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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革命革到老子的头上”，将孝道确立的“长幼有序”的原则颠倒过来，改“长者本位”为“幼者本位”，这是鲁迅“非孝”的核心主张。实现人生“正当的幸福”，这是鲁迅“非孝”的根本目的。呐喊和彷徨，这是鲁迅“上下求索”，寻找生活出路，寻找人生“正当的幸福”时，对待家庭，对待孝道的内心冲突的两种表现。在呐喊和彷徨的背后，是鲁迅“非孝”主张与孝子情结的内心斗争，其本质是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的价值冲突。
关键词：鲁迅；呐喊；彷徨；“非孝”主张；孝子情结；家族主义；个人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0-02
一、从“极愿意孝顺”到“革命革到老子的头上”
鲁迅（1881年-1936年）出生于所谓“世家望族”，家族前辈累世耕读，祖父和父亲走的都是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路子，本人接受的又是“大门闾，昌后嗣”（鲁迅祖父周介孚《恒训》）之类的家训。生活在这样的家族文化环境中，鲁迅似乎天然就是一位孝子。
鲁迅说，“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但是，自从读了一本《二十四孝图》的小书，才知道做孝子比自己想象的要难到几十几百倍，“从此也不敢再想做孝子了。”（《二十四孝图》）其中，读到郭巨“埋儿奉母”的“孝行”，竟然产生了莫名的恐惧，认识到：一个愚蠢的孝子，不仅不可爱，反而很可怕。
1906年鲁迅遵从母亲的安排与朱安女士结了婚。接受这桩毫无感情基础的婚姻，也许只是出于对母亲的孝顺，而它带来的恶果却是显而易见的。对家庭生活的彻底失望，促使他反思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家庭伦理问题。1918年鲁迅发表小说《狂人日记》，揭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家庭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家族制度是最基本的社会制度；而礼教主要就是家教，以维护家族制度为目的，孝道则是礼教的核心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狂人日记》就是鲁迅“非孝”的第一声呐喊。
1919年鲁迅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阐述了自己的家庭伦理观点，提出了“革命革到老子的头上”的主张，标志着其“非孝”思想的确立。
在鲁迅著作中，作者从“极愿意孝顺”到“不敢再想做孝子”，到终于“革命革到老子的头上”，有一条清晰的思想情感变化线索。循着这条线索，我们发现，导致作者思想情感变化的诱发因素，主要地是来自作者个人的生活经验，尤其是个人的家庭生活经验。
二、“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鲁迅的“非孝”主张，可以概括如下。
1、中国的家庭关系是“长者本位”，应当改为“幼者本位”。鲁迅认为，孝道的立场是长者本位，这不符合生物进化的规律。生物要进化，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就必须改变。如果凡事都按老人立下的规矩办，“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欧美的家庭，大抵以幼者为本位，最符合生物学的真理，所以他们的个人能力得以发展，社会也得以进步。中国人重亲权，尤重父权。“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同上）所以，中国的家庭应该以欧美的家庭为样板，改家庭关系中的“长者本位”为“幼者本位”。
2、父母的爱是出于天性，无须子女报恩。鲁迅认为，孝道的理由是报恩，但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父子间没有什么恩”。（同上）父母“生”出子女是一种自然行为。父母对子女的爱，本是出于生物的天性，无须子女报恩。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同上）所以，觉醒的父母，是一切为了孩子的利他主义者，不是养儿防老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让他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同上）
3、劝孝不能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真的人情。鲁迅认为，孝道的目的是“齐家”，即是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构建家庭生活的秩序，实现家庭和睦家族兴旺。但是，中国人极力维护父权（长者本位），维护大家族制度的理想，并不合乎人类的天性，不合乎真的人情。
总之，“非孝”的本质要求是改善家庭关系，理由就是，家庭关系中的“长者本位”不合乎生物进化的规律，不合乎人类的天性，不合乎真的人情。鲁迅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亲权（族权）和父权，要求“革命革到老子的头上”，将孝道的“长幼有序”的原则颠倒过来，改“长者本位”为“幼者本位”。这是鲁迅“非孝”的核心主张。
当然，鲁迅的“非孝”是要打上引号的，实际上，他所反对的只是愚孝和伪孝。鲁迅认为，人类建立道德的目的，就是“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我之节烈观》）“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同上）反观中国人的道德，忠孝节烈，不仅极难，极苦，不愿身受，而且不利自他，无益个人幸福，无益社会国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中国人因为遵从孝道，搞得走投无路，乃至于“卖身葬父”，“埋儿奉母”，这就是愚孝，这就不应该提倡。鲁迅说，中国人没有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崇尚礼教的，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提倡“以孝治天下”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孝”而是为了“治”。“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对中国人提倡孝道的目的和动机抱有深深的怀疑，他的愤世嫉俗，是对愚昧麻木的国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對满口仁义道德的道德骗子的强烈憎恶，对“幼者弱者”的深切同情。鲁迅“非孝”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生“正当的幸福”。 三、在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之间“呐喊”和“彷徨”
