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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荷叶镇（今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村庄，诞生了一位对晚清历史影响颇大的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直到他的曾祖父曾竟希和祖父曾玉屏这父子两代人时，曾家才成为当地乡间一个拥有100多亩土地的衣食无虞的小地主。他的父亲曾麟书是乡村塾师，屡试不第，43岁时方才进学，成为生员（秀才）。
据清人朱克敬撰的《瞑庵杂识》记载，曾国藩曾经跟其好友吴敏树和郭嵩焘戏言，自己身后的碑文由这两位执笔，但是要写上这样的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一生确实运气颇佳。曾国藩官运亨通，能被超常拔擢，一方面靠运气，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提携，这个权臣就是当时权倾朝野、身后臭名昭著的穆彰阿。
一、三甲进士入翰林，十年七迁跃升十级
曾国藩从小就发奋图强，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列为优等。后先后考了7次，到21岁才考中了秀才。
27岁那年赴京城会试，曾国藩考取第三甲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
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
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
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金榜挂名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修撰、编修等职。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再次“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
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的几率不大。可是，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时，竟被道光皇帝御笔勾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
两年之后，曾国藩被授为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相当于县团一级。从此开始了他的京官生涯。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升任礼部右侍郎——中央政府副部级官员。
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曾国藩成为二品大员。
曾国藩官运亨通，能被超常拔擢，一方面靠运气，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提携，这个权臣就是当时权倾朝野、身后臭名昭著的穆彰阿。
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因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二、“曾剃头”、“曾屠户”浑号的由来
咸丰二年（1852年），朝廷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曾国藩立即离京赴任。可赴任途中，得知老母故去，曾国藩只好回籍奔丧。
曾国藩回乡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威胁着清廷政权，清廷震动。而清廷所倚仗的绿营兵在跟太平军作战时不堪一击，清廷急命各地赶紧兴办团练。
1853年1月，清廷任命在籍的曾国藩为湘省团练大臣。
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干的机会。而这一次的机遇，不仅关系到曾国藩的一生荣辱，而且也关系到大清王朝的气脉运数。
团练大臣曾国藩招募农民为营勇，任用儒生为将佐，朝夕训练，号为“湘勇”。
在太平军巨大声势的影响下，湖南政局动荡，许多不满地方官吏压迫敲诈和地主豪绅盘剥的穷苦农民跃跃欲试，趁机起来造反，迎接太平军。曾国藩看到湖南形势严峻，存在着步金田后尘而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危险，便断然采取铁腕高压政策。
一方面，他鼓励乡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不安分的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杖刑，重则置之死地”。
各地的土豪劣绅平时就欺压良善，此时有朝廷大员曾国藩的支持，更是为所欲为。
另一方面，曾国藩在团练大臣衙署直接设立审案局，承审匪类。
审案局成了在司法机关之外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以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
因为用刑苛刻，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仅仅4个月的时间，审案局就直接杀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四个弟弟也在湘乡杀人，以至于该县县官熊某知民冤屈太甚，觉得对自己不利，没几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问熊某何故，熊某说：“曾四爷（曾家老四曾国荃）又欲假我杀人矣。”
老百姓和社会舆论都激烈地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浑号和诅咒传遍湘省。
三、曾国藩主动辞去节制四省大权，裁撤权力之本湘军，以解除朝廷对他的戒心和疑虑
1854年，曾国藩练成水陆师1.7万余人，号称湘军，会集湘潭，发布《讨粤匪檄》，誓师出征太平军。
湘军初战，连败于岳州（今岳阳）、靖港，损失惨重，曾国藩愤不欲生，投水自裁，被其左右救起。
后重整水陆各军后，曾国藩用兵非常谨慎，先克岳州，再克武昌，咸丰帝令曾国藩为湖北巡抚。
七天后，朝廷恐其于地方势大，遂解其署任，以后长期只让其以兵部侍郎的虚衔领兵。
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领兵进攻江西九江、湖口，石达开火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的座船皆被太平军抢去，“文卷册牍俱失”。
曾国藩“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被部将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曾国藩所部被太平军重创后，不得不退守南昌。
1858年6月，曾国藩奉诏出办浙江军务。从此，不但拥有兵权，而且掌握地方大权。
次年9月，曾国藩督其弟曾国荃攻陷安庆。
11月，曾国藩加太子少保衔，奉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旋向朝廷举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
左宗棠、李鸿章皆尊称曾国藩为老师。
1862年，曾国藩以安庆为大本营，命曾国荃部沿江东下，直逼天京（南京）；命左宗棠部自江西进攻浙江；命李鸿章部自上海进攻苏南，对太平军实行战略包围。 10月，湘军与李秀成等部数十万太平军在天京城外激战，持续围困天京。太平军虽然作战骁勇，但此时遇到湘军也毫无办法。湘军在城外挖壕沟，一道道壕沟，如同巨蟒缠人一样，把城活活困死。
1864年7月，湘军攻破天京城池，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
朝廷褒功，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候、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任两江总督。
剿灭太平军之后，曾国藩的功名事业如日中天，此时他却极度冷静，毅然上疏，请求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以解除朝廷对他的戒心和疑虑。
四、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创者，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
1867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
1870年6月，天津发生教案，曾国藩奉命前往查办，屈从法国势力，处决、遣戍官民数十人，受到社会舆论谴责。
9月，曾国藩还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重视采用外国军火，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1861年，设立安庆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又试制小火轮船。1863年，造成“黄鹄”号轮船，并派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1865年至1866年，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后为之积极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成为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创者。
曾国藩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位。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1872年3月），曾国藩在南京病卒。朝廷赠太傅，谥文正。后人辑其所著诗、文、奏章、批牍等，为《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跌挫，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的成功者并不多见，故而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后来者推崇其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是从晚清官吏到现代很多人都崇拜的人物。
五、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曾国藩20岁时，有一位欧阳老师见他聪明好学，推算他的“命运八字”也不错，便有心当“月老”，给曾国藩介绍了一个姓周的大富户家的女儿。
周家起初满口答应，并选择吉日填庚（订婚），曾家也非常欢喜，积极筹办聘礼与酒宴。
