模式 艺术表现 价值 局限
何顿在一次访谈里这样说道：“我喜欢写底层人物，写底层人物更能体现人的本性……底层人过得生猛海鲜一些，扯皮、打架、敢作敢爱，这种感觉是活力。”a在《幸福街》中何顿就以底层男女为原型塑造了普通人的人物群像，不仅不同于《黑道》讲述以男性为主体的黑势力的成长来揭示社会阴暗面，有别于《抵抗者》中以普通老兵艰难顽强的抗战一生暴露出战争的残酷，还有异于《湖南骡子》在历史长河里描画湖南人坚韧倔强的精神，《幸福街》一书的人物丰富性与情节生活化可以说标志着何顿在现实主义写作层面上又进入了新阶段新高峰。在书中，何顿以黄家镇为聚焦地点主要写了包含何勇、林阿亚、陈漫秋、黄国辉以及张小山在内的青年一代和周兰、赵春花父母一代成长变化的命运遭际，他花费了大量笔墨展开写几对男女之间的恋情。爱情叙事比重的大幅增加显示出何顿立足生活为普通人立传的写作观，他由普通人的基本生理需要引申到心理需求，从而进一步引发对时代大背景如何影响人的深思。
一、故事模式
在书中，青年一代的爱情故事主要是以女性林阿亚为中心设置了何勇、黄国辉以及张小山三位男性的故事情节，而值得一提的次要女性人物黄琳也与高晓华、宋力以及李副区长三位男性发生感情纠葛。对于父母一辈，围绕赵春花同样安排了陈正石、黄迎春、常万林三个男性形象。可以说，一女三男的经典模式在《幸福街》中又得到了表现，这一模式可谓有作者独到的匠心。何顿此种设置与同被列为“晚生代”的韩东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前韩东在《欢乐而隐秘》一书中也曾应用这种模式。韩东笔下张军、齐林和秦冬冬三位男性的存在实际上是隐射着女性形象果儿的人生阶段的转变，他们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阶段性的特征。b再看何顿一书同样如此，黄琳的爱情经历中高晓华充当着启蒙者的角色，使其开始接触男女情爱，而宋立的出现则昭示着她摆脱传统婚恋观贞操观，以性解放的观念大胆追求个人欲望，并且这也成为她人生中的重要转折，预示其走向爱情悲剧的结局。最后与李副区长的结合是黄琳爱情的终点站，与这一人物的相遇并且婚姻不幸是黄琳放纵个人情欲的必然结果。但与《欢乐而隐秘》的果儿不同的是，《幸福街》的黄琳并不是经历三段感情而得到精神心灵上的升华，而是在沉溺欲望中而逐渐失去理想目标。而赵春花的感情遭遇则与果儿相似，是呈上升趋势的。赵春花一开始经历了原配丈夫陈正石的打骂与逝世，后来在黄迎春的赏识之下发掘了工作能力与个人价值，最终常万林对其的呵护关心使其打开心防而收获中晚年的幸福安稳。但是林阿亚与何勇、黄国辉以及张小山的人物关系上并不存在阶段性特征，笔者认为这四人的一女三男的设置是作者为了串联整个故事的人物而形成的核心关系，以此生发出对各人的生活轨迹的描写，并且通过四人迥然不同的发展展现丰富的人物群像，还原时代情境。
二、艺术表现
（一）独特的叙事意象
1.迷雾里的浅蓝色跳板
书中曾四次描写周兰睡梦中迷雾里的浅蓝色跳板，这一独特的意象贯穿了周兰的感情经历，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第一次描写是出现在周兰少女时代，那是在她钟情于林志华后，少女情怀的周兰在内心产生了对林志华的情思与遐想从而难以入眠，朦胧迷糊中跳板上的阻拦喻指沉睡的失败，以周兰情思的深重预示着二人的恋爱。第二次描写出现在周兰思考个人前途时，孤儿寡母的周兰内心一直因为传统的伦理道德所挣扎，但为了寻求靠山不得不依赖严副主任，这里的跳板喻指其走向成为情妇的生活，为下文做铺垫。第三次描写是出现在周兰与严副主任确定关系的那一天，这一天她梦里的跳板喻指着回归原本个人生活，但是正当她站上跳板时严副主任到访使其惊醒。这一天成为周兰生活的转折，严副主任成为其家庭的主导者，影响着她接下来的一切活动。所以笔者认为这里是为了引出严副主任这一人物的特定出场而设置。第四次描写是出现在周兰发觉他人对两人不正当关系的议论后，显示了周兰内心的无助与迷茫，站上迷雾中的跳板喻指着周兰将要通往新学校的新生活，再次进入人生的转折点。
