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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时俱进的创新传承或者有效的多维传播已经成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两条主要路径。当下，全世界正处于高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快速”成为整个时代的追求——高速列车、快餐文化、5G网速……那么，文化呢？文化的发展也能“高速”吗？实际情况是，不管我们有多么愿意或者不愿意，文化都在激烈变化着，且正在一条“文化高速路”上疾驰。
2018年11月4日，国家民委受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委托，由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承办的“新时代民族音乐文化创新传承与多维传播高级研修”（以下简称“高研班”）在中央民族大学开班。这次高研班请来国内相关领域顶级专家授课，如田青（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政协委员）、朱智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音乐编辑、导演、作曲家）、白庚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杨溟（新华网融媒体未来研究院院长）、和云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谢大京（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马荣国（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主任）、齐宪役（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音乐频道副总监）等，授课内容设置也体现了多元性和融合性的特点。这次高研班的学员由来自全国民族地区有关文艺团体和文化经营单位业务骨干，以及有关民族院校音乐专业骨干教师组成，共计70名。新时代背景下“高研班”的设置显然是一次尝试，一次探索，一次对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思考。
民族音乐文化创新的新困局
中国有优秀的文化传统，民族音乐更是丰富多样，极富色彩。通过多年不同形式长期的研究、宣传和呼吁，当下中国民族文化多样性和艺术性大多已得到认同，并表现出极大社会关注度。回首历史，传统社会中我们从未也不需要像今天这样如此重视文化传承与传播问题，传统社会结构中传统文化按照相对应的社会秩序有序运行，传播、融合、变迁随着社会的演进缓慢进行，有条不紊。然而社会现代化进程让文化本来的发展轨迹产生激变，以传统戏曲为例1983年至2013年的20年间山西省传统剧种消亡了21个①。山西是戏曲文化大省，有很好的戏曲文化底蕴，其生存现状尚且如此，传统文化的生存现状可见一斑。中国文化保护工程就此提上日程，并渐成气候，2011年中国从国家层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文化保护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本次“高研班”授课中田青、白庚胜都从参与者和学者的不同视角对中国“非遗”工作进行了回顾与评述，清晰勾勒出中国文化保护工作的阶段、成果和趋向。取得丰硕的世人瞩目成就的同时，“非遗”工程实际促成了从民族传统文化从“抢救”到“传承”的转化，但民族传统文化面临新的更为严峻的困局也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要恪守传统还是剑走偏锋走创新发展之路？
民族文化传承一直与创新相伴，创新渐渐成为文化传承的一个固定搭配，就像田青在讲座中提及的“离开创新好像就不能谈文化传承了”，但文化创新很容易进入误区，创新不是否定传统更不是仅仅创新形式。例如网络热议的“丑书”现象、传统乐器破坏性革新等现象，只是哗众取宠罢了，与真正传承没有任何关联，甚至会起反面示范作用。在民族音乐创新领域有人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于民族音乐，创新就是最好的保护”，这里缺失的是基本的却是无比重要的前提——民族音乐文化基本发展规律，盲目的开发和创新只会加速传统音乐文化的消亡。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谈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的表述：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因此，上述观点应改写为“对于民族音乐，保护就是最好的创新”，保护是一切创新的基础。
毫无疑问民族音乐文化面临着严峻的传承问题，我们关于民族音乐传承的焦点应该是“创新传承”而不是“创新”。随着民间民俗、民族语言等民族文化构件的生存现状日渐严峻，加之民间艺人老龄化等现象逐渐凸显，传统文化后继无人成为常态，此时恪守传统比文化创新更加需要受到关注。关注民族音乐传承方式及其变迁是当下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基础性工作，经过多年探索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民族文化保护观念深入人心;国家层面给予文化政策和实际行动的支持;社会、个人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与相关文化保护工作。而这其中，专业院校在民族音乐创新传承领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相关科研相继启动并取得丰硕成果;将传统民族音乐种类设置为专业门类进行专业教学传承;招收专门针对少数民族音乐的专业专门性班级;发挥资源优势开设专项的短期培养班级等。通过不同的方式探索民族音乐文化创新传承的可能性，本次“高研班”就是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在这一领域的一次成功实践。
恪守传统不是固步自封，更不是排斥创新，恰恰相反恪守传统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创新。正如本次“高研班”上田青所讲，梅兰芳的创新是建立在他会唱五百多出传统戏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今天进行的任何关于“传统创新”一定要是怀着敬畏之心且“小心翼翼”的，无论形式还是内容。