谁知，到了双方商定填庚的那一天，曾家的客人陆续赶来，而周家的贵宾却迟迟未到。当媒人的欧阳先生急了，忙打发人去周家催请。过了好大时辰，派去的人回来说：“周家的老爷、夫人与小姐商量，认为两家门不当户不对，男的又无功名，周小姐不肯定亲，决定废约。”
这下把曾家上下都急坏了。酒席办好了，客人都请来了，怎么圆场呢？欧阳先生骑虎难下，只好移花接木，与曾国藩父子商议：“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没别的办法，如若你们不嫌弃鄙人门第低微、家境清贫，我家倒有小女，粗识文墨，又工女红，只是相貌丑点（曾患天花，脸上有麻点），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两家结为秦晋如何？”
就这样，欧阳先生的女儿成了曾国藩夫人。
曾国藩与欧阳夫人一共生了三个儿子，长子纪弟，两岁就夭折了，以后生的纪泽、纪鸿，均长大成人。曾国藩对儿子的教育是下了功夫的。曾国藩一再表示：“不愿子孙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为了儿子读书明理，他规定儿子每天必须做四件事：看、读、写、作。“看、读”要五页字以上，“写”要写字100个，“作”——逢三逢八日作一文一诗。
尽管父子间常隔千里之遥，但曾国藩总是抓紧一切空隙，不厌其详地写信回家，细心指点。曾国藩的指点，很少摆出老子的架势，而是像朋友那样推心置腹，像老师那样循循善诱。他常用自己的得失启迪儿子，还要求儿子不要光学中国的经、史、子、集，天文算学，还要学习外国的知识，尽可能掌握更多的知识，这也是当时一般守旧昏庸的腐儒所难能做到的。
六、著名的爱国外交家曾纪泽，在日益腐败的清王朝，为清廷赢得了惟一的一次外交胜利
曾纪泽（1839-1890），在父亲曾国藩的引导下，不但中国的诗文书画均有造诣，对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及语言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人们往往以“学贯中西”誉之。
他写过《几何原本序》、《文法举稿序》、《西学述略序》等文章，对当时传播的西方科学起过一定的作用。他还自学多国文字，通晓英语。
曾纪泽后来成为晚清著名的外交家，做过出使英、法、德、俄四国的钦差大臣，后任驻俄公使。
任驻俄公使期间，曾纪泽将使馆馆址由租赁改为自建，亲自负责图书、器物购置，务使使馆规模不失大国风度，亦不流于奢靡。
他驻外操守坚正，节约公费，倡导廉洁之风，为驻地国家的官员们敬重。
光绪四年（1878年6月），清政府派吏部左侍郎崇厚赴俄谈判索回失地。崇厚在沙俄的威胁下，在清廷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除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大片富饶的领土外，还赔款500万卢布。伊黎名义上归还中国，实际上成了“控守弥难”的一座残破空城。
清廷得知后极为震怒，于光绪六年（1880年）任命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大臣，与沙俄谈判修改崇厚擅自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
曾纪泽据理力争，态度强硬，终于迫使沙俄废除了《里瓦几亚条约》，于1881年2月24日，在彼得堡重新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除收复了伊犁九城长600里、宽200里的土地外，还夺回了崇厚条约中被割去的伊犁南部长400里、宽200余里的特克里斯河一带的广大地区，废除了沙俄在新疆一带的许多特权，挽回了部分领土主权。这在日益腐败的清王朝，是惟一的一次外交胜利。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身为清政府驻法大臣的曾纪泽正在病中，但他坚守岗位，不断抗议法政府挑衅，主张“坚持不让”，“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与法人争辩，始终不挠。又疏筹“备御六策”。
光绪十年（1884年3月），曾纪泽卸驻法大臣职，旋晋任兵部右侍郎，仍为驻英、俄大臣，与英国议定洋药税厘并征条约，几经周折，终于为清政府争回每年增加烟税白银200多万两。 光绪十二年（1886年6月），曾纪泽离英返国，帮办海军事务，协助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旋为兵部侍郎入总理衙门，后调户部，兼署刑部、吏部等部侍郎。
曾纪泽再次出洋时，订造了“致远”、“靖远”号军舰。订购军舰时，为了不受制于洋人，他深入学习近代海军知识，在有关舰船技术上的论述极有见地。
在此期间，他还亲自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普天乐》。
他关心外交诸事，如驻外领事部署，何地当设，何地宜缓，何地不应设，都随时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议。
他在外交界享有盛誉，与郭嵩焘齐名，时人并称“郭曾”。
出使英国期间，他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指出外来的侵略足以“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中国的“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对民族振兴满怀信心。
光绪十六年（1890年），曾纪泽卒于任上，享年51岁，谥惠敏。
曾纪泽去世后，江南制造总局汇编刊印其奏章数卷、文集五卷、诗集四卷、出使日记二卷，后辑为《曾惠敏公遗集》行世。
七、天才数学家曾纪鸿
曾纪鸿（1848-1881），曾国藩次子，比曾纪泽小9岁。
少年曾纪鸿对“四书”、“五经”不甚感兴趣，却对算学情有独钟。曾纪鸿与兄纪泽并精算术，尤爱西方人之代数，锐思勇进，创立新法，同辈多心折。
“知子莫若父”，曾国藩知道此子不可能走科举成功之路，于是在家书中便有“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等语。曾纪鸿秉承父训，越发喜欢攻研数学。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其父刚刚受封侯爵，16岁的曾纪鸿正好去长沙参加乡试。当时，政治腐败，科举考试盛行递条子、开后门，曾国藩怕儿子误入歧途，在开考前的七月七日写信给纪鸿说：“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考完发榜之前，曾国藩又怕儿子活动，又于七月二十四日去信告诫儿子：“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
这次乡试，纪鸿榜上无名。以后多次应试，仅得个“胜录附贡生”。
难得的是，纪鸿始终未送条子，曾国藩也没给主考官打过任何招呼。在特权盛行的封建官场，实在难能可贵。
曾国藩去世后，曾纪鸿被恩赏为举人，充兵部武选司郎官。但他不热衷于仕途，酷爱数学，并通天文、地理、舆图诸学。
曾纪鸿后来自学成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有《对数评解》、《圆率考真图解》、《粟布演草》等数学专著传世。他还是以丁取忠为首的白芙堂算学团体的成员之一，曾与丁取忠、左潜、吴嘉善、李善兰、黄宗宪合著多部数学著作，后收入“白芙堂算学丛书”。
当时国际上推算圆周率最高水平只能算到40位，曾纪鸿吸取古今中外学术成果，悉心构思，创选新法，反复推算月余，达到100位，这在当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等书中充分肯定了曾纪鸿在数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可惜的是，由于平时勤奋用心过度，曾纪鸿大业未竞便英年早逝，年仅33岁。
八、幺女曾纪芬
曾国藩幺女曾纪芬（1852-1942），湖南人称她为“满小姐”，年老后被人尊称为“崇德老人”。丈夫是上海道台（相当于后来的上海市市长）聂缉椝。
聂家花园占地数十亩，是一座中西合璧的海派园林。
曾纪芬一生秉承曾家家训，起居定时，饮食节制，勤俭持家。每年必恭书其父的“伎求诗”数遍，其书法颇得其父之真传，当年沪上很多上流家庭都挂有她的墨宝。
曾纪芬最小的女儿聂其璧出生于1900年。
曾纪芬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周总要在小女聂其璧的陪同下，到虹口景灵堂做礼拜。当时，宋子文和宋美龄兄妹已留学归国，住在虹口附近，每周也陪同其母亲倪桂珍到景灵堂做礼拜。两家人见面，少不了寒暄一番，日子久了就熟悉起来，两家的小姐也常相互走动，于是，聂其璧闺中密友宋美龄也就成了聂家花园的常客。
当时宋家老太爷宋耀如已仙逝，大姐宋霭龄虽嫁孔祥熙，但孔祥熙还未飞黄腾达；二姐宋庆龄虽嫁孙中山，但辛亥革命后南北对峙，形势复杂，生活仍不稳定；宋子文归国后头几年并不顺利，甚至在追求晚清洋务重臣盛宣怀的七女儿盛爱颐时，盛家一度嫌他穷，而未能结成秦晋。聂其璧之父时任上海道台，自己又是曾国藩的外孙女，其三哥聂云台又是大实业家、上海总商会会长，彼时家势比宋家要显赫得多。
1923年，聂其璧结婚，新郎是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务长的周仁教授。聂其璧义无反顾地要嫁给这位从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回来的清贫教授。后来，周仁教授成了国内著名的冶金专家和陶瓷专家，是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发起人之一。
出嫁前，聂、周两家老太太一起商量，邀请尚在闺阁的宋美龄充当聂其璧的傧相，宋美龄爽快地答应了。婚礼当日，宋美龄穿着一身漂亮的衣裙，戴着一串珍珠项链来到聂家。但令宋美龄意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竟让聂其璧在几十年后的“文革”中备受冲击，差一点没被斗死。
丈夫去世后，聂其璧的生活非常艰难，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周仁教授得以平反，聂其璧的生活才有所好转，每周还有一天可以免费用公家的车。
聂其璧感情丰富，急他人之所急，亲戚和朋友中无论贫富，她一视同仁。若有谁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位昔日上海的名媛便会出手相助。
1990年，聂其璧在上海溘然长逝。
九、曾宝森、曾约农姐弟
按照曾氏族谱“国、纪、广、昭”的排列，曾国藩直系第四代即“昭”字辈15人。
封建规定，族谱上不上自家女子，但曾氏族谱上却上了两个女子的名字——宝荪、宝菡，前面均冠有“贞女”二字，那是终身不嫁的意思。
曾国藩的直系后裔很少做官，很多女性终身未嫁。这未嫁的15人中除昭润、昭揆20岁早逝，昭榕于24岁早逝外，其余12人均取得了高等教育的学历，且多为海外留学生，各有专长。
曾宝荪、曾约农姐弟两是同辈（昭字辈）男女中年纪最大的，同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英国留学归国后，姐弟在长沙创办艺芳女校。 抗战胜利后，1946年，在长沙建成克强学院，曾约农受命为院长。曾宝荪则重建艺芳女校。
曾宝荪为“国大代表”。
解放前夕，姐弟二人经香港去了台湾，曾宝荪继续任“国大代表”，于1978年病故，时年85岁；曾约农任台湾大学教授，是东海大学第一任校长，于1987年病故，时年95岁。