2.树
在《幸福街》一书中，树是常见的意象，枇杷树、大樟树、梨树、桂花树比比皆是，这不仅是再现作者记忆中故乡的景象，同时也有作者关于写作技巧上的用意；在何顿笔下，有时候树的描写与人物的感情发展相结合。在周兰经过感情波折后最终通过介绍认识了马主任，两人的见面就是在大樟树下。在书的开头大樟树就被介绍为幸福街的象征，“枝繁叶茂……开花时……让幸福街的人个个呼吸着花香入梦”，可以说它代表着生机与活力。作者选定这一地点让两人相见，有着周兰走向安稳平静的小日子的寓意，预示着周兰好的感情归宿。又比如林阿亚考上大学后与何勇出现感情危机返回家乡后书中对树的描写，她一人散步时看见树木仍是原本的样子，唤起林阿亚对往日美好记忆的向往与不舍，从而对两人感情的去留做出了重要决定，在这里树成为二人关系的推动者。除了是正面积极的代表，树同时也是反面消极的象征。例如黄国辉的暗恋并不顺利，他邀约被拒后书中有对黑夜里的树木描写，“一棵棵大樟树和槐树在麻石地上投下了诡秘的黑影”，树木在这里代表着阴暗的意象，树因其浓密、遮蔽投射出人物阴森昏暗的心理，表现此时黄国辉感情受挫的悲伤消沉。
（二）狂欢化的叙事法则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处于转型期，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促使社会多元化观念兴起，此时狂欢精神影响当代文壇，反映为狂欢化的文学叙事。c何顿的作品就体现了这一特点，表现为边缘人形象的刻画。王建刚指出，边缘性是狂欢化的本质所在，狂欢生活可以说是一种边缘生活，且狂欢生活中的人是一种边缘人。d就何顿《幸福街》而言，其中的边缘人大致包括两类，一是理想破灭的知识分子如黄琳和高晓华，二是无正当职业和人生追求的混日子青年如张小山和黄国辉。他们都对传统价值观念做出了一定反叛，以自我为中心，并且可以看作是具有敢于行动但缺少深思的“我不想事”e性格内涵的人物群像的延续。黄琳与高晓华作为时代里占少数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开始胸怀大志，但是沉溺于情欲以及自己虚拟的理想国，使得二人与现实理想渐行渐远。而张小山和黄国辉虽然敢想敢做，但物质至上的金钱观与不顾后果的盲目义气观导致了他们的必然悲剧。 3.结合民间口语写作，展示了地域文化的魅力
《幸福街》中长沙方言运用得恰到好处，符合人物身份与地位，展现人物起伏的心情。比如杨琼原本是心高气傲的公主般的人物，面对何勇的拒绝她果断放下这段爱恋，但当她迫于生计沦为暗娼时她与老同学相见的一系列言语表达都表现出处于生活困境后她的粗俗麻木，“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卖屄”“不想嫖我，就别在这里废话”“脱呀，你”，这几句话杨琼都是直奔主题，简单粗暴，并不拐弯抹角，说明她已经对这种生活习以为常，麻木不仁，展现其泼辣大胆的性格的同时流露出作者可悲的慨叹。还有黄国辉面对感情烦恼时“你这蠢猪”的自骂，表现了他苦于无望感情的懊恼；“崽谈爱了”，以赌咒保证的话语反驳姐姐，表达他的苦闷，同时这也符合黄国辉不学无术的市井人物形象设定。
（二）局限
