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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被费孝通称作“乡土中国”的这一片大地上，鲁迅开乡土小说之先河，塑造了一批经典的文学形象，鲁迅之后，真正展现出迥异的乡土文学理想的，要数沈从文。沈从文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他创造了如梦如幻的湘西世界，其笔下描绘出焕然一新的故土人物和风貌，山山水水清新纯美，人与人之間和谐融洽。湘西世界凝聚了沈从文的乡村理想，这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鲁迅乡土世界的一处桃花源。鲁迅与沈从文建构了截然不同的乡土想象，本文试图以乡土人物为切入点，就人物的精神状态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个观测点管窥鲁迅与沈从文乡土理想的差异。
关键词：乡村人物;精神状态;人际关系;鲁迅;沈从文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7-052-02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的开山鼻祖，鲁迅抱着启蒙主义和为人生、改良人生的态度做小说，希望通过对国民性的揭露，来唤醒民众，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故他的小说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其笔下多见阿Q、祥林嫂、九斤老太等一批积存了封建传统尘垢的艺术典型。作为京派代表作家的沈从文则满怀希望，描绘了翠翠，萧萧等单纯天真地生长于天地间的自然儿女。鲁迅和沈从文乡土人物的迥异风貌从精神状态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可见一斑。
一、“香炉”与“希腊小庙”
著名文学史家工瑶曾指出：“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把农民当作小说中的主人公的，鲁迅是第一人。”[1]然而，在鲁迅看来，这些生长于斯的农民，背负着疮痍和重荷。在鲁迅的《故乡》中，当迅哥让闺土捡些有用的东西时，闺土捡了一些香炉和烛台，“香炉”可谓国民精神状态的高度熔炼物。拿香炉这一举动可知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风霜刀剑已然把一个活泼的少年折磨成凄惨的苦人儿，而他自身并未意识到封建宗法和封建礼教的弊害，出于无奈，他只能盲目地将希望寄托于神灵。
除闺土外，鲁迅笔下的诸多人物形象均是浑浑噩噩，麻木愚昧的，他们深受封建宗法等级制等封建思想的毒害而不自知。就《祝福》中的祥林嫂而言，祥林嫂原本手脚利索，热爱劳动，很受主家青睐。丈夫去世后祥林嫂被婆婆逼迫再嫁，使她受人白眼，落得不守妇道的名声。第二任丈夫的去世和儿子死去的接连打击使她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然而真正打倒她的并不是生活，而是封建礼教强加在她身上的种种罪恶。祥林嫂曾为了反抗再嫁，一度大哭大闹出格抗争，说明她是一个富有反抗意识的人，然而她这种抗争本身就带有浓烈的封建意味，后来为了“赎罪”，她去土地庙捐门槛，希望能够赎罪，并且她开始怀疑灵魂的有无，种种迹象表明，祥林嫂已经被封建礼教残害了，可悲的是，祥林嫂到死也不知，杀死她的凶手究竟是谁。鲁迅怀着悲愤，描绘了一幅旧时期中国农村凋零破败的真实景象，深刻揭示农民在水深火热中所背负的重担，反映着鲁迅对残酷的阶级压迫下农民的悲惨命运及生存状态的思考，体现了鲁迅对身体和精神都健全的，有人格，拥有科学、民主思想的完整的人的诉求。
那么，沈从文所倾心的“乡下人”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乡下人的理性世界似乎还处于休眠状态，他们身处一片混沌、原始中，生命是自在的。对沈从文来说，建一座希腊小庙是他毕生的梦想，他将淳朴的人性供奉在里而，并且奉之为神，他的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就浓缩于“人性”二字上，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人性”是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的概念，是统摄其小说的灵魂。