其他兄弟姐妹，除流落海外的，留在大陆的有昭权、昭棉、昭谏与宝菡。其中，除宝菡行医外，其他都在文化教育界谋职，昭权曾任湖南大学电机系主任、教授，“文革”时死于武汉。昭棉退休前在湖南广播电视台任工程师，昭谏退休后在北京居住。
十、化学家曾广植
曾国藩兄弟五人，他们依次排列是：曾国藩、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曾氏五兄弟，共有6个儿子，14个孙子，41个曾孙，第五、六代遍布海内外。这五房后代中，没有一个是败家子、刑事犯罪分子，不少都是才华卓著、颇有影响的人物，这里仅介绍其中留在大陆的4位。
曾广植是曾国华的孙子，1948年赴美国留学，入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1950年入俄亥俄州大学攻读有机化学，1952年获硕士学位。
1956年，他响应祖国号召，欲回祖国服务，被美国移民局非法关进精神病院，折磨达14个月之久，但他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毫不动摇，美国移民局只得宣布将他“驱逐出境”。
1957年7月，他终于回到他朝思暮想的祖国。回国后，历任中科院上海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他领导的科研小组发明的甜味剂（无毒糖精）引起了国内外科学界的重视，此项成果已在美国应用，并获得了专利权。
十一、革命家曾宪植
曾宪植（1910-1989）是曾国荃的玄孙女。曾国荃人称九帅，是曾国藩四个弟弟中最有成就者，其官职可与其兄长曾国藩比肩。
曾宪植大革命时期就读于长沙女子师范，受校长徐特立的影响，倾向革命，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女生队。
曾宪植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曾宪植因组织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示威游行，被反动当局逮捕并投入监狱。经中共地下组织营救，出狱后，由党派往日本留学，1931年回国。
1937年，曾宪植在武汉《新华日报》社工作，1939年转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任交通联络员。1941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后在中央军委敌工部工作。1946年1月，随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南京，任中共代表团成员邓颖超秘书。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搀扶宋庆龄随毛泽东、朱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就是曾宪植；当天下午3时，在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站在周恩来旁边的那位女士就是曾宪植。
新中国成立后，曾宪植在全国妇联担任领导工作。她对同志真诚相待，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文革”伊始，曾宪植最先受到冲击，造反派批判她是一把大黑伞，还罗列出72个小鬼，在这把大黑伞下受到庇护。
曾宪植后被送到河北衡水县疙瘩头村的全国妇联“五·七”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受到了非人的虐待，还被作为专政对象假枪毙过。
曾宪植曾是叶剑英元帅的夫人，与叶帅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叶选宁（叶新平）。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因两人工作都很忙，儿子便交给了住在湖南老家的曾宪植的父亲曾镇渭代为抚养，同时送来的还有叶帅与前妻生的儿子叶选平。
两兄弟在曾家长大、上学，叶帅也曾多次来曾家看望儿子。
叶选平离开曾家较早，叶选宁直到解放初，在叶帅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市长时才被接走。
叶选宁后来在国防部工作，“文革”中被以反革命“恶攻罪”判入狱两年，后被遣送到渤海湾边一所农场监督劳动，在一次往粉碎机里送料时，不幸被机器轧断右臂，落下终身残疾。现在左手写字，书法亦精。
1974年，曾宪植唯一的儿子叶选宁从北京去衡水看望妈妈，见妈妈疾病缠身，憔悴不堪，很是伤心。回到北京后，叶选宁用左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请求批准他母亲回京治病。两天后，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同意他的请求，请恩来同志予以安排。”当日晚，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一辆卧车载着军代表驶向衡水，次日，曾宪植被接回北京，住进北京阜外医院就医，总算得以保留性命。
曾宪植在全国妇联工作40年，历任全国妇联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又先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1989年10月11日，曾宪植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有一副挽联对她给予很高评价，其联曰：
为党想，为人想，把荣誉推出去，将责任揽过来，斥骂赞许不顾，志比泰山若沧海；
不计得，不计失，是真理拼命干，有意见当面提，上下亲疏弗论，情同白玉贯长虹。
十二、杰出教授曾昭抡
曾昭抡（1899-1967），是曾国藩大弟曾国潢的曾孙。
曾昭抡出身不折不扣的“贵族世家”，但他身上毫无骄娇二气，相反却充满了科学精神，堪称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者和化学研究的开拓者。
1920年，曾昭抡在清华学堂高等科毕业后赴美留学，1928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中央大学化工系主任兼教授。后应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刘树杞之邀，任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兼教授。
曾昭抡深得曾氏家族循规蹈矩、从不取巧的务实遗风，把北大化学系建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中心。
1937年8月，北平沦陷后，曾昭抡来到上海，迎接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夫人俞大絪。俞大絪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署长、国民党逃台后的“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维后来跟蒋经国成了儿女亲家。俞大絪还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往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西南联大，曾昭抡讲授有机化学、无机工业化学，是联大化学系开课最多的教授。
他学识渊博，拥有旺盛的求知欲，能文能武，下笔千言，一挥而就。 曾昭抡是个工作狂，在科学探索的深度和专业水平上，在当时的西南联大无人能出其右。
他不仅是化学方面的专业人才，还是一个出色的军事评论家和国际形势的分析家。在一次公开演讲时，他推断盟军将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登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后来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登陆的时间与曾教授的推断仅差两天，而地点诺曼底则完全相同。他的推断深得英国军事家的赞许。
俞大絪没有陪同丈夫来昆明，在重庆中央大学任西语系教授，夫妻分居两地。
曾昭抡不修边幅，外表一副“邋遢相”。联大的学生喜欢这个淳朴谦和的教授，因为他很容易与学生打成一片。他从不拒绝学生的邀请，自在地与他们一起吃饭、休息，参加政治辩论。跑防空警报在外烧饭时，他会和其他人一起捡柴火。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向日军发出最后通牒，敦促其立即无条件投降。8月6日，日本广岛落下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8月9日，一颗名为“胖子”的原子弹又在长崎爆炸。
8月15日上午，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发布了投降诏书。
当日本上空升腾起蘑菇云时，曾昭抡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由此即进入原子能时代，原子能将对世界局势产生重要影响。于是，他在“第一时间”写出了《从原子弹说起》一文，1945年9月9日，发表在昆明《正义报》上。
曾昭抡迅速写出这篇文章，其目的在于普及科学，满足联大学生以及云南民众的好奇心，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当时，蒋介石相当关注美国原子弹爆炸和苏联、日本等国研究原子弹的情况，由此产生了自行制造原子弹的最初想法。而军政部部长陈诚和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就是具体执行中国自行研制原子弹计划的关键人物。
1945年8月至9月间，俞大维首先找到自己的妹婿曾昭抡，商量中国研究原子弹和筹设研究机构之事。
曾昭抡提出，要搞原子弹，必须从数理化等基础研究做起，于是向俞大维推荐了西南联大教授吴大猷、华罗庚两人参与此事，并提出要选拔优秀年轻人加以培养。
1945年秋，军政部长陈诚邀请吴大猷、华罗庚到重庆，商讨如何开展原子弹研究工作。
吴大猷到重庆后，受到蒋介石的召见。
陈诚、俞大维接受了吴大猷关于派遣物理、化学、数学方面的人员赴美考察的建议，当即请吴大猷负责物理，华罗庚负责数学，曾昭抡负责化学。
1946年6月，“原子能研究委员会”正式组成，成员有俞大维、曾昭抡、吴大猷、华罗庚、郑华炽等11人。
1946年夏天，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大科学家先后赴美。
由于是由中国军政部介绍的，曾昭抡最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原子研究机构见习，那里有研究必须的重要设备——回旋加速器。
起初，实验室负责人还让曾昭抡参观放射化学试验，但后来就对他戒备起来。
美国不在原子弹研究和制造方面给予中国支持和帮助，三教授考察原子弹研究制造之事很难进行。而此时，国内国共内战正酣，国民党要军费不要科研经费。最后终因内战军费支出过于庞大，使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如昙花一现。
国民党研制原子弹的“种子计划”虽然胎死腹中，但对曾昭抡来说，他仍把研究原子弹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后来，他又去英国进行学术考察。