何顿完全还原生活的书写方式确实具备优点，但其中的缺陷也引人思考。洪治纲认为何顿这种书写大大影响了文本上的艺术纯粹性，也使其小说的叙事显得粗糙，而且缺乏变化和冲击力，甚至出现了自我重复。h这一观点在《幸福街》中同样可以得到印证。在叙事结构上，书中仍是主要采用缺乏变化的线性叙事，以时间顺序展开，一系列人物都是跟随时代进程而完成个人发展变化的，叙述时把各个人物故事并列，但是其间用了一些简单的时空交叠文本结构，过去与现在的联系靠人物回忆方式连接起来，整个结构设置还是显得杂乱的。作者本意以还原历史作为出发点塑造贴近生活的形象，把叙事最大限度地平民化日常化，但是导致以大众为原型的故事设置出现模式化，如人物致富方式相似、女性遭遇情感挫折原因雷同、女性形象美貌化等。笔者还认为何顿写作语言缺乏美感，学习自然主义的笔法但是略显拙劣。文本中描写性爱部分与农村日常生活的语言具有生活本色，虽然能够激发起读者一时的阅读快感，但与沈从文、汪曾祺等人所描写的乡村小说的语言相比格调较为低下，难以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四、结语
《幸福街》一书将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与大时代的发展轨迹结合起来，是何顿写作史上的有关现实主义的一部力作。以爱情叙事为切入点能够表现世间百态，深入历史，阐述世俗爱情下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通过对故事模式与艺术表现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我们发现这本书的爱情叙事大致有三点价值意义，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该书的局限性。对其优点与缺陷的分析对研究何顿叙事特点与创作轨迹无疑产生极大的积极作用。
a 彭国梁： 《希望是每个人活着的底气——何顿访谈录》，《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2期，第48—54页。
b 徐勇： 《“后爱情时代”的匮乏及其欲望叙事——论韩东的〈欢乐而隐秘〉及其都市小说写作》，《文艺评论》2016年第9期，第69—76页。
c 赵树勤、刘倩：《论王朔、何顿小说的狂欢化叙事》，《文史博览》2005年第16期，第19—21頁。
d 王建刚： 《狂欢：巴赫金对话理论现实取向的世俗化》，《浙江学刊》1999年第5期，第102—108页。
e 黄伟林： 《欲望化形式中的精神深度——论何顿的小说创作》，《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第36—38页。
f 白媚： 《何顿小说中“鬼”词语研究》，《语文学刊》2013年第20期，第48—49页。
g 顾建平：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文艺报》2019年3月13日第6版。
h 洪治纲： 《世俗欲望的挣扎与迷失──再读何顿》，《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6期，第110—115页。
参考文献：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 刘健安.湖南人的精神 [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陈柳.何顿小说论[D].湖南科技大学，2012.
[6] 顾建平.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N]. 文艺报，2019-03-13（6）.
[7] 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8] 徐勇.“后爱情时代”的匮乏及其欲望叙事——论韩东的《欢乐而隐秘》及其都市小说写作[J].文艺评论，2016（9）.
[9] 彭国梁.希望是每个人活着的底气——何顿访谈录 [J].创作与评论，2012（2）.
[10] 孟泽.天人合一与文道分解——湖湘理学与湖南文学[J].湖南文学，1997 （9） .
[11]白媚.何顿小说中“鬼”词语研究[J].语文学刊，2013（20）.