孝道代表了一种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孝道的背后是家族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鲁迅是个孝子，当他大谈“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主张改“长者本位”为“幼者本位”的时候，就未免有些尴尬了。一则，如果按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孝道的第一要义是为家族传宗接代，所谓改“长者本位”为“幼者本位”的主张似乎就是多此一举。二则，既然主张“幼者本位”，主张“立人”，那就需要后继有人；既然大谈“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那自己得有做父亲的经验。而这个时候鲁迅还没有后嗣，似乎还不便于发表意见。
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是鲁迅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成果。新文化运动在其早期的行动目标，是要“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普遍地认为，中国社會革命的根本在改革家族制度和改革国民性，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忠孝主义必须打倒。鲁迅的“革命革到老子的头上”，就是以人生“正当的幸福”的名义，为新文化运动的“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呐喊，就是挣脱家庭束缚实现自我解放的奋力抗争。
但是，个人放弃对家庭的责任，一走了之，真的是通往幸福之路吗？
1923年底，鲁迅发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讨论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问题。鲁迅认为，个人离开了家庭是没有出路的，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由衷地感慨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是《彷徨》。《彷徨》的题记，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上下求索”是要找到生活的出路找到人生“正当的幸福”。既然个人主义没有出路，幸福并不存在于家庭之外，这个时候，鲁迅的思想，就在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之间彷徨。《彷徨》中的作品，最著名的就是《祝福》。《祝福》讲述了祥林嫂经历家破终于人亡的故事。在小说中，祥林嫂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人死后还有没有魂灵？死掉的一家人还能不能见面？”面对这个问题，“我”只能支支吾吾，茫然不知所措。这不奇怪，祥林嫂不过是要找到一个生活下去的理由，而“我”深知，个人主义的“平等自由人权”这些漂亮的名词，对于这个失去亲人无家可归的女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最后，当鲁镇上家家户户都在阖家团圆之时，举目无亲的祥林嫂，却在新年“祝福”的鞭炮声中孤独地死去。祥林嫂的故事说明：家庭和亲人是何等重要，对于有的人来说，它就是生活的唯一目的。
呐喊和彷徨，是鲁迅“上下求索”，寻找生活出路，寻找人生“正当的幸福”时，对待家庭，对待孝道的内心冲突的两种表现。
四、“俯首甘为孺子牛”
1925年，许广平跟鲁迅开始了通信，他们的爱情逐渐地发展了起来。之后，鲁迅，这位反对多妻主义主张一夫一妻制的新文化人物，不得不以“家外有家”的局面实现其人生“正当的幸福”。
1929年，鲁迅和许广平的孩子出生了。1931年在与李秉中的通信中，鲁迅说，“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既已生之，必须育之”。——刻意的解释难掩其根深蒂固的孝子情结。1931年冬鲁迅又写《答客诮》诗一首，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是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舐犊之情辩护了。对于鲁迅来说，幸福来得有些迟，但总算是来了。只是，既然做了父亲，“革命革到老子的头上”也该轮到自己的头上了。因此，1932年鲁迅作《自嘲》诗一首。他用“躲进小楼成一统”，“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来“自嘲”此时的生活状态和自己的生活态度。表面看，这是自我革命，是在践行其“幼者本位”的一贯主张；实际上，在这种生活态度的背后，恰恰是那种以家庭为中心以家人的幸福为幸福的孝子情结。当鲁迅在平凡的家庭生活中实现了人生“正当的幸福”，他的“幼者本位”的“非孝”主张与其孝子情结居然奇妙地殊途同归，成功“合龙”了。原来，孝道也好，“非孝”也好，其最后的落脚点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切为了孩子”。
五、鲁迅是个人主义者，还是家族主义者？
有人说，鲁迅是个大孝子，算是个不折不扣的家族主义者了。而胡适宣称，“鲁迅是个人主义者，鲁迅是我们的人”。考察鲁迅的生平事迹和著述，鲁迅确曾明确地主张个人主义，抨击家族制度和礼教，但他的内心，又从未丢掉家族（孝子）情结。在呐喊和彷徨的背后，是鲁迅“非孝”主张与孝子情结的内心斗争，其本质就是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的价值冲突。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个人主义思潮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中盛行一时，但不久之后，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因为失望于个人主义，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内部也迅速地发生分化，形成了“左”“右”两翼。“左”“右”两翼的主要区别在于，“左”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右”翼仍然坚持个人主义。鲁迅在晚年，思想上既没有停留在个人主义，也没有完全回归家族主义，在经历了挣扎、呐喊和彷徨之后，他也逐渐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转变，终于成为了一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论鲁迅》）。鲁迅的思想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佐证了这样一条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间正道。