1947年12月，曾昭抡由西欧乘轮船返国。到香港停留时，朋友劝他暂在香港住下。在香港逗留期间，他将在美国和英国考察期间所获学术资料分析整理，汲取当时最新研究成果，写成了专著《原子与原子能》，1950年3月由三联书店出版。
曾昭抡早在昆明时就加入了民盟，还曾因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腐败政治，一度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1949年，当曾氏家族成员纷纷移居台湾或者海外时，曾昭抡却义无反顾地从香港回到了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曾昭抡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中科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的中科院院士）。
1953年高等教育部成立后，曾昭抡任高教部副部长，主管全国理工科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高教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做了大量工作。
1957年，风云突变，曾昭抡由高教部副部长一下子变成了“大右派”。
1958年3月，曾昭抡被调到武汉大学执教。这时他已经身患癌症，但仍然努力工作，组织撰写了“元素有机化学”丛书，并亲自执笔撰写了第一册《通论》。
1966年6月，武汉大学开始大乱，曾昭抡保存的大量日记在破“四旧”抄家运动中灰飞烟灭。曾昭抡则被冠以“全国大右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曾国藩的孝子贤孙”等罪名进行批斗。在这种折磨下，他的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他的身体，他病倒了，被送到邻近的湖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普通病房治疗。
1966年8月24日，曾昭抡的夫人俞大絪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之后，在北京家中自杀身亡。曾昭抡为自己几十年恩爱妻子突然惨死，却未能见上最后一面极而度悲伤。
1967年12月8日，一代宗师曾昭抡默默地离开了人世，终年68岁。
曾昭抡和俞大絪未生育子女，一代英才的骨灰被他的远房亲戚捧走，洒入滚滚长江之中。
十三、考古学家曾昭燏
曾昭燏（1907-1964），是曾昭抡的妹妹，曾国藩二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
1923年，刚满14岁的曾昭燏与姐姐曾昭浚一起离开湘乡荷叶镇来到长沙，进入堂三姐曾宝荪创办的艺芳女子中学读书。
1929年夏，20岁的曾昭燏于长沙艺芳中学毕业，报考中央大学，被外文系录取，一年后，转入了中文系。中央大学毕业后，又于1934年秋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深造。
1935年3月初，曾昭燏在两位兄长的资助下赴英伦求学，选择了连许多男性都望而却步的田野考古学，进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专业——她是中国首位赴海外攻读考古学的女性。
1937年6月初，曾昭燏以学术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获文学硕士学位。这篇论文实乃一部专著，这是她留学海外数年的收获，也是她的成名之作，由此奠定了曾昭燏在学术界的地位。 6月底，曾昭燏按照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约定的学习计划，赴德国柏林博物馆，进行为期十个月的考古实习。作为研究员，她参加了柏林地区及什列斯威格田野的考古发掘。
12月18日，曾昭燏突然从报上看到了南京失陷的消息，顿时痛哭失声。
1938年1月31日，曾昭燏完成了实习课程后返英，出任伦敦大学叶慈教授的助教。几个月后，她感到国难当头，便主动放弃了留在英国工作和戴上博士帽子的双重心愿，决心回国效力。
1939年初，曾昭燏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参加了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的苍洱古迹考察团，于1939年2月9日赴云南大理苍山洱海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掘。
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运用外国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进行的“锄头考古”活动。借此际遇，曾昭燏大显身手，首次向中国考古界展示了她卓越的才华和广博的学识，发掘成果极为惊人。经研究整理，考古学家认定，云南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有着很大差异，故定名为“苍河文化”。这是她与其他考古学家对中国西南部考古的一大贡献。
1941年2月。此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已迁至四川李庄镇。曾昭燏因出众的学术才能和组织能力，被任命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随后，刚刚三十岁出头的曾昭燏，参与彭山汉代崖墓的大规模调查发掘，完全按近代田野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操作，使田野考古学上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1942年，曾昭燏与吴金鼎合编《云南苍洱考古报告》，是研究云南地方史的珍贵资料。还与人合撰《博物馆》一书，扼要叙述了博物馆工作各方面的基本知识，是中国具有开创性的博物学研究代表著作。
1947年1月，在曾昭燏的具体操持下，中央博物院主体大殿修建工程开始，至年底按计划竣工。此项工作使曾昭燏在政学两界人士和同事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其间，曾昭燏充分展示了她的聪明才智和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
自1948年12月至翌年4月，曾昭燏坚决反对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运往台湾。1949年4月14日，她在上海与徐森玉、王家楫等联名写信，呼吁将已运往台湾的文运回大陆。
1950年3月9日，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改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曾昭燏任副院长兼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同年10月，曾昭燏主持对南京祖堂山南唐二陵（李弁、李璟）正式发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运用科学方法发掘的封建帝王陵墓。
南唐二陵发掘成功后，曾昭燏信心倍增，又于1954年3月，以华东文物工作队队长的身份，率领南博同仁与山东省文管会，共同发掘了著名的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收获颇丰。
1954年9月9日那天，曾昭燏出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兼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社联副主席等职，后来又加入九三学社。
1955年至1958年，曾昭燏率领文物工作队，先后四次对南京北阴阳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其间，安徽寿县发现蔡侯大墓，曾昭燏又率队于1955年5月至6月，转赴安徽与当地文物工作者一起对蔡侯墓进行发掘、清理，对出土的大批珍贵文物想尽办法进行有效保护、收藏。
曾昭燏领导的南博，与夏鼐主持日常工作的北京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南北呼应。曾昭燏与夏鼐作为业内两只仅有的留英“海龟”和这一领域的顶尖学者，被当时文博界称为一对儿并驾齐驱的魁首，有“南曾北夏”之称。
1956年，曾昭燏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会议，其间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宴请。宴会上，毛泽东与曾昭燏等几位女性“碰了杯，喝了酒”，天南地北地畅谈了一通。当问及曾昭燏的身世与职业时，毛泽东自是大感兴趣，对曾氏家庭的历史与功绩谈了一番。
毛泽东对曾昭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一次讲话中特地提到曾昭燏，说“曾国藩的后代，还有个叫曾昭燏的”。
从1956年开始，曾昭燏真诚地“三省吾身”——每日都要反思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政治形势和党的要求。而这之后，二哥曾昭抡被打成右派后又身患癌症，大哥昭承之子曾宪洛逃离劳改农场后死活不知，使曾昭燏的痛苦与恐慌随之加深、加重。
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临，曾昭燏感到了一种更加剧烈的痛苦、迷惘与恐惧。曾氏家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家庭”已是铁板钉钉，她必须拼尽全力来应付这场对自己来说凶多吉少的风浪。此时曾昭燏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明显消瘦无力，无精打采。
1964年3月，曾昭燏在巨大的压力下精神崩溃，患上了忧郁症，不得不入住南京丁山疗养院接受医治。
1964年12月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当曾昭燏躺在病床上收到烫金的代表证书时，先是目光呆滞，毫无表情，继而潸然泪下。送证书者一看对方精神状态处于崩溃的边缘，遂好言相慰，启发她放下一切思想包袱与生活烦忧，勇敢、理性、热情地投入伟大的“社教”运动中来，展开双臂拥抱火热的社会主义新生活。面对风雨共济几十年的这位老同事那充满善意和真诚的目光，曾昭燏凄然地说：“别再宽慰吧，我不行了！”
1964年12月22日，曾昭燏来到灵谷寺，登上高耸的灵谷塔，凌空一跃而下……
一代女杰与世长辞。她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对中国文物的发掘和保护作出了突出贡献。
她终身未婚，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考古、博物馆事业。
曾昭燏生前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全国人大第三届代表。一生著述颇丰。