作 者： 熊队宁，湖南大学文学院2018级现当代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关键词： 《幸福街》 爱情叙事 故事模式 艺术表现 价值 局限
何顿在一次访谈里这样说道：“我喜欢写底层人物，写底层人物更能体现人的本性……底层人过得生猛海鲜一些，扯皮、打架、敢作敢爱，这种感觉是活力。”a在《幸福街》中何顿就以底层男女为原型塑造了普通人的人物群像，不仅不同于《黑道》讲述以男性为主体的黑势力的成长来揭示社会阴暗面，有别于《抵抗者》中以普通老兵艰难顽强的抗战一生暴露出战争的残酷，还有异于《湖南骡子》在历史长河里描画湖南人坚韧倔强的精神，《幸福街》一书的人物丰富性与情节生活化可以说标志着何顿在现实主义写作层面上又进入了新阶段新高峰。在书中，何顿以黄家镇为聚焦地点主要写了包含何勇、林阿亚、陈漫秋、黄国辉以及张小山在内的青年一代和周兰、赵春花父母一代成长变化的命运遭际，他花费了大量笔墨展开写几对男女之间的恋情。爱情叙事比重的大幅增加显示出何顿立足生活为普通人立传的写作观，他由普通人的基本生理需要引申到心理需求，从而进一步引发对时代大背景如何影响人的深思。
一、故事模式
在书中，青年一代的爱情故事主要是以女性林阿亚为中心设置了何勇、黄国辉以及张小山三位男性的故事情节，而值得一提的次要女性人物黄琳也与高晓华、宋力以及李副区长三位男性发生感情纠葛。对于父母一辈，围绕赵春花同样安排了陈正石、黄迎春、常万林三个男性形象。可以说，一女三男的经典模式在《幸福街》中又得到了表现，这一模式可谓有作者独到的匠心。何顿此种设置与同被列为“晚生代”的韩东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前韩东在《欢乐而隐秘》一书中也曾应用这种模式。韩东笔下张军、齐林和秦冬冬三位男性的存在实际上是隐射着女性形象果儿的人生阶段的转变，他们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阶段性的特征。b再看何顿一书同样如此，黄琳的爱情经历中高晓华充当着启蒙者的角色，使其开始接触男女情爱，而宋立的出现则昭示着她摆脱传统婚恋观贞操观，以性解放的观念大胆追求个人欲望，并且这也成为她人生中的重要转折，预示其走向爱情悲剧的结局。最后与李副区长的结合是黄琳爱情的终点站，与这一人物的相遇并且婚姻不幸是黄琳放纵个人情欲的必然结果。但与《欢乐而隐秘》的果儿不同的是，《幸福街》的黄琳并不是经历三段感情而得到精神心灵上的升华，而是在沉溺欲望中而逐渐失去理想目标。而赵春花的感情遭遇则与果儿相似，是呈上升趋势的。赵春花一开始经历了原配丈夫陈正石的打骂与逝世，后来在黄迎春的赏识之下发掘了工作能力与个人价值，最终常万林对其的呵护关心使其打开心防而收获中晚年的幸福安稳。但是林阿亚与何勇、黄国辉以及张小山的人物关系上并不存在阶段性特征，笔者认为这四人的一女三男的设置是作者为了串联整个故事的人物而形成的核心关系，以此生发出对各人的生活轨迹的描写，并且通过四人迥然不同的发展展现丰富的人物群像，还原时代情境。
二、艺术表现
（一）独特的叙事意象
1.迷雾里的浅蓝色跳板
书中曾四次描写周兰睡梦中迷雾里的浅蓝色跳板，这一独特的意象贯穿了周兰的感情经历，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第一次描写是出现在周兰少女时代，那是在她钟情于林志华后，少女情怀的周兰在内心产生了对林志华的情思与遐想从而难以入眠，朦胧迷糊中跳板上的阻拦喻指沉睡的失败，以周兰情思的深重预示着二人的恋爱。第二次描写出现在周兰思考个人前途时，孤儿寡母的周兰内心一直因为传统的伦理道德所挣扎，但为了寻求靠山不得不依赖严副主任，这里的跳板喻指其走向成为情妇的生活，为下文做铺垫。第三次描写是出现在周兰与严副主任确定关系的那一天，这一天她梦里的跳板喻指着回归原本个人生活，但是正当她站上跳板时严副主任到访使其惊醒。这一天成为周兰生活的转折，严副主任成为其家庭的主导者，影响着她接下来的一切活动。所以笔者认为这里是为了引出严副主任这一人物的特定出场而设置。第四次描写是出现在周兰发觉他人对两人不正当关系的议论后，显示了周兰内心的无助与迷茫，站上迷雾中的跳板喻指着周兰将要通往新学校的新生活，再次进入人生的转折点。