在沈从文看来，爱，神，人性是三者合一的，人性即最高的神性，湘西世界里的每一个人，无不充满了崇高的人性美，翠翠是一个被湘西这片热情美丽的土地所孕育出来的上帝的宠儿，她集所有的美好于一身，她纯洁善良，天真可爱。傩送与天宝生长在优美的天地间，打渔，赛龙舟，生龙活虎，他们都拥有着活泼健康的体魄，他们丝毫不掩饰自然而生的情感，不压抑胸中喷涌而出的爱意，敢于表达自己对翠翠的爱慕之情，但同时，在得知二人同爱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又能为对方放弃自己的幸福，这种牺牲自己成全兄弟的品质令人感动。反观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形象，我们不难发现，不同于鲁迅笔下种种残缺的，愚昧的人物形象，沈从文笔下所呈现出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健全、优美、自然的生命形态，湘西世界，表现出“优美，健康，白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二、“厚障壁”与“渡口”
在人际关系上，鲁迅笔下，人与人之间的淡漠、隔膜被极尽描摹。作者与闺土阔别近二十年后再相见，闰土的态度竟变得相当恭敬起来，分明地叫道：“老爷……”此时作者莫名地感到一堵可悲的厚障壁横断在他和闺土之间，小时候亲密无间的玩伴，多年不见，再见想必定是有许多知心话要说，有很多儿时回忆要被提及。然后现实并非如此，多子，饥荒，现实生活的各般磨难压抑了闺土的生命力，使他的身心爬满忍耐与沧桑，他再也不是“我”印象中那个月光下戴着银项圈的少年了，而一声“老爷”，分明得地将他同“我”隔断在封建礼法关系的两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停滞于“老爷”这二字中，此时鲁迅内心必定充满了悲凉与无可奈何，而造成这种隔阂的主要兀凶是封建等级制度。同样的，鲁迅在《狂日人记》里通过狂人的臆想和痴言疯语将封建礼教下乡邻之间，亲友之间，甚至是手足之间“人吃人”的凶残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更为深层次的“厚障壁”体现在他所塑造的群体形象中，如“看客群体”、“先驱者和群众”，此种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尴尬处境是属于整个社会的悲哀。
与鲁迅不同，沈从文笔下的人际关系是平等和谐，其乐融融的。《边城》里，老船夫在渡口撑船，虽然渡船为公家所有，本不用付钱，但总有乘船的好心人留钱给他，每次老船夫都会把钱急忙还给人家。这种重义轻利的道德品质是完全不同于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同时，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在许多地方体现出来。第一，淳厚的爷孙情。老船夫和翠翠彼此体贴，相依为命，翠翠十分体贴爷爷，有人渡船时，翠翠便急忙起身，不让爷爷动身。第二，自然纯真的爱情。对恋爱，翠翠是忠贞不二，她对傩送心有所属，便爽性拒绝天宝的求婚，傩送走后，翠翠痴心地等着他回来，在故事的结尾“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守望，也许是她对爱情最好的诠释。第三，真挚的兄弟情。天宝和傩送二兄弟，他们的相同点在于都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不幸的是，他们爱上了同一个人，然而，在爱情和兄弟情之间他们毅然选择了兄弟，人间情爱让位于兄弟之情，他们的情感真挚。爷孙之间的疼爱，兄弟之间的深情，少男少女纯真的爱，都是对人世间纯洁美好的感情的描绘，而这是正沈从文毕生所追寻的理想人际关系，它们凝聚着人间种种真情大爱。 鲁迅口诛笔伐，洞穿千百年来负荷在农民身上的沉重镣铐，无情地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渴望身心健全的乡民。沈从文另辟蹊径，构造出理想中的世外桃源，希望从传统文化的废墟中寻找到重建民族品格与希望的因子。“香炉”与“希腊小庙”，“厚障壁”与“渡口”间，凝聚着鲁迅与沈从文对乡土人物别样的深思。
三、纷繁成因与殊途同归
蒙昧与天真，残杀与和谐，错综缠绕在这同一片乡土大地上。作家笔下，截然不同的人物风貌跃然纸上，这是各自的成长经历以及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糅合的旱现。
人生体验的不同造就了二人不同的思维方式。鲁迅，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家族，祖父入狱，家业凋零，从此一蹶不振，幼年经历赋予了他对故乡的感性认识。他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而目！”[2]对他而言，故乡已不是温暖的避风港，而是不堪回首的灰暗记忆，这使他过早地看尽世态炎凉，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从而使他以更加清醒的眼光去看待世事，以批判的方式展开文字。沈从文，成长在美丽的湖南凤凰，苗族自然活泼的生活赋予他对生活的希望，赐予他理想和浪漫。同时，幼年入伍使他对于军队的打打杀杀的血腥场而早已习以为常，形成了一种忘乎生死的超然心态，从而使他后来的创作心态平和而冷静，夙愿美好而善良。