探索民族音乐文化多维传播新路径
传播是一种利用有效媒介与途径在不同系统、不同介质之间进行的信息传递活动，传播对于传承有着特殊的意义，甚至传播本身也是一种传承。此次“高研班”开办目的之一就是通过不同身份、不同背景专家的“现身说法”，探讨当下民族音乐文化传播的多维可能性。全媒體（朱智忠语）、融媒体（杨溟语）时代语境下，民族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借助媒体之力应是无需争辩的事实。王修芹分享的“张火丁赴美演出案例”明确提出“中华文化走出去要‘登堂入室’”;朱智忠通过自己的多年媒体实践探讨了“各民族原生态音乐文化在全媒体时代的传播”;齐宪役分享的“唱游草原”项目②案例是把网络直播与互动与民族文化展现融合的典型案例;马荣国对于国家大剧院运营与发展成果的总结与介绍，等等，都是当下关于民族音乐文化多维传播的典型案例的总结与分享。此处提及的“多维传播”主要强调技术层面的操作，但与民族音乐的传承却联系紧密。在传统社会形态日趋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下，诸多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原生语境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任由其发展，消亡将是必然结果。如果换个角度，现代化的社会形态是否可以为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助力？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全媒体时代、融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发展必须借助传统的以及新型的媒体平台和形式，为其传承与发展助力。 如上所述，传统社会形态下传统文化依靠自觉性型态进行着传承与发展，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剧传统文化面临巨大生存考验，新型文化传播途径的探索与实践为传统文化的自觉性传承提供了可能性。全面的、多维度的传统民族音乐文化传播，在族群、个人间形成了“文化驱动力”——民族音乐文化的价值得到全面认同，民族文化价值观被重新构建起来，民族文化自觉性传承被“唤醒”，而这也促进着民族传统文化自信的构建。但我们对于传播的探讨不能止于此，全面的传统文化传播时代已经到来，顺潮流而动显然是最好的选择。当下如果绝缘于传播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弊大于利，传统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在保护的基础上探索更多有效的传播方式。本次“高研班”课程中，以和云峰、谢大京两位为代表的“学院派”从理论和实践案例分析角度，阐述了多维传播民族音乐文化的理论基础和实际操作方式。基于此，我们深刻感到对传播理论及管理等相关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上述相关理论研究是探索传播有效途径的保障之一。而以往对于文化传播途径与方式的研究，在当下不能支撑文化传播的实践，加强此方面的人才建设与理论研究必要而迫切。教育在传承与传播中的作用开始显现，教育既是传统民族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平台，也可是一种手段，借助教育的力量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将向着专业化、程式化方向发展。这对原本逐渐萎缩的民族文化的发展会产生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民族文化由于离开原生的文化生态而产生变迁，这种专业教育传承中的变迁对民族文化之消亡而言应该被接受。
未来文化的传播是什么样子？未来怎么进行传统文化传播才有效？杨溟先生从“科学实验”的实践介入，讲述了“物联网时代艺术与科学的跨界思维”，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以及诸多新科技与新理念，未来民族音乐文化传播将更加个性化和精准。在不久的将来，定制、按需分配成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播的常态，同时民族音乐文化从业者轻松实现与全世界任何角落受众的实时互动，与此相关的从业者和受众的诸多角度的数据被记录与分析，精准传播最终实现。当下，齐宪役组织的“唱游草原”项目在此方面做出了有效探索。
总括之，新时代语境下民族音乐文化创新传承与多维传播已是趋势所在，但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困局也日渐突出。田青先生所语“谁说非遗文化一定要发展”犹在耳边，盲目创新只会葬送传统。世界需要多元化，需要有丰富的色彩，这是我们从事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基础。为了保护文化多样性，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传统文化的“原样”传统，另一方面在传统文化原生生存语境被破坏的背景下强调文化传承要“创新”。这里所提倡的“创新”不是为了迎合而进行的创新，而是一种保持文化“原样”的创新，它侧重体现的是方式创新，而不是内容。任何关于传统文化形式与内容的创新都应“小心翼翼”，“不负责任”的創新都有可能让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严重后果。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讲：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传播与传承不是对立关系，有效的传播助力于传承，创新的传承让文化传播产生更多可能性，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文化具有引导性，传播放大了这种文化特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音乐文化样式，而这种具有时代性的“文化潮流”大多通过“传播”来完成。传统民族音乐文化需要坚守自己的文化特质，在更加多样化传承基础上探索多维的传播方式，基于此传统文化的引导作用被放大，更多的受众接受传统民族文化的可能性才能提升。创新传承在多维传播的助力下必将扬帆起航，驾驶传统文化这艘大船在时代的大海里驶向远方。
① 刘文峰《戏曲的生存危机和应对措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