2.树
在《幸福街》一书中，树是常见的意象，枇杷树、大樟树、梨树、桂花树比比皆是，这不仅是再现作者记忆中故乡的景象，同时也有作者关于写作技巧上的用意；在何顿笔下，有时候树的描写与人物的感情发展相结合。在周兰经过感情波折后最终通过介绍认识了马主任，两人的见面就是在大樟树下。在书的开头大樟树就被介绍为幸福街的象征，“枝繁叶茂……开花时……让幸福街的人个个呼吸着花香入梦”，可以说它代表着生机与活力。作者选定这一地点让两人相见，有着周兰走向安稳平静的小日子的寓意，预示着周兰好的感情归宿。又比如林阿亚考上大学后与何勇出现感情危机返回家乡后书中对树的描写，她一人散步时看见树木仍是原本的样子，唤起林阿亚对往日美好记忆的向往与不舍，从而对两人感情的去留做出了重要决定，在这里树成为二人关系的推动者。除了是正面积极的代表，树同时也是反面消极的象征。例如黄国辉的暗恋并不顺利，他邀约被拒后书中有对黑夜里的树木描写，“一棵棵大樟树和槐树在麻石地上投下了诡秘的黑影”，树木在这里代表着阴暗的意象，树因其浓密、遮蔽投射出人物阴森昏暗的心理，表现此时黄国辉感情受挫的悲伤消沉。
（二）狂欢化的叙事法则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处于转型期，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促使社会多元化观念兴起，此时狂欢精神影响当代文壇，反映为狂欢化的文学叙事。c何顿的作品就体现了这一特点，表现为边缘人形象的刻画。王建刚指出，边缘性是狂欢化的本质所在，狂欢生活可以说是一种边缘生活，且狂欢生活中的人是一种边缘人。d就何顿《幸福街》而言，其中的边缘人大致包括两类，一是理想破灭的知识分子如黄琳和高晓华，二是无正当职业和人生追求的混日子青年如张小山和黄国辉。他们都对传统价值观念做出了一定反叛，以自我为中心，并且可以看作是具有敢于行动但缺少深思的“我不想事”e性格内涵的人物群像的延续。黄琳与高晓华作为时代里占少数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开始胸怀大志，但是沉溺于情欲以及自己虚拟的理想国，使得二人与现实理想渐行渐远。而张小山和黄国辉虽然敢想敢做，但物质至上的金钱观与不顾后果的盲目义气观导致了他们的必然悲剧。 3.结合民间口语写作，展示了地域文化的魅力
《幸福街》中长沙方言运用得恰到好处，符合人物身份与地位，展现人物起伏的心情。比如杨琼原本是心高气傲的公主般的人物，面对何勇的拒绝她果断放下这段爱恋，但当她迫于生计沦为暗娼时她与老同学相见的一系列言语表达都表现出处于生活困境后她的粗俗麻木，“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卖屄”“不想嫖我，就别在这里废话”“脱呀，你”，这几句话杨琼都是直奔主题，简单粗暴，并不拐弯抹角，说明她已经对这种生活习以为常，麻木不仁，展现其泼辣大胆的性格的同时流露出作者可悲的慨叹。还有黄国辉面对感情烦恼时“你这蠢猪”的自骂，表现了他苦于无望感情的懊恼；“崽谈爱了”，以赌咒保证的话语反驳姐姐，表达他的苦闷，同时这也符合黄国辉不学无术的市井人物形象设定。
（二）局限
何顿完全还原生活的书写方式确实具备优点，但其中的缺陷也引人思考。洪治纲认为何顿这种书写大大影响了文本上的艺术纯粹性，也使其小说的叙事显得粗糙，而且缺乏变化和冲击力，甚至出现了自我重复。h这一观点在《幸福街》中同样可以得到印证。在叙事结构上，书中仍是主要采用缺乏变化的线性叙事，以时间顺序展开，一系列人物都是跟随时代进程而完成个人发展变化的，叙述时把各个人物故事并列，但是其间用了一些简单的时空交叠文本结构，过去与现在的联系靠人物回忆方式连接起来，整个结构设置还是显得杂乱的。作者本意以还原历史作为出发点塑造贴近生活的形象，把叙事最大限度地平民化日常化，但是导致以大众为原型的故事设置出现模式化，如人物致富方式相似、女性遭遇情感挫折原因雷同、女性形象美貌化等。笔者还认为何顿写作语言缺乏美感，学习自然主义的笔法但是略显拙劣。文本中描写性爱部分与农村日常生活的语言具有生活本色，虽然能够激发起读者一时的阅读快感，但与沈从文、汪曾祺等人所描写的乡村小说的语言相比格调较为低下，难以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四、结语