虽然同属现代作家，受时代的影响，鲁迅和沈从文的乡土作品的主题是存在差异的。鲁迅的小说创作集中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此时，现代文明传入东方，现代作家受到大量思潮的冲击开始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鲁迅的作品作为文学革命的实绩，及时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实，其文字贯穿着思想启蒙和反封建的社会批判主题。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创作集中于三十年代，不同于二十年代，在三十年代，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展现出丑恶的一面，顺应时代发展，许多作家纷纷把目光投向新旧文明的冲突中，如茅盾、老舍，救亡和反封建的题旨的重要性在三十年代已大不如从前，他的乡土文学作品更注重文化，企图在传统文化废土上重建民族品格。
多样的经历赋予鲁迅和沈从文不同的文学理想，面对社会变革，内忧外患的境遇，作为有良知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怀着强烈的作家责任感，怀揣这对这一片土地的热爱，积极地寻求解救的道路。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笔锋凌厉，直击痛点。沈从文先生心怀希望，建构着理想中的希腊小庙。虽方式不同，却殊途同归，都是为了重塑民族品格，重建同一片乡土中国。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边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7）
[2]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
[3]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4]钱理群.名作重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5]陳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林送发.鲁迅笔下的人物和沈从文笔下人物的对比[J].作家欣赏，2017（7）
[7]王国杰.沈从文与鲁迅：既是“殊途”，也不“同归”[J]社会科学论坛2017（4）
关键词：乡村人物;精神状态;人际关系;鲁迅;沈从文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7-052-02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的开山鼻祖，鲁迅抱着启蒙主义和为人生、改良人生的态度做小说，希望通过对国民性的揭露，来唤醒民众，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故他的小说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其笔下多见阿Q、祥林嫂、九斤老太等一批积存了封建传统尘垢的艺术典型。作为京派代表作家的沈从文则满怀希望，描绘了翠翠，萧萧等单纯天真地生长于天地间的自然儿女。鲁迅和沈从文乡土人物的迥异风貌从精神状态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可见一斑。
一、“香炉”与“希腊小庙”
著名文学史家工瑶曾指出：“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把农民当作小说中的主人公的，鲁迅是第一人。”[1]然而，在鲁迅看来，这些生长于斯的农民，背负着疮痍和重荷。在鲁迅的《故乡》中，当迅哥让闺土捡些有用的东西时，闺土捡了一些香炉和烛台，“香炉”可谓国民精神状态的高度熔炼物。拿香炉这一举动可知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风霜刀剑已然把一个活泼的少年折磨成凄惨的苦人儿，而他自身并未意识到封建宗法和封建礼教的弊害，出于无奈，他只能盲目地将希望寄托于神灵。