2009年，是曾昭燏诞辰100周年。11月26日，南京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两岸三地的曾昭燏生前同仁、亲属以及博物界的专家、学者共30多位嘉宾，出席了纪念活动和曾昭燏追思研讨会。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直到他的曾祖父曾竟希和祖父曾玉屏这父子两代人时，曾家才成为当地乡间一个拥有100多亩土地的衣食无虞的小地主。他的父亲曾麟书是乡村塾师，屡试不第，43岁时方才进学，成为生员（秀才）。
据清人朱克敬撰的《瞑庵杂识》记载，曾国藩曾经跟其好友吴敏树和郭嵩焘戏言，自己身后的碑文由这两位执笔，但是要写上这样的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一生确实运气颇佳。曾国藩官运亨通，能被超常拔擢，一方面靠运气，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提携，这个权臣就是当时权倾朝野、身后臭名昭著的穆彰阿。
一、三甲进士入翰林，十年七迁跃升十级
曾国藩从小就发奋图强，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列为优等。后先后考了7次，到21岁才考中了秀才。
27岁那年赴京城会试，曾国藩考取第三甲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
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
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
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金榜挂名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修撰、编修等职。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再次“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
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的几率不大。可是，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时，竟被道光皇帝御笔勾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
两年之后，曾国藩被授为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相当于县团一级。从此开始了他的京官生涯。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升任礼部右侍郎——中央政府副部级官员。
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曾国藩成为二品大员。
曾国藩官运亨通，能被超常拔擢，一方面靠运气，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提携，这个权臣就是当时权倾朝野、身后臭名昭著的穆彰阿。
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因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二、“曾剃头”、“曾屠户”浑号的由来
咸丰二年（1852年），朝廷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曾国藩立即离京赴任。可赴任途中，得知老母故去，曾国藩只好回籍奔丧。
曾国藩回乡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威胁着清廷政权，清廷震动。而清廷所倚仗的绿营兵在跟太平军作战时不堪一击，清廷急命各地赶紧兴办团练。
1853年1月，清廷任命在籍的曾国藩为湘省团练大臣。
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干的机会。而这一次的机遇，不仅关系到曾国藩的一生荣辱，而且也关系到大清王朝的气脉运数。
团练大臣曾国藩招募农民为营勇，任用儒生为将佐，朝夕训练，号为“湘勇”。
在太平军巨大声势的影响下，湖南政局动荡，许多不满地方官吏压迫敲诈和地主豪绅盘剥的穷苦农民跃跃欲试，趁机起来造反，迎接太平军。曾国藩看到湖南形势严峻，存在着步金田后尘而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危险，便断然采取铁腕高压政策。
一方面，他鼓励乡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不安分的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杖刑，重则置之死地”。
各地的土豪劣绅平时就欺压良善，此时有朝廷大员曾国藩的支持，更是为所欲为。
另一方面，曾国藩在团练大臣衙署直接设立审案局，承审匪类。
审案局成了在司法机关之外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以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
因为用刑苛刻，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仅仅4个月的时间，审案局就直接杀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四个弟弟也在湘乡杀人，以至于该县县官熊某知民冤屈太甚，觉得对自己不利，没几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问熊某何故，熊某说：“曾四爷（曾家老四曾国荃）又欲假我杀人矣。”
老百姓和社会舆论都激烈地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浑号和诅咒传遍湘省。
三、曾国藩主动辞去节制四省大权，裁撤权力之本湘军，以解除朝廷对他的戒心和疑虑
1854年，曾国藩练成水陆师1.7万余人，号称湘军，会集湘潭，发布《讨粤匪檄》，誓师出征太平军。
湘军初战，连败于岳州（今岳阳）、靖港，损失惨重，曾国藩愤不欲生，投水自裁，被其左右救起。
后重整水陆各军后，曾国藩用兵非常谨慎，先克岳州，再克武昌，咸丰帝令曾国藩为湖北巡抚。
七天后，朝廷恐其于地方势大，遂解其署任，以后长期只让其以兵部侍郎的虚衔领兵。
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领兵进攻江西九江、湖口，石达开火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的座船皆被太平军抢去，“文卷册牍俱失”。
曾国藩“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被部将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曾国藩所部被太平军重创后，不得不退守南昌。
1858年6月，曾国藩奉诏出办浙江军务。从此，不但拥有兵权，而且掌握地方大权。
次年9月，曾国藩督其弟曾国荃攻陷安庆。
11月，曾国藩加太子少保衔，奉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旋向朝廷举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
左宗棠、李鸿章皆尊称曾国藩为老师。
1862年，曾国藩以安庆为大本营，命曾国荃部沿江东下，直逼天京（南京）；命左宗棠部自江西进攻浙江；命李鸿章部自上海进攻苏南，对太平军实行战略包围。 10月，湘军与李秀成等部数十万太平军在天京城外激战，持续围困天京。太平军虽然作战骁勇，但此时遇到湘军也毫无办法。湘军在城外挖壕沟，一道道壕沟，如同巨蟒缠人一样，把城活活困死。
1864年7月，湘军攻破天京城池，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
朝廷褒功，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候、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任两江总督。
剿灭太平军之后，曾国藩的功名事业如日中天，此时他却极度冷静，毅然上疏，请求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以解除朝廷对他的戒心和疑虑。
四、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创者，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
1867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
1870年6月，天津发生教案，曾国藩奉命前往查办，屈从法国势力，处决、遣戍官民数十人，受到社会舆论谴责。
9月，曾国藩还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重视采用外国军火，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1861年，设立安庆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又试制小火轮船。1863年，造成“黄鹄”号轮船，并派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1865年至1866年，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后为之积极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成为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创者。
曾国藩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位。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1872年3月），曾国藩在南京病卒。朝廷赠太傅，谥文正。后人辑其所著诗、文、奏章、批牍等，为《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跌挫，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的成功者并不多见，故而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后来者推崇其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是从晚清官吏到现代很多人都崇拜的人物。
五、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曾国藩20岁时，有一位欧阳老师见他聪明好学，推算他的“命运八字”也不错，便有心当“月老”，给曾国藩介绍了一个姓周的大富户家的女儿。
周家起初满口答应，并选择吉日填庚（订婚），曾家也非常欢喜，积极筹办聘礼与酒宴。
谁知，到了双方商定填庚的那一天，曾家的客人陆续赶来，而周家的贵宾却迟迟未到。当媒人的欧阳先生急了，忙打发人去周家催请。过了好大时辰，派去的人回来说：“周家的老爷、夫人与小姐商量，认为两家门不当户不对，男的又无功名，周小姐不肯定亲，决定废约。”