年第4期，第87页。
② “唱游草原”项目，采用公司化运作，是在当地文化部门支持下进行的网络直播互动的创新型文旅项目，首播在呼仑贝尔市新右旗开播，其借助网络自2018年开播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李建军
2018年11月4日，国家民委受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委托，由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承办的“新时代民族音乐文化创新传承与多维传播高级研修”（以下简称“高研班”）在中央民族大学开班。这次高研班请来国内相关领域顶级专家授课，如田青（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政协委员）、朱智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音乐编辑、导演、作曲家）、白庚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杨溟（新华网融媒体未来研究院院长）、和云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谢大京（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马荣国（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主任）、齐宪役（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音乐频道副总监）等，授课内容设置也体现了多元性和融合性的特点。这次高研班的学员由来自全国民族地区有关文艺团体和文化经营单位业务骨干，以及有关民族院校音乐专业骨干教师组成，共计70名。新时代背景下“高研班”的设置显然是一次尝试，一次探索，一次对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思考。
民族音乐文化创新的新困局
中国有优秀的文化传统，民族音乐更是丰富多样，极富色彩。通过多年不同形式长期的研究、宣传和呼吁，当下中国民族文化多样性和艺术性大多已得到认同，并表现出极大社会关注度。回首历史，传统社会中我们从未也不需要像今天这样如此重视文化传承与传播问题，传统社会结构中传统文化按照相对应的社会秩序有序运行，传播、融合、变迁随着社会的演进缓慢进行，有条不紊。然而社会现代化进程让文化本来的发展轨迹产生激变，以传统戏曲为例1983年至2013年的20年间山西省传统剧种消亡了21个①。山西是戏曲文化大省，有很好的戏曲文化底蕴，其生存现状尚且如此，传统文化的生存现状可见一斑。中国文化保护工程就此提上日程，并渐成气候，2011年中国从国家层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文化保护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本次“高研班”授课中田青、白庚胜都从参与者和学者的不同视角对中国“非遗”工作进行了回顾与评述，清晰勾勒出中国文化保护工作的阶段、成果和趋向。取得丰硕的世人瞩目成就的同时，“非遗”工程实际促成了从民族传统文化从“抢救”到“传承”的转化，但民族传统文化面临新的更为严峻的困局也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要恪守传统还是剑走偏锋走创新发展之路？
民族文化传承一直与创新相伴，创新渐渐成为文化传承的一个固定搭配，就像田青在讲座中提及的“离开创新好像就不能谈文化传承了”，但文化创新很容易进入误区，创新不是否定传统更不是仅仅创新形式。例如网络热议的“丑书”现象、传统乐器破坏性革新等现象，只是哗众取宠罢了，与真正传承没有任何关联，甚至会起反面示范作用。在民族音乐创新领域有人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于民族音乐，创新就是最好的保护”，这里缺失的是基本的却是无比重要的前提——民族音乐文化基本发展规律，盲目的开发和创新只会加速传统音乐文化的消亡。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谈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的表述：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因此，上述观点应改写为“对于民族音乐，保护就是最好的创新”，保护是一切创新的基础。
毫无疑问民族音乐文化面临着严峻的传承问题，我们关于民族音乐传承的焦点应该是“创新传承”而不是“创新”。随着民间民俗、民族语言等民族文化构件的生存现状日渐严峻，加之民间艺人老龄化等现象逐渐凸显，传统文化后继无人成为常态，此时恪守传统比文化创新更加需要受到关注。关注民族音乐传承方式及其变迁是当下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基础性工作，经过多年探索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民族文化保护观念深入人心;国家层面给予文化政策和实际行动的支持;社会、个人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与相关文化保护工作。而这其中，专业院校在民族音乐创新传承领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相关科研相继启动并取得丰硕成果;将传统民族音乐种类设置为专业门类进行专业教学传承;招收专门针对少数民族音乐的专业专门性班级;发挥资源优势开设专项的短期培养班级等。通过不同的方式探索民族音乐文化创新传承的可能性，本次“高研班”就是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在这一领域的一次成功实践。
恪守传统不是固步自封，更不是排斥创新，恰恰相反恪守传统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创新。正如本次“高研班”上田青所讲，梅兰芳的创新是建立在他会唱五百多出传统戏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今天进行的任何关于“传统创新”一定要是怀着敬畏之心且“小心翼翼”的，无论形式还是内容。
探索民族音乐文化多维传播新路径