除闺土外，鲁迅笔下的诸多人物形象均是浑浑噩噩，麻木愚昧的，他们深受封建宗法等级制等封建思想的毒害而不自知。就《祝福》中的祥林嫂而言，祥林嫂原本手脚利索，热爱劳动，很受主家青睐。丈夫去世后祥林嫂被婆婆逼迫再嫁，使她受人白眼，落得不守妇道的名声。第二任丈夫的去世和儿子死去的接连打击使她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然而真正打倒她的并不是生活，而是封建礼教强加在她身上的种种罪恶。祥林嫂曾为了反抗再嫁，一度大哭大闹出格抗争，说明她是一个富有反抗意识的人，然而她这种抗争本身就带有浓烈的封建意味，后来为了“赎罪”，她去土地庙捐门槛，希望能够赎罪，并且她开始怀疑灵魂的有无，种种迹象表明，祥林嫂已经被封建礼教残害了，可悲的是，祥林嫂到死也不知，杀死她的凶手究竟是谁。鲁迅怀着悲愤，描绘了一幅旧时期中国农村凋零破败的真实景象，深刻揭示农民在水深火热中所背负的重担，反映着鲁迅对残酷的阶级压迫下农民的悲惨命运及生存状态的思考，体现了鲁迅对身体和精神都健全的，有人格，拥有科学、民主思想的完整的人的诉求。
那么，沈从文所倾心的“乡下人”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乡下人的理性世界似乎还处于休眠状态，他们身处一片混沌、原始中，生命是自在的。对沈从文来说，建一座希腊小庙是他毕生的梦想，他将淳朴的人性供奉在里而，并且奉之为神，他的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就浓缩于“人性”二字上，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人性”是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的概念，是统摄其小说的灵魂。
在沈从文看来，爱，神，人性是三者合一的，人性即最高的神性，湘西世界里的每一个人，无不充满了崇高的人性美，翠翠是一个被湘西这片热情美丽的土地所孕育出来的上帝的宠儿，她集所有的美好于一身，她纯洁善良，天真可爱。傩送与天宝生长在优美的天地间，打渔，赛龙舟，生龙活虎，他们都拥有着活泼健康的体魄，他们丝毫不掩饰自然而生的情感，不压抑胸中喷涌而出的爱意，敢于表达自己对翠翠的爱慕之情，但同时，在得知二人同爱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又能为对方放弃自己的幸福，这种牺牲自己成全兄弟的品质令人感动。反观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形象，我们不难发现，不同于鲁迅笔下种种残缺的，愚昧的人物形象，沈从文笔下所呈现出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健全、优美、自然的生命形态，湘西世界，表现出“优美，健康，白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二、“厚障壁”与“渡口”
在人际关系上，鲁迅笔下，人与人之间的淡漠、隔膜被极尽描摹。作者与闺土阔别近二十年后再相见，闰土的态度竟变得相当恭敬起来，分明地叫道：“老爷……”此时作者莫名地感到一堵可悲的厚障壁横断在他和闺土之间，小时候亲密无间的玩伴，多年不见，再见想必定是有许多知心话要说，有很多儿时回忆要被提及。然后现实并非如此，多子，饥荒，现实生活的各般磨难压抑了闺土的生命力，使他的身心爬满忍耐与沧桑，他再也不是“我”印象中那个月光下戴着银项圈的少年了，而一声“老爷”，分明得地将他同“我”隔断在封建礼法关系的两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停滞于“老爷”这二字中，此时鲁迅内心必定充满了悲凉与无可奈何，而造成这种隔阂的主要兀凶是封建等级制度。同样的，鲁迅在《狂日人记》里通过狂人的臆想和痴言疯语将封建礼教下乡邻之间，亲友之间，甚至是手足之间“人吃人”的凶残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更为深层次的“厚障壁”体现在他所塑造的群体形象中，如“看客群体”、“先驱者和群众”，此种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尴尬处境是属于整个社会的悲哀。
与鲁迅不同，沈从文笔下的人际关系是平等和谐，其乐融融的。《边城》里，老船夫在渡口撑船，虽然渡船为公家所有，本不用付钱，但总有乘船的好心人留钱给他，每次老船夫都会把钱急忙还给人家。这种重义轻利的道德品质是完全不同于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同时，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在许多地方体现出来。第一，淳厚的爷孙情。老船夫和翠翠彼此体贴，相依为命，翠翠十分体贴爷爷，有人渡船时，翠翠便急忙起身，不让爷爷动身。第二，自然纯真的爱情。对恋爱，翠翠是忠贞不二，她对傩送心有所属，便爽性拒绝天宝的求婚，傩送走后，翠翠痴心地等着他回来，在故事的结尾“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守望，也许是她对爱情最好的诠释。