这下把曾家上下都急坏了。酒席办好了，客人都请来了，怎么圆场呢？欧阳先生骑虎难下，只好移花接木，与曾国藩父子商议：“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没别的办法，如若你们不嫌弃鄙人门第低微、家境清贫，我家倒有小女，粗识文墨，又工女红，只是相貌丑点（曾患天花，脸上有麻点），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两家结为秦晋如何？”
就这样，欧阳先生的女儿成了曾国藩夫人。
曾国藩与欧阳夫人一共生了三个儿子，长子纪弟，两岁就夭折了，以后生的纪泽、纪鸿，均长大成人。曾国藩对儿子的教育是下了功夫的。曾国藩一再表示：“不愿子孙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为了儿子读书明理，他规定儿子每天必须做四件事：看、读、写、作。“看、读”要五页字以上，“写”要写字100个，“作”——逢三逢八日作一文一诗。
尽管父子间常隔千里之遥，但曾国藩总是抓紧一切空隙，不厌其详地写信回家，细心指点。曾国藩的指点，很少摆出老子的架势，而是像朋友那样推心置腹，像老师那样循循善诱。他常用自己的得失启迪儿子，还要求儿子不要光学中国的经、史、子、集，天文算学，还要学习外国的知识，尽可能掌握更多的知识，这也是当时一般守旧昏庸的腐儒所难能做到的。
六、著名的爱国外交家曾纪泽，在日益腐败的清王朝，为清廷赢得了惟一的一次外交胜利
曾纪泽（1839-1890），在父亲曾国藩的引导下，不但中国的诗文书画均有造诣，对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及语言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人们往往以“学贯中西”誉之。
他写过《几何原本序》、《文法举稿序》、《西学述略序》等文章，对当时传播的西方科学起过一定的作用。他还自学多国文字，通晓英语。
曾纪泽后来成为晚清著名的外交家，做过出使英、法、德、俄四国的钦差大臣，后任驻俄公使。
任驻俄公使期间，曾纪泽将使馆馆址由租赁改为自建，亲自负责图书、器物购置，务使使馆规模不失大国风度，亦不流于奢靡。
他驻外操守坚正，节约公费，倡导廉洁之风，为驻地国家的官员们敬重。
光绪四年（1878年6月），清政府派吏部左侍郎崇厚赴俄谈判索回失地。崇厚在沙俄的威胁下，在清廷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除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大片富饶的领土外，还赔款500万卢布。伊黎名义上归还中国，实际上成了“控守弥难”的一座残破空城。
清廷得知后极为震怒，于光绪六年（1880年）任命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大臣，与沙俄谈判修改崇厚擅自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
曾纪泽据理力争，态度强硬，终于迫使沙俄废除了《里瓦几亚条约》，于1881年2月24日，在彼得堡重新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除收复了伊犁九城长600里、宽200里的土地外，还夺回了崇厚条约中被割去的伊犁南部长400里、宽200余里的特克里斯河一带的广大地区，废除了沙俄在新疆一带的许多特权，挽回了部分领土主权。这在日益腐败的清王朝，是惟一的一次外交胜利。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身为清政府驻法大臣的曾纪泽正在病中，但他坚守岗位，不断抗议法政府挑衅，主张“坚持不让”，“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与法人争辩，始终不挠。又疏筹“备御六策”。
光绪十年（1884年3月），曾纪泽卸驻法大臣职，旋晋任兵部右侍郎，仍为驻英、俄大臣，与英国议定洋药税厘并征条约，几经周折，终于为清政府争回每年增加烟税白银200多万两。 光绪十二年（1886年6月），曾纪泽离英返国，帮办海军事务，协助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旋为兵部侍郎入总理衙门，后调户部，兼署刑部、吏部等部侍郎。
曾纪泽再次出洋时，订造了“致远”、“靖远”号军舰。订购军舰时，为了不受制于洋人，他深入学习近代海军知识，在有关舰船技术上的论述极有见地。
在此期间，他还亲自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普天乐》。
他关心外交诸事，如驻外领事部署，何地当设，何地宜缓，何地不应设，都随时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议。
他在外交界享有盛誉，与郭嵩焘齐名，时人并称“郭曾”。
出使英国期间，他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指出外来的侵略足以“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中国的“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对民族振兴满怀信心。
光绪十六年（1890年），曾纪泽卒于任上，享年51岁，谥惠敏。
曾纪泽去世后，江南制造总局汇编刊印其奏章数卷、文集五卷、诗集四卷、出使日记二卷，后辑为《曾惠敏公遗集》行世。
七、天才数学家曾纪鸿
曾纪鸿（1848-1881），曾国藩次子，比曾纪泽小9岁。
少年曾纪鸿对“四书”、“五经”不甚感兴趣，却对算学情有独钟。曾纪鸿与兄纪泽并精算术，尤爱西方人之代数，锐思勇进，创立新法，同辈多心折。
“知子莫若父”，曾国藩知道此子不可能走科举成功之路，于是在家书中便有“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等语。曾纪鸿秉承父训，越发喜欢攻研数学。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其父刚刚受封侯爵，16岁的曾纪鸿正好去长沙参加乡试。当时，政治腐败，科举考试盛行递条子、开后门，曾国藩怕儿子误入歧途，在开考前的七月七日写信给纪鸿说：“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考完发榜之前，曾国藩又怕儿子活动，又于七月二十四日去信告诫儿子：“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
这次乡试，纪鸿榜上无名。以后多次应试，仅得个“胜录附贡生”。
难得的是，纪鸿始终未送条子，曾国藩也没给主考官打过任何招呼。在特权盛行的封建官场，实在难能可贵。
曾国藩去世后，曾纪鸿被恩赏为举人，充兵部武选司郎官。但他不热衷于仕途，酷爱数学，并通天文、地理、舆图诸学。
曾纪鸿后来自学成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有《对数评解》、《圆率考真图解》、《粟布演草》等数学专著传世。他还是以丁取忠为首的白芙堂算学团体的成员之一，曾与丁取忠、左潜、吴嘉善、李善兰、黄宗宪合著多部数学著作，后收入“白芙堂算学丛书”。
当时国际上推算圆周率最高水平只能算到40位，曾纪鸿吸取古今中外学术成果，悉心构思，创选新法，反复推算月余，达到100位，这在当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等书中充分肯定了曾纪鸿在数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可惜的是，由于平时勤奋用心过度，曾纪鸿大业未竞便英年早逝，年仅33岁。
八、幺女曾纪芬
曾国藩幺女曾纪芬（1852-1942），湖南人称她为“满小姐”，年老后被人尊称为“崇德老人”。丈夫是上海道台（相当于后来的上海市市长）聂缉椝。
聂家花园占地数十亩，是一座中西合璧的海派园林。
曾纪芬一生秉承曾家家训，起居定时，饮食节制，勤俭持家。每年必恭书其父的“伎求诗”数遍，其书法颇得其父之真传，当年沪上很多上流家庭都挂有她的墨宝。
曾纪芬最小的女儿聂其璧出生于1900年。
曾纪芬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周总要在小女聂其璧的陪同下，到虹口景灵堂做礼拜。当时，宋子文和宋美龄兄妹已留学归国，住在虹口附近，每周也陪同其母亲倪桂珍到景灵堂做礼拜。两家人见面，少不了寒暄一番，日子久了就熟悉起来，两家的小姐也常相互走动，于是，聂其璧闺中密友宋美龄也就成了聂家花园的常客。
当时宋家老太爷宋耀如已仙逝，大姐宋霭龄虽嫁孔祥熙，但孔祥熙还未飞黄腾达；二姐宋庆龄虽嫁孙中山，但辛亥革命后南北对峙，形势复杂，生活仍不稳定；宋子文归国后头几年并不顺利，甚至在追求晚清洋务重臣盛宣怀的七女儿盛爱颐时，盛家一度嫌他穷，而未能结成秦晋。聂其璧之父时任上海道台，自己又是曾国藩的外孙女，其三哥聂云台又是大实业家、上海总商会会长，彼时家势比宋家要显赫得多。
1923年，聂其璧结婚，新郎是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务长的周仁教授。聂其璧义无反顾地要嫁给这位从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回来的清贫教授。后来，周仁教授成了国内著名的冶金专家和陶瓷专家，是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发起人之一。
出嫁前，聂、周两家老太太一起商量，邀请尚在闺阁的宋美龄充当聂其璧的傧相，宋美龄爽快地答应了。婚礼当日，宋美龄穿着一身漂亮的衣裙，戴着一串珍珠项链来到聂家。但令宋美龄意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竟让聂其璧在几十年后的“文革”中备受冲击，差一点没被斗死。
丈夫去世后，聂其璧的生活非常艰难，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周仁教授得以平反，聂其璧的生活才有所好转，每周还有一天可以免费用公家的车。
聂其璧感情丰富，急他人之所急，亲戚和朋友中无论贫富，她一视同仁。若有谁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位昔日上海的名媛便会出手相助。
1990年，聂其璧在上海溘然长逝。
九、曾宝森、曾约农姐弟
按照曾氏族谱“国、纪、广、昭”的排列，曾国藩直系第四代即“昭”字辈15人。
封建规定，族谱上不上自家女子，但曾氏族谱上却上了两个女子的名字——宝荪、宝菡，前面均冠有“贞女”二字，那是终身不嫁的意思。
曾国藩的直系后裔很少做官，很多女性终身未嫁。这未嫁的15人中除昭润、昭揆20岁早逝，昭榕于24岁早逝外，其余12人均取得了高等教育的学历，且多为海外留学生，各有专长。
曾宝荪、曾约农姐弟两是同辈（昭字辈）男女中年纪最大的，同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英国留学归国后，姐弟在长沙创办艺芳女校。 抗战胜利后，1946年，在长沙建成克强学院，曾约农受命为院长。曾宝荪则重建艺芳女校。
曾宝荪为“国大代表”。
解放前夕，姐弟二人经香港去了台湾，曾宝荪继续任“国大代表”，于1978年病故，时年85岁；曾约农任台湾大学教授，是东海大学第一任校长，于1987年病故，时年95岁。
其他兄弟姐妹，除流落海外的，留在大陆的有昭权、昭棉、昭谏与宝菡。其中，除宝菡行医外，其他都在文化教育界谋职，昭权曾任湖南大学电机系主任、教授，“文革”时死于武汉。昭棉退休前在湖南广播电视台任工程师，昭谏退休后在北京居住。