关键词：鲁迅；呐喊；彷徨；“非孝”主张；孝子情结；家族主义；个人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0-02
一、从“极愿意孝顺”到“革命革到老子的头上”
鲁迅（1881年-1936年）出生于所谓“世家望族”，家族前辈累世耕读，祖父和父亲走的都是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路子，本人接受的又是“大门闾，昌后嗣”（鲁迅祖父周介孚《恒训》）之类的家训。生活在这样的家族文化环境中，鲁迅似乎天然就是一位孝子。
鲁迅说，“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但是，自从读了一本《二十四孝图》的小书，才知道做孝子比自己想象的要难到几十几百倍，“从此也不敢再想做孝子了。”（《二十四孝图》）其中，读到郭巨“埋儿奉母”的“孝行”，竟然产生了莫名的恐惧，认识到：一个愚蠢的孝子，不仅不可爱，反而很可怕。
1906年鲁迅遵从母亲的安排与朱安女士结了婚。接受这桩毫无感情基础的婚姻，也许只是出于对母亲的孝顺，而它带来的恶果却是显而易见的。对家庭生活的彻底失望，促使他反思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家庭伦理问题。1918年鲁迅发表小说《狂人日记》，揭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家庭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家族制度是最基本的社会制度；而礼教主要就是家教，以维护家族制度为目的，孝道则是礼教的核心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狂人日记》就是鲁迅“非孝”的第一声呐喊。
1919年鲁迅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阐述了自己的家庭伦理观点，提出了“革命革到老子的头上”的主张，标志着其“非孝”思想的确立。
在鲁迅著作中，作者从“极愿意孝顺”到“不敢再想做孝子”，到终于“革命革到老子的头上”，有一条清晰的思想情感变化线索。循着这条线索，我们发现，导致作者思想情感变化的诱发因素，主要地是来自作者个人的生活经验，尤其是个人的家庭生活经验。
二、“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鲁迅的“非孝”主张，可以概括如下。
1、中国的家庭关系是“长者本位”，应当改为“幼者本位”。鲁迅认为，孝道的立场是长者本位，这不符合生物进化的规律。生物要进化，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就必须改变。如果凡事都按老人立下的规矩办，“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欧美的家庭，大抵以幼者为本位，最符合生物学的真理，所以他们的个人能力得以发展，社会也得以进步。中国人重亲权，尤重父权。“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同上）所以，中国的家庭应该以欧美的家庭为样板，改家庭关系中的“长者本位”为“幼者本位”。
2、父母的爱是出于天性，无须子女报恩。鲁迅认为，孝道的理由是报恩，但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父子间没有什么恩”。（同上）父母“生”出子女是一种自然行为。父母对子女的爱，本是出于生物的天性，无须子女报恩。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同上）所以，觉醒的父母，是一切为了孩子的利他主义者，不是养儿防老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让他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同上）
3、劝孝不能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真的人情。鲁迅认为，孝道的目的是“齐家”，即是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构建家庭生活的秩序，实现家庭和睦家族兴旺。但是，中国人极力维护父权（长者本位），维护大家族制度的理想，并不合乎人类的天性，不合乎真的人情。
总之，“非孝”的本质要求是改善家庭关系，理由就是，家庭关系中的“长者本位”不合乎生物进化的规律，不合乎人类的天性，不合乎真的人情。鲁迅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亲权（族权）和父权，要求“革命革到老子的头上”，将孝道的“长幼有序”的原则颠倒过来，改“长者本位”为“幼者本位”。这是鲁迅“非孝”的核心主张。
当然，鲁迅的“非孝”是要打上引号的，实际上，他所反对的只是愚孝和伪孝。鲁迅认为，人类建立道德的目的，就是“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我之节烈观》）“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同上）反观中国人的道德，忠孝节烈，不仅极难，极苦，不愿身受，而且不利自他，无益个人幸福，无益社会国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中国人因为遵从孝道，搞得走投无路，乃至于“卖身葬父”，“埋儿奉母”，这就是愚孝，这就不应该提倡。鲁迅说，中国人没有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崇尚礼教的，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提倡“以孝治天下”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孝”而是为了“治”。“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对中国人提倡孝道的目的和动机抱有深深的怀疑，他的愤世嫉俗，是对愚昧麻木的国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對满口仁义道德的道德骗子的强烈憎恶，对“幼者弱者”的深切同情。鲁迅“非孝”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生“正当的幸福”。 三、在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之间“呐喊”和“彷徨”