第三，真挚的兄弟情。天宝和傩送二兄弟，他们的相同点在于都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不幸的是，他们爱上了同一个人，然而，在爱情和兄弟情之间他们毅然选择了兄弟，人间情爱让位于兄弟之情，他们的情感真挚。爷孙之间的疼爱，兄弟之间的深情，少男少女纯真的爱，都是对人世间纯洁美好的感情的描绘，而这是正沈从文毕生所追寻的理想人际关系，它们凝聚着人间种种真情大爱。 鲁迅口诛笔伐，洞穿千百年来负荷在农民身上的沉重镣铐，无情地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渴望身心健全的乡民。沈从文另辟蹊径，构造出理想中的世外桃源，希望从传统文化的废墟中寻找到重建民族品格与希望的因子。“香炉”与“希腊小庙”，“厚障壁”与“渡口”间，凝聚着鲁迅与沈从文对乡土人物别样的深思。
三、纷繁成因与殊途同归
蒙昧与天真，残杀与和谐，错综缠绕在这同一片乡土大地上。作家笔下，截然不同的人物风貌跃然纸上，这是各自的成长经历以及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糅合的旱现。
人生体验的不同造就了二人不同的思维方式。鲁迅，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家族，祖父入狱，家业凋零，从此一蹶不振，幼年经历赋予了他对故乡的感性认识。他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而目！”[2]对他而言，故乡已不是温暖的避风港，而是不堪回首的灰暗记忆，这使他过早地看尽世态炎凉，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从而使他以更加清醒的眼光去看待世事，以批判的方式展开文字。沈从文，成长在美丽的湖南凤凰，苗族自然活泼的生活赋予他对生活的希望，赐予他理想和浪漫。同时，幼年入伍使他对于军队的打打杀杀的血腥场而早已习以为常，形成了一种忘乎生死的超然心态，从而使他后来的创作心态平和而冷静，夙愿美好而善良。
虽然同属现代作家，受时代的影响，鲁迅和沈从文的乡土作品的主题是存在差异的。鲁迅的小说创作集中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此时，现代文明传入东方，现代作家受到大量思潮的冲击开始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鲁迅的作品作为文学革命的实绩，及时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实，其文字贯穿着思想启蒙和反封建的社会批判主题。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创作集中于三十年代，不同于二十年代，在三十年代，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展现出丑恶的一面，顺应时代发展，许多作家纷纷把目光投向新旧文明的冲突中，如茅盾、老舍，救亡和反封建的题旨的重要性在三十年代已大不如从前，他的乡土文学作品更注重文化，企图在传统文化废土上重建民族品格。
多样的经历赋予鲁迅和沈从文不同的文学理想，面对社会变革，内忧外患的境遇，作为有良知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怀着强烈的作家责任感，怀揣这对这一片土地的热爱，积极地寻求解救的道路。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笔锋凌厉，直击痛点。沈从文先生心怀希望，建构着理想中的希腊小庙。虽方式不同，却殊途同归，都是为了重塑民族品格，重建同一片乡土中国。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边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7）
[2]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
[3]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4]钱理群.名作重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5]陳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林送发.鲁迅笔下的人物和沈从文笔下人物的对比[J].作家欣赏，2017（7）
[7]王国杰.沈从文与鲁迅：既是“殊途”，也不“同归”[J]社会科学论坛20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