十、化学家曾广植
曾国藩兄弟五人，他们依次排列是：曾国藩、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曾氏五兄弟，共有6个儿子，14个孙子，41个曾孙，第五、六代遍布海内外。这五房后代中，没有一个是败家子、刑事犯罪分子，不少都是才华卓著、颇有影响的人物，这里仅介绍其中留在大陆的4位。
曾广植是曾国华的孙子，1948年赴美国留学，入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1950年入俄亥俄州大学攻读有机化学，1952年获硕士学位。
1956年，他响应祖国号召，欲回祖国服务，被美国移民局非法关进精神病院，折磨达14个月之久，但他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毫不动摇，美国移民局只得宣布将他“驱逐出境”。
1957年7月，他终于回到他朝思暮想的祖国。回国后，历任中科院上海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他领导的科研小组发明的甜味剂（无毒糖精）引起了国内外科学界的重视，此项成果已在美国应用，并获得了专利权。
十一、革命家曾宪植
曾宪植（1910-1989）是曾国荃的玄孙女。曾国荃人称九帅，是曾国藩四个弟弟中最有成就者，其官职可与其兄长曾国藩比肩。
曾宪植大革命时期就读于长沙女子师范，受校长徐特立的影响，倾向革命，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女生队。
曾宪植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曾宪植因组织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示威游行，被反动当局逮捕并投入监狱。经中共地下组织营救，出狱后，由党派往日本留学，1931年回国。
1937年，曾宪植在武汉《新华日报》社工作，1939年转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任交通联络员。1941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后在中央军委敌工部工作。1946年1月，随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南京，任中共代表团成员邓颖超秘书。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搀扶宋庆龄随毛泽东、朱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就是曾宪植；当天下午3时，在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站在周恩来旁边的那位女士就是曾宪植。
新中国成立后，曾宪植在全国妇联担任领导工作。她对同志真诚相待，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文革”伊始，曾宪植最先受到冲击，造反派批判她是一把大黑伞，还罗列出72个小鬼，在这把大黑伞下受到庇护。
曾宪植后被送到河北衡水县疙瘩头村的全国妇联“五·七”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受到了非人的虐待，还被作为专政对象假枪毙过。
曾宪植曾是叶剑英元帅的夫人，与叶帅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叶选宁（叶新平）。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因两人工作都很忙，儿子便交给了住在湖南老家的曾宪植的父亲曾镇渭代为抚养，同时送来的还有叶帅与前妻生的儿子叶选平。
两兄弟在曾家长大、上学，叶帅也曾多次来曾家看望儿子。
叶选平离开曾家较早，叶选宁直到解放初，在叶帅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市长时才被接走。
叶选宁后来在国防部工作，“文革”中被以反革命“恶攻罪”判入狱两年，后被遣送到渤海湾边一所农场监督劳动，在一次往粉碎机里送料时，不幸被机器轧断右臂，落下终身残疾。现在左手写字，书法亦精。
1974年，曾宪植唯一的儿子叶选宁从北京去衡水看望妈妈，见妈妈疾病缠身，憔悴不堪，很是伤心。回到北京后，叶选宁用左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请求批准他母亲回京治病。两天后，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同意他的请求，请恩来同志予以安排。”当日晚，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一辆卧车载着军代表驶向衡水，次日，曾宪植被接回北京，住进北京阜外医院就医，总算得以保留性命。
曾宪植在全国妇联工作40年，历任全国妇联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又先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1989年10月11日，曾宪植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有一副挽联对她给予很高评价，其联曰：
为党想，为人想，把荣誉推出去，将责任揽过来，斥骂赞许不顾，志比泰山若沧海；
不计得，不计失，是真理拼命干，有意见当面提，上下亲疏弗论，情同白玉贯长虹。
十二、杰出教授曾昭抡
曾昭抡（1899-1967），是曾国藩大弟曾国潢的曾孙。
曾昭抡出身不折不扣的“贵族世家”，但他身上毫无骄娇二气，相反却充满了科学精神，堪称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者和化学研究的开拓者。
1920年，曾昭抡在清华学堂高等科毕业后赴美留学，1928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中央大学化工系主任兼教授。后应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刘树杞之邀，任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兼教授。
曾昭抡深得曾氏家族循规蹈矩、从不取巧的务实遗风，把北大化学系建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中心。
1937年8月，北平沦陷后，曾昭抡来到上海，迎接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夫人俞大絪。俞大絪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署长、国民党逃台后的“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维后来跟蒋经国成了儿女亲家。俞大絪还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往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西南联大，曾昭抡讲授有机化学、无机工业化学，是联大化学系开课最多的教授。
他学识渊博，拥有旺盛的求知欲，能文能武，下笔千言，一挥而就。 曾昭抡是个工作狂，在科学探索的深度和专业水平上，在当时的西南联大无人能出其右。
他不仅是化学方面的专业人才，还是一个出色的军事评论家和国际形势的分析家。在一次公开演讲时，他推断盟军将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登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后来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登陆的时间与曾教授的推断仅差两天，而地点诺曼底则完全相同。他的推断深得英国军事家的赞许。
俞大絪没有陪同丈夫来昆明，在重庆中央大学任西语系教授，夫妻分居两地。
曾昭抡不修边幅，外表一副“邋遢相”。联大的学生喜欢这个淳朴谦和的教授，因为他很容易与学生打成一片。他从不拒绝学生的邀请，自在地与他们一起吃饭、休息，参加政治辩论。跑防空警报在外烧饭时，他会和其他人一起捡柴火。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向日军发出最后通牒，敦促其立即无条件投降。8月6日，日本广岛落下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8月9日，一颗名为“胖子”的原子弹又在长崎爆炸。
8月15日上午，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发布了投降诏书。
当日本上空升腾起蘑菇云时，曾昭抡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由此即进入原子能时代，原子能将对世界局势产生重要影响。于是，他在“第一时间”写出了《从原子弹说起》一文，1945年9月9日，发表在昆明《正义报》上。
曾昭抡迅速写出这篇文章，其目的在于普及科学，满足联大学生以及云南民众的好奇心，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当时，蒋介石相当关注美国原子弹爆炸和苏联、日本等国研究原子弹的情况，由此产生了自行制造原子弹的最初想法。而军政部部长陈诚和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就是具体执行中国自行研制原子弹计划的关键人物。
1945年8月至9月间，俞大维首先找到自己的妹婿曾昭抡，商量中国研究原子弹和筹设研究机构之事。
曾昭抡提出，要搞原子弹，必须从数理化等基础研究做起，于是向俞大维推荐了西南联大教授吴大猷、华罗庚两人参与此事，并提出要选拔优秀年轻人加以培养。
1945年秋，军政部长陈诚邀请吴大猷、华罗庚到重庆，商讨如何开展原子弹研究工作。
吴大猷到重庆后，受到蒋介石的召见。
陈诚、俞大维接受了吴大猷关于派遣物理、化学、数学方面的人员赴美考察的建议，当即请吴大猷负责物理，华罗庚负责数学，曾昭抡负责化学。
1946年6月，“原子能研究委员会”正式组成，成员有俞大维、曾昭抡、吴大猷、华罗庚、郑华炽等11人。
1946年夏天，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大科学家先后赴美。
由于是由中国军政部介绍的，曾昭抡最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原子研究机构见习，那里有研究必须的重要设备——回旋加速器。
起初，实验室负责人还让曾昭抡参观放射化学试验，但后来就对他戒备起来。
美国不在原子弹研究和制造方面给予中国支持和帮助，三教授考察原子弹研究制造之事很难进行。而此时，国内国共内战正酣，国民党要军费不要科研经费。最后终因内战军费支出过于庞大，使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如昙花一现。
国民党研制原子弹的“种子计划”虽然胎死腹中，但对曾昭抡来说，他仍把研究原子弹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后来，他又去英国进行学术考察。
1947年12月，曾昭抡由西欧乘轮船返国。到香港停留时，朋友劝他暂在香港住下。在香港逗留期间，他将在美国和英国考察期间所获学术资料分析整理，汲取当时最新研究成果，写成了专著《原子与原子能》，1950年3月由三联书店出版。