《幸福街》一书将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与大时代的发展轨迹结合起来，是何顿写作史上的有关现实主义的一部力作。以爱情叙事为切入点能够表现世间百态，深入历史，阐述世俗爱情下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通过对故事模式与艺术表现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我们发现这本书的爱情叙事大致有三点价值意义，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该书的局限性。对其优点与缺陷的分析对研究何顿叙事特点与创作轨迹无疑产生极大的积极作用。
a 彭国梁： 《希望是每个人活着的底气——何顿访谈录》，《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2期，第48—54页。
b 徐勇： 《“后爱情时代”的匮乏及其欲望叙事——论韩东的〈欢乐而隐秘〉及其都市小说写作》，《文艺评论》2016年第9期，第69—76页。
c 赵树勤、刘倩：《论王朔、何顿小说的狂欢化叙事》，《文史博览》2005年第16期，第19—21頁。
d 王建刚： 《狂欢：巴赫金对话理论现实取向的世俗化》，《浙江学刊》1999年第5期，第102—108页。
e 黄伟林： 《欲望化形式中的精神深度——论何顿的小说创作》，《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第36—38页。
f 白媚： 《何顿小说中“鬼”词语研究》，《语文学刊》2013年第20期，第48—49页。
g 顾建平：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文艺报》2019年3月13日第6版。
h 洪治纲： 《世俗欲望的挣扎与迷失──再读何顿》，《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6期，第110—115页。
参考文献：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 刘健安.湖南人的精神 [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陈柳.何顿小说论[D].湖南科技大学，2012.
[6] 顾建平.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N]. 文艺报，2019-03-13（6）.
[7] 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8] 徐勇.“后爱情时代”的匮乏及其欲望叙事——论韩东的《欢乐而隐秘》及其都市小说写作[J].文艺评论，2016（9）.
[9] 彭国梁.希望是每个人活着的底气——何顿访谈录 [J].创作与评论，2012（2）.
[10] 孟泽.天人合一与文道分解——湖湘理学与湖南文学[J].湖南文学，1997 （9） .
[11]白媚.何顿小说中“鬼”词语研究[J].语文学刊，2013（20）.
作 者： 熊队宁，湖南大学文学院2018级现当代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