传播是一种利用有效媒介与途径在不同系统、不同介质之间进行的信息传递活动，传播对于传承有着特殊的意义，甚至传播本身也是一种传承。此次“高研班”开办目的之一就是通过不同身份、不同背景专家的“现身说法”，探讨当下民族音乐文化传播的多维可能性。全媒體（朱智忠语）、融媒体（杨溟语）时代语境下，民族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借助媒体之力应是无需争辩的事实。王修芹分享的“张火丁赴美演出案例”明确提出“中华文化走出去要‘登堂入室’”;朱智忠通过自己的多年媒体实践探讨了“各民族原生态音乐文化在全媒体时代的传播”;齐宪役分享的“唱游草原”项目②案例是把网络直播与互动与民族文化展现融合的典型案例;马荣国对于国家大剧院运营与发展成果的总结与介绍，等等，都是当下关于民族音乐文化多维传播的典型案例的总结与分享。此处提及的“多维传播”主要强调技术层面的操作，但与民族音乐的传承却联系紧密。在传统社会形态日趋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下，诸多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原生语境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任由其发展，消亡将是必然结果。如果换个角度，现代化的社会形态是否可以为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助力？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全媒体时代、融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发展必须借助传统的以及新型的媒体平台和形式，为其传承与发展助力。 如上所述，传统社会形态下传统文化依靠自觉性型态进行着传承与发展，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剧传统文化面临巨大生存考验，新型文化传播途径的探索与实践为传统文化的自觉性传承提供了可能性。全面的、多维度的传统民族音乐文化传播，在族群、个人间形成了“文化驱动力”——民族音乐文化的价值得到全面认同，民族文化价值观被重新构建起来，民族文化自觉性传承被“唤醒”，而这也促进着民族传统文化自信的构建。但我们对于传播的探讨不能止于此，全面的传统文化传播时代已经到来，顺潮流而动显然是最好的选择。当下如果绝缘于传播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弊大于利，传统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在保护的基础上探索更多有效的传播方式。本次“高研班”课程中，以和云峰、谢大京两位为代表的“学院派”从理论和实践案例分析角度，阐述了多维传播民族音乐文化的理论基础和实际操作方式。基于此，我们深刻感到对传播理论及管理等相关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上述相关理论研究是探索传播有效途径的保障之一。而以往对于文化传播途径与方式的研究，在当下不能支撑文化传播的实践，加强此方面的人才建设与理论研究必要而迫切。教育在传承与传播中的作用开始显现，教育既是传统民族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平台，也可是一种手段，借助教育的力量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将向着专业化、程式化方向发展。这对原本逐渐萎缩的民族文化的发展会产生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民族文化由于离开原生的文化生态而产生变迁，这种专业教育传承中的变迁对民族文化之消亡而言应该被接受。
未来文化的传播是什么样子？未来怎么进行传统文化传播才有效？杨溟先生从“科学实验”的实践介入，讲述了“物联网时代艺术与科学的跨界思维”，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以及诸多新科技与新理念，未来民族音乐文化传播将更加个性化和精准。在不久的将来，定制、按需分配成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播的常态，同时民族音乐文化从业者轻松实现与全世界任何角落受众的实时互动，与此相关的从业者和受众的诸多角度的数据被记录与分析，精准传播最终实现。当下，齐宪役组织的“唱游草原”项目在此方面做出了有效探索。
总括之，新时代语境下民族音乐文化创新传承与多维传播已是趋势所在，但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困局也日渐突出。田青先生所语“谁说非遗文化一定要发展”犹在耳边，盲目创新只会葬送传统。世界需要多元化，需要有丰富的色彩，这是我们从事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基础。为了保护文化多样性，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传统文化的“原样”传统，另一方面在传统文化原生生存语境被破坏的背景下强调文化传承要“创新”。这里所提倡的“创新”不是为了迎合而进行的创新，而是一种保持文化“原样”的创新，它侧重体现的是方式创新，而不是内容。任何关于传统文化形式与内容的创新都应“小心翼翼”，“不负责任”的創新都有可能让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严重后果。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讲：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传播与传承不是对立关系，有效的传播助力于传承，创新的传承让文化传播产生更多可能性，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文化具有引导性，传播放大了这种文化特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音乐文化样式，而这种具有时代性的“文化潮流”大多通过“传播”来完成。传统民族音乐文化需要坚守自己的文化特质，在更加多样化传承基础上探索多维的传播方式，基于此传统文化的引导作用被放大，更多的受众接受传统民族文化的可能性才能提升。创新传承在多维传播的助力下必将扬帆起航，驾驶传统文化这艘大船在时代的大海里驶向远方。
① 刘文峰《戏曲的生存危机和应对措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
年第4期，第87页。
② “唱游草原”项目，采用公司化运作，是在当地文化部门支持下进行的网络直播互动的创新型文旅项目，首播在呼仑贝尔市新右旗开播，其借助网络自2018年开播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李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