曾昭抡早在昆明时就加入了民盟，还曾因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腐败政治，一度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1949年，当曾氏家族成员纷纷移居台湾或者海外时，曾昭抡却义无反顾地从香港回到了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曾昭抡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中科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的中科院院士）。
1953年高等教育部成立后，曾昭抡任高教部副部长，主管全国理工科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高教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做了大量工作。
1957年，风云突变，曾昭抡由高教部副部长一下子变成了“大右派”。
1958年3月，曾昭抡被调到武汉大学执教。这时他已经身患癌症，但仍然努力工作，组织撰写了“元素有机化学”丛书，并亲自执笔撰写了第一册《通论》。
1966年6月，武汉大学开始大乱，曾昭抡保存的大量日记在破“四旧”抄家运动中灰飞烟灭。曾昭抡则被冠以“全国大右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曾国藩的孝子贤孙”等罪名进行批斗。在这种折磨下，他的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他的身体，他病倒了，被送到邻近的湖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普通病房治疗。
1966年8月24日，曾昭抡的夫人俞大絪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之后，在北京家中自杀身亡。曾昭抡为自己几十年恩爱妻子突然惨死，却未能见上最后一面极而度悲伤。
1967年12月8日，一代宗师曾昭抡默默地离开了人世，终年68岁。
曾昭抡和俞大絪未生育子女，一代英才的骨灰被他的远房亲戚捧走，洒入滚滚长江之中。
十三、考古学家曾昭燏
曾昭燏（1907-1964），是曾昭抡的妹妹，曾国藩二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
1923年，刚满14岁的曾昭燏与姐姐曾昭浚一起离开湘乡荷叶镇来到长沙，进入堂三姐曾宝荪创办的艺芳女子中学读书。
1929年夏，20岁的曾昭燏于长沙艺芳中学毕业，报考中央大学，被外文系录取，一年后，转入了中文系。中央大学毕业后，又于1934年秋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深造。
1935年3月初，曾昭燏在两位兄长的资助下赴英伦求学，选择了连许多男性都望而却步的田野考古学，进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专业——她是中国首位赴海外攻读考古学的女性。
1937年6月初，曾昭燏以学术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获文学硕士学位。这篇论文实乃一部专著，这是她留学海外数年的收获，也是她的成名之作，由此奠定了曾昭燏在学术界的地位。 6月底，曾昭燏按照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约定的学习计划，赴德国柏林博物馆，进行为期十个月的考古实习。作为研究员，她参加了柏林地区及什列斯威格田野的考古发掘。
12月18日，曾昭燏突然从报上看到了南京失陷的消息，顿时痛哭失声。
1938年1月31日，曾昭燏完成了实习课程后返英，出任伦敦大学叶慈教授的助教。几个月后，她感到国难当头，便主动放弃了留在英国工作和戴上博士帽子的双重心愿，决心回国效力。
1939年初，曾昭燏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参加了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的苍洱古迹考察团，于1939年2月9日赴云南大理苍山洱海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掘。
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运用外国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进行的“锄头考古”活动。借此际遇，曾昭燏大显身手，首次向中国考古界展示了她卓越的才华和广博的学识，发掘成果极为惊人。经研究整理，考古学家认定，云南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有着很大差异，故定名为“苍河文化”。这是她与其他考古学家对中国西南部考古的一大贡献。
1941年2月。此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已迁至四川李庄镇。曾昭燏因出众的学术才能和组织能力，被任命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随后，刚刚三十岁出头的曾昭燏，参与彭山汉代崖墓的大规模调查发掘，完全按近代田野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操作，使田野考古学上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1942年，曾昭燏与吴金鼎合编《云南苍洱考古报告》，是研究云南地方史的珍贵资料。还与人合撰《博物馆》一书，扼要叙述了博物馆工作各方面的基本知识，是中国具有开创性的博物学研究代表著作。
1947年1月，在曾昭燏的具体操持下，中央博物院主体大殿修建工程开始，至年底按计划竣工。此项工作使曾昭燏在政学两界人士和同事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其间，曾昭燏充分展示了她的聪明才智和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
自1948年12月至翌年4月，曾昭燏坚决反对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运往台湾。1949年4月14日，她在上海与徐森玉、王家楫等联名写信，呼吁将已运往台湾的文运回大陆。
1950年3月9日，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改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曾昭燏任副院长兼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同年10月，曾昭燏主持对南京祖堂山南唐二陵（李弁、李璟）正式发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运用科学方法发掘的封建帝王陵墓。
南唐二陵发掘成功后，曾昭燏信心倍增，又于1954年3月，以华东文物工作队队长的身份，率领南博同仁与山东省文管会，共同发掘了著名的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收获颇丰。
1954年9月9日那天，曾昭燏出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兼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社联副主席等职，后来又加入九三学社。
1955年至1958年，曾昭燏率领文物工作队，先后四次对南京北阴阳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其间，安徽寿县发现蔡侯大墓，曾昭燏又率队于1955年5月至6月，转赴安徽与当地文物工作者一起对蔡侯墓进行发掘、清理，对出土的大批珍贵文物想尽办法进行有效保护、收藏。
曾昭燏领导的南博，与夏鼐主持日常工作的北京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南北呼应。曾昭燏与夏鼐作为业内两只仅有的留英“海龟”和这一领域的顶尖学者，被当时文博界称为一对儿并驾齐驱的魁首，有“南曾北夏”之称。
1956年，曾昭燏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会议，其间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宴请。宴会上，毛泽东与曾昭燏等几位女性“碰了杯，喝了酒”，天南地北地畅谈了一通。当问及曾昭燏的身世与职业时，毛泽东自是大感兴趣，对曾氏家庭的历史与功绩谈了一番。
毛泽东对曾昭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一次讲话中特地提到曾昭燏，说“曾国藩的后代，还有个叫曾昭燏的”。
从1956年开始，曾昭燏真诚地“三省吾身”——每日都要反思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政治形势和党的要求。而这之后，二哥曾昭抡被打成右派后又身患癌症，大哥昭承之子曾宪洛逃离劳改农场后死活不知，使曾昭燏的痛苦与恐慌随之加深、加重。
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临，曾昭燏感到了一种更加剧烈的痛苦、迷惘与恐惧。曾氏家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家庭”已是铁板钉钉，她必须拼尽全力来应付这场对自己来说凶多吉少的风浪。此时曾昭燏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明显消瘦无力，无精打采。
1964年3月，曾昭燏在巨大的压力下精神崩溃，患上了忧郁症，不得不入住南京丁山疗养院接受医治。
1964年12月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当曾昭燏躺在病床上收到烫金的代表证书时，先是目光呆滞，毫无表情，继而潸然泪下。送证书者一看对方精神状态处于崩溃的边缘，遂好言相慰，启发她放下一切思想包袱与生活烦忧，勇敢、理性、热情地投入伟大的“社教”运动中来，展开双臂拥抱火热的社会主义新生活。面对风雨共济几十年的这位老同事那充满善意和真诚的目光，曾昭燏凄然地说：“别再宽慰吧，我不行了！”
1964年12月22日，曾昭燏来到灵谷寺，登上高耸的灵谷塔，凌空一跃而下……
一代女杰与世长辞。她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对中国文物的发掘和保护作出了突出贡献。
她终身未婚，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考古、博物馆事业。
曾昭燏生前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全国人大第三届代表。一生著述颇丰。
2009年，是曾昭燏诞辰100周年。11月26日，南京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两岸三地的曾昭燏生前同仁、亲属以及博物界的专家、学者共30多位嘉宾，出席了纪念活动和曾昭燏追思研讨会。