孝道代表了一种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孝道的背后是家族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鲁迅是个孝子，当他大谈“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主张改“长者本位”为“幼者本位”的时候，就未免有些尴尬了。一则，如果按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孝道的第一要义是为家族传宗接代，所谓改“长者本位”为“幼者本位”的主张似乎就是多此一举。二则，既然主张“幼者本位”，主张“立人”，那就需要后继有人；既然大谈“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那自己得有做父亲的经验。而这个时候鲁迅还没有后嗣，似乎还不便于发表意见。
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是鲁迅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成果。新文化运动在其早期的行动目标，是要“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普遍地认为，中国社會革命的根本在改革家族制度和改革国民性，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忠孝主义必须打倒。鲁迅的“革命革到老子的头上”，就是以人生“正当的幸福”的名义，为新文化运动的“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呐喊，就是挣脱家庭束缚实现自我解放的奋力抗争。
但是，个人放弃对家庭的责任，一走了之，真的是通往幸福之路吗？
1923年底，鲁迅发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讨论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问题。鲁迅认为，个人离开了家庭是没有出路的，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由衷地感慨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是《彷徨》。《彷徨》的题记，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上下求索”是要找到生活的出路找到人生“正当的幸福”。既然个人主义没有出路，幸福并不存在于家庭之外，这个时候，鲁迅的思想，就在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之间彷徨。《彷徨》中的作品，最著名的就是《祝福》。《祝福》讲述了祥林嫂经历家破终于人亡的故事。在小说中，祥林嫂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人死后还有没有魂灵？死掉的一家人还能不能见面？”面对这个问题，“我”只能支支吾吾，茫然不知所措。这不奇怪，祥林嫂不过是要找到一个生活下去的理由，而“我”深知，个人主义的“平等自由人权”这些漂亮的名词，对于这个失去亲人无家可归的女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最后，当鲁镇上家家户户都在阖家团圆之时，举目无亲的祥林嫂，却在新年“祝福”的鞭炮声中孤独地死去。祥林嫂的故事说明：家庭和亲人是何等重要，对于有的人来说，它就是生活的唯一目的。
呐喊和彷徨，是鲁迅“上下求索”，寻找生活出路，寻找人生“正当的幸福”时，对待家庭，对待孝道的内心冲突的两种表现。
四、“俯首甘为孺子牛”
1925年，许广平跟鲁迅开始了通信，他们的爱情逐渐地发展了起来。之后，鲁迅，这位反对多妻主义主张一夫一妻制的新文化人物，不得不以“家外有家”的局面实现其人生“正当的幸福”。
1929年，鲁迅和许广平的孩子出生了。1931年在与李秉中的通信中，鲁迅说，“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既已生之，必须育之”。——刻意的解释难掩其根深蒂固的孝子情结。1931年冬鲁迅又写《答客诮》诗一首，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是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舐犊之情辩护了。对于鲁迅来说，幸福来得有些迟，但总算是来了。只是，既然做了父亲，“革命革到老子的头上”也该轮到自己的头上了。因此，1932年鲁迅作《自嘲》诗一首。他用“躲进小楼成一统”，“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来“自嘲”此时的生活状态和自己的生活态度。表面看，这是自我革命，是在践行其“幼者本位”的一贯主张；实际上，在这种生活态度的背后，恰恰是那种以家庭为中心以家人的幸福为幸福的孝子情结。当鲁迅在平凡的家庭生活中实现了人生“正当的幸福”，他的“幼者本位”的“非孝”主张与其孝子情结居然奇妙地殊途同归，成功“合龙”了。原来，孝道也好，“非孝”也好，其最后的落脚点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切为了孩子”。
五、鲁迅是个人主义者，还是家族主义者？
有人说，鲁迅是个大孝子，算是个不折不扣的家族主义者了。而胡适宣称，“鲁迅是个人主义者，鲁迅是我们的人”。考察鲁迅的生平事迹和著述，鲁迅确曾明确地主张个人主义，抨击家族制度和礼教，但他的内心，又从未丢掉家族（孝子）情结。在呐喊和彷徨的背后，是鲁迅“非孝”主张与孝子情结的内心斗争，其本质就是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的价值冲突。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个人主义思潮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中盛行一时，但不久之后，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因为失望于个人主义，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内部也迅速地发生分化，形成了“左”“右”两翼。“左”“右”两翼的主要区别在于，“左”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右”翼仍然坚持个人主义。鲁迅在晚年，思想上既没有停留在个人主义，也没有完全回归家族主义，在经历了挣扎、呐喊和彷徨之后，他也逐渐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转变，终于成为了一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论鲁迅》）。鲁迅的思想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佐证了这样一条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间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